王艳 李月军: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概念译介及其本土化问题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 次 更新时间:2019-01-03 00:42:50

进入专题: 政治学概念   本土化  

王艳   李月军  

   内容提要: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对外来政治学概念的翻译引介。政治学概念的译介不仅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政治实践进步,还为中外政治学交流提供了平台。但同时译介及其本土化过程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译介差异导致概念使用混乱、本土化程度偏低、本土化中的功利主义倾向等。要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准确介绍引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找准引入概念和中国现实需求的结合点。

   关 键 词:政治学概念  翻译  引介  本土化

  

   一、政治学概念译介的基本情况与本土化问题的提出

  

   政治学概念是对政治活动的规律性总结,它应当对政治现实及发展规律有解释力。然而纵观当今政治学概念,源自中国本土原创概念较少,而且对现实的解释力也落后于发展的需要,这与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路径有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当代中国政治学起步于对西方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翻译和阐释。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政治学研究最主要的工作是翻译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西方现代政治学名著和西方经典著作翻译及重译等。各大出版社纷纷推出了“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二十世纪文库”、“政治学丛书”、“汉译经典译丛”、“海外中国系列”、“政治理论译丛”等译介系列。译介的繁荣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但同时也使中国学者所用的概念、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沿用于西方。政治学进入中国一开始就是以这种“输入”的方式进行的,以致于一段时间内政治学者“言必称西方”。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主流政治学界基本不讨论中国学者提出的问题,这种反差凸显了中国政治学的不足——“没有能力与西方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更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语系”①。1995年,许纪霖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上发出“学术的本土化与世界化”的追问,指出“本土化,不仅指用西方的学理回应本土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社会科学学理本身的本土化,逐渐建立起中国的社会科学分析架构”②。

   2000年以后,中国政治学界开始大规模地讨论本土化建设的问题。中国政治学界以中国现实为基础,提出了“压力型体制”、“增量民主”、“差序政府信任”等一系列本土化的政治学概念。但是实现政治学本土化在该阶段还仅仅停留在讨论中。“有学者统计了2000-2004年CSSCI收录的政治学文献,分析发现:被引用文献的语种,中文占全部的55.3%,而外文文献加译文文献则占约45%,比例大大超出人文社会科学的外文文献平均被引率(约33%);在被引用10次以上的期刊论文中,不仅前5名全都是外文论文,而且大部分都是外文论文,占比超过2/3。”③

   一个国家的政治学发展应以该国的政治实践发展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急剧变化为学界构建本土政治学话语奠定了实践基础;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让中国政治发展有了“道路自信”,也给中国政治学概念本土化以“理论自信”。因此,主张“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并不是主张夜郎自大、闭门造车,而是批判地吸收、创造性地思考。

  

   二、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概念译介及其本土化的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译介引入的政治学概念繁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全球化、风险社会、依附理论、社会资本、市民社会、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电子民主、共识民主、第三条道路、公域私域、法团主义、新制度主义、预算民主化、政府过程、政治文化、法治、治理、回应(责任)型政府等。国内政治学者在引进这些概念的同时,努力使之本土化,并创建新的政治学概念与术语。这些政治学概念不仅推动了政治学自身的发展和中国政治实践发展与进步,同时,还为中外政治学交流、外交实践提供了共享性概念和话语。

   首先,增加了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存量。政治学概念是政治学理论的基础,是政治学研究与叙事的基本单元,我们不可能抛开概念来从事政治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引入的政治学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观念或思想,同时,它们的产生背景、演变过程及影响,都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又是对这些活动的归纳与提炼。因此,国内政治学者在翻译、使用这些政治学概念时,首先对这些概念的背景进行了梳理。另外,以政治学概念为主题的学术译丛相继出版,丰富了国内学术界的知识存量,既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政治学的最新知识与研究进展提供了基本索引,又为政治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新视角。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以译介引入的政治学概念为视角分析中国政治现象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就用译介的新权威主义概念解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社会发展,“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权威,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④。目前仍有学者在使用引入的“韧性权威主义”、“脆性权威主义”等概念分析中国的政治发展。如果说以译介引入的国外政治学概念为视角研究中国政治,仅仅是应用型的新进展,那么在应用过程中,学者们发现这些源自西方的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观察或解释中国政治现象时,就不得不去创造更为适合的新概念新理论,这就是政治学概念的本土化。比如有学者发现“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就不能完全涵盖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与特征。至少从起源上来看,当代中国国家建设既不是国家中心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中心主义的,而是政党中心主义的。因此,当代中国呈现出来的是“政党—国家—社会”关系,这与西方的“国家—社会”关系二分法有重大区别。这类在吸收译介政治学概念基础上的原创性概念与理论,体现了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努力的初步成果。

   第三,促进了中国政治学话语范式转换。政治学概念是构建政治学专业话语与学科体系的基本元素,政治学者们在政治概念、理论、话语体系上达成的基本共识为政治学学科体系提供了合法性支撑。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建立了以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概念为基础的传统政治话语体系,改革开放前建立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概念的政治话语体系,都难以称之为政治学学科体系。而且这两种政治话语体系取代甚至是消灭了政治学应有的独立学术概念及以此为基础的学术话语体系。改革开放后西方政治学概念的大量译介引入,本身就是改革开放过程的一部分,也体现了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专业化和自主性。

   第四,政治学概念译介及其本土化推动了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概念不仅是表述性的,还是建设性和分析性的,换言之,政治学概念不仅能帮助我们解释世界,还可以帮助我们改造世界。有些译介引入的政治学概念已被国家法律或各级政府法规、政策文件所引用,实现了从学术话语到国家话语或思维的转变。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治理”这一概念,其最早适用对象主要指自然环境,其含义也主要沿袭汉语中关于“治理”传统的含义,即统治与管理,它与以“Governance”为内涵的政治学中的治理概念有较大区别。但随着学术意义上的治理概念及其相关含义的译介引入,国家治理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学术意义上治理话语的某些元素或背后蕴含的思维。执政者在吸收政治学意义上的治理概念含义的基础上,根据本土需要创造出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概念,并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第五,为中外政治学者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必要的介质或议题。政治学概念和理论的译介、引入,为国内学者参与国际学术界关于这些问题的交流、对话和研究提供了共享性认知路径和讨论场域,避免了中外学术交流中“鸭同鸡讲”的问题。政治学学术概念和知识具有共通性,因此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而为人类所共享。另外,政治学概念的译介引入也为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对话中掌握主动话语权提供了可能。如前所述,国内学者从治理、善治等外来概念中受到启发,结合本土传统与实际,创新提出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等概念,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例如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开始讨论‘国家治理’这一概念,世界银行副行长也专门到北京找中国专家咨询以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⑤这一方面说明,译介引入的政治学概念要结合、整合中国经验,加以修正和本土化,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另一方面说明,中国政治学者应该依据中国本土实际,提出中国政治学的新概念,让中国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舞台发出声音。

  

   三、政治学概念译介及本土化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政治学中很多概念、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都来自西方,同时很多热门话题也由西方学者提出,如“协商民主”、“中产阶级”、“合法性”等。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得益于对西方理论、概念的译介,但同时也正是因为政治学属于“舶来品”,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问题。王绍光曾指出,“政治学本土化的要求无非是三条:批判的吸收、创造性的思考、平等的交流”⑥。然而从目前政治学概念译介及本土化情况来看,真正达到这三条标准的却不多。问题存在于翻译过程中、本土化过程中以及实践过程中,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政治学概念本土化的一个含义就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讲中国的概念。但本土化绝不意味着自说自话,而是有一套逻辑自洽,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体系中,某些概念可能是独有的,但是产生概念的学术逻辑却是共通的。近年来中国政治学也产生了一些好的概念,比如“压力型体制”、“抗争性社会”等概念就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认同。但是,总体而言,中国政治学所使用的很多概念都来自西方,西方学术界却甚少使用中国学者提出的概念来分析中国。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西方的学术霸权地位,也反映了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程度还比较低。

   (一)译介差异导致概念使用混乱

   中西语境差异巨大,一个英文单词可能有多种中文译法,但是在中文语境下,这些译法的含义不尽相同,这就导致很多学者明明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大家却在使用不同的词汇。比如,“civil society”一词,“在翻译的时候有‘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等几种译法,但在中文语境中,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别。‘市民社会’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中译名,它建立在社会两分法之上,传统上一直把它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民间社会’这一称谓比较广泛,但在不少学者特别是在政府官员眼中,它具有边缘化的色彩。‘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后引入的对‘civil society’的新译名,它建立在社会三分法之上,强调‘civil 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即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⑦。众所周知,只有规范的学科核心概念才能引导学科向纵深方向发展,如果在关键概念的理解方面,大家看法不一致,那么彼此之间很难就该问题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讨论,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利于学术进步的。这就要求研究人员在引入一个新的概念时,应该对英文中关于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详细地解释,在此基础上寻求最恰当的中文表述。

   (二)已有的词义和外来词义的混用

在对西方概念的译介中,可能会出现翻译的某一个概念恰好和中国政治生活中已经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某一概念重合。这就导致,一来人们会用已有的认知来理解新的概念,造成对西方概念的误解;二来彼此共用一个概念的学者,很难在一个平台展开对话。这既不利于对西方概念的理解,也不利于对中国现状的解释。比如“bureaucracy”一词,有译者将其译为“官僚制”。在中国的语境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政治学概念   本土化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科建设与动态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322.html
文章来源:《观察与思考》2018年 第4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