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各种外部历史条件变化给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将新闻传播学放置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40年的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分析主流知识界现代化方案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表现,可以发现,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型,特别是中国发展模式合法性的显著提升和西方社会政治境遇的转变,中国知识界从外部理想政治蓝图出发的转型方案遇到了明显困境。面对新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一轮调整,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面临着价值定位和理论框架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

　　 关键词： 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新闻传播学;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后金融危机时代

　　 一

　　 如果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40年发展单纯地看作一个与西方学术体系“接轨”的“现代化”过程, 就会忽视中国本土政治进程对这一学科思想路线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无论是改革头十年的指点江山、宏大叙事, 还是后三十年向专业领域的退守和深耕, 新闻传播学界的社会定位和学术取向始终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保持着积极的互动。

　　 中国城市改革伊始, “全盘现代化”的政治思维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一部分改革主导者的互动, 加强了他们重构上层建筑的信心, 也巩固了他们与此相配套的价值取向。包括新闻学者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将自己当时的文化政治表达认定为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在这里, “启蒙”不仅意味着除旧布新的变革意识, 还意味着他们有着十分明确而完整的“现代化”蓝图, 即按照成熟市场关系下的各种法权秩序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 直至重构整个中国的上层建筑领域。

　　 作为这个“现代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初期的新闻传播研究主要完成了几项相互承继的任务:一是努力推动新闻传播理论从“政治化”向“科学化”转型, 以此完成对中国前一个历史时期传播理念和传播机制的涤荡;二是建构“人类传播”由落后到先进的一套历史主义叙述, 以此确立西方社会商业传播模式下各种原则、伦理的合法性, 并廓清中国传播业的具体转型路径;三是提出了信息服务、受众需要、媒体属性、商品机制、新闻法等理解现代传播机制的“元问题”, 框定了日后新闻传播研究政治想象力的边界 。

　　 进入20世纪90年代, 虽然引入市场机制和发展商品经济仍然是改革的基本共识, 但国家决策核心对上层建筑领域的调整已不再有明确的外部蓝图作为参照目标, 而是让政治体制和宣传领域的改革实用性地服务于经济增长的需要, 其必要性仅仅在于“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这一时期, 市场经济所激发出的各种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高校和科研院所也顺应新的社会环境向着科层化、专业化的方向转型。新闻传播学者们开始以专家身份投入到市场经济和学科建设的各个分支领域。他们的思想气质、组织方式、社会地位和知识生产机制都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甚至有学者用“从政治新闻学向学术新闻学转变”来概括这一过程。

　　 然而, 这些变化却并不意味着“新启蒙”意识在主流知识界的终止。新的政治、制度条件带来的不是求知方向和价值定位的变化, 而更多是议题层次和话语策略的变化。在新闻传播学界的讨论中, 大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传播领域的现代法律体系与制度体系构建, 小到传媒行业的规制管理、传播业操作的专业伦理、各种媒体事件中的价值判断等等, 都在20世纪80年代所创设的同一套观念体系中各就其位, 只是议题的时代特色、表述的复杂程度和研究的专业规范等稍有变化 。在中国知识界的主流看来,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综合结果仍然不是未知的, 而是一个十分具体的历史状况, 一个被各种文化叙述建构的现代社会范型和“历史终点”。

　　 随着中国融入市场经济的程度逐渐加深, 各种新问题、新矛盾也开始涌现出来。在这一背景下, 到了20世纪末期, 中国知识分子在涉及历史、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阵营分化， “中国向何处去”重新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这集中体现在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及其对“新启蒙”共识的反思和扬弃上。然而, 在这些激烈的辩论中, 很少涉及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问题, 而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也基本上隔绝于这些宏大议题的讨论。这种现象当然不只存在于新闻传播学科。实际上, 参与公共问题争论的知识分子数量十分有限, 而且多数来自人文学科,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科学各个分支的知识资源已经被大量吸纳入行政领域和市场领域, 而人文学科的发展由于缺少相类似的市场动力, 反倒保留了一定的反思空间。因此, 这种现象本身即是一个学术研究中“专业性”和“独立性”之间的悖论关系使然。

　　 然而, 在新闻传播学界, 正是因为缺少了对市场社会权力关系运作的必要反思, 导致“专业性”和“独立性”之间形成了一个完全正相关的“话语接合” (articulation) 。这特别体现在知识分子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 以及这些讨论背后关于“国家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等一系列政治预设之上, 其中可以体察到色彩鲜明的冷战思想遗产 。即使是到了后金融危机时代, 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几乎无法继续的条件下, 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倡导仍然是这一学科主流知识分子坚定的价值导向, 足见“新启蒙”意识在新闻传播学科中的强大延续性 。

　　 隐藏在“专业性”与“独立性”这一话语接合背后的自然是早期“政治宣传”与“信息服务”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讨论, 以及从中引发出的对新闻商品属性的确认。这一前后接续的理论思维给传媒领域大规模引入商业模式确立了极大的合法性。当“市场化/专业化”准则的确立在中国大众传播的发展中被视为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控制走向自主的过程, 市场选择机制所产生的各种传播资源分配不公正问题也就很难成为一个新闻传播学所关注的严肃话题。更重要的是, 学者们很少注意到, 伴随着传播资源的不均衡配置, 新生的市场化媒体正在扮演着重新整合社会力量的“政治作用”:以注意力经济和广告营收为主要运作方式的都市传媒一方面占有大量舆论权力, 另一方面又由于经济理性的原因集中倒向社会优势群体和大众消费文化, 这在很大程度上损耗了国家传播资源的公共服务功能和群众代表性。正是由于新闻传播研究在整体上仍然沿袭了冷战末期的“新启蒙”意识, 而没有纳入关于市场关系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充分辩论, 中国传媒领域的这一重要变化只能停留在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 。

　　 二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 改革开放过程中, 中国知识界于冷战末期形成的现代化方案虽然经历了各种能指转换, 但基本上得到了延续。由于市场机制对知识生产的强大吸纳能力, 加之商业媒体对精英话语的强力催化, 存在于知识界中的小范围争论和反思远不具备撼动这些现代化方案主导地位的能量。在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的年代里, 期待引入西方市场经济法权关系和社会文化运行机制的主流知识分子阵营与规定了制度改造基本底线, 并以增长和发展为导向的实用主义官方决策体系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政治张力, 但却能够谨慎地维系相互之间的平衡关系。然而, 一旦历史条件发生变化, 话语权力的天平就会发生倾斜。当下的主流知识群体正处在这种新时期变动下的“失衡”之中。

　　 首先, 中国在40年中未曾动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因为经济和科技上的巨大成就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基础, 这极大地削弱了主流知识界现代化方案的影响力, 使得他们原本清晰的“转型”方向开始变得模糊。后金融危机时代, 随着中国逐渐转变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被动追赶者角色, 围绕国家主体形成的发展主义表述在大众中获得了更多的正面呼应, 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开始着力于以“中国模式”“中国特色”“中国奇迹”来概括近40年的发展经验, 由此, 聚焦于融入全球普遍性发展路径的知识群体开始面临越发严峻的信任危机。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 要想实现学者们心目中理想的传媒制度体系和伦理体系, 前提就是超越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土壤和传统实践范式。对他们来说, 传播观念的转型本应是一个从此岸跳跃到彼岸的过程。对中国本土经验合法性的强化显然给这一历史使命的实现制造了巨大障碍。正因为如此, 我们会看到近些年来从主流学者到商业媒体对“模式”“特色”“奇迹”的各种拒斥和嘲讽。他们仍然坚持, 不符合普遍主义进步方案和理想政治蓝图的发展不具有合法性。这样, 原本存在于官方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现代化方案分歧不但日益明朗化, 而且已经转移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议性话题。至少, 随着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变化, 对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忽视已经变得不再可能。

　　 更重要的是, 正是新启蒙思想的追随者们在改革开放后尽力埋葬的许多传统政治遗产在中国的发展成就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这给现代化的原宗教旨带来了更大打击。例如, 中国在20世纪所建立的完善主权体系和国家能力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坍塌, 也没有随着进入世界贸易体系而大幅削弱。全球化时代所奉行的华盛顿共识在改革开放决策者那里最终只获得了实用性和策略性的应对。这种对基础性国家能力的坚持成为中国经济与科技实力迅速提升的必要条件。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国家的保护和扶持, 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信息科技、信息服务等充当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引擎的领域可以一跃跻身世界前列。而“国家”的在场是现代治理的综合方案, 它不仅影响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前沿领域, 也自然会维持对文化和社会舆论领域进行基础性干预的能力。

　　 此外, 中国20世纪的现代革命涤荡了传统社会基于性别和阶级的众多不平等要素, 在改革开放之前打造了一个虽然水平有限, 但是覆盖面巨大的公共服务体系。这一建设成果与一些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传统文化因素相结合, 使得中国基层劳动者的现代意识、组织化程度、文化水平、劳动技能都远胜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改革开放后, 这些原本基于能力平等观念的社会主义福利意外地保障了中国社会对商品经济生产和消费的适应能力。在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的初期, 由于缺少对农村经济和传统工业领域的保护, 大量优质劳动力向中心城市迁移, 支撑了中国新兴制造业的低成本快速发展。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和积累, 当中国开始向服务业转型的时候, 一个体量庞大且生机勃勃的城镇消费群体又创造了全球发展最为迅猛的商品市场, 其相当可观的购买能力和发展潜力正赋予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更多的主动性。这个经济发展中“人”的因素, 离不开常常被新启蒙思潮所否定的革命历史遗产, 让很多新兴经济体国家望尘莫及。这也是为什么贫富差距和知识鸿沟过大的印度和消费市场规模十分有限的俄罗斯难以产生“奇迹”的重要原因。

        中国整体经济状况和国际地位的变化不仅给主流知识分子的观念框架带来直接的挑战, 还通过引发社会舆论变革而动摇了长期稳定的精英话语体系。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文化的代际更替和地缘更替上。出生于1990年代以后的新一代都市青年与以往的中产阶级有着明显差异, 在市场经济和消费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几乎完全外在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众多历史性争论, 也因此甩掉了作为“现代中国人”的各种思想包袱, 并且正以独特的文化实践抹去各种宏大讨论与“小时代”生活的相关性。与此同时, 随着网络经济和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 一个被知识精英戏谑为“小镇青年”的新兴力量也在大都市文化圈之外异军突起, 常常与中心城市的中产阶级文化形成对峙局面, 显著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舆论格局。在“中国崛起”这个被长期建构的历史语境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