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 张慧瑜 王洪喆:以媒介作为方法:关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发展路径的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 次 更新时间:2021-07-28 10:46:56

进入专题: 中国新闻传播学   本土化   方法论  

王维佳   张慧瑜   王洪喆  

   摘要:本文三位作者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学科知识视野、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的问题。以中国为"坐标"放眼世界,作者们首先关注了当代知识生产中本土与国际、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继而将"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格局的变化作为背景,讨论如何以媒介为方法去回应各种新的时代命题。最后,本文提出新一代学者应该在认识论、方法论和知识视野上开辟新的格局,解决学术生产专业化与实践知识匮乏的难题。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闻学; 国际传播; 基层传播; 技术与政治

  

   一、 “中国特色”:本土与国际的辩证理解

  

   王维佳: 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道路是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屡被提及的概念。新的时势环境使得学术知识生产中“国际”与“本土”的关系问题重新获得了生机与热度。新闻传播学当然也很有必要去回应这一问题。从我们这一代的经历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全球化高峰时段是我们接受完整高等教育并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年代。很长时间以来,“国际”与“本土”关系,更像是一个纵向的结构:现代化知识勾勒了从落后到进步的阶梯,而推动“本土”进行“转型”与“接轨”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因此,“国际化”并不意味着不同“本土”之间的横向互惠交流,而是众多个“落后”的“本土”改造自身,向一个先进范本朝圣的过程。

   这样一种全球化时代的知识氛围塑造了一种很特别的时空秩序观:在时间上,全球化规则确立前的“本土”现代经验是不重要的,甚至只能作为错误教训来反省;在空间上,一个扇形的“知识—权力”体系重新形成,中心辐射边缘,边缘彼此隔绝。20世纪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各种政治连横努力基本都终止了,新出现的只是一些区域性的、缺少秩序变革诉求的贸易联系。这一点造成全球边缘区域之间信息和知识的沟通极为匮乏,离开了“第三世界”这类想象力,知识分子的世界视野受到很大局限。这种“知识—权力”体系自我稳定的压力大大压缩了反思性的空间,不仅所谓“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性隐而不现(雷迅马,2003),连胁迫性的冷战社会科学都成了奠基性的主流知识范本(辛普森,2017)。

   一个世纪巧合性地构成一个轮回。多年前我曾引用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十九世纪原画复现”的说法概括当时全球化高峰期的世界景观(Badiou, 2008),这种跨越百年的相似性也被很多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所证明。如今看来,历史又向前一步,与一战前“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相似的“全球化时代”似乎也逐渐接近尾声:中美关系博弈加剧、保护主义抬头、族群矛盾升温、社会危机加剧,引领全球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面临失信与衰落的命运。没想到,开始于20世纪晚期,被赋予特定文化政治内涵的“全球化”无法成为一个不尽的“趋势”,而只能是一个有限的“时代”。

   面临无处“接轨”的本土学者蓦然回首,却发现中国的崛起成为一个显著问题。我想,这应是“中国特色”被提出和讨论的重要背景。与之前的“转型”“接轨”相比,这一取向很大的进步自然是破除了西方现代化的迷信,重视自身历史经验的开发和总结,使知识的自主性成为可能。然而,能够冲破旧的“国际化”秩序,并不意味着能够构建一套新的世界观体系。在“本土”与“国际”之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张慧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与中国的二元结构中,对外,“三个世界”的理论被发展主义或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中国对标的是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范例”,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不在我们的知识视野内,而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被选择性遗忘(包括冷战时期中国自身的经验);对内,当代中国被现代中国取代,“革命”史叙述变成“现代”史,这种叙述忽略了中国曾经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现代殖民体系和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扮演的特殊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借助美国传播学理论重新建立起来规范化、学科化的新闻传播学科,是一种倒错的主体结构,空间上以西方等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为理想自我,时间上以中国革命、现代化的实践为被放逐的他者,这就造成难以寻找主体性的内在焦虑。直到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出现了各种倾向的重新找回或“召回”主体性的尝试。其实,20世纪90年代在人文社会学科有过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讨论,引申出中国为何没有理论的焦虑,以及对西方理论是否适合中国经验的反思,在文学、社会学、法律等领域也产生了一批以中国本土经验为核心的理论阐释1。我想中国与西方、本土与国际是一个贯彻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基本问题,没有一个纯粹的中国或者本土,也没有一个抽象的西方模式和国际范本。20世纪的中国主体是一种“缠斗”状态,在与传统、历史的纠缠中和与西方、现代的斗争中完成自我改造和革新。缠斗也是一种辩证的过程,是批判性地面对现代的挑战,也批判性地面对历史的重负。只有经过彻底的斗争和自我否定,才能把他者转化为自我,把自我锻造为有自主性的主体。当然,这种改造是双重的革命,既是政治的、社会的变革,也是精神的、文化的革新。

   近些年新一代社会学和传播学学者如雷迅马和辛普森等,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的范式和传播学科进行自我反思,让我们看到发展主义、区域研究、传播学与美国的国家政策、冷战环境之间的呼应关系,也可以看出强调价值无涉、规范化的社会学科与“政治”的“良性”互动。“接轨”虽然是改革时代的共识,但是中国传媒业态的改革经常是一种半接轨或者说嫁接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确实需要从中国经验出发,建立一套自主性的解释框架,“削”中国的“足”来适西方的“履”不可取,刻“旧”舟来求“新”剑也是枉然。如中国广电的基本制度是“四级办广电”,至今没有被打破,否则县级融媒体改革也无从谈起。这种“四级广电”的制度并非广电行业的专利,如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体系也是四级体制,广电、公共卫生都是事业单位,而非纯市场行为。这种自上而下根据行政划分来构建的信息基础设施,其目的是实现全覆盖,尤其是在城市社区和乡村基层也有基本的信息媒介,如中国的邮政网、农村广播网、农村电影公益放映体系等都有覆盖到基层的特征,这与新中国成立之前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有着密切关系。在根据地时期,文化、传播是群众动员、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如果把这些特殊的制度放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横向”比较中,就可以找出中国经验的某种普遍性。中国主要依靠国家力量来完成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面对欠发达、贫困的农村地区,在资本和技术双重匮乏的前提下,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低成本的、全覆盖的社会动员、组织和治理模式。

   王洪喆: 关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新闻传播研究应该借鉴马克思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6,p.210)中所反复教导的政治经济学方法: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而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在具体研究中,我与方晓恬博士合作的关于1980年代“北京调查”的研究,算是对这种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尝试(方晓恬、王洪喆,2019)。不同国家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都开始应用社会调查和量化统计的方法进行受众调查,这是普遍性的一面;但历史语境的具体性又决定了,启动这些调查的目的和所遵循的理论具有非常丰富的本土性。所以研究不能刻舟求剑,而是如马克思所言,要对“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有自主的认识,从而丰富对于普遍性的理解。需要强调的是,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研究领域的一般方法论,柯文所说的“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要把“西方中心”置换为“中国中心”,而是要反对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即反对将任何世界历史中的区域经验当作所有社会都必须遵循的普遍道路(澎湃新闻,2018)。普遍性育于多样性之中,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地对具体经验和历史的认知上升到对于普遍道路的理解。

  

   二、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时势与挑战

  

   张慧瑜: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不同区域始终处在剧烈动荡之中,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再到欧洲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再到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战、今年新冠疫情“陡然”蔓延全球,都意味着后金融危机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性、各种“积重”累计爆发。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冷战终结意味着苏联模式的失败,那么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意味着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秩序遭遇困境,这也意味着20世纪作为两大阵营、两种人类制度大对抗的冷战真正终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处在什么位置上以及扮演什么角色,需要重新反思和理解。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率先进入一种“后冷战”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国更大规模向西方开放市场,到2001年加入WTO,成为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的一员;到2008年前后中国经济高速起飞、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也经历了一些深刻的变化。这40年的历史,我们经常看到两种状态,一方面是“环球同此凉热”,中国已经深刻地融入世界体系之中,美国发生危机,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而且中国与海外有着更密切的经贸关系,不仅在欧美国家,在亚非拉地区也有很多中国投资,世界的风吹草动显然也会震动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又经常处于或“滞后”或“超前”的“例外”状态。这些都使得思考中国经验、反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需要更多的参数和变量。

       具体就新闻传播学科而言,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借助从西方(主要是美国)翻译大量的传播学理论而完成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化。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之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很多高校都先后成立了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科也逐渐从翻译、引进转型到本土化的过程。近些年,随着中国新闻、传媒业的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新闻传播研究也发生了一些转向。一是,重新反思传播学理论的西方属性和美国“特色”,意识到传播学理论话语产生于西方现代化的本土经验,特别是狭义的传播学是一种有美国特色的传播学,和20世纪美国的崛起以及冷战宣传等有着密切关系,如《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胡翼青,2012)、《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刘海龙,2015)等对传播学理论的再反思;二是,重新反思90年代以来中国的媒体改革以及“媒介化政治”的形成,如王维佳在《媒体化时代:当代传播思想的反思与重构》(王维佳,2020)中提到媒体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媒介化政治”以及数字时代所带来的“赛博迷思”,这些都导致媒体建制派陷入信任危机,中国如此,西方更是如此;三是,尝试阐释中国信息技术、信息产业的发展经验,2010年之后阿里巴巴、腾讯以及后起之秀字节跳动等中国互联网公司纷纷崛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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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全球传媒学刊》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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