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站在中国新闻学百年和中国传播学四十年的新起点,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成为学界共识,那么,如何重构?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研究者们在学理层面的推断,还是20世纪的历史经验,都指向了社会主义与乡村,以之为起点,可以打开中国新闻传播学新的学术想象。

　　 关键词：社会主义; 乡村传播; 重构新闻传播学; 中国特色新闻学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的确,当代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呈现出和西方社会很不一样的特点,比如千年来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20世纪的社会主义传统。生活在这样一个巨变的社会,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该感到幸福,中国大地如同一个试验场,诸多的主义、文化、政治,混杂在一起,纷纷走上前台,是谁会赢得实践?即便我们什么都不做,只是进行记录、描述和解释,都有望诞生出很多全新的理论。与此同时,重新回望未曾走远又波澜壮阔的20世纪,我们会收获哪些经验和教训,得到什么样的体会?在一个新的起点和高点,新闻传播学何去何从?如何回馈这个学术和理论的“好时代”?

　　 一、 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点

　　 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出现诸多现象级的“景观”。比如,我们很难想象,李子柒的乡村古装视频能够在全世界获得数以亿计的关注(辛静、叶倩倩,2020);在新冠肺炎疫情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民间短视频和微信公号发挥了重要作用(黄楚新、朱常华,2020),其传播力丝毫不逊于专业媒体;在乡村组织涣散和人口外流的背景下,一些微信群和直播平台却重新搭建了在线团结,并以虚拟公共性反哺线下的公共生活,建构乡村内生秩序(牛耀红,2018)。这个时候,传统的大众传媒不再“独领风骚”,无论是其传播能力,还是经营收入,都不断下滑,一个新的新闻传播时代开始了。这个时候,我们也有必要去反思基于专业主义的新闻传播制度是否适应当代日益刷新的新闻传播发展?这个时候,又让人想到延安,想到中国社会主义初期,那些群众参与和主导的业余性的新闻传播活动,当年的“新闻大众化运动”在今天是否可能会形成新的解释力?

　　 当我们把目光从实践转向理论,似乎可以产生同样的思考。中国的新闻传播学也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一方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施拉姆为代表的所谓主流传播学的批判日益成为学科发展的共识,不少学者转向“史前史”,去关注20世纪初期社会学和新闻学的传统对传播学的影响(刘海龙,2014);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并列举了11个学科,其中包括新闻学。在实践倒逼,以及主流新闻传播学对现实缺乏解释力的背景下,告别“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研究范式,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成为新的主流。

　　 比如黄旦提出“整体转型”,认为“在当前新传播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再不能是在原有框架中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整体转型。……研究方式向经验性研究转向。”(黄旦,2014)言下之意,新闻学需要整体转型,突破原有的革命范式和现代范式,转向传播学,尤其是向经验研究汲取养分。

　　 赵月枝提出“重构中国传播学”,认为要“首先在历史层面,继承汲取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资源,继承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遗产;其次在当下层面,重视农民的主体性和文化创造力;最后在世界层面,对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发展传播学有清醒的认知”(沙垚,2015)。在此基础上,朱杰(2019)提出,重新书写传播学史,就要“穿透19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某种历史观念”,对“20世纪中国”有整体性的把握,其中重要的理论和历史资源是“群众路线”。

　　 吴飞(2015)提出新闻学研究要“重新出发”,认为“城市化的发展限制了研究者的眼光,乡村成为新闻研究者的盲区……希望未来有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如此必可丰富现有的新闻理论研究”。在吴飞看来,乡村研究会成为新闻学研究再出发的重要起点。李彬(2015)提出“重思中国传播学”,认为要“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与把握,特别是城市与乡村、内地与边疆、古代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维度”去重思和明确中国传播学的理论预设与核心关切。吴予敏(2018)则讨论了重构中国传播学的“时代场景和学术取向”,提出“要保持其(学术)自有理性定力,坚守文化的主体性和人本主义价值观”,并认为“媒介学、公共性、城市和乡村传播研究”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由此,乡村作为一个关键词突显出来。

　　 在笔者的田野调研中,有过这样的故事——陕西省关中地区的“耍歪官”民俗。民俗活动开始后,两个村庄会写对联和演戏相互讽刺,批评对方村庄里发生的“坏人坏事”,比如A村有一位男士勤勤恳恳,但他的媳妇却不守妇道,于是B村讽刺道:“堂堂男儿持家种地暗流泪,亭亭玉立不守妇道情意乱”。反过来B村有一位属鼠的、戴着眼镜的老板自以为是,做人不厚道,A村讽刺道:“阴暗角落线鼠是怪物,眼瓷僵蛇扮莽非龙样”。把这样的对联写在木板上,由村民抬着游村,公之于众,叫作“出板对”。虽然对联里没有指名道姓,但在一个不大的村庄里,所指何事,大家都心知肚明。事实上,不只是“出板对”,村民在该民俗活动中,还会用演戏的方式来讽刺一些不公或不道德的事,既针对个人,也针对村庄公共事务。因此,其中蕴涵着较为明确和成熟的乡村内生性舆论监督和民主自治。

　　 在未曾远去的20世纪,乡村不只表征着传统,更有着强烈的社会主义印记。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代的农村“屋顶广播”,干部、学生等群体傍晚站在屋顶上,拿着广播筒,即用纸壳或铁皮卷成喇叭形状的传声工具,以喊话的方式传播来消息。作家贾大山回忆“黑夜里,十几个青年人,分散在一个一个屋顶上,放声地喊。领头的端一盏油灯,拿一个文件,他喊一声什么,别人也喊一声什么,一声一声传下去。那喊声很大,很野,但是很神圣”(贾大山,2014,p.40)。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这种乡村信息传播方式。虽然其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十分有限,但却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北方大多数偏远农村主要的新闻传播方式。从这个复现的画面中,至今依然可以感受到曾经农村青年的艰辛、热情和社会主义理想。

　　 无论是“耍歪官”民俗,还是“屋顶广播”,都是乡村重要的新闻与传播方式,一个是从传统农耕社会中自然生长和沉淀出的内生性的文化传播事项,一个是社会主义在乡村组织和动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乡村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发明出来的新闻传播形式,前者在乡土社会以民俗活动或仪式的方式进行了数百年之久的舆论监督,后者也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融入了乡村的日常生产生活,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这里面包含了两个重要的传统:社会主义传统与乡村传统。可是在当代主流新闻传播学叙述中却常常被双双遮蔽,也正是因为此,刘海龙(2015,p.11)提出“重返传播学的灰色地带”,即在中国本土传播实践中存在很多被主流传播叙事“有意省略或遮蔽的个人与事件”,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传播现象应当且值得被传播学研究接纳、发现和深挖。这种发掘,可以指向时间深处,让我们对一些被遗忘的民俗活动或物质媒介进行考古;可以指向空间深处,带着我们走出书斋,到偏远的村庄中寻找新的可能性;可以指向研究方法,新闻学转向经验研究,以民族志和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进行新闻传播史的书写或当代新闻理论的建构。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包含其中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一方面,把20世纪理解为“乌托邦”或“伊甸园”,用过于浪漫化的视角去看待历史,认为那是激情的、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主义,从而厚古薄今……这种一厢情愿地“逸入历史”的态度是消极和虚无的,会影响我们对当下和未来的研判;另一方面,把20世纪理解为某种国家专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灾难和不自由……否定历史便是否定当下的合法性,这种别具用心的态度则潜藏着更大的危险性。自新史学以降,“历史事实”变成玄之又玄的存在,也给各种虚无主义制造了可乘之机。这种情况下,与其去争辩一个事实,不如去强调一种态度。我们永远无法复现、复原全部的历史事实,但是或如朱羽(2018,p.430)所言“真正救赎过去,需要将‘过去’作为‘潜能’来阅读,将之视为尚有待实现的‘起源’,同时使之向新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条件开放”。“如将不尽,以古为新”。我们便是抱着这样的态度重返20世纪,在尊重历史延续性的前提下,探讨如何从历史中再生产出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重返20世纪,重新扎根社会主义实践(赵月枝,2019),将阿兰·巴迪欧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和20世纪中国独特的“政治经验”结合起来(阿兰·巴迪欧,2008,p.18),或许可以打开新的理论想象。

　　 因此,在对以施拉姆为代表的传播学,以及日益“内卷化”的新闻学进行反思的时刻,学者们纷纷提出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而本文认为,重构之起点恰恰在于社会主义与乡村,不仅在于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为未来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而且在于中国乡村事实上正在作为方法去解决当代社会遇到的种种困难。这也正是“作为方法的中国”最为重要的内涵之一。赵月枝多次提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也是从山沟沟里发展起来的”(赵月枝、林安芹,2017),她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一系列的新闻传播实践和制度创造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研究的基础和遵循。如今,我们不仅要追问为什么这样一套完整的经验和制度却没有成为当代新闻传播学的主流,但更重要的是,及时而深刻地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的经验,以更好地面向未来。

　　 二、 社会主义与乡村的历史经验

　　 重返历史场景的新闻传播实践,我们需要讨论社会主义乡村与新闻传播的关系,唯有理清这一关系,总结其历史经验,才有可能探索社会主义乡村何以成为重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点。同时,社会主义乡村从来不是孤立存在,1949年以来,乡村总是处于多重关系之中,其中两组最为重要的关系是:乡村与国家、乡村与城市。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这两组关系都发生了较为根本的改变,那么这些改变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今天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留下了哪些经验与智慧?

　　 (一) 社会主义乡村与新闻传播实践的关系

一是人民参与新闻生产。比如工农通讯员制度,工农可以在专业的媒体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讲述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周峰,2017)。以《盐阜报》和《盐阜大众报》为例,至1945年初,其通讯员已近2000人,工农通讯员有400余人,每月写稿2000多件,在报上所刊登的新闻、通讯、文艺作品中,80%～90%都是工农通讯员的来稿(秦加林、陈允豪,1983,pp.552-553)。比如黑板报、墙报,一些通讯员、学生和识字青年不仅利用黑板报对政治报纸、政治方针政策进行转载和二次传播;而且会自己去采写区、乡、村的新闻信息,在黑板报上刊登(李文,2008)。这和今天的参与式新闻“公民作为主体参与到新闻活动中”(吴小坤、吴信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