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垚:社会主义与乡村: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5 次 更新时间:2021-07-29 10:59

进入专题: 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传播   中国新闻传播学   本土化  

沙垚  

摘要:近年来,站在中国新闻学百年和中国传播学四十年的新起点,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成为学界共识,那么,如何重构?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研究者们在学理层面的推断,还是20世纪的历史经验,都指向了社会主义与乡村,以之为起点,可以打开中国新闻传播学新的学术想象。

关键词:社会主义; 乡村传播; 重构新闻传播学; 中国特色新闻学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的确,当代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呈现出和西方社会很不一样的特点,比如千年来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20世纪的社会主义传统。生活在这样一个巨变的社会,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该感到幸福,中国大地如同一个试验场,诸多的主义、文化、政治,混杂在一起,纷纷走上前台,是谁会赢得实践?即便我们什么都不做,只是进行记录、描述和解释,都有望诞生出很多全新的理论。与此同时,重新回望未曾走远又波澜壮阔的20世纪,我们会收获哪些经验和教训,得到什么样的体会?在一个新的起点和高点,新闻传播学何去何从?如何回馈这个学术和理论的“好时代”?


一、 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点


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出现诸多现象级的“景观”。比如,我们很难想象,李子柒的乡村古装视频能够在全世界获得数以亿计的关注(辛静、叶倩倩,2020);在新冠肺炎疫情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民间短视频和微信公号发挥了重要作用(黄楚新、朱常华,2020),其传播力丝毫不逊于专业媒体;在乡村组织涣散和人口外流的背景下,一些微信群和直播平台却重新搭建了在线团结,并以虚拟公共性反哺线下的公共生活,建构乡村内生秩序(牛耀红,2018)。这个时候,传统的大众传媒不再“独领风骚”,无论是其传播能力,还是经营收入,都不断下滑,一个新的新闻传播时代开始了。这个时候,我们也有必要去反思基于专业主义的新闻传播制度是否适应当代日益刷新的新闻传播发展?这个时候,又让人想到延安,想到中国社会主义初期,那些群众参与和主导的业余性的新闻传播活动,当年的“新闻大众化运动”在今天是否可能会形成新的解释力?

当我们把目光从实践转向理论,似乎可以产生同样的思考。中国的新闻传播学也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一方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施拉姆为代表的所谓主流传播学的批判日益成为学科发展的共识,不少学者转向“史前史”,去关注20世纪初期社会学和新闻学的传统对传播学的影响(刘海龙,2014);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并列举了11个学科,其中包括新闻学。在实践倒逼,以及主流新闻传播学对现实缺乏解释力的背景下,告别“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研究范式,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成为新的主流。

比如黄旦提出“整体转型”,认为“在当前新传播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再不能是在原有框架中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整体转型。……研究方式向经验性研究转向。”(黄旦,2014)言下之意,新闻学需要整体转型,突破原有的革命范式和现代范式,转向传播学,尤其是向经验研究汲取养分。

赵月枝提出“重构中国传播学”,认为要“首先在历史层面,继承汲取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资源,继承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遗产;其次在当下层面,重视农民的主体性和文化创造力;最后在世界层面,对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发展传播学有清醒的认知”(沙垚,2015)。在此基础上,朱杰(2019)提出,重新书写传播学史,就要“穿透19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某种历史观念”,对“20世纪中国”有整体性的把握,其中重要的理论和历史资源是“群众路线”。

吴飞(2015)提出新闻学研究要“重新出发”,认为“城市化的发展限制了研究者的眼光,乡村成为新闻研究者的盲区……希望未来有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如此必可丰富现有的新闻理论研究”。在吴飞看来,乡村研究会成为新闻学研究再出发的重要起点。李彬(2015)提出“重思中国传播学”,认为要“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与把握,特别是城市与乡村、内地与边疆、古代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维度”去重思和明确中国传播学的理论预设与核心关切。吴予敏(2018)则讨论了重构中国传播学的“时代场景和学术取向”,提出“要保持其(学术)自有理性定力,坚守文化的主体性和人本主义价值观”,并认为“媒介学、公共性、城市和乡村传播研究”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由此,乡村作为一个关键词突显出来。

在笔者的田野调研中,有过这样的故事——陕西省关中地区的“耍歪官”民俗。民俗活动开始后,两个村庄会写对联和演戏相互讽刺,批评对方村庄里发生的“坏人坏事”,比如A村有一位男士勤勤恳恳,但他的媳妇却不守妇道,于是B村讽刺道:“堂堂男儿持家种地暗流泪,亭亭玉立不守妇道情意乱”。反过来B村有一位属鼠的、戴着眼镜的老板自以为是,做人不厚道,A村讽刺道:“阴暗角落线鼠是怪物,眼瓷僵蛇扮莽非龙样”。把这样的对联写在木板上,由村民抬着游村,公之于众,叫作“出板对”。虽然对联里没有指名道姓,但在一个不大的村庄里,所指何事,大家都心知肚明。事实上,不只是“出板对”,村民在该民俗活动中,还会用演戏的方式来讽刺一些不公或不道德的事,既针对个人,也针对村庄公共事务。因此,其中蕴涵着较为明确和成熟的乡村内生性舆论监督和民主自治。

在未曾远去的20世纪,乡村不只表征着传统,更有着强烈的社会主义印记。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代的农村“屋顶广播”,干部、学生等群体傍晚站在屋顶上,拿着广播筒,即用纸壳或铁皮卷成喇叭形状的传声工具,以喊话的方式传播来消息。作家贾大山回忆“黑夜里,十几个青年人,分散在一个一个屋顶上,放声地喊。领头的端一盏油灯,拿一个文件,他喊一声什么,别人也喊一声什么,一声一声传下去。那喊声很大,很野,但是很神圣”(贾大山,2014,p.40)。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这种乡村信息传播方式。虽然其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十分有限,但却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北方大多数偏远农村主要的新闻传播方式。从这个复现的画面中,至今依然可以感受到曾经农村青年的艰辛、热情和社会主义理想。

无论是“耍歪官”民俗,还是“屋顶广播”,都是乡村重要的新闻与传播方式,一个是从传统农耕社会中自然生长和沉淀出的内生性的文化传播事项,一个是社会主义在乡村组织和动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乡村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发明出来的新闻传播形式,前者在乡土社会以民俗活动或仪式的方式进行了数百年之久的舆论监督,后者也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融入了乡村的日常生产生活,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这里面包含了两个重要的传统:社会主义传统与乡村传统。可是在当代主流新闻传播学叙述中却常常被双双遮蔽,也正是因为此,刘海龙(2015,p.11)提出“重返传播学的灰色地带”,即在中国本土传播实践中存在很多被主流传播叙事“有意省略或遮蔽的个人与事件”,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传播现象应当且值得被传播学研究接纳、发现和深挖。这种发掘,可以指向时间深处,让我们对一些被遗忘的民俗活动或物质媒介进行考古;可以指向空间深处,带着我们走出书斋,到偏远的村庄中寻找新的可能性;可以指向研究方法,新闻学转向经验研究,以民族志和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进行新闻传播史的书写或当代新闻理论的建构。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包含其中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一方面,把20世纪理解为“乌托邦”或“伊甸园”,用过于浪漫化的视角去看待历史,认为那是激情的、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主义,从而厚古薄今……这种一厢情愿地“逸入历史”的态度是消极和虚无的,会影响我们对当下和未来的研判;另一方面,把20世纪理解为某种国家专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灾难和不自由……否定历史便是否定当下的合法性,这种别具用心的态度则潜藏着更大的危险性。自新史学以降,“历史事实”变成玄之又玄的存在,也给各种虚无主义制造了可乘之机。这种情况下,与其去争辩一个事实,不如去强调一种态度。我们永远无法复现、复原全部的历史事实,但是或如朱羽(2018,p.430)所言“真正救赎过去,需要将‘过去’作为‘潜能’来阅读,将之视为尚有待实现的‘起源’,同时使之向新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条件开放”。“如将不尽,以古为新”。我们便是抱着这样的态度重返20世纪,在尊重历史延续性的前提下,探讨如何从历史中再生产出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重返20世纪,重新扎根社会主义实践(赵月枝,2019),将阿兰·巴迪欧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和20世纪中国独特的“政治经验”结合起来(阿兰·巴迪欧,2008,p.18),或许可以打开新的理论想象。

因此,在对以施拉姆为代表的传播学,以及日益“内卷化”的新闻学进行反思的时刻,学者们纷纷提出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而本文认为,重构之起点恰恰在于社会主义与乡村,不仅在于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为未来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而且在于中国乡村事实上正在作为方法去解决当代社会遇到的种种困难。这也正是“作为方法的中国”最为重要的内涵之一。赵月枝多次提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也是从山沟沟里发展起来的”(赵月枝、林安芹,2017),她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一系列的新闻传播实践和制度创造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研究的基础和遵循。如今,我们不仅要追问为什么这样一套完整的经验和制度却没有成为当代新闻传播学的主流,但更重要的是,及时而深刻地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的经验,以更好地面向未来。


二、 社会主义与乡村的历史经验


重返历史场景的新闻传播实践,我们需要讨论社会主义乡村与新闻传播的关系,唯有理清这一关系,总结其历史经验,才有可能探索社会主义乡村何以成为重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点。同时,社会主义乡村从来不是孤立存在,1949年以来,乡村总是处于多重关系之中,其中两组最为重要的关系是:乡村与国家、乡村与城市。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这两组关系都发生了较为根本的改变,那么这些改变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今天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留下了哪些经验与智慧?

(一) 社会主义乡村与新闻传播实践的关系

一是人民参与新闻生产。比如工农通讯员制度,工农可以在专业的媒体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讲述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周峰,2017)。以《盐阜报》和《盐阜大众报》为例,至1945年初,其通讯员已近2000人,工农通讯员有400余人,每月写稿2000多件,在报上所刊登的新闻、通讯、文艺作品中,80%~90%都是工农通讯员的来稿(秦加林、陈允豪,1983,pp.552-553)。比如黑板报、墙报,一些通讯员、学生和识字青年不仅利用黑板报对政治报纸、政治方针政策进行转载和二次传播;而且会自己去采写区、乡、村的新闻信息,在黑板报上刊登(李文,2008)。这和今天的参与式新闻“公民作为主体参与到新闻活动中”(吴小坤、吴信训,2012)的要求如出一辙。只是后者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不再是报纸、黑板报,而是媒介融合时代的直播、短视频、微博、微信等。但作为一种新闻生产和传播方式,却是一以贯之的。

二是新闻传播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在乡村读报组的案例中,读报员不能只是宣讲政策和念读新闻,而是要求其能够结合村社中心工作,做到“一读二讲三讨论”,通过介绍相关新闻引导村民们讨论和排查在种子、库房、牲畜、场地等方面是否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有问题,则反馈给生产队、生产大队逐项落实(沙垚,2018)。潘祥辉(2019)也提到由于广播,“声音”与“倾听”被广泛地应用于农村治理。事实上,一个外来的“新”媒体进入乡村,它不能只是单纯地用来娱乐或传达政策,只有其嵌入了乡村社会的结构或政治、经济,发挥了帕克所提出的“社会功能”——融入日常生活的、满足社会需求的功能(胡翼青,2012),参与了社会治理,它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大众的媒介。

三是乡村文化宣传系统的组织化。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文化宣传事业都归口到农村俱乐部,由它来进行农村文宣资源的协调与整合,包括广播、报纸、电影、幻灯、黑板报、戏曲等媒介形式,如何互动,如何更好地作用于乡村生产生活。不是单兵作战、各自为政,而是有组织地、系统化地开展工作(沙垚,2019a)。问题在于,一方面,从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来看,研究者们似乎更关注作为单体的黑板报、农村广播等,而很少注意到农村俱乐部这样一个组织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从传播实践来看,这种组织化,恰恰是日益空心化、原子化的当代乡村所缺失的。

四是业余新闻路线。社会主义乡村的新闻路线是业余的,无论是读报组、黑板报、屋顶广播,还是戏曲等,人都是业余的,不是记者、编辑,也不是演员,他们的主业是农业生产劳动,而且识字水平比较有限,常常犯错误,但他们有热情和信念支撑,农民也能理解他们。李海波(2018,p.165)提出,延安时期新闻大众化的“业余路线”,或许可以构成一个他者,一种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历史资源。这就挑战了“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传播实践的“话语霸权”。借用巴迪欧(Alain Badiou)的说法,这个媒体世界的最大问题是不能想象另外一个世界,“不能想象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汪晖,2010,p.51)。因此,我们需要“社会主义乡村传统”这样的“他者”,为我们打开未来新闻传播的新的想象。

(二) 社会主义乡村与国家的关系

社会主义乡村和传统中国乡村的重要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乡村和农民不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小国寡民,相反,中国共产党通过多样化的新闻、文化和宣传活动,“实现了党和国家上层与乡土社会基层在精神意识形态上的联通”(徐勇,2010),换言之,乡村与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想象和互动。

首先,表现为同时性。通过听广播、看黑板报、参加读报小组、开会等形式,农民们开始放眼全国,主动关心国内外的时事政治,而不仅仅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或者说,他们会把自己的生产工作与全国其他地方的生产工作建立联系,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播等现代媒介帮助农民建构了一种“同时性”,即虽然一个村民不可能认识全国人民,但他大体上知道全国的农民至少都在按照什么样的时间节奏进行生产生活。“时间上的一致”使得那些相互没有时间或因果关联的事件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关联和想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3,p.26)。村民个体和生活“纳入国家的普遍性乃至某种现代性想象之中”,从而在“个人和国家之间,也同时建立起一种认同关系”(蔡翔,2018,pp.59-61)。

其次,表现为主体性。最为典型的案例是20世纪50年代风靡全国的农民画。“有十一二岁的孩子,也有木匠、扎彩匠,以及年过七十的民间剪纸老大娘,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体会,根据实际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同时也根据伟大和美丽的生活理想和幻想,他们大胆而豪迈地进行创作,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天才和智慧”(人民日报,1958)。倪伟(2007)由此认为,农民画是“农民自己拿起了画笔来描画自己的生活与理想”,“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手创造了一个可供自我认同的崭新的农民主体形象”。这种农民的文化主体性在今天并没有式微,比如乡村春晚,就是以农民为主体自编自导的乡村文化传播活动;“耍歪官”“骂社火”等具有舆论监督功能的传统民俗依然绵延至今。

但与此同时,乡村还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和文化惯性,在郝瑞看来,民间文化具有自主性的特点(王铭铭,1999,p.414),在威廉斯看来仿佛是一种“永恒”(威廉斯,2013,p.6)。正如那些民间戏曲艺人所理解的,任凭你政权更迭变化,我也只是有戏唱戏,没戏种地。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话语中,他们一边披着毛主席文艺思想宣传队的外衣,一边从事传统戏曲的传播活动。他们一方面,对盛极一时的主流政治话语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有自己的坚持;但另一方面,也并非如印度底层学派所总结出的那样,将自己置于国家对立面,以“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郭于华,2002)的方式进行抗争。

相反,社会主义乡村在实践中,摩擦、碰撞出了一种新的传统,既能部分地承接国家意志的初衷,又能协调乡土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诉求。这种新传统的实践,打破了台上台下的界限,观众和演员、宣传者与被教育者在共享时空和共享身份中践行了中国革命的平等与解放的理想。这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实践留下的遗产,成为经过20世纪再生产的新的“农村文化传统”(沙垚、付蔷,2018),并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的文化传播实践。

(三) 社会主义乡村与城市的关系

“转型期中国城乡社会出现了全方位的断裂”(张凤兵、乔翠霞,2019),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更表现在文化上,很多时候,城市文化处于“霸权地位”(吴翠敏,2014),被视为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而乡村文化则日渐处于依附位置。

蔡翔提醒我们注意,这一倾斜与失衡的城乡关系并非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出现。20世纪60年代初,经过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物质得到了较大的丰富,但是“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反而可能动摇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因此而成为无产阶级政权担心的主要问题”(梅斯纳,1992,p.233)。于是,在社会上普遍出现了一种“日常生活的焦虑”,或者说“物的焦虑”(蔡翔,2018,p.331),青年一代发现,乡村在文化政治和精神价值层面的优越感似乎正在让位于象征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城市。许多农村青年开始模仿城市的趣味和品味,追求较为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物的焦虑是一种文化领导权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新闻传播和文化宣传的方式在彼时的历史语境下回应和讨论这个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如何平衡政治目标和现代化目标之间的矛盾,等等,或许可以给今天带来一些启示。比如,当时一个重要的话语策略便是,通过对消费的质疑,来实现对生产的重返,反复强调是生产赋予了消费的合法性。只有在生产性岗位上的认真劳动,才能实现“大者”“远者”的社会主义理想。在此过程中,乡村是生产性的(蔡翔,2018,p.360)。在消费主义再次主导日常生活的当代,重提生产和劳动的重要性,重新搭建劳动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又具有了新的时代意涵和理论价值。

应该说,从梁漱溟的乡村运动,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再到20世纪60年代的生产性乡村,乡村始终是作为方法而存在的,可以解决城市,甚至是民族的危机。因此,近年来,赵月枝在受到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和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等论著的启发之后,提出“乡村作为方法”。尤其是,随着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生态问题、食品安全、农业危机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乡村,将乡村本身作为克服当代城市,乃至整个社会危机的方法。赵月枝认为,乡村不仅可以解决城市人精神层面的乡愁问题,传承农耕文明,还富含着有机性和多样性。在资本主义遇到危机的时候,需要向乡村学习,从乡村共同体中寻找人类发展的另类可能性、寻找幸福生活的坐标、想象新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赵月枝,2017)。

这里并不是从一个机械二元论滑向另一个机械二元论,不是从以城市为标准的问题乡村,变成以乡村为方法的问题城市,而是在一种辩证的关系中批判性地去讨论和发掘一种弱势的文化和实践资源。以期在社会主义的视野下,充分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用于当下,实现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做到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新闻与传播的统一。


三、 结语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学科对乡村的关注,或者置于新闻史的框架内,去讨论延安时期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新闻活动;或者置于传播学的框架内,去讨论乡村传播与文化、权力、治理等议题,但两者甚少对话(沙垚,2019b)。因此,至少在乡村研究方面,新闻与传播之间存在一定的断裂。可喜的是,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新闻与传播学者对乡村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为两者的对话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以此为契机,本文提出社会主义与乡村可以作为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点,将历史视为有待开发的、面向未来的资源去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乡村与新闻传播、与国家和城市的关系,重新拾起被遗落或被遮蔽的20世纪的历史经验。如何重构?最为重要的便是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本文总结提出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乡村新闻传播实践中的四点经验,分别是:人民参与新闻生产、新闻传播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乡村文化宣传系统的组织化和业余新闻路线。这些经验,不仅可以在理论层面对城市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媒体中心主义的当代主流新闻传播学构成建构性的批判,而且可以在现实层面与当代新闻传播实践展开对话,转变发展理念、调整发展方向,真正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传播学。

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社会主义乡村的建设,还是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都不是在真空中实现的,我们必须将之置于具体的、历史的语境和关系之中加以考察,比如社会主义如何借助新闻传播去处理乡村与国家、乡村与城市的关系,这同样也是当今重要的社会议题。但是对于这样的宏大议题,本文很难展开详尽而全面的论述。因此,对于前者,文章重点强调了一种辩证的视角和实践论的态度,提出社会主义乡村既能保持一定的传统性和独立性,又与现代国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互动,这一历史经验对重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具有一定的启示。对于后者,文章讨论了一个具体问题,在城乡关系视野下如何用文化宣传的方式处理社会主义理想与物质性焦虑,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的办法在今天依然具有启发性,即回归劳动,以生产的价值去平衡消费的意义。

阿兰·巴迪欧在1999年底,曾饶有兴致地讨论了公元前400年左右一支古希腊雇佣军的远征,他说“远征是一场自由随意的流浪,那将来会成为一条回家的路,这条路在流浪之前,并不是作为回家之路而存在的”(巴迪欧,2011,p.91)。我们重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当初何尝不是一场“远征”或“流浪”,而今却成为“回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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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全球传媒学刊》2020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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