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军:试论中国传统文武关系与政治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 次 更新时间:2018-09-21 0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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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军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运用年鉴学派的长时段视角、结构功能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武关系的政治面向的三角结构、控制军队的制度与技术。从提取社会资源充作军用、军队承担的社会经济职能等等方面,概括了传统文武关系的社会面向。最后从政权更替的暴力逻辑、中央与地方关系、文武关系的非制度化几个方面,分析了文武关系与政治变迁的宏观关系。

   关 键 词:文武关系  长时段  结构  政治变迁

  

   文武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是当代政治学重要议题之一。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控制军队等武装力量,使其提供以国防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公共产品的同时,又不至于让这些最具暴力的扩张性暴力组织威胁到政治社会的稳定。以文官控制军队等武装力量成为大多数政治体的选择,形成了“以文驭武”的文武关系模式,中国历史上的文武关系模式也不例外。本文试图综合运用年鉴学派的长时段视角、结构功能理论,着重分析中国传统文武关系的基本结构、政治和社会面向以及与宏观政治变迁的关系。

  

一、分析传统文武关系的理论方法


   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案例选择上,“除了横跨地理单元的比较外,亦可在相同一个政治单位内进行跨时间比较。……跨时间研究法着眼于个别单元中的变量在不同时段中的关系。”[1]相比之下,对同一政治单位内进行跨时间比较能够避免因不同地理空间政治或文明体系之间差因素给比较研究带来的不便,同时更加容易观察比较对象历时的延续性与变异性。中国虽经历几千年数十个王朝政权更替,但仍具同一地理空间政治中的跨时间(历时/历史)和基本相近且具有连续性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更便于我们从大历史或者说“长时段”角度观察传统文武关系的基本特征与政治变迁之间的关系。

   “长时段”概念是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的,他提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概念,进而把它们各自对应的历史事物分别称为“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和“事件”(événements),①[2]或是分别对应着历史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其中微观事件在历史上只是转瞬即逝,它们是一种短时段,是一种“喧嚷一时的新闻”时间,对历史发展影响甚微对短时段的研究尽管可能非常翔实可靠,却只是一个摄影过程中的“快照点”,所反映的社会“层面”像剃须刀那么薄。②[3]相比之下,长时段可以冲刷掉这些“不重要的”繁复混乱的微观事件,凸显和展示社会政治宏观结构的存在,这些结构是在历史上经常起作用的深刻而长期不变的因素,支配着长时段的种种问题,决定事物发展“长时段”规律。[4][5]相应地,“要理解和探索这些基本结构,人们就得以一种挥霍的方式研究巨大的时间段”。[6]不过布罗代尔也指出了其不利或危险之处,“它使人沉溺于更加图像化的某些历史哲学的概括中,而不再去探索和证实。”[7]如果仅限于长时段研究,忽视或放弃中时段和短时段内的重大事件如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行动细节,而没有重大事件与具体的人物,历史结构的变迁就没有动力、主体与过程,没有短时段内的细节行动,长时段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毕竟无数短时段才构成了长时段,细节与重大事件变迁的过程中,体现着结构的存在与变迁。

   近年来,国内历史研究中“微观史”日隆,“碎片化”趋势显著,具体到文武关系研究上来说,对某个朝代或历史阶段(短时段)的文武关系分析较多,而对长时段内的文武关系研究很少,宏观比较研究更是空白。这些微观史和短时段研究在丰富历史细节、发现历史突变与剧变的同时,却容易漠视潜存于剧变表层下的历史深层结构,不易察觉历史的“渐变”和“不变”。[8]因此,本章以长时段观察为主,同时以广泛阅读与短时段微观文武关系的文献为基础,最大限度地避免二者各自的不足,汲取其各自的优长,透视出中国传统文武关系的宏观结构与延续性,又使之具有比较坚实的微观基础。

   与长时段相联系的是结构,本章节将尝试“把结构带回到(bring structure back in)”,用之作分析传统文武关系的主要方法。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时间长河中共同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渠道,也是各门社会科学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③[9]但并没有揭示出支配长时段的结构是如何发挥这种支配功能的,这一问题是社会学和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学派所致力解决的。结构功能主义是一种宏观理论,认为仅仅或主要从个体属性或单个行动者行为,永远不足以理解或解释任何社会现象,相反必须研究“构成某种体系各部分之间的诸多网络、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关系”。④[10]这一理论特别强调特定的结构会发生特定的功能,而特定的功能需求也会产生与之相应的结构,构成结构与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相互依赖、一致、均衡和渐进性变迁。⑤[11]

   如果说布罗代尔是从历史纵向流变角度观察文明的深层结构,那么社会科学中的功能结构主义则从横向切面角度分析整体社会结构与功能。二者所指称的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前者更加抽象,主要是某种文明中恒久不易改变的实在;⑥[12]而后者相对具体,指某种社会或组织结构。不过二者也并非没有相通或重叠之处,例如在《物质文明》一书的第一卷《日常生活结构》中,布罗代尔就将世界各地的农作物与当地的社会结构与历史演变联系起来考察。本文所要比较的传统中国文武关系属于二者的重叠交叉部分,既是一直延续而来的中华文明体的一个纵向复线流变的组成部分,是其深层结构之一;又是相对的历史时段社会政治结构的次级结构,本身也具有相应的功能,其功能需求与结构形成之间存在紧密而强大的关联。因此,我们可以借助两个层面的结构主义理论对之进行分析。

   对社会科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者认为,它过度侧重宏观静态层面分析结构与系统及其稳定性,一方面这是其优势所在,另一方面,它也因此被批判缺乏微观和中观基础,也没有为变迁留下足够的空间,忽视了其中的结构系统中的矛盾冲突与变迁,无助于分析或预测变迁,无助于解释政治发展为什么发生、怎么样发生和在哪个方向上发生等议题。[13]不过,对于本文而言,结构功能主义的不足,某种程度上反而会有助于本文的分析:前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借其从长时段大历史角度和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分析相对不同文武关系模式的各自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延续性、各自结构上的稳定性;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上,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并不是完全排斥行为与变迁。社会结构是人类集体行动的产物,这说明结构与行动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结构“对社会过程和重复性既有行为施加限制”,结构的再生产也需要人们做出行动。在决定性历史时刻,政治能力(包括组织、意志和意识形态)对实施或改变结构情势来说是必要的。对既定情势与(要做什么的)观念的知识评估在政治中非常关键。同时,结构本质上会产生矛盾与社会紧张,“从而开启社会运动与意识形态变迁的可能”。[14]特别是在比较政治学中,结构功能主义大多数持历史视角,认为结构本身某种程度上是能够变化或转变成为非常不同的东西。换言之,结构及其必需的具体关系能够而且的确是变迁的,这于理解结构变迁为何发生、如何发生都非常重要。[15]结构功能主义的变迁性有助于本文在历史流变中分析两种文武关系模式之间的关系性、差异性与变迁性。尽管如此,上述批判还是提醒我们在比较分析两种文武关系模式时,需要辅之以相关个体的观念、行动来观察文武关系运行规则、结构的形成与变迁。这与前述从中时段与短时段微观史实比较文武关系是相通的。正如布罗代尔所说,“任何与普遍性理论密切相关的历史都需要恢复其真实面目——图像、地图、精确的年表和证据。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了解文明是什么,我们就必须研究实例,而不应仅仅依赖任何文明理论。”[16]

   总之,本研究主题属于比较政治学中的跨时纵向归纳性研究,适合用长时段、结构功能主义,对传统文武关系的基本结构、政治面向、社会面向及其与政治变迁的关系进行宏观分析。

  

二、传统文武关系的政治面向


   一般而言,军队承担着相近的任务:即管理暴力,准备和进行战争并致力于赢得战争;同时从组织角度看,军队在对暴力进行管控的同时,其本身又促成了暴力的组织化,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极具破坏力的组织。暴力原本就是一种激烈且富有强制性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手段,它具有强制性、难以抵制性等优势。暴力往往要依赖于身体、技术、设备及武器、团体凝聚力等,而军队恰恰在这些方面具有其他非军事组织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军事组织便具有了暴力上的优势与本能扩张的冲动。另外,由于权力的形成往往要借由暴力来达成,军队运用自己的暴力优势与自主权,觊觎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力,以及敌对政治集团的斗争最终也通过暴力与战争解决,均是历史上不时发生的现象。正如诺丁格尔所说,“不论军队是不是有意识地运用其组织力量去达到军人干政的目的,军队的组织本身的确是一个强大的力量泉源。”[17]如果能把国家比喻成一只拥有政治与武力双头的“利维坦”,那么如何控制军事武力组织,使之趋利避害,既是实现国家政权内部制衡所必需,又是约束驯服国家双头“利维坦”所必需。中国历代政权为了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控制军队的结构、制度与政治技术。

   (一)传统文武关系的基本结构

   从结构理论角度来看,传统文武关系具有图1所示的相似的文武关系模式或结构。在秦汉以来的传统帝国政治结构中,军事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而文武两个次系统或权力由不同的机构执掌,这样形成了政治面向的文武关系的三角结构,即皇帝—文臣—武将—皇帝。秦朝建立中央集权体制之初就设立了丞相作为统领百官的行政首脑,又设太尉作为统管军事的首脑;到宋代,“枢密院与中书对恃文武二柄”。[18]在这种文武关系三角结构中,皇帝除了一般起统率角色外,重要的是文武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而文武两个系统是皇帝的左右手,体现的是在皇帝统一领导下的分工制,或曰分权制。这样,统治权一分为三:文、武、王权,由帝王掌握统治权,文臣掌民事,将兵负责战事,三者通力合作支持帝国的运作。

图1 传统中国文武关系示意图

   承平时期统治中,与传统文武关系三角结构相对应的是,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和以文驭武的观念。传统帝王的理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9]在技术不发达的传统社会政治中,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强中央集权,而对“马上得天下”并深知军队潜在暴力威胁的皇帝特别是开国之君来说,以文制(驭)武成为重要的统治理念之一,通过分武分治、提高文人各方面的权限、让文人介入军队等具体手段,来控制军队,尽力将军事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如宋代枢密院掌握军事权力,但其长官基本由文臣担任。[20]传统以文制(驭)武的模式随着清廷政治体制的崩溃而发生了断裂,军阀时代政权分裂,军人干政,文武关系倒置。

传统文武关系结构的基本目标或说是功能都是通过文官控制军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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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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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 2016 (4) :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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