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锦程:台湾“本土化”的演进及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8 次 更新时间:2022-05-11 19: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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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锦程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本土化”成为岛内政权的运作模式,并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意涵。台湾“本土化”总体上沿着“权力—制度—认同”的路径演进,主要表现为:蒋经国时期权力结构的“本土化”,即上层政治系统向台籍精英开放;李登辉时期制度建构的“本土化”,即“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台湾化;政党轮替后认同塑造的“本土化”,即民进党通过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层面的“去中国化”重塑台湾人的“国族”认同。在此过程中,权力结构的“本土化”松动了岛内封闭僵化的威权体制,遵循了政治多元化的发展规律。但当“本土化”转向制度和认同层面,却不断为“台独”分裂创造所谓的“政治正确”,导致两岸政治定位的异化和台湾人“国族”认同的扭曲,对两岸关系产生恶劣影响。

   关键词:台湾;“本土化”;政权运作;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20)06-0016-09

  

   台湾“本土化”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大致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岛内社会应对外来冲击、回归本土价值的一种诉求,常常表现为本土思潮或本土运动;二是政治行为体适应社会环境变化和本土发展需求,或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存在策略或运作模式。前一层面的“本土化”肇始于日据时期台湾同胞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在反日、抗日过程中,台湾人产生了较大陆中国人更加复杂的政治情感,对祖国的依恋、“被抛弃”的哀怨及被殖民压迫的悲愤相互交织,进而形成一种“中国人意识”下、反抗殖民统治的本土意识,具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属性。台湾光复后,“本土化”表现为文学领域中“本土派”与“西化派”的论争,在本土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中国文化与台湾文化乃是重叠的,并且由于日本外来文化的支配,使中国文化转变成台湾‘本土’文化,亦即加深了中国文化的台湾本土性”[1],这一时期的“本土化”实质上构成了“再中国化”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后,“本土化”继续在文学领域呈现,尤其以乡土文学的兴起为重要标志,它一方面批判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工具的“反共文学”,另一方面抨击现代主义文学沦为西方文学的“殖民地”,具有朴素的反权威、反西化性质。随着岛内外形势的发展,台湾“本土化”在上世纪70年代上升到第二层面,成为岛内政权适应本土发展需求或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运作模式,对岛内政治发展及两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主要以70年代后岛内政权的“本土化”运作为主题,对“本土化”的政治意涵、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做重点剖析。

   一、“本土化”的历史语境及政治意涵

   蒋经国时期的“革新保台”、李登辉时期的“民主化”转型以及进入新世纪的政党轮替,可谓是70年代以来台湾政治变迁的重要标识。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作为政权运作模式的“本土化”被赋予多样化的政治意涵。

   (一)“革新保台”:作为政策举措的“本土化”(70年代初—80年代末)

   国民党退踞台湾后,高压的威权体制和封闭的政治体系使党政高层与社会基层严重脱节。一是统治集团尤其是党、政、军系统基本由大陆籍精英把控,台湾人的利益诉求难引起足够重视,出台各项政策与本土实际状况严重不符(如等同于变相加税的“肥料换谷”政策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甚至造成台湾本省人感觉外省籍少数群体把握“中央政权”,统治作为本省多数群体的印象。[2]二是统治阶层与大地主阶级存在利益交集,随国民党赴台的大陆资本家在岛内巧取豪夺,曾依附殖民统治者获利的板桥林家、高雄陈家、鹿港辜家等摇身一变成为工商巨贾,岛内贫富差距和阶层对立非但未能缓解反有加剧之势,经历惨痛殖民剥削、迫不及待翻身做主的台湾民众期望一再落空。三是国民党采取高压威权统治并在社会上制造“白色恐怖”,“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戒严令”等一系列政策法令使岛内政治社会运动无处遁形,“雷震案”、“李敖案”、“柏杨案”等政治案件更使岛内民众的怒火日益累积。至20世纪70年代,岛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省籍矛盾和阶层对立交织愈烈,国民党威权统治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从从国际局势看: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并把蒋介石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台湾的“国际人格”严重丧失。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大陆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回暖,国民党当局在国际社会陷入日益孤立的境地。从岛内形势看:随着岛内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台湾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蜕变为现代的工业社会,[3]新出现的、数量巨大的中产阶级,日益壮大成为一股全新的政治力量。[4]以本土政治人物为骨干的“党外”运动蓬勃兴起,他们通过创办杂志、参选地方公职、从事街头运动等形式发声造势,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形成重大挑战。面对复杂严峻形势,甫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提出“革新保台”,实施一系列以“本土化”为核心的政策举措,向内寻求更大的社会支持,这在岛内也通常被称为“吹台青”。

   进入1980年代,国民党又面临新一轮的内外困局。一方面,蓬勃发展的“党外”运动加速冲撞国民党威权统治,“编联会”(全称“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公政会”(全称“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等“党外”势力组织化程度提高,对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形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中美建交及大陆对台方针由“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转变,国民党当局奉行的“三不”政策、“法统”意识被嘲笑为“鸵鸟政策”,国际生存空间急剧萎缩。蒋经国痛感国民党统治处于“存亡续绝”的关键时刻,宣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5]进而继续加快“本土化”步伐,甚至用“我也是台湾人”为号召,强调外省籍人士对台湾的认同,表明了当局考虑问题以台湾为出发点。[6]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本土化”一直被作为缓和省籍矛盾与阶层对立、延续国民党统治地位的政策举措。

   (二)“民主化”转型:作为政治目的的“本土化”(80年代末—2000年)

   80代末90年代初,“本土化”的历史语境出现新变化。1986年3月蒋经国主持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7],此次会议成为岛内政治转型的转折点。同年9月民进党成立并通过具有“台独”性质的“住民自决”党纲,蒋经国决意开放“党禁”以展示对新政党的“诚意”。第一个符合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反对党在岛内拥有生存空间,也标志着台湾政治多元化进程的正式开启。但蒋经国于1988年1月突然去世,岛内政治的既定节奏被打乱,继任的李登辉作为第一位本省籍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没有枪,拳头又小,在国民党里头也没有派系”[8],面临大陆籍势力的强力制衡,巩固权力成为其上台后的首要目标。与此同时,世界整体格局剧烈震荡,美国在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大获全胜,自由民主制度赢得“历史的终结”的赞誉,一向唯美国马首是瞻且处历史变革紧要关头的台湾,自然成为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

   新历史语境下的李登辉兼具权力现实主义和“台独”理想主义的双重性格。作为权利现实主义者,他先是利用蒋经国的“本土化”遗产清除异己、巩固权力,打造了一支以台籍亲信为主的政治班底;再将省籍情结不断发挥,“诉诸台湾人出头天的心理来对付原本优势的外省统治精英”[9],将蒋纬国、俞国华、李焕、郝柏村等大陆籍势力排挤出党、政、军权力核心,使国民党成为一个由台籍精英主导、服从李个人意志的“本土化”政权。1990年正式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李逐渐暴露出“台独”理想主义者的本性,他从根本上背离了蒋经国“本土化”政策的初衷,反之推行与所谓“民主化”互为表里的隐性“本土化”路线。在通过六次“修宪”完成所谓“民主化”转型的同时,也将统治疆域及各类选举限定在台、澎、金、马,虽然强化了对台湾地区的“代表性”,但也意味着放弃了原有的“中华民国法统”,带有浓厚的分裂主义色彩。

   李登辉曾公开承认,“台湾的民主化究竟有何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台湾的‘本土化’。”[10]日本政治学者若林正丈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强调“台湾化”(即“本土化”)与“民主化”的关系:“在台湾,‘民主化’即是‘台湾化’,对部分人来说,‘台湾化’是追求‘民主化’的附属产品......不过,或许另有更多人因为渴望‘台湾化,才认可‘民主化’的必然。”[11]从某种程度上讲,在“民主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本土化”成为李登辉极力追求的政治目的,“民主化”则成为“本土化”的表现形式。

   (三)政党轮替: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本土化”(2000年至今)

   2000年3月,陈水扁当选第十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鼓吹“台独”的民进党由在野党变为执政党,台湾政治发展进入政党轮替的新阶段。此后蓝绿两大阵营通过选举机制争夺执政权,而能否争取岛内最大民意支持成为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在政党轮替的历史语境下,“本土化”上升为具有绝对价值的道德律令和原教旨主义的“政治正确”,因此也成为朝野竞相引述的“主流话语”和推动政策实践的意识形态工具。尽管在权力的角逐中民进党以“本土化”为矛,而国民党以“本土化”为盾,但双方至少在视“本土化”为“政治正确”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12]

   任何政策主张只要以“本土化”的名义便能畅行无阻。陈水扁执政时期,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炮制“一边一国”、操作“公投修宪”等“法理台独”行径,在各界的反对下最终破产。但在“本土化”等于“政治正确”的原教旨主义驱动下,台湾史成了“国史”,台湾文学成了“建国的文学”,“台语”则成了“民族语言”[13],一系列“渐进台独”不断取得成效。马英九执政时期,虽强调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并展开一系列“去扁化”、反“台独”举措,但也不得不迎合“本土化”的“主流话语”,提出“新台湾论述”、“台湾主体意识”、“台湾文化主体性”、“台湾优先、台湾有利”等,以争取社会民意的最大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在野时力图将国民党贴上“外来政权”的标签,执政时则以“本土政权”自居,甚至“以本土尺码审查每一个人的政治思考与立场”[14],支持民进党的即是“爱台”、反之则是“卖台”,几乎完全垄断了“本土化”的话语权。而国民党常常在“本土化”的论争中进退失据,甚至因支持“九二共识”和两岸交流而被污名化为“卖台集团”、“中共代理人”等。掌握话语权的民进党还有意将“本土”与“中国”对立起来,赋予“本土化”强烈的狭隘性和排他性色彩,使“本土化”成为“去中国化”的代名词和“台独”施政的工具。

   二、“本土化”的演进路径:权力、制度与认同

   在不同历史语境和政治环境下,作为岛内政权运作模式的“本土化”先后具有政策举措、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工具等政治意涵。这也决定了“本土化”演进路径的多次转向:蒋经国时期表现在权力层面,即向台籍精英开放上层政治系统,拓展其政治参与渠道;李登辉时期转变到制度层面,即通过“民主化”转型建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体制;政党轮替后则集中在认同层面,即通过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去中国化”,重塑台湾人的“国族”认同。

   (一)权力结构的“本土化”与上层政治系统的开放

蒋经国“组阁”后,争取占台湾人口85%的台籍人士支持,成为维持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关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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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台湾研究202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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