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龙:中国传播学70年:知识、技术与学术网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 次 更新时间:2021-07-22 1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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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龙  

  

   摘要:文章回顾了1949年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中国特殊的“传播学”概念与普通的“传播研究”之间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二是中国1978年引进传播学时,全球冷战的背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而中国的“现代化”则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去政治化的“现代化”概念促进了传播学的引进,这一点常被研究者所忽略。三是中国传播学的学术自觉和本土化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正处于学术创新的关键突破期。四是媒介技术影响了中国传播学的社会网络的性质,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学术交往模式与生产模式。最后是技术还深刻地影响了今天中国传播研究的范式与对象。

   关键词: 传播研究; 学术史; 本土化; 学术网络; 技术

   学术史的节点常常并不与政治史相重合,它会以不同于政治的逻辑展开。但是政治会以各种间接的方式影响学术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尽管与传播研究的节奏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个时间节点却可以成为一个契机,让我们可以反思知识与文化、权力、技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传播研究的影响,思考如何进一步增强学术自觉,为全球传播研究提供更有意义的视角及理论。

    讨论传播学的70年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作为一门20世纪50年代中断,70年代后又再次从西方引进的社会科学,传播学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诸多社会科学一样,存在着由非本土学术资源的跨语际实践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西方的理论如何与中国既有理论与实践相遇,如何被创造性地诠释与使用,中国如何应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以及自身的本土化焦虑等。传播学短短几十年的发展,集中体现了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命运。因此, 也可以将传播学70年的历史看作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具体而微的典型,以此来探讨各个学科共有的成就与问题。

  

   一、传播学与传播研究,传播与交通

  

   在讨论中国传播学的70年之前,首先需要界定两组概念:一是传播学与传播研究,二是传播与交通。就西方的概念而言,并没有一个以“ology”结尾的传播“学”存在。例如美国只存在朴实的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Communication studies)概念。英国干脆就以对大众媒介的研究——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来指称这一领域。当然,大众媒介研究的范围显然比传播研究范围要窄,比如人际传播、修辞、群体传播等便被排除在外,但英国传统强调的是大众媒体背后的政治经济与权力因素。在欧洲其他国家,传播研究、媒介研究也有不同的含义,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也缺乏统一的学科化建制,比如法国、德国的传播研究。

   作为一个学科的“传播学”首先诞生于美国。它是传统的英语系中的修辞演讲方向,加上新闻研究,再加上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杂糅而成。威尔伯·施拉姆则是这一研究领域学科化的重要推手。他将新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中有关传播问题的研究成果整合在一起,按照传播过程的5W模式(谁,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效果),将传播研究分成传播者研究、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内容研究、效果研究几个部分,同时建构了这一学科的创世故事,将哈罗德·拉斯维尔(政治学)、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社会学)、库尔特·勒温(心理学)、卡尔·霍夫兰(心理学)等四位著名学者奉为传播学的奠基人,并通过博士项目、研究所、学院、基金会等途径将传播研究建制成学科。

   对于施拉姆所开创的传播研究学科化的局面,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其不满意之处在于施拉姆所建立的这个体制将传播研究的范围缩小到以量化实证研究为方法的效果研究,主要为权力与资本服务,将传播行为仅仅视为工具,它忽略了传播与人的存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复杂的关系,将北美本土的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政治经济批判的传统、媒介环境学的传统,以及英国文化研究传统、政治经济传统、德法的后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传统都排除在外。包含上述学派的更普遍的传播研究领域一般被称之为“传播研究”,而施拉姆所开创的美国“传播学”只是“传播研究”中强调实证研究(主要是效果研究)及管理研究的一个分支。

   因此,中国语境中所说的“传播学”其实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或者说更接近于一个由中国学界自己创造的本土概念,即“新闻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进“传播学”时,中国学者由于对于美国及西方传播研究谱系并不十分了解,再加之施拉姆主导的传播学学科化进程正处于如日中天之时,中国学界就误将施拉姆所建立的“传播学”与更一般的传播研究混淆在一起。但随着我们对西学的了解日益深入,“传播学”的内涵及外延也有所扩展,有时也指整个传播研究。这就造成了使用中的混乱。因此,本文还是采用传统的概念,用“传播学”特指施拉姆开创的这个学科传统,用“传播研究”指称更一般的研究领域。

   按照这一区分,在计算中国传播学的历史时,就出现了两种结果。主流学术界将中国传播学的起源定在了1978年国内公开译介美国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因此到今天只有41年的时间。而如果追溯中国传播研究的起源,则一直可以推到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的约翰·杜威、罗伯特·E·帕克来华交流,以及民意调查、实用宣传(当时公关的别称)、广告、国际传播及社会心理学等诸领域对传播问题的介绍与探讨。当然,这些知识领域也基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

   民国时期的“传播研究”在术语使用上也和今天的“传播学”有所不同。“communication”这一关键概念被翻译成“交通”,取交互通达之意,而当时所说的“传播”则指“diffusion”或“dissemination”,意指从中心向边缘的信息扩散。原因是中文的“传”与“播”皆有单向流布之意,更接近于今天的“大众传播”概念。核心概念翻译的差异,导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1950年代以前的“交通研究”比较陌生。这也与传播研究和交通研究的主体差异有关。1978年后的传播研究的参与者主要是新闻学者,而1950年代以前的交通研究,主要参与者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解散了社会学、政治学专业,心理学也转向了苏联的唯物主义心理学理论。而20世纪40—50年代美国的传播学体制才刚刚建立,这种分散的缺乏政治正当性的传播研究很自然地无疾而终。等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引进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时,已经物是人非。

  

   二、全球冷战与传播学的引进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传播学曾被一些人作为新闻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加以批判。这令人联想到一个问题,在政治环境乍暖还寒的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被西方批判派学者指责为美国全球权力扩张服务的美国主流传播学又是如何冲破意识形态的障碍进入中国大陆的呢?

   其实不只是来自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官员对传播学进行批判,美国左翼的学者对主流的传播学的批评也不绝如缕。比如近年来翻译成中文的一本美国前调查记者写的《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运用档案资料说明,传播学科的起源不只是学术自然发展的结果,还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战争宣传的介入有密切关系,而且重点指出施拉姆与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简称)和军方资助的心理战项目密切相关。而施拉姆1983年的访华对传播学在中国的推广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也曾一度被中国学者认为是“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是美国传播学的代表人物。

   另一位研究美国传播教育的学者Timothy Glander则把传播教育的起源放到了冷战的背景中进行考察,他将档案中的碎片信息作为线索,证明施拉姆曾积极参与CIA、美国空军和国防部等机构的研究任务,他甚至还向国务院建议派一系列富布赖特学者到欧洲进行情报调查,推动教育与宣传的融合。

   在一些研究者眼中,施拉姆俨然是一个披着学者伪装的情报人员,他通过研究不仅为美国的全球冷战献计献策,而且也宣扬了美国的价值观,成为美国“文化冷战”的一部分。这就产生了另一些问题:施拉姆如果是一个学者,为什么要参与大量的政府和军事机构的冷战研究?如果说美国的传播学带有明显的冷战色彩,为什么在意识形态比较紧张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又会允许美国传播学进入?

   这与传播学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背景——全球冷战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除了体现在局部冲突与战争外,还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的争夺。美国一些知识分子延续了二战期间形成的爱国热情,积极地投入到推广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进程之中。在他们看来,第三世界国家如果经济崩溃,社会主义便会趁虚而入,煽动底层民众发动革命倒向苏联阵营。如果及时干预,通过积极的措施改善民众经济状况,提高其文化素质,他们就有可能抵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入侵,建立起与西方一致的稳定的民主制度,逐渐压缩社会主义阵营的空间。这一系列知识被统称为“现代化理论”,它在各个领域均有体现,比如经济学上的发展理论、政治学上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化理论等。其主要观点就是按照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抽象出一套标准的经济或政治发展路径,将其推销给发展中国家。

   现代化理论在传播学领域也有表现,施拉姆、丹尼斯·勒纳和E.M.罗杰斯等人所提倡的“发展传播学”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理论。他们认为,可以通过现代化的媒介技术,提高第三世界民众的现代化意识,从而引导这些国家通过人的现代化走上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施拉姆不仅撰写了《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还与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勒纳合作编写了《传播与变迁》(Communication and Change)。这两本书强调了大众传播对于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作用。他最初来中国讲授电化教学,其目的也是想通过当时最新的媒介技术(至少对中国而言),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为实现现代化与民主化准备条件。余也鲁后来把他们的讲义编成《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其标题也正反映了这一目标。

   施拉姆到中国推广“传播学”也带着这种动机。他来中国交流时向中国同行说,传播学是新闻学发展的最新阶段,这一去政治化的“传播科学”(Science of communication)本身就体现了现代化概念中的价值秩序。20世纪初在美国逐渐建立起来的传播学认为:世界存在客观规律,可以通过严密的科学与方法,发现其背后不变的模式。但是这一不假思索的对自然科学的模仿使得研究者们错误地将“一种特殊的社会发展形态说成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反过来,这一做法也塑造了现代化理论发明者和推广者的自我形象,既强化了美国的独特性,也强化了其作为全球思想和现代化引领者的形象。因此,推广传播学就成为这一“帝国使命”的一部分。

巧合的是,邓小平当时也重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这一毛泽东时代的口号再次走上前台,同样也是全球冷战的产物。处在美苏两国之间的中国在文革后意识到,必须首先解决发展问题才能生存,否则要被“开除球籍”。这意味着中国抛弃了依附于任何一个意识形态阵营的策略,采取务实的态度,谋求独立发展。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在两大阵营竞争中渐居上风之后中国所采取的灵活路线,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否则在贫困的状态下,中国民众会丧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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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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