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红学辨伪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7 次 更新时间:2018-08-15 19: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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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当《红楼新辨》进入校阅清样的时候,《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三期出版了,五篇出自红学名家之手的宏文所提出的商榷意见(《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2期慎刚《1992年的红学界》云:“近来一些红学家已表示不能让这种观点再扩散下去,……故而他们已开始撰文,准备对此说进行全面批驳”),无疑是对这部尚未面世的著述的严峻检验。

  

   说来惭愧,我关于《红楼梦》的“新辨”,包括脂本辨证、脂批辨析、脂斋辨考、“探佚”辨误、史料辨疑等,以单篇的形式在各地学术刊物陆续发表以后,或誉之为“震撼红学的新说”(林辰:《震撼红学的新说》《中国图书评论》1992.5.),或讥之为“《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蔡义江:《〈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红楼梦学刊》1993.3.151.以下只注明期数与页码)但实际上,我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并无什么新奇的东西,它们都不出中国最传统、最基本、最平常的辨伪学的范畴;如果说其间有什么“新”的东西,只在它是被施于作为“新红学”的基石的脂本、脂批、脂斋头上而已。从这个角度讲,五篇有组织的、经过精心安排的宏文,与其说是对我的“全面批驳”,毋宁说是对红学辨伪本身的怀疑和责难:

  

   刘世德先生说:“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对曹雪芹的研究说来,是相当重要的史料。从五十年代起,红学界的许多朋友曾经多次使用它。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重要性,甚至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我万万没有想到,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居然还要来撰写文章,公开为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作辨护。”(《张宜泉的时代与〈春柳堂诗稿〉的真实性、可靠性》,《红楼梦学刊》1993.3.121.)

  

   蔡义江先生说:“我只想提醒一句,今天已不是五十年代或红卫兵时代了,不能再把什么脏水都往胡适身上泼,应当实事求是地评论。他作为一位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很有影响的学者,不是扣一顶‘实用主义’的帽子就能一棍子打死的。从他的为人看,我认为还不至于干那种明明知道是假货而还要借此沽名钓誉的事。”(3.159)

  

   宋谋玚先生说:“说脂砚斋出于伪托,倒使我大吃一惊:难道胡适、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等人辛苦几十年,竟是落入了某一个学术骗子的迷魂阵,闹了一场天大的笑话吗?”(《脂砚斋能出于刘铨福的伪托吗?》,《红楼梦学刊》1993.3.167)

  

   一句话:脂本、脂批以及其他史料,是“被红学界普遍接受的”、“没有疑问的”,因而是绝对可靠的;怀疑这一点,就是不懂“红学的ABC”。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一致公认”的东西,是否一定是真实的可靠的东西?换言之,红学究竟有没有“伪”可辨?应该怎样辨伪?

  

   一

  

   辨伪,是对古代典籍的真伪进行鉴别。梁启超在谈到辨伪的必要时说:

  

   书籍有假,各国所同,不只中国为然。文化发达愈久,好古的心事愈强,代远年湮,自然有许多后人伪造古书以应当时的需要,这也许是人类的通性,免不了的。不过中国人伪造的本事特别大,而且发现得特别早,无论那门学问都有许多伪书:经学有经学的伪书,史学有史学的伪书,佛学有佛学的伪书,文学有文学的伪书,到处都可以遇见。因为有许多伪书,是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即如研究历史,当然凭藉事实,考求它的原因结果,假使根本没有这回事实,考求的工夫,岂非枉用;或者事实是有的,而真相则不然,考求的工夫,亦属枉用。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忠实的科学根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为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饮冰室专集》之一百四:《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承认这个道理,是不难的;但要对早已深信不疑的东西重新进行辨别鉴定,这就犹如在一座大厦高高耸立起来以后,再来提议重新清理地基一样,显然是不会招人欢迎的。但是,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工程设计者,一旦听到此类建议,一般都会认真复核、精细计算一番,然后决定是否需要照此办理;但权威的红学家却不愿以这种态度来考虑问题。蔡义江先生的心态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前后迟早、优劣高下、有无真假,在欧阳健文章中都是颠倒了的。读他的文章,没有一点定力,还非被他搞得晕头转向不可。”(3.161)版本辨伪的任务,就是要辨别不同版本的优劣、先后、真伪,其结论不免与传统的观点不相一致,有时甚至可能是“颠倒”了的,这一点也不值得奇怪。没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是不能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研究学问,确实需要“定力”,以免为谬说所惑;但将凡是不合自己已经服膺的定则的意见都一概斥为“奇谈怪论”,甚至闭眼不看,就敢于立刻判定是“以红学为名的欺人之谈”,也太“自负”得可以了。即以列藏本来说,蔡先生显然是相信“道光年间被俄国人从我国掳走”的了,假如有人指出此说并无实据,正确的态度是用自己的眼光重新鉴定呢,还是凭恃自己的“定力”稳住阵脚,不为所动呢?

  

   红学史的实践,生动地说明了一个真理:红学领域决非无伪可辨;对红学研究提出辨伪的要求,也决非对神圣的红学的亵渎或对品质高尚的红学家的冒犯。比如,胡适在1921年撰写《红楼梦考证》时,首先碰到的就是有正本(戚本)是否“原本”的问题,胡适根据版本学的普通常识判断道:“这本已有总评,有夹评,有韵文的评赞,又往往有‘题’诗,有时又将评语钞入正文,可见已是很晚的钞本,决不是‘原本’了。”(《胡适红楼梦论述全编》109页)胡适所“辨”的,即是有正本冒充“国初原本”之“伪”,他“辨”得非常正确,实堪称“新红学”的第一项辨伪的成果。

  

   无独有偶,“新红学”的另二位大将顾颉刚与俞平伯,也同样遇到了辨伪问题,而且辨伪的对象,竟是新红学开山祖师胡适本人以及他的《红楼梦考证》!按,胡适《红楼梦考证》引用的第一条重要材料《随园诗话》,用的是道光四年的刊本,中有“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当时红楼中有某女校书尤艳,雪芹赠云……”之句。顾颉刚得到《随园诗话》另一翻刻本,经过校勘,遂产生了怀疑。他在1921年6月24日写信给俞平伯说:“昨天翻《随园诗话》,始知适之先生所引,和我的一本不同。我的本子上说:‘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适之先生《考证》内既缺‘明我斋读而羡之’一语,又改‘我斋题云’为‘雪芹赠云’,这是很可疑的。我的本子虽是不好,但却是翻刻,翻刻则只会有形似之讹,而不会有字句之改。这里一则曰‘明我斋’,二则曰‘我斋’,可见确是人名,而非误刻。因此,我对适之先生的引语颇有点不信任。”(《俞平伯论红楼梦》42页)俞平伯在6月30日回信说:“大观园不是随园,是极是极!袁枚原是个荒谬小人,其言自不足依据。明斋主人的《总评》说的痛快得很,如见其肺肝然。你同适之所据之《随园诗话》竟大不同,真是怪事。我想何妨再找一本板本好的校对一下。照你所说,明义字我斋,竟活活有这一个人,在适之竟把他消灭了。这真可怪得很!适之所做的《考证》现在看来的确是‘七穿八洞’了!这就是进步底证据。”(《俞平伯论红楼梦》46页)如若顾、俞二位下功夫找到《随园诗话》乾隆五十七年原刊本,发现其文字正与顾颉刚所见本子同,那他们就不会认为“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的话,是袁枚的撒谎,而是道光四年板本的作伪了。顾颉刚的辨“伪”,固然不够彻底,但他在那“新红学”的发轫阶段就不惮于说出:“适之先生平常对于考证《红楼梦》的材料随时留心,精心结撰了一篇《考证》,已是很不容易,而不到三个月,已觉得各项推断援据打得七穿八洞”(《俞平伯论红楼梦》43页),确是很了不起的;而七十二年之后,蔡义江先生却把对胡适考证成果的正当的质疑,硬说成是把“脏水”往他身上泼!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反差,乃在辨伪意识之有无耳。

  

   近二十年来,红学界产生的几场论争,也大多同辨伪有关。诸如《废艺斋集稿》真伪之争、曹雪芹画像真伪之争、曹雪芹佚诗真伪之争、曹雪芹墓石真伪之争等等。其中最有学术气息的是1973年开始的关于《废艺斋集稿》的真伪之辨,曾经牵动吴恩裕、陈毓罴、刘世德、胡文彬、周雷等红学家卷入其内。我曾经认真地读过陈毓罴、刘世德先生《曹雪芹佚著辨伪》,文中以“曹雪芹自序”中“是岁除夕,老于冒雪而来”同乾隆十七、十八、十九年除夕《晴雨录》记载皆为“晴”的相矛盾的辨伪方法(《红楼梦论丛》76-82页),令我叹服不已。而最富戏剧性的要算曹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佚诗”于1973年突然面世后所引起的真伪之争了。当吴世昌先生撰文盛赞“雪芹此诗,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浑成的优秀范例”之际,周汝昌却出人意料地站出来招承此诗乃其“补拟”;造假的人就站在面前,而吴先生仍然不肯相信,竟又撰写两万字的长文,引经据典证明佚诗“不伪”,甚至引阮瞻“即仆便是鬼”的话,断言周汝昌“补”不出这样的诗作来(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336-361页)。吴先生的“定力”可谓强矣,然而却铸成了终生抱憾的大错!1982年夏,在首都施耐庵文物史史料问题座谈会上,耳闻吴世昌先生“辨伪容易认真难”之言,当时曾叹为至论,后来方知此乃1979年俞平伯先生就佚诗问题给他的信中“认真比辨伪难,良信”(《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72页)的复述,可见此事是如何令他刻骨铭心了。

  

   二

  

   对于红学研究来说,材料当然是越丰富越好。但是,长期以来,只注意尽量收录的一面,却忽略了鉴定材料的真伪和年代,亦即辨伪的一面,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误。有鉴于此,我十分欣赏周汝昌先生最近就曹雪芹墓碑辨伪提出的对待墓石一类文物的态度:

  

   (一)只有在考古专家认定它是真实的历史文物的前提下,才谈得到其它议题。

  

   (二)如若急切地夹入了“红学家”的议论,那就很容易转移重心,掺入成见,混淆观念,发生非科学意义的争执,影响鉴定。(《“曹雪芹墓碑”揭伪》,《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

  

考辨文物史料自身的真伪和年代,是第一个层次上的研究,从这些文物史料可以引出什么观点或结论,则是第二个层次上的研究。正如郭沫若所说:“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十批判书》第2页)在材料的真伪尚未确认的情况下急切地加以利用,就难免有错。比如列藏本是道光十二年由库尔梁德采夫从北京带到俄国的说法,是苏联汉学家李福清于1964年提出的,几乎为所有红学家所立即接受,有机会到苏联目验原物的三位著名红学家,同样由于无条件信从了李福清的判断,考察工作偏重于装订、衬纸方面,于是乎得出了诸如“钞本的底本是属于脂砚斋评本”、“正文下的双行小字批,则当是指批旧文为多”之类属于第二层次的结论;至于对一位外国学者作出的关于版本年代的判断,中国的版本学家是否需要检验一下他的证据是否可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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