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亲人有难,我不帮谁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1 次 更新时间:2017-10-23 15: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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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进入专栏)  

   后来就知道了为什么父母要把我送去姥姥家。文革前夕父亲因为犯了“修正主义” 错误,从西安的西北局大院被下放到甘肃最贫困、最苦旱缺水的定西地区。原来从西安到天津的“资产阶级”环境我过不惯,但从十里洋场的天津卫一下回到黄土穷山,那反差就更大了。而最大的变化还不是城乡贫富之差,而是家庭生活的改变。

   我们这种“双职工”家庭的日子,本来就过得跟头咕噜,到了县里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早出晚归对我们就更加粗放不羁,基本上是“自然天成”的“散养”。虽说父母的工资是全县最高的,平日里似乎可支配现金远远在平均水平之上。但其实除去给老人的,工资几处用,到我们手里也没多少。加上也“不会过日子”,仅从生活质量来讲,似乎还不如我们班上那些农村户家庭的孩子。

   当时父母经常不在家,我们一直就是脖子上挂钥匙“自己当自己的家”。仅从早上带的干粮来看,我们也就拿食堂蒸的难吃的陈年玉米面发糕,同学们虽然拿的也都是杂粮食品,但是大多是当年的新粮,不管是黄澄澄的玉米贴饼子,还是荞麦面的小花卷,实在不济,啃一个老玉米或者一个烤红薯,一拿出来就有一股扑鼻而来的五谷香气。一般早自习以后,有时和同学们换着吃干粮,吃过我带的口粮以后,很多同学都说,“原来以为你们这些‘干部娃’比我们高级很多,现在看来真不咋的”。我因为在家里做饭,经常手上的面来不及洗就到学校,而遭到一些男生的嘲笑。

   文革开始,因为父亲很快成为“批斗对象”,头上有五顶乌帽子: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三反分子、黑帮、走资派(其实父亲虽然就行政级别而言可能比当地县太爷还要高,但是一直从事理论研究,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一级现职官员)。因为父亲的缘故我和哥哥在学校里的班长职务被撤销,成为了被革命队伍打入另册的“黑帮子女”,不管我本人如何“向左”努力,但我的革命生涯也无法持续下去了。

   从那之后到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原来那种盲目的信仰支柱一点点地垮塌下来,我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脑袋想事情。文革派性正酣的时候,母亲去了县五七干校,父亲与四类分子在水利工地上“改造”,哥哥仍然不死心地住在学校,混迹于一帮高中生当中热心于“文化革命”事业,有时回家吃个晚饭就走了,根本指望不上。

   家里只有我和弟弟作伴,妈妈给了我们每人10元钱作为一个月的生活费,我们住的老式民房显得格外阴森空荡,尤其是厨房没有电,晚上要点煤油灯做饭,我们只好互相壮胆。有一次我去40里外的五七干校看妈妈,因为错过了晚饭时间,实在没有吃的东西,妈妈只好从别人那里借了一勺白糖,冲了杯糖开水给我充饥。当时天气已经很冷,我找不着衣服穿,只好在夏天的衣服里面硬塞了一件妈妈的秋衣,搞得里长外短,五七干校的人看了都摇头说,有娘在家和没娘在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有一次我在做饭,让弟弟从房间里把热水瓶拿过来,可能是他人小拿不动水瓶而门槛又高,他在台阶上拌了一下,把家里唯一一个八磅热水瓶在门槛上“啪”的一声磕碎了,吓得他赶快缩在门槛上,一个八磅的热水瓶要5元多钱,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四分之一的生活费就没了,我心里盘算着如何向大人交代,根本顾不上弟弟的感受,训斥他说今天晚上不能吃饭。

   弟弟委屈的缩在门槛上汪着泪水不敢哭,嘴里嘟嘟囔囔地叫着妈妈,还是邻居出来打圆场说,没烫着娃就算万幸了,娘不在娃已经够可怜的了,就别再埋怨了,我一边打扫着内胆碎片一边心酸地想,没有大人的日子真不知道该咋过?虽说我从小就过寄宿生活,但是城市和农村、过集体寄宿生活和自己独立支撑家庭完全不一样。

  

   家庭是最后一道防线

   姥姥总是像“救火队员”一样出现在她的几个子女中最需要的家庭。她知道我们家里“大人缺位”的消息后,马上扔下天津家里的一应事务,坐火车赶来甘肃。姥姥的到来让我们的生活立马感觉就不一样了,虽说钱还是那些钱,房子也依然是高大阴森的老房子,但不知怎的家里显得格外豁亮了,我们的胆子也大了,好像父母在与不在也无所谓了。

   姥姥的到来立马让家里的日子显得的生气勃勃,她把自己的存在感扩散在任何地方。老人最大的特点是虽说不能把苦哈哈的日子从根本上改变,但是可以从小细节上把无聊困顿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我不用再当“火头军杨排风”了,姥姥做的饭原来就比妈妈做的要好吃很多倍,我就更没法相比了,弟弟也撒花活泛了很多。

   姥姥是老派人,经历了北洋军阀、日本人统治、国共政权的转换,什么世面没见过,对任何政权都没有太大的期望,抱有一种小百姓看你楼起楼塌的无奈和超然,对人世间的世态炎凉早已超越度外。有一些大字报把父亲“妖魔化”的吓人,我们一时之间难辨真伪回来告诉老人。对父亲的政治问题,她对那些耸人听闻的帽子只淡淡地说了句“我自己的女婿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

   老人的思维既简单又朴素,她说,我不懂政治,但是世道再变,是非好坏不会变,浑浊自清,一个人的对错,岁月能够证明一切。可能一生中看惯了太多的起起落落,对我们带来的种种传单和消息,她都只是淡然听听,用她简单的语言说,“现在的世道怎么了,咋不教人学好呢?”表面上看,姥姥和父亲除了嘘寒问暖在其他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交流,但是只要是父亲回家的日子,家里的伙食立马会上升两个等级,每顿都有不重样的可口的饭菜,我们也跟着享口福。

   在姥姥看来,男主人在外面奔波,家里的女主人的职责就像一把大伞,是为所有人遮阳挡风雨的。她有一句口头禅:“亲人有难我不帮谁帮?”她说,很多人走上绝路自杀,不仅仅是因为遭到了批判,而是被家庭亲人抛弃。家庭就等于是打仗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她总说,“外面的人说什么我管不了,进了我的门就得按我的老理来——亲情最大”。人常说,有目标的人内心强大,我猜想,姥姥的目标就是使她的亲人都能过平安的日子。

   她平时很少对我们的所做作为有约束,但我记忆中有两次事她是发了脾气的。一次是母亲下班的时候突然暴雨如注,姥姥让我们去给妈妈送伞,我们相互推诿不想出门,说没准妈妈在哪里躲雨呢。老人出人意料地大发雷霆,指责我们不懂事、不孝顺,不想着回馈父母,并说自己不怕小脚摔跤也要去送伞。不一会儿母亲浑身淋透了回来,好脾气的姥姥两天都不爱搭理我们,后来总说,“现在教育是在毁人”。

   还有一次,在天津当医生的大姨被下放到宁夏,经常要到乡下出诊,她的孩子萌萌没有人照看。姥姥决定接回天津自己喂养,暂时就在我们这里中转和适应一段时间。不满周岁的孩子突然断奶离开了妈,小萌萌什么都不吃整晚哭闹不已,搞得我们所有的人都睡不好觉,弟弟甚至气得对小萌萌大吼,“再哭就把你扔到城外喂狼去”。姥姥生气地说,“不许这样对待孩子”,“谁都有犯难的时候,亲人之间就理应相互帮助”。

   我们都对姥姥自己能否应付得了这么小的孩子表示怀疑。姥姥还是那种舍我其谁的态度,她尝试着用各样食物喂养小萌萌,不到一个星期,小萌萌已经可以吃米糊和蔬菜粥了。有一回吃了满脸米糊的小萌萌爬到门槛边,被邻居家的大黄狗用舌头不停地舔舐,我们看了吓一跳。

   十几天以后,小萌萌已经能够扶着墙壁挪腾脚步传达姥姥的指令,对我父亲说:“夫,饭”。让我们大笑不已,而姥姥的原话是“叫你姨夫吃饭”。后来我有了女儿之后,已经年近八旬的姥姥仍然自告奋勇要帮助我带孩子,我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亲情最大”,“我不帮谁帮”的真正含义。

   姥姥也读报、听广播,对政治形势很熟络,还时不时冒出一些新名词,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她百岁的时候。2001年9.11事件爆发、阿富汗打仗以后,她还在电话里说,“拉登(她竟然还知道拉登)惹了美国佬,这场仗可有的打头了,不行了你们就到我们乡下来避避”。

   近百岁的老人有点糊涂了,身在天津却以为是在早年的河北农村老家。但是她关心时事主要还是从常人生活的角度着眼。比如1969年后与苏联关系吃紧,林彪发布“一号令”,中苏要打仗的消息传来,她就预备一些类似“战备包”样的东西,好像随时都可能有意外发生。1973年有地震的传闻,她就做了一些小包的炒面、炒黄豆、炒蚕豆、奶糖,放在不同角落或我们的衣服口袋里,以备急需时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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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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