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文学史上的“青藏高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8 次 更新时间:2020-01-15 01: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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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进入专栏)  

   谁都知道,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青藏高原”。高尔基曾说:“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这样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拥有如此多的殉道作家”。

   俄国文学的“叛逆性”是以一贯之的。据说,苏联时期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曾对索尔仁尼琴说,即便是托尔斯泰在世,他也会改变的,就像高尔基一样。索翁答道,那他就不是托尔斯泰。

   俄罗斯文学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政治与哲学色彩很浓的文学”,19世纪黄金时代的文学常被视为“思想小说”,它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思想性。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冷静到残酷笔触涉及的问题直到一百多年后仍然引发人们的深思。在俄国“思想小说”家中,两托(陀)被誉为站在“充满哲学意味文学世界的最前列”,他们的文学作品大量诉诸心灵状态揭示心理内在的描述都充满了哲学思考。所以在俄国文学家是可以和思想家划等号的。两托(陀)以及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作品是可以当历史、哲学作品去读的,在俄国文学作品有一个特殊的称呼——“多元载体”。

   俄国文学的这种特点的形成与“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有关。1825年在十二月党人以军事政变的方式碰壁以后,沙俄社会的政治渠道关闭,很快哲学成为第二个“沦陷区”,当时的政府患有“黑格尔恐惧症”,认为哲学是一门教人离心离德的学问,高压之下俄国的贵族中弥漫着寒潮袭来的紧张气氛。沙皇尼古拉一世看得很透彻,他说,在这伙人那里,“教育”一词就等于“自由”,而“智力活动”指的是“革命”,“哲学”几乎就是煽动造反的代名词。沙皇的官吏们都知道,“不要期望哲学家是为我们服务的人”,哲学说到底是教人要摆脱制度束缚,所谓的抽象思维最终是要挖掘根基的。

   政治高压下,许多人销毁日记、信件、文章以求自保,他们的缪斯被政治机器压的粉碎。在“思想界的沉寂期”,同情十二月党人的贵族知识分子,要么自我流放到国外,要么转入文化艺术领域。只有文学杂志是当时唯一可以公开讲话的地方,于是作家们便把哲学思考、社会批评融入到文学作品中。

   其实“文学独大”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它透着深深的无奈。有人说“俄国文学从来都是和沙皇的政治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准确地说,是因为沙皇时期的政治生态使得知识分子只能在文学领域表达自己与“沙皇制度的格格不入”。

   赫尔岑在提到“文学中心主义”的时候说:“从彼得一世起,俄国的历史便是贵族和政府的历史,贵族阶级中包含着革命的酵素,它在俄国没有别的舞台,那公开的、流血的、街头的广场,它有的只是文学的讲坛,我们在否定方面比其他人走得远”。

   “文学中心主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文学不敢涉足政治和社会问题,它必须局限于文艺和文艺批评的范围内,我们的文学的程度在那时已经毋庸置疑达到高峰,但我们在政治方面的成熟还是未来的事情,当时几乎只有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中才涉及到社会政治问题”。“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争论的大多数人都是作家或文学评论家,虽然他们争论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但是仍需要“文学外衣”作为“掩护”。

   俄国出生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 伯林曾经把俄国知识分子分为两种类型,即有学问的“狐狸”和有激情的“刺猬”。前者富于工具理性,囿于书斋里的思索,后者执着价值理想,积极介入现实。实际上,这样的划分不可能很严格。同一批、乃至同一个知识分子身上都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性格。但是一般还是会有一种更为突出。

   一般而言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文化素养高、时常把欧洲作为俄国的比较参数,激发了他们对沙皇专制不满,

   但是他们与俄国底层社会的隔膜和因此而来的缺乏行动能力,都使他们更像是伯林笔下的“狐狸”,是他们创造了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 在他们笔下,文学的作用不仅仅是讲故事、抒发情怀而且是可以借题发挥的工具。

   从18世纪开始,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欧化”贵族,能够领先一步感受到时代的脉动。齐切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的双亲的全部愿望就是我们要受到欧洲教育,他们认为这种教育是高于俄国的,可以和自傲的欧洲人同等进步。”

   莫斯科大学开办之初,便附设了两所中学,即贵族中学和普通中学,贵族中学里除学习古文外,还要学习拉丁、德、法、意等国的语言与文学,而普通中学里只学习古文,贵族中学需要学习地理、天文、动植物学以及击剑、音乐、舞蹈、绘画等,使受教育的人心志更加健全。但这一切仅限于社会上层,西方文明并未深入俄国下层,“对于很多俄国贵族来说,保姆是他们与人民之间唯一较近的联系”。

   到了60年代,新崛起的“刺猬”一代人,都是以文艺评论为主的评论家,他们介入到哲学、政治各个领域。政论家、文艺评论家和作家通过杂志,以文学、文艺评论的形式面向公众发言,促进社会思想的形成,引导着文学的发展方向,培养着公众的趣味。所谓“俄国文坛是思想家的熔炉”,是在19世纪30年代的政治高压下“文坛”成为最后一个庇护所。

   在政治领域发言的机会被关闭之后,大家都只能在“文学”中寻求各自思想的尖锐性和深刻性。这里体现了一种对现实想作为而不能为力只好退回“文学”的悲观情怀。20世纪俄侨文化对这种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们在被本国的政治激进主义抛出以后,又在西方的现代化中看不到文明漩涡中生活的意义,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便继承了19世纪贵族思想家的精神创造道路,在国外靠自己的力量靠对上帝的信念依托母语寻找到自己的价值。布罗茨基说,政治高压将我们推入孤独,推入一个绝对的视角,只有我们自身和我们的语言,而没有任何人或物隔在这两者之间,语言最初是他的剑,接着成为他的盾,最终变成他的宇宙场。

   在漂泊和流亡中所有的东西都丢失了,只有母语留存下来,母语变成了流亡者直面世界的唯一方式,不抓住它就一无所有了。不参与集体撒谎、在陌生的他乡由于既不无法也不愿融入另一种环境,流亡者沉浸在对过去思念与反思中。在俄国“文化与流亡”携手并进早已有之,导致“流亡文化史”成为一门学问。

   苏联时期当局认为把异己知识分子赶到国外,在国内就会出现安定的局面,结果宽松超脱的环境、一定的资金支持和充足的时间保障,成就了俄国的流亡作家。流亡成为了他们思想成长的过程,对母语言的依赖、对空间上的远方和时间上的未来的期望,以牛犊顶橡树之力用创作来抵御暴政。赫尔岑说:“在伦敦15年我没有一个亲近的人”,没有一个可以诉诸衷肠的人,写作便成为我的全部。

   人们给索翁的电报中说,你把俄罗斯文学巨大的财富还给了它本身,哪里语言没有死,哪里就有未来,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唯有真理永存。索尔仁尼琴说,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作为文学的文学,文学仅仅是我向砖制-制度抗议的一种手段。

   俄国的这种文学传统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这个市民社会本来就缺少“文学圣殿”的概念,本国作家也没有像欧陆国家那样被尊为“文豪”,供入“万神殿”的传统。因为它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如果对现实要讲社会良心,政论家、记者、报人的作用更加直截了当地。如果要批判黑暗,他们就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了。所以在美国更多地由直接抨击真人真事的公共媒体名记者、政论家与思想家而不是由借助“文学形象”曲折地阐发思想的文学家来代表。

   但是俄国不一样,很多事情是不能直接说的,于是就有小说家借故事来表达某种思想,所以使得俄国历史上文学家的地位是美国远远不能想象的。而通常出身并不显赫的富豪在美国作为“平民中的成功者”,被大众认同的程度却远高于倚仗出身、形象颟顸而傲慢的欧陆贵族。因为俄国历史上很多涉及到思想的东西都是由文学家来承担的,比如托尔斯泰之所以被视为很伟大,不是因为他的小说故事写得很精彩,而是因为他的小说有深刻的思想性。

   所以高尔基到了美国以后非常失落,因为他在苏联时期,甚至在沙皇时期都是很受尊重的。而且不但在苏联受尊敬,在法国也很受尊敬。但是一到美国就发现,美国人宁可去崇拜好莱坞的演员,美国被公认为最伟大的诗人朗费罗(1807-1882,代表作有:《夜吟》、《奴役篇》、《基督》、《伊凡吉琳》等)也不可能有他在俄国那种作家的地位。

   19世纪40年代文学一枝独秀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在历史上,俄国文学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学科”,既有“派生文学”,也有“文学派生”,以至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这些今天人看来的“一级学科”都是从“文学”的滋养中分化出来的,所以文学家也兼有多重身份。久而久之,文学在俄国一直以来都是“显学”,把其他学科的内容都涵盖在其中,形成文学的社会化、文学的政治化、文学的哲学化、文学的宗教化……。

   俄国文学成为“思想的引领者”,具有预言性和启示录精神。沙俄时期俄罗斯的文学家也都是思想家、哲学家,而哲学家,正如赫尔岑所说,俄罗斯文学需要背负起超越自己承载量的负担。

   当然以文学的表达形式来体现其他人文学科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原因:正如当代俄罗斯学者所说的:俄国文学的宗教性和哲学性说明两个问题:首先,是理性主义的不发达,各学科的分类界限模糊,大学的学科背景是模糊的,大家都以文学形式的“百科全书派”体现出来。

   到了60年代,新崛起的“刺猬”一代人,都是以文艺评论为主的评论家,他们介入到哲学、政治各个领域,用充满太多情感色彩的语言,所以“带着抽象观点的议论,是越来越少了,生活所表现的因素,越来越坚定地站着优势了”。也就是说,在俄国“文学的跨界”和“跨界的文学”比比皆是,用今人的眼光看,是不够“专业”,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文艺批评里面浸透着“俄国人的判断”和“俄罗斯的思维方式”。

   其次,俄国固有的宗教传统,使宗教思想渗透在各个领域,“俄罗斯的哲学还没有达到其职业高峰,还没有从宗教-精神性终孕育出来,没有剪断与宗教东正教联系在一起的脐带”。就如普希金所断言的:“‘东正教规给了我们一个特定的民族性格’,……真正的俄罗斯哲学传统,只能从东正教的经验土壤中延续下去”。

   但是文学这种表达手段、精神寄托的形式,当文学的形象描述仍然无法解决内心的困惑,文学的词藻不能表达探索的迷茫时,俄国的知识分子的宗教情怀每每使他们走向宗教哲学,斯拉夫派包括后来的“路标派”都自称就是“斯拉夫-基督教派”。

   在俄国文学是哲学的形象化表述,哲学又是神学的女仆。文学的语言、哲学的思考以及神学的支撑成为一个鲜明特点。所以俄国文学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神秘主义底色。

   比如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舍斯托夫就认为,“哲学是一种伟大的终极的斗争”,而神学更是精神对抗肉欲、抵御一切“恶”之根源的“防毒剂”,是“真正的本质拯救”。这个传统在苏联时期中断了几十年后,现在又被文化保守主义出口转内销,反馈到俄罗斯本土,繁殖到当代俄罗斯思想界的“内在价值”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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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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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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