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我如何开始东欧问题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9 次 更新时间:2019-04-30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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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进入专栏)  

我父亲是做苏中党史研究的,我父亲后来在60年代的时候,就是“九评”(1963-1964年,中共九评苏共)的时候,犯了所谓的修正主义错误。那个时候我属于一个特殊的名词,叫“黑五类子女”,这也是文革时特有的名词。黑五类子女是不能升学的,我就跟父亲说,我特别有高玉宝似的劲头,我要读书。我父亲说,你跟高玉宝不一样,你要读书,但家里被抄家,所有的书都已经没了,但是还有两套全集,一是《马恩全集》,一是《列宁全集》。


我刚开始是读的《马恩全集》,因为《马恩全集》的年代更久一点。我对整个知识背景、人名、地名,一头雾水,书里讲的那些希腊神话,很难读进去,所以我后来就改读《列宁全集》。正好那时候中苏关系比较紧张,年龄小的人可能已经不记得了,年龄大的还知道1969年林彪的“第一号令”,宣传要为中共“九大”打仗。那时候,孙玉国在珍宝岛跟苏联打了一仗,国家就发现如果真要跟苏联打仗,俄语人才是奇缺的,所以从1970年就开始招工农兵学员。最早的时候还不叫工农兵学员,从1971年才开始叫工农兵学员。到我学好俄语的时候,其实中苏形势已经缓和了。我们那时候学俄语,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我们都要到部队去学战地喊话。学战地喊话时我总想着要去俘虏苏联人,从来没想到我要被俘虏了,该说什么。


有了这两个背景,一个读《列宁全集》的背景,一个学习俄语的背景,所以1978年高考的时候,我还是回到我的母校兰州大学,考了苏联东欧史的研究生,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们当时说自己是“黄埔一期”,因为1978级那时候研究生比较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好多年没有读书,这十年文革没有读书,到了兰州大学,真是一头埋在书海里。


1989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我从那时开始逐渐地从历史走进现实。正好1990年我去了波兰。在波兰期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时刻,整个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开始在搞转轨。我很犹豫,其实我定了很多的题目,跟导师都已经定好了要做,学波兰语的负担也很重。但是我就觉得,外面的世界也是非常需要我去把握的。考虑再三,我跟秦晖写信,我说外面的世界我是需要了解的。因为新华社只是有选择地选取一些信息介绍到国内,所以国内非常渴望知道整个变化当中的苏联、东欧究竟是什么样的。秦晖就大量地聚集了大家的信寄给我,提大量的问题。那些问题是我坐在课堂上无法回答的,所以我就决定干脆走出去。


我就跟导师商量,我说论文我用俄语写,你给我翻译成波兰文。他们那个时候也处在一种变动当中,就是东欧知识分子的变动,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导师想了想,与其以我的波兰文水平写论文再让他改,还不如干脆我就直接写俄文的,他给我翻成波兰文。因为这是我们最后必须要交的一个任务,要写一篇波兰文的论文。


这样我就腾出来大量的时间到处走。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我就大量写信,大概三四百封信,把我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我以一个芸芸众生的很低姿态的眼光,来看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我后来写书时,把一些信的内容收进去了。


当时,我必须要有一个进入到东欧社会的一个视角,可是我当然不可能满大街地撒问卷。那时候想了半天,只能“开土产店”。什么叫土产店呢?就是中医、太极这些。我又不会中医,就想着以中餐和太极,来进入东欧社会。


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住在瓦津基公园(我们把它叫作肖邦公园),就在波兰总统府旁边,我打了两趟太极——其实我什么都不会,就是临时现学的,把招式组合起来,白鹤亮翅、云手等等,把这些招式组合起来。这之后,有人就请我到波兰文化馆去教太极,同时也教中餐。他们的中餐有点像现在电视节目做饭那种,但是那个时候是草创的,很简单,自己拿来煤气灶、煤气罐,就做中餐了。我一边做一边说,波兰语、俄语混在一块说。再加上我的一些组合,所有东西都是现学,那时候根本没有网络这种东西。随便问人家这个菜怎么样,就组合了一些,但还蛮得好评的。我做了一桌菜之后,文化馆的负责人说,这是200年来,他们遇到的最好的一次大餐(拿破仑曾经从他们那里过过,一起经过的当然还有法国大餐)。我当时大概做了十几个菜吧,也就这么高的水平。


这些成为我和波兰人接触的一个相接点。一直到前几年,我当初教的那些打太极的小男孩们,还在给我用波兰语、汉语和俄语加在一块写信。他们那时候对中国充满了各种想象。那时候我是三十几岁的中年人,我教他们打太极时故意卖了一关子,把一小男孩给摔倒了,其实我是故意的(我多少有一点基础)。他们就觉得,连我这样一个中年的瘦瘦小小的中国人,都这么厉害,然后就对我佩服得不得了。那时候正好是李小龙比较火的时候,他们当然对中国文化也充满了向往。


这就是各取所需,波兰人希望了解中国,我希望了解转轨当中的东欧。我把很多跟他们接触中了解的想法,写在信里,寄回来。秦晖那时候在陕西师大,“八九”之后必须要进行政治学习,很多人是不去参加的,但是他们想到秦晖会带来新的消息,所以每到周三上课的时候,就去围着秦晖,交换信息,又把一些新的问题带给他。秦晖再通过信告诉我,让我接收一些新的问题。于是很多人就说,秦晖是“波通社陕西师大分社”。其实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大家对东欧国家、转型国家,对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非常渴望了解,以及希望知道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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