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蒙古vs罗斯——毁灭还是重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3 次 更新时间:2019-04-02 15: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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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进入专栏)  

  

   Q:人常说的罗斯文明起源——基辅罗斯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国家?

  

   A:罗斯的先民既不是航海者,也不是骑马的草原民族,也不同于大河流域的农民,他们是密林深处的伐木者和捕猎者。他们和欧洲诸多民族一样,是受北欧诺曼人的影响而进入文明社会的。北欧海盗也称瓦兰吉亚人(VARAS是来自一个爱沙尼亚词,意思是强盗),留利克三兄弟及其后裔开辟从瓦兰吉亚到希腊之路,简称“瓦希之路”,从北到南沿德聂伯河建立起一串“城市”。公元9世纪这里出现最早的东斯拉夫国家——基辅罗斯。

  

   繁华的过境贸易使基辅罗斯文明达到一个高峰。基辅罗斯在10-12世纪“瓦希之路”通道的贸易交往中促使基辅的城市文明发展起来,这些城市靠经营毛皮、蜂蜜、蜂蜡、奴隶等买卖曾喧嚣一时。

  

   毛皮是罗斯传统的大宗商品,一直供应着整个欧洲的需求,毛皮买卖一直很兴盛。兽皮便成为最早的交换单位,从古俄语中货币单位“гривна”一词最初来自鬃毛“грива”,意思是指带颈部的全张兽皮,后来转化成最大的钱币单位,可以想象毛皮贸易有多火爆。

  

   比格里夫纳低一级的钱币单位1/20格里夫纳——“诺加塔”ногата,来自俄语中的脚“ нога”,意思是指是“带四脚的兽皮”,而更小一级的钱币单位“ резана”——1/50格里夫纳,则来自“ резать”——意思是割下来,也表示不完整的皮子。14世纪罗斯的货币改为卢布制,卢布“ рубль”这个词来自动词рубить(砍),意思是指从格里夫纳的钱锭上砍下来一块,是指1/4格里夫纳,后来成为独立的货币单位使用至今。

  

   基辅罗斯时期有浓厚的“拜占庭情结”,11世纪基辅就仿照修建了与拜占庭索菲亚教堂同名的大教堂。那时的罗斯在法律体系上尽量向其靠拢。西罗马灭亡后罗马法在东罗马帝国一直使用,是拜占庭帝国重要的法律渊源,并影响着与其做贸易的斯拉夫人。

  

   《罗斯法典》里面既有北欧人和东斯拉夫人部落的习惯法,也从8世纪的拜占庭的《埃克洛加》和9世纪的《普罗希隆》中吸收了一些内容。而东正教的《主导法典》则受拜占庭影响的更大,因为《主导法典》基本上可以说是就是拜占庭《东方教会法纲要》的斯拉夫译本。

  

   基辅罗斯无疑受到北欧的维京文化(或称“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与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这时罗斯模式是一种兼乎于拜占庭+汉莎同盟城邦+东斯拉夫+北欧的混合类型。它的自由选王制、贵族与自由民的契约关系和城市“卫彻”(公民大会)作为最高政权形式等特点与后来从东北罗斯发展起来的俄国完全不同。

  

   但是这个时期很短暂,许多特征还在雏形期就被中断了。只是在寒冷的北方尚有一息存留。“汉莎同盟”圈的诺夫哥罗德在西北部建立起了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的贵族商人共和政体,它与但泽、汉莎自由城市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像。于是“北方”在俄国既意味着寒冷,同时也意着“古典、个性”,意味着更加欧洲,意味着西方反对东方、城邦反对中央集权、卫彻民主反对专制。北方文化的抗争精神一直是知识分子汲取营养基地。这种资源十二月党人就利用过,在他们纲领上把“恢复诺夫哥罗德式的民-主制”作为公开的口号提出。

  

   基辅罗斯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分裂出很多小公国。公国的越分越小来源是1097年的《柳贝奇协商》,规定“长子有权保留其父的领地,其余子女可在王公授权下另辟蹊径”。12世纪30年代,罗斯分裂成为三种类型的十几个公国:进入天主教文化圈的加利奇-沃伦公国、内陆性的苏兹达尔公国以及与汉莎同盟类似的城市公国诺夫哥罗德。

  

   13世纪中叶蒙古入侵罗斯,导致商路转移,拜占庭和基辅的商业地位衰落。蒙古铁蹄对刚刚形成的罗斯文明造成破坏与摧残。此后东北罗斯绝大部分臣服于蒙古金帐汗,只有西南边陲的加利支-沃伦公国在波兰等欧洲基督教国家范围内处在半依附状态。于是便在罗斯世界中有了“乌克兰”(在古俄语中крайна“边区”与украйна“乌克兰”是同义词)之称,意即基督教世界的边界。

  

   基辅罗斯存在了大约四百年(公元860-1240年),蒙古入侵和公国分裂导致了它的灭亡。虽说现今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大民族都是从它的分支演变而来,但是文化类型存在着差异。乌克兰人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他们与俄罗斯不是一回事。俄国人说,基辅是俄国人的母亲城市,而乌克兰人则开玩笑说,不知道父亲是谁?他们不承认“莫斯科是基辅罗斯延续”之说。

  

   Q:蒙古入侵对罗斯有什么影响?

  

   A:鞑靼蒙古人统治罗斯240年,使原来的基辅罗斯的社会、文化与国家组织都发生变化并逐渐分化为东北罗斯、西北罗斯与西南罗斯三支。今天的西乌(当年的加利支-沃伦地区)是乌克兰民族特性的发源地,它与其他两支罗斯文明的关系带有西方(基督教欧洲)与东方(“鞑靼化”的东北罗斯)对峙的色彩。后来加利奇-沃伦、切尔尼戈夫、佩列亚斯拉夫组成了乌克兰民族,波洛茨克、明斯克组成了白俄罗斯民族,苏兹达尔、梁赞、斯摩棱斯克组成了俄罗斯民族。

  

   作为俄罗斯的统一国家与近代俄国文化的直接创造者的东北罗斯是三支罗斯文明中最具内陆性的,它是蒙古-阿尔泰文化与东斯拉夫的内陆文化结合的产物。1147文献中第一次提到“莫斯科”时,它还是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

  

   自从东北罗斯在金帐汗国的羽翼下崛起,就以莫斯科为中心迅速发展。其政治体制、管理模式、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和基辅罗斯时期完全迥异,与西方的文化差异逐渐拉大,文化重心东移,亚细亚色彩渐浓,拜占庭情结弱化。难怪史学界称,在金帐汗国孵化下的东北罗斯,文明成分重构,“开始了新的民族形成过程”。

  

   所以说,俄文明虽然与基辅罗斯有承接关系,但是其本质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东北罗斯-莫斯科公国后来的发展模式,与鞑靼人的统治有密切的关系。如同俄罗斯的一句谚语:“在俄罗斯人的锅底,你总能找到鞑靼人的影子”。

  

   现在有一股对蒙古统治重新评价的趋势。其实早在80年代末阿赫马托娃的儿子,俄国突厥史与草原地带史专家古米廖夫就提出,“基辅罗斯和莫斯科罗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古罗斯民族体系12世纪瓦解后,13世纪的东北罗斯是另一次的元气突发。是蒙古人启动了莫斯科的统一进程,后者与鞑靼人结盟有利于罗斯的治理,结束了无秩序、无权威的内乱时期”。

  

   与苏联时期认为蒙古人加深了罗斯的割据性的论断相反,现在史家倾向于金帐汗国作为“大主子”,抑制了分裂公国的内斗,在东北罗斯取消了“卫彻”,强制进行户籍调查,推行“巴思哈”制,对所有人员造册登记,作为征收贡税、征集军队、摊派徭役的依据,将其凝固化、制度化,彻底改变了原来“索贡巡行”的随意性(俄语“金钱——”ДЕНЬГИ一词就来源于蒙语),实则是外力加强了统一国家的“聚合性”。

  

   金帐汗国推广屯田、税收、管理模式,并在建筑、艺术、医学、审美、服饰、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对当地土著民族有很大的影响。尤其要提到的是,“马背上”民族的鞑靼在其辖区建立了快速运输的驿递系统。每30-50公里设有驿站,保证人员流动、消息和军事情报传递、政令下达、军队后勤补给。驿站的建立对地广人稀的东北罗斯治理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大大缩短了广袤空间的距离。

  

   普希金的小说《驿站长》讲述的是在铁路开通之前俄国大地上像血管一样遍布各地的驿站。我们学俄语的时候,都知道作品中的这样一句话,在俄国“谁没有和驿站长吵过架?”没有谁设想过,没有了“驿站”的俄国还是俄国吗?

  

   莫斯科大公伊凡·卡利达(1325-1328)时期,通过贿赂大汗后宫与通婚联姻(一说贵族中有17%的人有蒙古血统,但是好像目前的基因研究不支持这一说法)拿到具有征税权的特权封诰“弗拉基米尔敕令”——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其他公国缴纳贡税。这个“二主子”的身份使其能够“挟大汗令诸侯”,把其他公国置于服从的地位。

  

   号称“钱袋”的卡利达利用自己的节流,为后来莫斯科的统一积累了资金,发展起自己的武装,并把大公的地位神圣化。他利用鞑靼的大旗做虎皮,偷偷地加速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化过程。卡利达对金帐汗国搞软硬两手,时机不成熟靠收买,实力强大就兵戎相见。

  

   到14世纪,“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随后处在东西方坐标上的俄罗斯迅速崛起。它与原来的基辅罗斯不但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形态也有很大的不同了。1380年卡利达之孙季米特里在顿河边的库利科沃大战鞑靼骑兵,从这时起,“季米特里开始用宝剑,而不是用恭顺向鞑靼人预告了他们统治罗斯的终结”。

  

   这里特别要提及鞑靼人的宗教政策。蒙古人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对各种宗教实行“兼容并蓄”,对伊斯兰教、萨满教、东正教和俄国的各种古老教派均较少干涉。金帐汗国也继承了这一特点,他们对所辖区内的“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一般来讲,金帐汗国社会下层信仰的是萨满教,上层信仰伊斯兰教,在鞑靼人统治俄国人的240年间,基本上采取宗教宽容政策。

  

   当时金帐汗国属下有10个主教区,东正教会的地位很特殊,不但免遭蒙古铁蹄的蹂躏,而且享受“不纳税”的“白人”的特权,并规定教会领地不受侵犯,使得教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甚至比在基辅罗斯时期都更优越了。

  

   在俄国13-15世纪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蒙古大汗有这样的手谕:“教会的各种不动产:土地、水域、庄园、作坊、避寒和避暑圣地——一律不得侵占,教会免纳各种赋役”。教会的土地及人员亦宣布为不可侵犯,凡侵犯教会所获特权者,一概处以死刑。王公既无权责成教会人员负担义务,也不得侵犯他们的财产。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俄国的东正教教会一度与‘不信神和亵渎神’的鞑靼可汗极为融洽,鞑靼人的入侵虽是人民最大的不幸,却给俄国的僧侣带来巨大的利益,一度使俄国的僧侣权利几乎脱离世俗权利而独立”。

  

   也正是由于教会所具有的庇护权、免税贸易权、专营权等,使无所依靠的中下阶层纷纷投献在教会门下,在这200年间教会地产迅速扩展膨胀,成为国中之国,成为一股强大而独立的政治势力。到16世纪教会领地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1/3,有些修道院把大量的波雅尔的土地集中到自己手里。

  

   别尔嘉耶夫说,没料到,东正教的崛起全仰仗了蒙古人,“俄罗斯教会历史上最美好的时期是在鞑靼人统治时期,这时教会在精神上是独立的”。

  

   崛起后的莫斯科公国,征服并统一了保持维京-斯拉夫文化传统(14-15世纪)的西北罗斯与保持拜占庭-斯拉夫文化传统(18世纪)的西南罗斯,形成了沙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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