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近代上海城市对于贫民的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 次 更新时间:2020-05-18 22: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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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  

   摘    要:

   近代上海城市贫民主体部分是从乡村迁移而来。乡民进入上海以后, 一部分变成了产业工人、商店职员、家庭服务人员与劳工, 也有的成了无业者、流浪汉。其中, 产业工人为比较贫困阶层, 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等劳工为非常贫困阶层, 无业者、流浪汉为极端贫困阶层。产业工人、商店职员、家庭服务人员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较之他们此前在乡村时, 都有所提升。劳工与流浪汉虽然极端困窘, 但较之完全破产的农民, 处境依然有所改善。产业工人在城市中并非是最底层。产业集聚、人口集聚与财富集聚的叠合刺激了社会分工, 促进了新的行业发展, 凸显了贫民群体的存在, 提升了贫民个人的素质, 强化了贫民群体与其他个人、群体、机构对话的力量, 也有利于引起政府对贫民问题的重视与解决。贫民在上海的高度集聚, 为贫民群体向上移动提供了动力, 提升了贫民群体抵抗风险、应对灾难的能力, 增强了这一群体在城市生存的耐力。在这个意义上, 城市虽然不是贫民的天堂, 但至少是他们的希望。

   关键词:近代; 上海; 城市; 贫民; 集聚功能;

  

   关于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的叙事当中, 有两种最为人们所熟知:一种是穷人遍地, 棚户连片, 食不果腹, 衣衫褴褛;一种是两极分化, 是富人的天堂, 穷人的地狱。这两种叙事又往往糅合在一起, 直指其间的因果关系, 认为穷人遍地正是城市两极分化的结果:

   贫富之最不平者, 莫上海为甚。富人以穷侈极奢、挥金如土为第二之天性, 而视路隅之鸠形鹄面、露肘见踵者, 若无所睹。呜呼!富人一宴会, 中人十家产, 此之谓矣。 (1)

   上海, 是富人的天堂, 同时, 也是穷人的地狱。 (2)

   华丽洋房的背面, 同时却就是二十世纪出现于文明都市中的地狱。 (3)

   上海是富人们的天国, 穷人们的地狱。富人在高大的洋房里, 电风扇不停地摇头, 吐出风来, 麻将八圈, 眼目清亮, 大姐开汽水, 娘姨拿香烟。穷人们在三层阁上, 亭子间里, 闷热得像在火炕上, 臭虫蚊子, 向你总攻击, 大便在这里, 烧饭也在这里, 洗浴与卧室也在这里。 (4)

   在诸如此类的强烈对比、义愤填膺的叙述中, 很少有人仔细分析, 这些穷人是怎么出现的?他们到底是先贫而后进城, 还是进城以后变贫的?城市对于这些穷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本文试图对此做一分析。

  

   一吸纳贫穷人口最多的城市

  

   所谓贫民, 是与“富人”相对的概念, 指物质财富匮乏之人。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 恩格尔系数 (1) 在59%以上者为贫困, 50%—59%为温饱, 40%—50%为小康, 30%—40%为富裕, 低于30%为最富裕。乔启明根据卜凯、李景汉等人对6省农村2 854户人家的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出, 1922至1934年间, 中国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中, 食品、衣着、房租、燃料灯光、杂项所占比例分别为59.9%、7.1%、4.6%、10.4%、18.0%, 恩格尔系数已达到60%, 临近绝对贫困状态。 (2) 依此标准, 则中国农村除了地主、富农以外的广大农民, 包括中农、贫农、雇农在内, 均属贫困人口。这种情况与时人的观察相吻合。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写道:农村“十家人家有八九家没有饭吃, 凄苦的情状惨不忍睹, 土匪到处涌起, 日复一日的急速增加, 人口流离, 死亡率增高, 灾域扩大, 农产品减少, 田地集中于地主, 大多数农民沦为佃农, 即无天灾人祸, 也难养活自己”。 (3)

   中国各地的地主、富农所占比例多少不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 “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 中农占百分之二十, 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 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 即既无土地, 又无资金, 完全失去生活依据, 不得不出外当兵, 或出去做工, 或打流当乞丐的, 都是‘赤贫’, 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 即略有土地, 或略有资金, 但吃的多, 收的少, 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 如手工工人、佃农 (富佃除外) 、半自耕农等, 都是‘次贫’, 占百分之五十。” (4) 文中还指出, 贫农数目, 他县或没有长沙这么多, 但相差不太大。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 毛泽东就全国情况分析, 说“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 (连地主一起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 ”, 中农约占20%左右, 贫农连同雇农在内, 约占70%。 (5) 学术界依据民国时期各种调查数据综合分析, 认为民国时期中国各地总平均大约地主占3%, 富农7%, 中农20%, 贫农和雇农占65%, 乞丐、流浪者或其他不从事耕作的贫民约占5%。 (6) 这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结论基本一致。不过, 这一比例放在江南一带就比较高。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东方杂志》曾对相关农村社会结构做连续性系统调查, 结果显示, 江浙一带地主比例远远没有1/10, 上海附近地主占农民总数的1%, 武进占1.4%, 句容占2%, 靖江占3%, 浙江鄞县占5%, 松江竟然是0, 只有太仓最高, 占10%。 (7)

   尽管在战乱情况下, 地主富农会离开土地进入城里;在承平时期, 地主富农为了事业的发展, 或为了过更好的生活, 也会移居到城里。但是, 在灾荒来临或迫于生计的情况下, 广大农民更易于被推出农村, 流入城市。按照这样的阶级比例与流动可能性而言, 将进入城市的绝大多数人视为贫民是不会与实际情况相背离的。

   上海在1843年开埠时, 城市人口20来万, 1900年超过100万, 1915年超过200万, 1930年超过300万, 1949年达到546万。在这些急遽增长的人口中, 属于自然增长的很少, 绝大多数为机械增长, 是从全国各地迁移来的。 (8) 到1949年, 上海80%以上的人口是从外地移入的。1947年, 上海人口430万, 几乎是天津 (171万) 、北平 (167万) 与南京 (103万) 三大城市人口的总和。

   再看上海城市贫富人口的比例。1935年, 上海华界农、工、劳工、家庭服务、学徒、佣工、无业人员, 共占总人口80.9%;公共租界农民、工人、交通运输业、家务、杂类人员, 共占总人口80.0%。 (1) 当中不包括商业与文教方面的人口, 因为商业与文教方面人口中, 有富有穷, 没有确切统计。如果加上一定数量的贫穷商人与文教方面的人口, 则无论华界还是公共租界, 穷人的比例都超过80%。

   一波又一波的贫民涌入上海, 或为逃避灾荒, 或为躲避战争, 或为谋生发展, 这几种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19世纪50年代末, “黄河决口, 江苏北境竟成泽国, 人民失业, 无家可归者, 无虑千万, 咸来上海就食”。 (2)以后, 江、浙、皖一带, 每遇水旱灾害或遭战乱, 农民总习惯逃往江南, 逃往上海。据记载, 江苏省“人口之移动, 有二倾向:自长江以北移止长江以南;江南各地则集中于上海, 或经商, 或劳动, 自帝国主义经济侵入, 农村固有生活打破, 人民不得不求食于四方, 但一以上海为壑, 向外省者极少, 因其为全国第一商埠也”。 (3) 在一个多世纪中, 共有三次因躲避战争而发生的涌入上海的移民潮。第一次是太平天国期间, 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 战事频仍, 大批难民涌入上海。从1855年到1865年, 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11万。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期间, 上海两租界人口增加78万。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期间, 上海人口增加208万。

   城市并非农民逃荒避难、谋求发展的唯一选择, 但城市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地。1936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 全国22个省中举家外迁逃难、做工、谋生、住家的四项合计, 以城市为目的地的占59.1%, 而以别处乡村为目的地的占36.9%。其中, 青年人以城市为目的地的比例更高, 达64.9%。 (4)

  

   二为贫民提供就业机会

  

   穷苦农民进入城市以后, 无论是工作还是待业, 其身份都发生了改变。近代上海以下各类人员基本上是由农民直接转化或稍加培训以后转化而来的;即工人、农业人口 (农业、林业、花果、畜牧、渔业) 、交通运输 (服务于一切舟、车、邮电行业) 、劳工 (人力车夫、肩夫工人) 、家庭服务、学徒、佣工、杂役 (理发、镶牙、扦脚、擦背) 、无业 (流浪汉、捡垃圾、乞讨、废疾、无正当职业者) 。

   就比例而言, 工人最多。上海自19世纪50年代起, 已有一些船舶修造厂出现, 产生了一些工人。其后, 随着外资企业与民族资本企业的增多, 包括造船厂、兵工厂、纺织厂、丝厂、自来火厂、汽水厂、烟草公司、印刷厂等, 工人越来越多。到1894年, 上海已有5万工人。甲午战争以后, 外资在上海投资速度加快, 清末新政时期及民国建立以后, 民族工业奋起, 上海逐渐成为全中国工业中心, 工人数量急遽增多。1919年, 上海工人总数已超过51万, 其中工业工人超过18万, 交通运输业工人超过11万, 手工业工人超过21万。1936年, 全市产业工人46.4万人, 占上海在业人员的21%。1949年, 全市工人122.5万, 占总人口1/4。 (5)

   近代上海工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轻工业为主、劳动密集型为主, 技术含量较低、职业门槛较低。1930年, 曹家渡的230户中, 男工与男童工当中有58%是文盲。 (6) 1935年, 上海印刷工人当中的79%是由农民直接转化而来的。 (7) 上海某纱厂的男工, 目不识丁者占60%, 能读自己姓名的占40%, 能写自己姓名的占20%。同一纱厂的女工, 目不识丁者占85%, 能读自己姓名的占15%, 能写自己姓名的仅占8%。 (1) 诚如谢诺所说:“在农业危机压力下离开土地的农民, 都是在农村里不能再生活下去的农业劳动力和小土地所有者, 长江北岸的江苏地区, 那里的生活很苦, 蕴藏着大批劳动力经常不断地供应上海、无锡和长江口的其他工业中心。许多棉纺织工人、缫丝工人, 人力车夫和码头工人都是从那里来的。” (2)

   仅次于工人群体的是家庭服务业人员。从1930年至1936年, 此类人员在32万至48万之间浮动, 占在业人口的20%—22%。此类人员与执业门槛同样不高的佣工人员相加, 约占在业人口的26%。 (3)

   还有一类人员所占比例也很高, 即无业人员, 包括失业者、无业者以及在家庭里操持家务不外出工作的人。此类人员不同时期统计口径不完全一致, 但从总体上看, 数量都相当可观。从1930年至1936年, 上海华界此类人员在28万—35万之间浮动, 占华界人口的16%—18%。 (4) 1946年, 此类人口97万, 占总人口33%。 (5) 1949年, 此类人口近126万, 占全市人口25%。 (6)

   以上三类, 即工人、家庭服务业人员与佣工、无业人员, 都对文化与职业门槛要求不高。此三类人员相加, 几乎占上海15岁以上人口的3/4。就经济收入与生活程度而言, 与商人、军政人员、新闻记者、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医生、教师等职业相比, 这三类人员多属贫穷。这些人中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即比较贫穷、非常贫穷与极端贫穷。

就工厂工人而言, 尽管其中有工种的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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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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