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再论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 次 更新时间:2017-05-08 20: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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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国民党在推行商民运动之初,即已确立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策略,因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商会进行整顿改组,并非完全是国民党为实现一党专制而制定的新策略,而是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不断调整商民运动方略,实施由“破坏”转为“建设”这一新政策的结果。国民党从最初确立取消商会的策略,转而承认商会与商民协会并存,到最终决定取消商民协会,允许商会经过整顿改组得以继续保存,使商会免除了被解散取消的厄运,这对自商民运动开展后即一直争取合法生存权的商会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斗争目的。

  

   关键词:国民党;商会;商民协会;商民运动

  

   一、引言

  

   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面对商民协会和一些地方党部强烈要求取消商会的呼吁,以及工商各类团体的纷争,同时也为应对形势的变化,成立了民众团体整理委员会,开始对包括商会在内的各类民众团体进行整顿与改组至1930年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下令撤销商民协会,经过整顿改组的商会则陆续重新登记,继续得以保存。国民党对商会的这次整顿改组,是中国商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因而以往研究商会的中外论著大多都会提及,但除个别新近在相关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外,包括笔者所撰写的著作和论文,一般都是对国民党整顿改组商会给予严厉抨击和完全否定的评价。

  

   以往的论著对国民党整顿改组商会的举措完全予以否定,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认为国民党对商会强制进行整顿改组,是其推行以党治国,实施反动专制独裁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因为国民党要实行独裁统治,就不可能允许商会像以前那样在许多方面拥有独立性和自主权,不受官方的管理和制约,而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控制。二是经过整顿改组之后的商会虽然在名义上仍得以保存,但与以前的商会相比较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丧失了以往作为民间商人社团的独立自主权,己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商人说话办事、代表商人利益的商会,而是受国民党控制和利用,并且依附于官府的御用组织所以,遭受国民党整顿改组是中国商会在其发展历程中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前一个理由显然是由于过去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反动的独裁政府,在此前提下对其推行的许多举措往往都是未作具体深入的考察分析即简单地予以否定至于后一个结论,实际上也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就笔者目前所接触的相关论著看,在考察的时段上大都只是限于清末至1929年以前的商会,并没有对整顿改组之后商会各方面的具体运作情况以及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扎实的专题研究。1熟悉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都知道,对30至40年代商会的探讨仍然是商会史研究中相当薄弱的环节这里先暂且不论。第二个方面的理由是否合乎历史实际,本文也并非对此而展开论述但至少有一点却可以断定,既然并没有对整顿改组之后商会的各方面具体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当然也不应该轻易得出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即使是分析当时的情况,也应该以长时段的眼光关照在此之前的历史背景与相关的诸多问题,不能仅仅只是孤立地看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这一项举措具体说来,分析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必须考察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全部进程,而且要将这一事件与当时持续数年之久的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存废之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近年来,己有部分学者对商民协会进行了探讨,但较多的是限于对商民协会本身的分析,有的虽涉及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也没有结合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展开论述。2另外,美国学者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撰写的专著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民国时期的党、国与地方菁英一1890至1930年上海的商人组织与政治》,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论述了上海商人团体的兴起与政治化过程、商人团体与党治的关系,其中第6章有较多篇幅涉及到商会与商民协会的关系、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等问题。3该著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和具有启迪意义的观点,但也有个别结论值得商榷该著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和具有启迪意义的观点,但也有个别结论值得商榷。

  

   总之,有关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这一重要问题,尽管以往的论著多有涉及,但其研究方法存在着某些缺陷,相关的结论也需要进一步推敲和论证。

  

   二、商民运动的推行与整顿商会策略的制定

  

   考察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进程,对于了解和分析国民党整顿改组商会的行动将会获得许多新的认识,而以往的不少论著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正是由于很少考察国民党推行的商民运动,才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笔者先前撰写的论著同样也出现过这样的失误。

  

   1924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商民部,并于当年底在广州成立了第一个商民协会,这可以说是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发端但当时的国民党更重视农工运动,尚未充分意识到商民运动的重要性,因而商民运动既无声势也无明显成效国民党中央商民部后来曾解释说:一方面“因为当时是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间,我们的党对商民运动应该怎样进行完全没有决定”;另一方面“因为商民运动在革命的工作上算是一种草创,以前毫没有过去事实可根据”。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中央商民部虽然成立,“而实际的工作委实是干不来”(1)。应该承认,上述两方面因素在客观上确有一定影响,但并不能说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国民党当时重视农工运动而忽视商民运动,并且对商会和商人存在着某些偏见,认为商会、商团反对革命,“商民又是落后阶级”。(2)直到1926年初,国民党才开始真正意识到动员广大商民,特别是中小商人参加革命的重要性国民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中指出:“国民革命为谋全国各阶级民众之共同的利益,全国民众均应使之一致参加,共同奋斗。商民为国民之一份子,而商民受帝国主义与军阀直接之压迫较深,故商民实有参加国民革命之需要与可能。(3)(p388)国民党二全大会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之后,促进了国民党对商民运动的重视,也推动了此后商民运动的发展商民运动的主旨是“使商民参加国民革命之运动,但国民党却认为原有的商会、商团均为不良组织,应予以否定。《商民运动决议案》首先断定:“现在商会均为旧式商会,因其组织之不良,遂受少数人之操纵。其主要理由一是商会对商人“以少数压迫多数之意思,只谋少数人之利益;二是勾结军阀与贪官污吏,“借军阀和贪官污吏之势力,在社会活动,以攫取权利,甚至“受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之利用,作反革命之行动,使一般之买办阶级每利用此种商会为活动之工具”实际上,国民党人将商会定性为旧式反动组织并非始于1926年1月的“二大”,而是在此之前即有这一结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于会前撰写并在会上发言的党务报告,将北京的团体分作革命及非革命两大类,非革命一类中又分为反动、妥协两种,北京总商会、银行公会、教育改进社、铁路协会等团体,均被列为“反动派之团体”。4

  

   当时的国民党既然如此认定商会的性质,认为“大多数之旧式商会不独不参加革命,且为反革命”,那么其对商会所采取的政策也就可想而知了。《商民运动决议案》明确指出:“须用严厉的方法以整顿之,对在本党治下之区域,须由政府重新颁布适宜的商会组织法,以改善其组织,更严厉执行。”另一个策略是令各地组织商民协会来抗衡商会,“以监视其进行,以分散其势力,并作其整顿之规模”实际上,国民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号召全国商民打倒一切旧商会”。

  

   国民党对待原有商团的态度也与对待商会十分相似,虽然取消商人武装团体合法性的《都市无组织商团之必要案》也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1929年8月才正式通过,但国民党对待商团的这一政策同样早在1926年初国民党二全大会上就己确立,并不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确立国民党一党专制而制定的新政策《商民运动决议案》即明确规定对待商团的政策是:“在本党政府下不准重新设立商团”国民党认定“在本党政府之市场,本党更可以运用军队之力、政治之力,以肃清土匪,肃清贪官污吏,保障一切商场之治安,商民更无武装之必要”。至于在当时国民党控制地区以外的地方,“亦当贯彻此主张,而实施之。(4)(p59)。对于己经设立的商团则暂时加以利用,使其成为保卫城市中多数被压迫的小商人的组织,不被少数人所把持而成为压迫工农群众的工具

  

   不仅如此,国民党还早在二全大会上就己确立了成立商民协会以取代商会的政策组织商民协会是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最重要的举措,由于国民党认定商会中“所谓会长、会董事者流,不为买办阶级,则为前清遗老,或恶商劣绅,均“处于不革命、反革命之地位,这样的组织当然不可能领导商民参加革命因此,必须成立新的商人团体,这就是商民协会。《商民运动决议案》规定了商民协会的以下三个重要原则:一是代表大多数商民的利益,通过将会费减至最低限度,使广大中小商人能够有入会之可能和发表意见的机会,真正做到代表大多数商民之利益;二是组织必须严密,因为“组织越严密则势力越集中,运用越敏捷,所以每县应有县商民协会,全省应有省商民协会,全国则有全国商民协会,这样才能使其“成为严密的有系统之组织三是必须具备革命性,为使商民协会具备和保持革命性,首先是严格限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勾结的反革命商民加入,其次是凡有国民党同志或党部所在地之商民协会,以党员为基本会员,并规定商民协会必须直辖于该地党部之商民部。由此可以说,商民协会是由国民党发起成立并直接控制的用以对抗商会的商人组织。显而易见,对商会进行整顿改组并不是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为实现国民党一党专制所确定的一个新策略,而是国民党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前几年推行商民运动时期就己确立了这个对策。

  

   三、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存废之争

  

   如上所述,国民党在推行商民运动初期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想用新成立的商民协会取代原有的商会,但《商民运动决议案》只是规定对原有商会“用严厉的方法以整顿之,并没有马上下令强行解散所有的商会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当时也未采取什么具体行动真正对商会进行整顿。因此,在商民协会成立之后的几年中,各地的商会依然存在并基本保留原有独立的民间商人社团特征,从而随之出现了商民协会与商会并存的新局面。

  

由于这两个商人团体并存,相互之间的矛盾与纠葛就难以避免且不说国民党的初衷就是要用商民协会取代商会,即使仅就这两个商人团体所具有的不同特点看,也不可避免地会经常产生磨擦商会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连会员也大都是各行业的代表,基本上属于工商界上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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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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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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