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 次 更新时间:2017-05-02 19: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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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1926年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制定了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在此之后的商民运动进入渐进发展时期。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方略的制定,体现了当时国民党在重视农工运动的同时,也开始真正重视商民运动,反映出国民党急切期盼扩大国民革命阶级基础的愿望,与以往相比较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国民党的商民运动方略也表现出过于偏激和简单化的趋向,特别是对商会、商团的定性以及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政策脱离实际,不仅影响了商民运动的发展,也给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带来了一系列复杂问题。

  

   关键词:国民党;商民运动;商会

  

   在中国国民党党史的研究中,1920年代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一直是未受到重视的一个问题,其原因或许是由于商民运动没有像农工运动和学生运动那样产生突出的影响。但即使如此,也可以通过对商民运动的研究,更进一步探讨国民党从事民众运动的特点,同时还能考察近代中国商人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弄清其后许多重要事件发生的缘由。另外,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商会和商人的许多论著也很少提及商民运动,这是一个明显的缺陷。本文仅就其中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这个具体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虽于1924年11月即成立商民部,开始从事商民运动,但“对于商民运动应该怎样进行,完全没有决定”。也就是说,当时的国民党对于如何进行商民运动,并没有制定一套相应的方略,这也是导致国民党的商民运动在初期阶段成效不甚显著的重要原因。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商民运动决议案》,方始拟定了一套从事商民运动的方略(1)。曾亲身参与商民运动多年的黄诏年将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后的上半年,称为商民运动的渐进期,并认为《商民运动决议案》制定了商运方略,而且拟订了商民协会章程,因此“严格些说,商民运动到这时才算正式的决定和进行”。(2)

  

   《商民运动决议案》主要涉及八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集中体现了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政策与策略,是国民党有关商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下面分类试作具体分析。

  

   1.关于商民运动之范围。商民运动之主旨“在使商民参加国民革命之运动”《商民运动决议案》曾阐明:“国民革命为谋全国各阶级民众之共同的利益,全国民众均应使之一致参加,共同奋斗。商民为国民之一份子,而商民受帝国主义与军阀直接之压迫较深,故商民实有参加国民革命之需要与可能。”这表明国民党已认识到动员商人参加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国民党又指出商民中的不同阶层者对待革命的态度不同,因而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当时的国民党认为“商民中有不革命者,有可革命者”。买办商人、洋货商人、中外合办银行商人与帝国主义存在着密切关系,系不革命者;中国银行商人、土货商人、侨商手工业商人、机器工业商人、交通商人、小贩商人等,因受帝国主义压迫而多接近革命,系为可革命者。那么,对于这两类商人采取何种不同的政策呢?对不革命之商人,“当揭发其勾通帝国主义者之事实,使彼辈不敢过于放恣作恶,更引起其他商人对于彼辈之仇视”;对可革命之商人,“则当用特殊事实,向之宣传,更扶助其组织团体,使之参加政治运动”。除此之外,“对于一般商人运动之方略,当注意多引起其对于政治之斗争,减少其对于经济之斗争,以打破商民在商言商不问政治心理,并使彼从政治上所得之经验,促其有与农工阶级联合战线之觉悟”(3)上述这种划分,主要是依据与帝国主义是否存在着经济上的联系,将商人分成革命与不革命两大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一般情况而言不能说这一划分完全没有理由,但似乎也过于绝对化。其缺陷类似于当时的共产党人与后来大陆学术界长期认定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反对革命、中下层支持革命的结论,忽视了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实际上,在所谓不革命者中不乏支持革命者,而在所谓革命者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只是在表面上支持革命,甚或反对革命。另外,“引起其他商人对于彼辈之仇视”,意在挑起商民内部不同阶层之争斗,与国民党的反对阶级斗争之说似也有不相吻合之处,可见当时的国民党确实是偏向于激进。

  

   2.“对于新兴工业家运动之方式”和“对于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工商业家之态度”与上述对商民的划分相似,当时的国民党认为新兴的工业家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是“接近革命之商人”,应扶助其组织各地团体,以增加其革命实力。与帝国主义关系密切甚至相勾结的工商业家,为帝国主义开拓市场,收罗与垄断廉价的原料,压迫中国的新兴工商业家,“实为商民之大敌,中国之罪人。不独如此,当其利害与本党冲突剧烈时,更不惜假帝国主义之势力以图消灭吾党。去年广东商团事件,则若辈为厉之阶也”。对于这类人的策略是剥夺其公权,“在本党势力之下,不得充当一切公共机关之职员,不得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及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权”。同时,还要向民众广泛宣布其罪状,“使一般商民明了其与自身利益之冲突,并打破其崇拜之心理”。

  

   所谓与帝国主义关系密切并与之相勾结的工商业者,主要是指的买办及洋货业商人。当时,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一致将这一部分人作为国民革命的敌人。尤其经过广州商团事件之后,国民党更是将买办视为不可饶恕的“大敌”和“罪人”。因此,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时对这部分人所采取的剥夺其公权策略,也较为偏激,在某种程度上几乎与封建社会早期的专制王朝严厉推行的抑商政策相类似。而买办在中国一直作为革命的敌人,更为严厉地受到各方面的抨击而被视为一无是处,后来在学术研究中又长期受到学界的全盘否定,除了与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有关宣传之外,大概与这一时期国民党进行商民运动所采取的此种策略也不无关联。

  

   3.“对于现在商会之态度”商会是商人最重要的社会团体,从清末成立开始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时如何看待商会,并采取何种策略,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商民运动决议案》首先断定:“现在商会均为旧式商会,因其组织之不良,遂受少数人之操纵”这显然是对商会持否定态度。其主要理由一是商会对商人“以少数压迫多数之意思,只谋少数人之利益”;二是勾结军阀与贪官污吏,“借军阀和贪官污吏之势力,在社会活动,以攫取权利”,甚至“受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之利用,作反革命之行动,使一般之买办阶级每利用此种商会为活动之工具”。当时的国民党既然如此认定商会的性质,认为“大多数之旧式商会不独不参加革命,且为反革命”,那么其对商会所采取的政策也就可想而知了。《商民运动决议案》明确指出:“须用严厉的方法以整顿之,对在本党治下之区域,须由政府重新颁布适宜的商会组织法,以改善其组织,更严厉执行。”另一个策略是令各地组织商民协会来抗衡商会,“以监视其进行,以分散其势力,并作其整顿之规模”国民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号召全国商民打倒一切旧商会”。实际上,国民党将商会定性为旧式反动组织并非始于1926年1月的“二大”,而是因为在此之前即有这一结论,才会在《商民运动决议案》中制定对待商会的这种方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于会前撰写并在会上发言的党务报告,就是将北京的团体分作革命及非革命两大类,非革命一类中又分为反动、妥协两种,北京总商会、银行公会、教育改进社、铁路协会等团体,均被列为“反动派之团体“。(4)在“二大”召开前的国民党内部,类似这样认定商会是旧式反动组织的人已占大多数。

  

   国民党对商会性质的认定以及所采取的对策,显然也存在着偏激和片面性。尽管商会在组织形式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加以改进,但却不能简单地说商会组织不良,完全是由少数人操纵。事实上,商会在清末诞生时组织机构和民主程序即较为完备,是当时最具近代特征的新式商人社团。民国时期商会自身又不断完善其组织制度,如最有影响的上海总商会在20年代初进行改组之后,设立了八个专门委员会,并规定如遇临时发生问题需要上海总商会出面组织力量解决时,另行组织临时委员会。各委员会成员的人选,除由会董中推举外,并从会员中遴选充任;同时还根据需要经会长同意聘请社会上少数科技、法学专家担任特别委员。(5)至于商会领导人的选举,早在清末即规定有比较明确的民主选举制度,另还规定了各级领导人的责权利以及各种会议制度,使商会能够在民主制度下正常运作。当然,不否认有少数商会未按照规定的制度执行,导致其权力被少数人控制,但这不是商会组织制度本身不良的问题,而是领导人的素质所造成的例外现象。另还应指出,商会从诞生之曰起,就是代表各行各业商人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像传统行会组织那样只维护本行业的独占性垄断权益,这从商会开展的各项经济活动即可得到明证。因此,所谓商会“以少数压迫多数”,只是谋少数人之利益”的说法,显然也有失偏颇。说商会勾结军阀和贪官污吏,在个别商会中或许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但就整体而言此论也不无片面性。何况商会也多有反对军阀和贪官污吏的举动,当时的国民党却对商会这方面的行动视而不见。例如20世纪20年代初,商会提出废督裁兵的主张,在1921年10月召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临时大会上通过了废督裁兵的决议,阐明军阀割据是中国祸乱之源,要消除祸乱之源就必须废除拥兵割据之督军,大力裁减军队。商会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各界的支持,孙中山也发表《和平统一宣言》,指出“和平之要,首在裁兵”。(6)1923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在北京发动政变,将总统黎元洪驱逐出京,并企图以贿赂议员的方式非法当选总统。上海总商会也坚决表示反对,并向全世界发表宣言,提出国民自决的三项政治主张,组织民治委员会应对时局。《民国日报》曾为此发表“专评”,称赞上海总商会“以难得的大会,应付非常的时局,于此可以显出上海商人对政治的真态度”;并称这一政治行动“是对军阀官僚宣战,是做民治运动的前驱。”(7)这与几年后国民党所谓商会勾结军阀与贪官污吏的说法,显然存在着较大的出入。

  

   从《商民运动决议案》指明的对待商会的态度,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在后来发生的有关商会存废问题的重要争论,与此不无关联。有关的论著在论及这一问题时,一般都认为蒋介石建立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取消了地方自治,并对商会等民间社团加以整顿和控制,其目的主要是为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结果导致商会与政府之间出现十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笔者以前撰写的相关论著,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也持同样的说法。然而,这一说法却是值得推敲的。由上可知,对商会进行整顿并不是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为实现国民党一党专制所确定的一个新策略,而是国民党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前几年推行商民运动时期就已确立了这个对策,南京国民政府只是继续实施这一对策。而且,国民党在整顿改组商会时对早期确定的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策略,进行了较大的修正。(8)商团问题也与商会十分相似,虽然取消商人武装团体合法性的《都市无组织商团之必要案》也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1929年8月才正式通过,但国民党对待商团的这一政策同样早在1926年初国民党“二大”就已确立,并不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确立国民党一党专制而制定的新政策。

  

4.“对于现在商团之态度”有关商团问题,前面已多次提及。经过广州商团事件之后,国民党对商团也完全持否定态度,甚至认为“为使本党主义得贯彻计,对于资本阶级之武装,无论其为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皆认定其为有障碍革命工作之危险”因此,《商民运动决议案》明确规定对待商团的政策是:“在本党政府下不准重新设立商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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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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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0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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