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国民党“三大”前后的商会存废之争与商民协会的解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 次 更新时间:2017-04-11 15: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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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十分激烈的商会存废之争;随后又发生上海总商会会所被打砸、职员被殴伤,愤而“闭门”停止办公的风潮,使得上海商人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更趋尖锐;国民党中央不得不对整个上海商人团体进行整顿,最终作出取消商民协会的决定。从商民运动兴起之初即延续不断的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冲突,至此终于宣告结束。

  

   关键词:国民党;商民运动;商会;商民协会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的1927年底和1929年初,曾经两次出现较大规模的商会存废之争,使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尤其是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部分省市党部向大会提交了取消商会的议案,与此同时上海商民协会也遥相呼应,通过上书和请愿的方式坚决要求取消商会。对于这股废除商会的浪潮,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以及全国各地的商会也纷纷上书和请愿,坚决表示反对。一时间,商会存废之争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由于国民党“三大”并未通过取消商会的议案,作为商会存废之争的延续,紧接着又发生了上海总商会房屋被强占而闭门停止办公的风潮,使得上海商人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更趋尖锐,逼迫国民党中央不得不对上海商人团体进行整顿,并重新审视商会与商民协会并存的既定方略,直至最终作出决定,一律取消商民协会。这一结局,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商会存废之争的最初预期结果完全相反,但实际上却有其一定的内在必然性。

  

   对于国民党“三大”前后的商会存废之争、上海总商会闭门风潮与商民协会的解散,以往的相关论著一般都会提及,但对其过程的叙述大多较为简略,或者只是简单地介绍其经过,对于国民党中央最终为何解散商民协会也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尚有进一步深入考察和分析的必要。本文拟对国民党“三大”前后的商会存废之争、上海总商会的闭门风潮与商民协会解散的详细情况,作一更为详实的论述。

  

   一、国民党“三大”前后的商会存废之争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的日期先后改变过数次,起初在二届四中全会确定为1928年8月1日,后又在二届五中全会改为1929年1月1日实际开会日期则延至3月15日。而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拟提出撤销商会的议案,实际上早就有所动议。最初系由中央商人部在1927年底提出,该部曾向各省、特别市党部商人部以及总商会发出通告:旧有商会组织不良,失却领导商人之地位,本部拟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提出议案,请求撤销全国旧商会,以商民协会为领导之机关。”由此引发第一次商会存废之争。不过,中央商人部当时还只是征求意见,并说明各商会“对于改善商会之处,有何意见,可陈述来部,以备采纳”(1)。上海总商会与全国各地商会对此均表示强烈反对,并在上海召开各省商会联合会,推举代表赴京请愿。在全国商会的一致反对之下,加上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再延期举行,国民党中央随后也确定了商会与商民协会并存的新策略,第一次商会存废之争遂暂告停息。

  

   但是,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纷争在一些地区仍继续存在,尤其是在上海地区双方之间的矛盾并未缓和,而且上海市党部也开始推波助澜力主取消商会。

  

   上海特别市党部主要负责人之一陈德征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就曾说明:在未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议决将商会字样明令取消以前,不妨沿用商会二字。”(2)其言词之间,意为商会之名称不过暂时存在而己,俟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议决取消商会之后,商会就不复存在了。1928年10月全国商会联合会自选立法委员10人,呈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法院“圈出五人,任命为立法院委员”(3)。上海市党部认为全国商联会“擅自选举立法委员,呈请中央加以任命”完全是荒谬之举,当即呈请国民党中央予以训斥和警告。与此同时,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还向全国商联会直接发出了警告函(4)。但全国商联会向全国发布通电,拒不接受上海市党部的训斥与警告(5),并呈文国民党中央质疑商会应否接受党部管辖,全国商联会应否受上海市党部警告。上海市党部更为恼怒,认为全国商联会“非特无诚意接受,反以商会是否应受党部之管辖,全国商联会是否应受上海特别市党部之警告为言,其抗反党国,逆迹昭彰。”(6)上海市党部所属之各区党部,也纷纷要求解散全国商联会。如第六区党部认为:对于市党部之警告“该会非特不诚意接受,反以反唇相讥,认为荒谬绝伦,且有反革命之行动。昨特呈请上级转呈中央,饬令解散”(7)。第二区党务指导委员会也宣称,上海总商会操纵全国商会联合会,“前为军阀所御用,现则言行都反动”,呈请市指委会转呈中央,将上海总商会也立予解散(8)。正因如此,在随后的国民党“三大”期间,上海市党部成为国民党内部力主取消商会的一股较强势力。

  

   另外,上海商民协会此时也反复强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整个立法系统中的最高之法,“一、以党治下之立法系统而言,最高者为全国党代表大会,次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为国民府,再次为各部或与各部相等之各种委员会”(9)。其用意也是为了利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大”,通过取消商会的决议案,达到否定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系统中商会与商民协会并存的规定。显而易见,无论是上海商民协会还是上海市党部,都认为“三大”的召开是达到取消商会目的的绝好机会。上海商民协会还曾明确表示:现在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有期,以最高之权力为切实之规定,此其时矣。”(10)于是,随着该会召开日期的临近,上海商民协会和上海市党部都更进一步加强对商会的指责与攻击,紧锣密鼓地制造取消商会的舆论,并且筹划相关的具体实施步骤。

  

   “三大”召开前夕,以上海地区为主的部分省市党部与商民协会,再次重提在“三大”提交撤销商会的议案,上海总商会和全国商联会也再次领导全国各地商会,打响了保卫商会之战。由于取消商会的呼声当时己趋于公开化,全国商会联合会也早有防备。在“三大”举行之前的一个多月,即1929年2月上旬,全国商联会即向各省区商联会、总商会发出加急快邮代电,一方面说明“现举奉安大典亟应恭派代表参加,同申敬礼”;另一方面,告知“商会法草案,工商部已呈府院,府送中政会,决议交胡、戴、王、孔、孙、陈六委审查,立法院则决议缓议。全国三次代表大会开会期近,全国反日会及各地党部,且有呈请取消商会,归并商协之举,亦应举派代表,作坚决之请愿,迅颁商会法,以固商会根本。两案均属万分重要,合电奉达,务请即日举定代表,于三月八日以前,集沪来会报到,以便会同赴京,行礼请愿。”(11)

  

   3月初,上海市商民协会同样也“以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开幕特电邀各省市商民协会派代表来沪,协商统一商运事宜,以便向三全代会请愿。应提各案,盼于三月十日以前预寄到会,俾各代为整理。代表到沪,至迟当在三月十五日,以便讨论,备赴首都”(12)。可见,商会与商民协会都在“三大”召开之前,即己筹备集合全国各地代表前往南京请愿的准备。因为商会与商民协会作为民众团体都不可能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提案,只有通过发布通电,或者是以请愿的方式递交请愿书,表达各自的要求与愿望。

  

   随后,上海商民协会还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提出请取消商会,统一商运组织。这份长篇电文历数商会与商民协会不能并存的各种原因,并明确表示:敝会所坚决主张者,以为商民的组织不容有二,正如农民之仅有农民协会,工人之仅有工会者相同。使党部政府认为商会应当成立,不妨明白宣布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组织之商民协会,通令取消,免致告朔饩羊,转多妨碍。否则,扩充商民协会之范围,使之广大;巩固商民协会之地位,使之坚强,亦正党部政府之责,不容旁贷也……盼各党部予以同情,各省市商民协会一致主张,务期统一商民组织之愿望,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得以实现。”(13)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相继有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北五省党部(有的记载称为四省,漏掉了河北)以及南京、上海、天津三特别市之党部,根据各所在省市之党代表大会决议,向大会提出了统一商人组织、取消全国商会的议案,其影响绝对不可小视。

  

   上海特别市党部之提案由陈德征、潘公展署名,其要求取消商会的主要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商会在历史上屡有勾结帝国主义、军阀之行动,在最近又不无抗反党国之逆迹。“查商会过去之历史,全由商棍操纵把持,运用其地位以勾结英帝国主义与军阀,冀危害党国……最近全国商联会致函内外总商会、商会民字第一一四号快邮代电,措辞尤属荒谬,竟指党部之警告为无理谩骂,认为横逆,诬为罔法灭理,藉党专制,末后更为应如何团结,共御外侮等语。反动言论,一致斯极。党治下宁能容俨然以党为对垒之反动团体存在耶。”

  

   第二,商会会员复杂,组织散漫,会费过重,存在诸多弊端。“商会之组织,有团体会员、个人会员。团体会员,则有所谓公所、公会、会馆、同乡会、某某堂等之别,内容散漫,至不可言。个人会员,则每一公司或商号代表之多寡并无明确之规定,而中小商人则以商会会费过昂,无力加入,实有背于本党全民政治之政策。

  

   第三,商会原定为暂存团体现今统一商运,应取消商会而使商人团体趋于统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商民运动决议案,以商会被商棍所操纵,定为暂存公团,而另组商民协会以为商人集合之法团。暂存两字当含时间性及应付当时环境之意义。盖以彼时吾党势力仅及两粤,反动势力正浓,划除非易。今则训政开始,农运工运业经统一,独商民组织被因袭的特殊势力分歧掣肘,至今犹有名目繁多、诡计百出之患。基于上述三方面原因,“吾党同志应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之使命,将全国所有一切商会、商界联合会以及全国商会联合会,迅予解散,以便集中商民力量,使站在同一战线上,共同努力国民革命,并得发展工商事业,以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臻党国于富强之域”(14)。

  

上海市党部这份提案对商会的指控及用词都有些偏颇,而上海商民协会的主要筹备者之一,并在上海市党部任职的王延松,稍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表的一番讲话,则相对而言要温和许多。他在答记者问时首先解释说:上海之提案,连署者亦限于上海之代表。且此案系上海第五次全市代表大会所决议提出者,沪市党部只有执行此决议案,交出席三全大会之代表遵照提出。沪代表转提大会,乃其应尽之责任,绝非陈、潘两君或任何个人之意见。所载陈、潘列名,未免有误。在问及上海商民组织极为复杂,应如何着手整理,商会究竟是否应该取消这一问题时,王延松的回答则似乎有不同的看法:“就上海而言,则有上海商务总会改组之上海总商会(现改名为上海特别市总商会)上海县商会(现改名沪南商会)闸北商会,是商会一种,己鼎足三立。加以公共租界有各马路商总联会,法租界及沪北亦有马路联合会。国军抵沪,又有商民协会。同业组织则以前有公会、公所、会馆等等,而现在又有商民协会各业分会的叠床架屋,纠纷遂起。今后欲望商人在党治之下,从事于发展实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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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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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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