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兴隆:死刑废止论的起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2 次 更新时间:2016-08-25 23:49:28

进入专题: 死刑废止论  

邱兴隆 (进入专栏)  

   如果将死刑的废止视为一项历史成就,以贝卡里亚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便因将死刑推上理性的祭坛所付出的努力而功不可灭。尤其是启蒙者们所提出的自然权利学说,更构成死刑废止论的一块重要基石。因为从自然权利论引申出了对人的生命权的强调与尊重,进而引申出了对剥夺人的生命权的死刑的反思与抨击。然而,历史的事实清楚地表明:死刑废除论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启蒙思想家们只不过扮演了这一理论的一个承先启后者的角色;支撑废除死刑的理念也远非自然权利论一种,而是古有“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主义说教,今有“基本权利绝对不能剥夺”的人权学说。死刑废止论由兴起到展开的历史,分明是一个由对生命的神圣性的信仰到对自然权利的推崇再到对基本人权的尊重的过程。

  

   (一)死刑废止论的宗教之源

   顾名思义,“神圣”一词鲜明地昭示了生命的神圣性最初是一种信仰主义的理念。这一理念不但在西方人所信奉的基督教教义中有其清晰的源头,而且在东方人所信奉的佛教教义中同样可以找到其确切的出处。

   死刑废止论的杰出代表美国学者比多的如下表述,既揭示了生命神圣说是一种源出于《圣经》的宗教见解,又强调了生命神圣说的本质在于赋予人的生命一种超然的价值: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相关的伦理价值之一是人的生命的神圣性的理念。这一理念源于《旧约全书》的最早的一些段落。主要的圣经读本是《创世记》第1章第27节,在此,我们被告知,‘上帝按他的想象创造了人’。其他古代民族——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古埃及人、波斯人与巴比伦人——当然表示了对人的生命的价值的关心。但是,这样的理念是一种必然的宗教上的见解并且源出圣经:人的生命具有独立于可以按照努力、成就、才能或者任何其他标准之外加诸于人的价值的超验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的确,翻开作为基督教教义的《圣经》,上帝创造人的信念尽在其中。《创世记》所载“神就照着其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明显地是将上帝奉为人的缔造者亦即人的生命的授予者。既然生命源于上帝,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便是,它既不因任何世俗的原因而拥有,也不因任何世俗的原因而丧失。这便是生命的超然性所在。由生命的超然价值,必然进一步得出生命的主宰者不是人自身的结论。因为只要承认人的生命来源于上帝,便必然认为只有上帝才有权主宰它——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必须秉承上帝的意志;除了上帝,任何人都不但无权剥夺人的出生或生存的权利,而且无权放弃自身的生命。由此,形成了生命的神圣性的原始意蕴即既不可剥夺也不可放弃。从生命神圣的信念出发,我们不难理解教会法以及基督教盛行时代的世俗法将堕胎、杀人与自杀作为犯罪的原因在于,堕胎被认为剥夺了上帝所赋予人的出生权,杀人被认为侵犯了生命的不可剥夺性,自杀被认为侵犯了生命的不可放弃性,因而均侵犯了生命的神圣性。

   生命的神圣性虽然为教会法与世俗法上对堕胎、杀人与自杀的禁止提供了根据,但也为国家是否有权杀人亦即是否拥有死刑权留下了歧义。虽然可以将君主视为上帝的代言人,从而可以认为国家的死刑权派生于作为生命的主宰者的上帝,进而为死刑申辩,但是,一旦将生命神圣理解为一种绝对的理念,它便不但不构成为死刑辩护的根据,反而成了怀疑乃至否定死刑的正当性的理由。因为基于生命的赋予与剥夺的主体的同一性,由生命是上帝赋予的这一前提,不难得出只有上帝才有权剥夺生命的结论。而上帝剥夺人的生命的唯一方式仅在于自然死亡。因此,国家无论以何理由对人的生命的剥夺,都是对上帝的意志的违背,因而构成对上帝的权力的僭越。而死刑不是一种自然的而是一种人为的死亡,其不具有正当性不言而喻。

   生命神圣性在死刑问题上所留下的以上歧义,必然地孕育着死刑存废之争,并不可避免地分娩出最初的死刑废止论。基督教盛行时代的教会法与世俗法中有关杀人、强奸乃至异端邪教之类的大量犯罪被作为死罪,是死刑未被认为侵犯生命的神圣性的当然明证。而有关资料同样显示,在古罗马共和国的最后100年,实际上废止了死刑。虽然我们难于找到证明这是死刑被认为侵犯生命的神圣性的准确证据,但是,古罗马共和国的最后100年恰是基督教兴盛的时期,因此,说古罗马最后100年没有死刑是生命神圣的信仰主义说教的影响的结果,未必不是一种合理的推论。

   如果说将古罗马最后100年对死刑的实际废除归于基督教生命神圣说的影响,只是一种推论,那么,自16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废除死刑的主张源于生命神圣说,则是有确切证据证明的定论。因为自此间开始,基督教信徒们正是高举“生命是上帝所缔造的,除了上帝任何人无权剥夺”的旗帜,在生命神圣的绝对理念下,抨击死刑并对国家的死刑权发难,从而吹响了近代死刑废止论的号角。

   在当代,纯粹意义上的基督教教会法虽已不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基督教徒们以基督教的眼光对世俗法律中的死刑的关注。在相当一部分基督徒那里,死刑因违背基督教教义而构成对生命的神圣性的侵犯,也仍然是死刑废止论的重要立论之一。美国神学者约德尔以《死刑:一个基督教的视角》为题,对这一立论做了充分的展示。他认为,“主的教导及其著作指引基督教徒们向任何情况下的剥夺生命的正当性挑战,即使在世俗正义似乎认可杀人之时”。原因在于:(1)尊重生命是一条神圣的原则。“生命(灵魂或人身)之所以是神圣的,是因为‘上帝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照上帝的形象造人意味着能够团契”,而“与其他人以及上帝团契的唯一理由是我们的身体存在”。“如果我们爱‘谁都未看见......’的上帝,我们便必须以我们对他人的爱包括对身体幸福的一种关心来表示它”。“我们所了解的主的生、死与转世足以使人的生命神圣化。使生命神圣化意味着象生命只属于上帝一般地不干涉生命,而这正是《圣经》就人的生命所说的:剥夺人的生命不是我们的权利”。(2)死刑因为剥夺了人的生命而使有罪之人丧失了忏悔的机会。“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剥夺一个人的将来并剥夺与上帝以及人类和解的可能性,只有在这种生命中我们才能忏悔”。(3)死刑与宽容精神相背离。“基督教对人的关心是赎救性的:主为了其敌人而牺牲自己是赎救。上帝对可耻的人的态度是我们对人类的一种赎救看法的指南”。因此,正如《约翰福音》第8章所载主宽恕本该处决的淫妇所表明的一样,宽容是基督教所应有的精神。而死刑与此相背离。(4)复仇不是必要的法则。虽然《圣经》中有多处关于复仇的记载,如:《创世记》第9章提到“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流......”;《出埃及记》第21章称“以命抵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鞭还鞭”,但是,所有这些都主要仅仅出现在《旧约全书》中,而且,有关复仇的“故事的背景是堕落”,复仇是“堕落的人性对要求敌视的一种情形的正常反应”。事实上,“在耶稣时代”,报复性的“刑罚中的大部分进化到了它们能够通过金钱赔偿解决的程度”,因此,复仇不是必要的法则。而且,“《新约全书》尤其是从《使徒书》到《希伯来书》表明,《旧约全书》的正式的要求都在基督的牺牲中得到了实现与完成。‘一劳永逸’是《使徒书》的成功的宣言。自此以后,不需更多的流血、更多的牺牲来证明生命的神圣性。十字架清除了死刑的道德的与仪式的基础”。总之,“以命抵命”不是上帝的意志的体现,死刑因不合神意而有悖生命的神圣性。

   以上表明,生命神圣说作为基督教反对死刑的信仰主义基础源远流长且至今活力仍存。无独有偶,在历史上,我们也可以找到从佛教教义出发而反对死刑的例证。尽管基于佛教教义而对死刑的否定的影响远比基于基督教信念而对死刑的否定逊色,而且,它未明确打出生命神圣的旗号,但是,在尊重生命的出发点上,两者并无二致。

   史载,在中国唐代,曾两度下诏大量削减死刑。其一是“天宝重杖代死刑法律”。据《册府》刑法部载:“天宝六载诏曰:朕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于今约法,已去极刑。义罪执文,犹存旧日,既措而不用亦恶闻其名。自今以后,所断绞、斩刑者宜削此条,仍令法官约近例详定处分”。 另据《通监》“除斩、绞条:上慕好生之名,令应绞、斩者皆重杖流岭南,其实有司率杖杀之”。自此观之,作为死刑的斩与绞曾在天宝六年被明令废除,而代之以重杖。其二是“死罪改流刑法”。据《唐志》载:“元和八年,诏两京、关内、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道死罪十恶、杀人、铸钱、造印,若强盗持仗劫京兆界中及它盗赃逾三匹者,谕如故。其余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孙欲随者,忽禁”。可见,作为死刑的绞与斩在元和八年被废除而代之以流放。

   沈家本就唐代的此二次废除死刑做了恰当的评价,认为它们是死刑废止论的源头:

   “贞观徒死罪戍西州尚是实边之策,天宝以重杖代极刑而斩绞之名废。元和十恶等项外余悉流天德五城,并重杖亦几废矣。是废死刑之说实胚胎于唐,虽未全废而存者已少矣。今日西国废止死刑之说,学者日扬其波而不能遂废者,气远犹未至也”。

   唐代的两次大幅度削减死刑,虽然并未使死刑彻底废除,但既反映了对死刑所持的排斥态度,又导致了死刑的大幅度减少,以至死刑的适用数量微乎其微。

   几乎与唐代削减死刑同步,日本平安王朝的圣武天皇于神龟二年(即公元724年)下诏,停止死刑的适用,将所有死罪降为流罪。此后,至差峨天皇时代,一如既往地坚持事实上废除死刑的政策。这一政策为后世各代所沿袭,直至“保元.平治之乱 ”,才得以终止。这样,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347年“没有死刑的奇迹”。

   如上所述的死刑在中国与日本历史上的几乎同步削、废,并非偶然,而是共同的宗教理念所使然。在中国的唐代,佛教被奉为国教。佛教的重要戒律之一是忌杀生,而死刑与忌杀生的戒律相抵触。作为削减死刑的指导思想的“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很难说不是佛教忌杀生的戒律的折射。而根据日本学者的解释,日本平安王朝之所以始废死刑,也是因为当时流行佛教。因此,无论是在中国的唐代还是在日本的平安王朝,死刑的削废都与佛教在当时的流行甚至被奉为国教,而佛教奉行忌杀生的戒律难脱干系。其实,基于对佛教的忌杀生的戒律的信奉而削、废死刑者,远非以中国的唐代与日本的平安王朝为限。有资料显示,同为亚洲国家的锡南(即今斯里兰卡)也曾在独立运动中废除了死刑,而支持这一废除的也正是对佛教的信仰。

   佛教的“忌杀生”与基督教的“生命神圣”之间虽然不能划上绝对的等号,但是,在赋予生命以超然的价值,强调对生命的尊重上,两者殊途同归。所不同的仅在于前者表现为对剥夺生命的行为的反面禁止,而后者则表现为对生命的价值的正面强调。而反面禁止也好,正面强调也罢,都是以神意给生命披上一道坚实的铠甲,标示着生命的不可侵犯性。然而,死刑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因而与生命的不可侵犯性相冲突。相应地,人类废除死刑的尝试,最初导源于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主义说教,便不足为奇。因此,我们不得不定论,生命神圣说是死刑废止论的宗教基础,也是支撑死刑的废止的最原始的一种理念。

  

   (二)死刑废止论的自然权利之源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带来了欧洲文化中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兴起与道德原则的单一的宗教基础的衰落,哲学家们越来越将其对人的权利原理的支持作为宪法与道德的根据。人的权利的原理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同的思想家们关于权利的本质的看法亦互不相同,但是,无一例外地,它们都赞成“生命权”是人至高无上的权利,而且,他们大都主张生命权是一种自然的权利。如果说生命的神圣性是从生命源于神授的角度证明生命的超然价值,那么,生命权的自然属性则是立足于人的权利的自然本质而赋予人的生命以最高价值。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邱兴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死刑废止论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刑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1098.html
文章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