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梁启超的最后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9 次 更新时间:2016-04-14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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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  

楔子

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划破了两千年帝制的夜空,迎来了中华民族新纪元的黎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随后,清帝宣布退位,孙中山如约让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经多方博弈,最终胜出,成为民初政治舞台上的明星。民国第一名记黄远庸(笔名远生)在一篇文章中不无揶揄地写道:“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所谓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勒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虽身受缚勒,而先生指天画地,念念有词,周身绳索蜿蜒尽解。”

这一年的十月,流亡海外十四年的梁启超自日本启程归国,以满腔热情投身新中国的建设。最初,他对袁世凯是颇怀有些希望的。他很清楚,当下中国这个局面,要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必须借助袁世凯的力量。“苟能善用之,诚足以致中国于治强”。但他没有深究,袁世凯是否能够并且愿意为了别人的政治理想而放弃自己的权力欲望。他后来也承认:“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可是,袁世凯对于梁启超的良苦用心究竟能领会多少呢?何况,他不得不面对的,首先还是习惯了江湖造反的孙中山,也就是梁启超所谓“更甚于洪水猛兽”的“暴民政治”。

因此,他的看重梁启超,绝非认同梁的议会政治,民主立宪,乃是借助其进步党,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做议会角逐。及至宋教仁被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借机解散国民党,取消该党党员国会议员资格,使国会形同虚设,进步党亦随之黯然,梁启超对于袁氏的希望完全落空,朋友们多有担忧和责难,于是,他对政治生涯便渐渐地生了厌恶、舍弃之心。这时,他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宣言《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极诚恳地检讨和反思二十年来自己在政治思想以及组织政治团体、参与政治活动等方面,为什么会陷于失败的困境。

他曾有过退回书斋的打算,以为做国民教育,也是“莫大之天职”。既然政治无望,这一年的冬天,他真就假馆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但袁世凯不允许他回归书斋,那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也不允许他回归书斋。随着欧战爆发,日本野心膨胀,乘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而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竟准备接受日本的条件,并加紧了恢复帝制的步伐。此时的梁启超很难沉默,他不仅在筹安会成立一周后就公开表态,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而且与蔡锷、汤觉顿等人策划了反袁护国的对策,他说:“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他们约定,“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去”。

梁启超曾有过实现其承诺的机会。他到上海后得知,父亲已于两个多月前去世,这既使他陷入了巨大悲痛,也给了他一个脱离政治的理由。那些天,他的确以守制为由辞去了所有的职务。记者追问他百日后的出处,他告诉记者,他将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自效于国家或社会。在他看来,“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

所以,“军事稍平,决当献身社会教育”。但现实政治毕竟与他还有某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不期然,他又一次卷入政治漩涡之中,甚至差点被汹涌而来的浊流所淹没。由于对德宣战问题所引发的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权利之争,连带发生了倒阁、解散国会、赶走总统、复辟帝制等一系列政治风潮,中国的政局几乎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梁启超因为主张对德宣战,成为段祺瑞的同盟者,更在段祺瑞发表的新内阁中担任了财政总长的职务,并希望能把段祺瑞引入宪政和议会政治的轨道。

然而,梁启超的这种选择几乎成为当时以及后来社会舆论非难他的最主要内容。这时,已是民国七年,梁启超一直梦想着有所作为,但始终不能如愿。袁世凯当权,他一事无成;换了段祺瑞、冯国璋当政,他仍然一事无成。他在写给籍亮侪的信中劝他,“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国非我辈之国,他人之国也”。一个爱国者、时刻把国家前途和命运放在心上的人,竟然说出这样一番痛心疾首的话,可见其所受伤害之深、之痛。此后,他闭门谢客,“邈然几与世绝”,开始了此生最后十年著述讲学、献身教育的生涯。


告别政治,告别不了的是国民责任

梁启超告别政治,退守书斋,固然始于民国七年(1918年),但他厌倦从政的感觉,却早在四年之前就有了。最初,他自信可以将袁世凯的行为纳入合法的议会政治的轨道,用宪法和国会来约束袁世凯。为此,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袁世凯做出让步和妥协。袁世凯急于要当正式大总统,按照法律程序,总要先制定宪法,待宪法制定后,再依照宪法上的总统选举法选举正式总统。梁启超原本是主张先定宪法,再选总统的,无奈袁世凯等不及,社会舆论也等不及,不得已,梁启超只好为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寻找理由。

这时,梁启超还期待着完成总统选举后马上制定宪法呢,然而,袁世凯在把总统前面的“临时”两字取消后,已经不打算再和议会继续周旋了。他先是要求众议院“增修约法”,取消《临时约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同时要求国会,宪法须经大总统公布方能有效。他还借口查获了李烈钧与江西籍国会议员徐秀钧往来密电,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甚至逮捕了国民党议员冯自由等十余人。在这种情况下,国会活动事实上陷于停顿,起草宪法的工作也被迫停止,即便如此,梁启超对于袁世凯仍然采取劝说的方式,他反复致信袁世凯,希望他能从国家政治前途的大局出发,不要使议会受到伤害。但是,袁世凯总是使他失望,他所收获的除了一事无成,只有朋友们的担忧和责难。

梁启超在自我检讨时发现,他这个人本质上还是个书生,喜欢感情用事,缺少实际的参政能力,不适合参政。一年多来,虽然勉为其难,鞠躬尽瘁,并没有为国家做多少事,“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也”,看来只有退回书斋,做自己所擅长的理论、学术研究。同时他也看到,现实中的权衡、变通,的确非他所长,就政治权谋而言,他更不及袁世凯这种在官场上泡烂了的人,他不仅过于理想化,而且太天真,太幼稚,以为凭着自己的言论就可以造就理想中的政治人物,简直就是妄想。所以他表示:“故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

这种情形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应该是第一次,不过,看上去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切实的教训。他在护国战争结束后也曾想过急流勇退,不再参与政治,而且,为父亲守制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他却为形势所鼓舞,总不肯放弃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之所在,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结果,先是陷于府院之争,希望调和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而不成,反而引发了张勋“辫子兵”的复辟闹剧;此后,又有护法与威信之战,他则居中调解,欲说服双方不可以兵戎相见。在他不过是想“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但世人如何理解他的苦心?甚至他的朋友都责备他“不能救国而反与他人同蒙卖国之名”,他与研究系的骂名则因支持北洋,反对国民党而一直背到今天仍不能洗清。

事实上,整个民国六年(1917年)他都在为国事而四处奔走,先是鼓吹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马君武联合国会议员三百余人通电全国,反对绝交、参战,骂梁启超是“阴谋小人”;老朋友伍庄也为之痛心疾首,他说:“兄数十年惓?惓?爱国之心,其结果则中国乃亡于兄手,兄纵不爱惜其名誉,独不爱惜国家乎?”然而,反对者虽多,并不证明他就是错的。

多年后伍庄在回忆梁启超的文章中承认:“张勋既败,先生本不欲复出,但以主张对德宣战之故,欲贯彻其主张,因复就段阁之财政总长焉。卒之主张实现,中国赖以取得国际上之种种便利,出席于欧洲和平会议,先生之功,不可没也。”他甚至有了一些惋惜:“先生当时之志愿尤(犹)不止此,先生力劝段祺瑞亲带兵赴欧洲战场,可惜段氏为宵小所包围,不听先生之言,先生之大志愿仍(乃)不得达。”

伍庄所言只是原因之一,段祺瑞不肯带兵亲赴欧洲,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此时的孙中山刚被召开于广东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军政府大元帅,指望着奋师武汉,直捣幽燕,遂以“护法”为名,发动了南北战争。这时,段祺瑞怎能听从梁启超的劝告,带兵出国呢?他正要借此备战,扩充兵力,以武力解决一直以来鞭长莫及的南方各省。梁启超曾经建议,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对币制进行彻底改革,整顿金融秩序,发展经济,训练军队,为出兵欧洲战场做准备,结果却被段祺瑞利用来扩充军队,支持对南方用兵。经此一番挫折,梁启超总算对南北军阀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

欧战结束后,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感叹:“去年吾侪力排众议,主张对德宣战,固逆料欧战之结果必有今日,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岂料双方皆利用此为政争资料,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因此而倒阁,因此而发生督军团围国会,因此而复辟,蹉跎光阴,已历半载。及段阁再现,吾当时以本已厌离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阁者,徒欲贯彻宣战之初志,求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利。吾在阁数月中,无日不提此议,谓无论如何必须赶今年春间决战以前,有数万人到西战场,则将来和平会议之发言权,我国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阁几为此一事而已。而岂料宣战以来,一年之岁月竟为内讧销(消)磨以尽,今千载一时之机已逸,更有何说。”

这一回梁启超真要接受教训了,他把自己关在天津的家里埋头著述,“邈然几与世绝”,除了几个极要好的朋友、学生,外人一概闭门谢客。生活也变得更有规律,“每日晨六时前必起,十一时前必睡”,午前便属稿千余言,每天著书超过两千言,几个月来,已陆续完成十二万言。从夏天开始,他每日分出一半光阴给孩子们,“为群儿讲学术流别”,并准备讲解《孟子》。闲暇之时,写写字、摩挲一下古钱拓片,也觉得很有兴味。晚饭时还要喝点小酒儿。政界、军界的朋友偶有相聚,则“专言学问,不涉政论”,甚至“数月来迄未与合肥(段祺瑞)一通闻问,殊不欲作无谓之缘,以惹魔障”。

民国七年(1918年)双十节,徐世昌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不久,熊希龄等通电发起和平期成会,呼吁南北停战,尊重和平。熊与梁交情很深,社会舆论都猜测梁一定参与其中。实际上,梁虽赞赏此事,却没有加入。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讲了三点理由,其一,大病新起,元气未复,不能太劳累;其二,有数种著述,经营多年,未能完成,都是由于政治的牵扰,现在打算终止政治生涯,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任何含有政治意味之团体,概不加入;其三,此事能否成功,绝不在其一人之进退。

不过,梁启超选择告别政治生涯,与古代文人士大夫“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选择绝不是一回事,也并非“不为五斗米折腰”式的不合作主义,甚至不同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出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古仁人之心,当然更非看破红尘,撒手人寰式的逍遥之游,他曾表示:“至于鄙人生平,向不取消极主义,今中止政治生涯,将从别方面有所积极耳。”他所谓别一方面,著书、做学问,“从社会教育痛下工夫”是一种;再有就是以在野的身份尽一份监督匡救政府的责任,他说:“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也。”

他的这种态度很自然地使我们想到欧美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他们积极地介入社会政治,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但不一定非要到政府里面去当官。梁启超民七(1918年)之后所选择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这是一条以退为进的路,民初曾任国务院秘书、印铸局局长的湖南湘潭人袁思亮此时致信梁任公,也有类似的劝告:“先生宜以此时结合少数同志,授徒讲学,屏弃一切机权术数,急切近名之说,一以扶植人类信义为归,合古今中外道德家言一炉而冶之,庶几救已死之人心,存未亡之国脉,其功当不在禹下。”

巴黎和会期间以私人资格前往欧洲,或许正是梁启超“曲线救国”的方式之一。同行者有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鼎甫。梁启超说到此行的目的有两点,第一是开阔眼界,为自己求一点学问,看看这台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第二是借助巴黎和会这个平台,以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这一行七人分途而动,梁启超、蒋百里、刘子楷、张君劢、杨鼎甫五人,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抵英国伦敦,丁文江与徐新六则绕道太平洋、大西洋,赶赴欧洲。

当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时,丁文江、徐新六二人已在那里迎候他们了。他们中除了丁文江要去美国讲学,提前离开欧洲外,其他人的一九一九年都是在欧洲度过的。他们这些人的志趣并不完全一致,丁文江偏重科学,尤其关注各国地质、矿产方面的情况;蒋百里则热心钻研战争和军事,专门撰写了一部《德国战败之诸因》,从国家的政治方略和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影响战争胜败的诸因素,为中国提供镜鉴;其他人的兴趣却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所以,在欧洲,他们并不总是一起行动,梁启超与蒋百里要去瞻仰法国“一战”中的遗迹,丁文江、张君劢都没有参加,前者要去洛林州调查矿业,后者却要到伦敦列席各国私立国际联盟研究会。

当然,梁启超更放心不下的还是和会本身。初抵巴黎,因为有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承诺,梁启超还是比较乐观的,然而,到了三月,形势突然有了变化,日本代表拿出一纸密约,来要挟威尔逊,声称如果和会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他们就退出国际联盟。威尔逊当时是很看重国际联盟的,而那个由段祺瑞政府驻日公使张宗祥与日本银行签订的借款两千万日元的秘密合同,不仅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且,此前德国所要求而一直没有到手的烟潍、高徐、顺济诸铁路之优先权,也全部归了日本。这样一来,密约就成了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为了拉拢日本,威尔逊不惜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做了一笔交易,只要日本不退出国际联盟,威尔逊准备放弃对中国的承诺。

得到这个消息的梁启超异常愤怒,他于三月十一日致电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汪大燮和林长民,指出:数年以来,中国对日本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为根本。去年九月,德军垂败,政府却于此时与日本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来束缚自己,真不知是何用意!他希望政府千万不要再做蠢事,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坏,实堪惋惜”。这段时间,他利用自己民间代表的身份,以及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做了许多工作。四月八日,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致信梁启超,请他担任国民外交协会驻巴黎的代表,主持向和会情愿的各项事务。

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于民国八年(1919年)二月十六日,是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是民众参与外交活动的先行者。四月三十日,英、美、法三国议定了《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要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首席代表陆徵祥竟考虑准备签字。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于当天致电汪大燮和林长民,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加压力,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

汪、林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接到梁启超的电报,林长民于次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并于晚间送到隶属于研究系的《晨报》报馆,总编辑陈博生亲自编发,刊载于五月二日之《晨报》,两天后,“五四”运动便爆发了,从此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于是我们看到,梁启超所谓告别政治,只是不再到政府做官而已,并不因此放弃作为一个国民的责任。在欧洲时,他与朋友们就商定了回国后将要做的几件事,核心即全力从事培养国民自觉的教育事业,具体做法就从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以及推动国民制宪运动入手。当时,他很希望能使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辅并行,在《解放与改造》改版后第一期的“发刊词”中,他首次提出了“联省自治”的主张,并由熊希龄策动湖南督军谭延闿?推动实施。

此论一出,社会各界反响热烈,谭延闿?率先发表了“还政于民”、“湘人自治”的通电,并得到浙江军阀卢永祥、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响应。就连沉寂多年,早已退守书斋,著述讲学的一代宗师章太炎,也在大病未愈之时,亲抵湖南长沙,以联省自治游说于谭延闿,接着,又在北京《益世报》发表了《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一文。甚至初出茅庐的青年毛泽东,也在民国九年(1920年)发表了数篇鼓吹湖南独立、联省自治的文章,并且倡议建立湖南共和国,尽管他们的社会理念和出发点完全不同。

不久,梁启超应熊希龄之邀拟就了《湖南省自治根本法草案》,成为日后湖南制定省宪法的基础。民国九年(1920年)十一月,赵恒惕取代谭延闿掌握了湖南政权,正式宣告自治,并启动了制定省宪法的程序。宪法起草委员会十三人中就有蒋百里、李剑农、彭允彝、王正廷等人,都与梁启超关系密切。于是,次年三月,赵恒惕以本省制宪问题致信梁启超,征询他的意见,同时,又派了萧堃?和雷飙到天津当面向梁启超请教。梁氏自然乐于指导,张朋园曾赞叹湖南宪法的民主精神,称:“湖南人的精神,任公与有荣焉。”

本来,宪法起草委员会诸公还因一些细枝末节而争论不休,这时,偏偏在湘鄂之间发生了战争。湘军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在鄂南一战,全军失利,吴佩孚一意孤行,乘机攻占岳州。为了阻止战事扩大,不使正在制定的湖南省自治宪法胎死腹中,蒋百里紧急向梁启超求援。在他看来,此时能够挽救湖南危局的,只有梁启超一人。梁启超接到蒋百里的求援信,马上与蹇念益、籍忠寅紧急磋商,决定不用怂恿张作霖背后袭击吴佩孚的办法,而由梁启超直接写信给吴佩孚,晓以用兵的利害,并代黎元洪作书一封,致吴佩孚、萧耀南(吴的参谋长)等人,劝阻他们的行动。

与此同时,他也一再写信劝说湖南方面,请他们不要插手湖北的人事安排,更不要斤斤计较于本省和本军的利益,只咬住“联省自治”做文章,才能将题目愈做愈大。他还建议张仲仁尽快到武汉去见吴佩孚,因为有些话不便在信中透露,只能当面对他说。而他要当面说与吴佩孚的话,其实就是让他认清自己所处的形势,北有张作霖,南有孙中山,都虎视眈眈地看着他,如果他把湘军赶回湖南,就等于把湖南给了孙中山,“无异自翦其羽翼以资敌”。看得出来,梁启超最担心的还是湘军与吴军之争被广州新军阀所利用,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事实上,吴佩孚大兵压境倒也促进了湖南制宪的尽快完成。为了不使湖南再次遭受北军宰割,十二月十一日,湖南省经全民投票顺利通过了省制宪法。次年元旦,这部宪法正式颁布实施。当时,浙江的卢永祥、云南的唐继尧、广东的陈炯明等,都把“联省自治”喊得震天价响。然而,他们各有各的打算,在他们那里,“联省自治”不过是割地自雄的借口罢了。湖南省宪实行了四年,也许可以算是例外,但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不能使实际的政治有丝毫的改变,这个世界依然是军阀横行的世界。这对梁启超是个不小的打击,他终于明白,这些军阀都是“二德”(即曹孟德、张翼德是也)的子孙,靠他们,中国永远不可能走上国家统一的宪政之路。


献身学术,书生所以报国

与其说梁启超热心政治,毋宁说他更热心的是国家进步和国民觉悟,对他来说,这才是最大的政治。至于从政还是著述,入仕还是讲学,在他看来,不过是殊途同归。这显然与他始终把国家的现代化与国民的现代化视为一个整体有很密切的关系。他早期谈到变法,就把“开民智”作为变法图强的第一义,“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此后他开创“新民说”,仍特别强调“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直到民国之初,在其从政期间,他对国民教育也从未轻视过。民国三年(1914年)他到清华学校演说,就讲道:“国家犹机器也,国民犹轮轴也。转移盘旋,端在国民,必使人人得发展其本能,人人得勉为劲德尔门,即我国所谓君子者。”

所以,他后来离开政坛,除了有一种失败感影响到他的心境和情绪外,他并未感到悲观和绝望,原因就在于,他对自己将要做的事有很清醒的认知。他又是个求知欲十分旺盛的人,绝不甘心落在时代的后面,在欧洲一年,这个将近五十岁的人,仍很积极地学习英文,希望能尽快掌握直接阅读西文的手段,以便及时了解最新的思想文化潮流。他于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五日回到国内,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周围洋溢着一种新的气象,他也受到鼓舞和感染,“神气益发皇”,觉得有许多事情要办,甚至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当年四月,他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一班朋友创立的共学社,就在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成立了。共学社的主要业务是编译各国新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启超与商务掌门人张元济绝非泛泛之交,他从欧洲回到上海,当天就宿于张宅。张元济还专程到码头迎接梁启超,事后曾有人问他,你与康有为是朋友,任公是师侄辈,以师叔而迎师侄,未免太过否?张元济回答:我为商务印书馆多得几部好文稿,为中国文化多出几部好书,并非以师叔地位去迎任公。

梁启超果然不负所托,很快便“集同志数人”,策划了规模庞大的“共学社丛书”,张元济称为“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此实为今日至要这(之)举”。原本商务拟拨两万元先行试办,不久又追加两万元,作为启动经费。这套丛书包括十个类别,即时代、教育、经济、通俗、文学、科学、哲学、哲人笔记、史学、俄罗斯文学,可谓民国期间规模超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只有中华书局所出之“新文化丛书”能与之媲美。有人统计,这套丛书自民国九年(1920年)九月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七月,十五年间,总共出版各种类别图书十六套八十六种,也有人说出版了一百余种,总之,欧美最新思想学术文化成果因此被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各种新的思潮都能在中国广为传播,影响既是深远的,也是多方面的。

这期间梁启超所做另一项重要工作,即主持《解放与改造》的改版。这本杂志是民国八年九月,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蒋百里发起创办的,张东荪与俞颂华出任主编。出版两卷后,自民国九年(1920年)九月起,改名《改造》,由梁启超、蒋百里出任主编。这次改版牵扯梁启超很多精力,蒋百里请他作一篇发刊词,“以为开场锣鼓”,他不仅写了,还在其中列举了所谓“信条十四”,征求大家的意见。

后来发表的十四个信条,就是他们反复研究、讨论的结果,“为同人之共同信条”。其中包括了很多重要的原则和理念,比如国民的自决权、地方自治乃至联省自治、社会平等、废兵及兵民结合、普及教育、劳工神圣、研究外来文化、整顿文化遗产、自觉为人类负责、不认同偏狭的爱国主义等,所有这些内容,大致都包含在梁启超考察欧洲之后对中国现实所做的思考中。他的《欧游心影录》中有一篇《中国人之自觉》,就从十三个方面提出了当下中国所应选择的道路:

第一、要有世界眼光,“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

第二、可以忧患,不可以悲观。

第三、检讨以往的精英路线,从国民全体下工夫。

第四、现在着手的国民运动,总要打二三十年后的主意。因为着急不得,所以“要靠新出来的青年,不能责望老辈”。

第五、尽性主义,就“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这是“个人自立的第一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

第六、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而思想解放的前提,却是要每个人学会独立思考。

第七、思想解放要彻底,不能半途而废。“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

第八、建立一个讲法制的社会,特别强调契约、平等的重要性。

第九、采用职业选举和国民投票的办法来挽救国会和宪法。

第十、自治,非各省军阀搞的“联省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是国民对于社会管理的主动参与。

第十一、搞社会主义“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

第十二、国民运动,他的侧重点在于“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

第十三、不能推卸的创造新文明的责任。“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从这里我们看到,“十四信条”与“十三自觉”之间其实是有些渊源的,它们大致可以描绘出梁启超最后十年的思想谱系和精神追求。新版《改造》杂志的刊行,恰恰使得他有了一个深入表达自己思想,展现其精神面貌的平台。他的一些文章,如《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军阀私斗与国民自卫》、《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等,都陆续发表于《改造》。

此外,经常为《改造》撰文的还有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他们连续推出了九个专号,计有:新思潮研究(原拟新文化研究)、罗素研究、废兵研究、自治问题研究、联邦研究、社会主义研究、教育问题研究、军事问题研究、翻译事业之研究。最初,杂志销路很好,据说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每期行销大约五千份。但经常撰稿的这几位作者都是大忙人,张东荪有主编《时事新报》的压力,张君劢则四处奔走,蒋百里热衷于联省自治运动,梁启超则忙于四处讲学,所以,大家都不能按时交稿,导致杂志常有推迟出版的现象,“于销路名声,均不大好”,终于在民国十年(1922年)九月不得已宣告停刊。

著述办刊之外,梁启超用了很大精力,筹划办一所学校。他一直感叹人才的匮乏,所以,至少在欧洲考察期间,就有了办学的打算。张东荪几次写信给他们几个,都提到“学校计画,尤望进行”。但苦于经费不能落实,办学一事不得不缓议,张君劢甚至建议,与其自办大学,不如到大学里去做教授,“只求灌输精神”,不必负办学的责任。至于梁启超,“于编纂杂志之外,在北方学校中居一教习地位,亦计之得者也”。

没想到中国公学会主动找上门来,这给了梁启超等人新的希望。他自欧洲回国,刚刚抵达上海,中国公学就把他请去做了一次演讲。提起梁启超与中国公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这所学校创办之初,它的校董和历届校长,几乎都是立宪派或进步党一流人物。当时在任的王敬芳,同时兼任着河南福中煤矿总经理,两头顾不上,颇费心力。他得知梁启超有办学的打算后,很想把校长一职让出来,请梁启超担任。他以为,凭借梁启超的大名,一定能使中国公学走出困境。但蒋百里反对梁启超当校长,他在写给张东荪的信中说:“任公万不可当校长,难道当了总长后,别处不加一长字,就算辱没了他?任公惟做讲师,才把他的活泼泼地人格精神一发痛快表现出来。”

梁启超果然没有接受中国公学校长这个职位,而是如蒋百里所愿,真的就去做了一个“讲师”。民国十年(1921年)秋天,他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到该校主讲《中国文化史》。当时,他有个很庞大的计划,想用三四年时间,“创造一新史”,所用方法,“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在南开讲了一学期,所得即不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并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此外,在十月至十二月期间,他还应京、津各学校之邀,做了多达七次的公开讲演。第一次为双十节天津学界全体庆祝会请他讲了《辛亥革命至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接下来,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请他讲了《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依次还有为南开大学讲《市民与银行》,为天津青年会讲《太平洋会议中两种外论辟谬》,为北京朝阳大学经济研究会讲《续论市民与银行》,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讲《外交欤内政欤》,为北京哲学社讲《“知不可为”与“为而不有”主义》。

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各地、各学校、各团体请他讲演的更多了。从四月一日起,陆续讲演二十余次,朋友们戏称为他的“讲演年”,讲演集就编印了三册,共收入讲演二十六篇,还有些未经整理而遗留在外。梁实秋有一篇文章专门记述了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演的情形。他与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这次讲演就是他们以文学社名义促成的。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分三次讲完,讲稿后来收入《饮冰室合集》。

梁实秋晚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得梁任公酣畅淋漓的神情意态:“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他特别指出:“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而且,听他的讲演更胜过读他的文章,“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他还说,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讲演所鼓动起来的。

这一年的春天,梁启超正在清华学校讲学,所讲内容,便是去年在南开大学讲过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几乎同时,他还“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之招,讲先秦政治思想”,在这里讲了四次,大约讲了序论部分。秋冬间,移席南京,为东南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继续这个题目的讲演。这期间,他每周要讲十六个课时,还有六个小时要听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讲佛学,余下时间还要自编讲义,温习佛学功课,他甚至感叹:“恨不得请上帝将每日扩充到四十八点耳。”

徐志摩也曾讲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冬天在南京听欧阳竟无讲唯实论时的情景:“我那时在南京也赶时髦起了两个或是三个大早冒着刺面的冷风到秦淮河畔去听庄严的大道。一来是欧阳先生的乡音进入我的耳内其实比七弦琴的琴音不相上下,二来这黎明即起的办法在我是生命的革命,我终于听不满三两次拿着几卷讲义也就算完事一宗。梁先生(那时梁先生也在南京讲学)也听欧阳先生的讲。我怀疑我们能在当今三十岁以下的学生里寻出比他更勤慎,更恭敬,更高兴的学生!是的,不止是勤慎,不止是恭敬,梁先生做学问,就比他谈天或打麻雀一样,有的是不可压迫的真兴会;这是梁先生学问成功——也是一切事业成功——的秘密。”

过度操劳使梁启超病倒了,医生说他心脏出了问题,张君劢禁止他继续讲演和著述,那天晚上他正在法政学校讲演,张君劢硬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并写信通知各校,将他所有讲演都停一星期再说。梁启超却不相信自己有病,他只承认酒醉后伤风,起因是前晚陈三立请他吃饭,开了五十年陈酒相与痛饮,他们的交情也积攒了几十年,像这陈酒一样浓郁,不容他不大醉而归。然而,第二天早晨六点半,他要坐洋车去听欧阳竟无讲佛学,路上稍感风寒,归来便有些不适。不过,身体原因最终还是影响到梁启超在南京的讲学,《中国政治思想史》原拟讲序论、前论、本论、后论四个部分,到年底,勉强讲完前面三个部分,以汉代至今为内容的第四部分,只能暂告阙如,后来,他把讲稿加以整理出版,就用了《先秦政治思想史》这个书名。

在这部著作的“结论”一章,梁启超提出两个问题,要“与普天下人士共讨论焉”。第一个问题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问题”,这个问题所要讨论的就是,“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之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觳的物质生活,实现而普及。换言之,则如何而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余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第二个问题是,“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问题”,如何才能使二者调和呢?他反对机械地把个人整齐划一,同冶一炉,同铸一型,结果使个性完全被社会性吞没。他认为,“各个人常出其活的心力,改造其所欲至之环境,然后生活于自己所造的环境之下”,是“宇宙进化之轨则”。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超过古代社会,社会组织对个人的约束也有其合理性,而探索一种不给个人意志、个人自由带来更多伤害的社会组织,则是我们对于这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一大责任。

这两个问题的提出,突出表现了梁启超近些年来思考的层面和路径,前者是公平的问题,后者是自由的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即便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了,也有可能出现分配的不合理,出现两极分化,出现窒息我们精神自由的对物质的占有欲,不仅我们摆脱不了“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国家还有可能陷入革命或战争的泥淖。但他相信,解决这些问题是有途径可寻的,“我国先圣实早予吾侪以暗示”。民国十二年(1923年)一月,他结束了在南京的讲学,临行前,在东南大学发表告别演说,主题仍是“宇宙观”和“人生观”,以为当今青年学生不缺物质的刺激,知识的积累,所缺者,首先是精神,要救济他们的“精神饥荒”。而救济精神饥荒的办法,他认为是在东方,即中国与印度的学问中。其理由是,“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他的这种看法,不仅当时争论不休,至今仍然争论不休。倒也说明,梁启超提出的问题,我们今天仍需回答,不管你的回答与他相同,还是不同。

梁启超的著述、讲学在其晚年生涯中占据了很重的分量,那些年,他与家人或朋友通信,常常提到在南开或清华讲学的情形,以及准备讲义的情形。他在一次写给蹇季常的信中抱怨,那时他“满脑里都是顾亭林、戴东原,更无余裕管闲事也”。尽管他有时仍对政治问题表现出很浓厚的兴味,忍不住要跑出来发表意见,比如他对曹锟贿选总统一事不满,直接写信提出批评,劝他“勒马悬崖,放刀成佛”,“吾诚不敢望公之能用吾言,徒以哀怜众生”而已。因此,虽说“讲课煎迫,著述百忙,有鲠在喉,非吐不快”。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对国家和国民负责任的表现,尽管后来招致曹锟的忌恨和报复,他也并不在意。又如民国十四年(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表现得异常愤慨,除与朱启钤、李士伟、顾维钧、范源濂、丁文江等人联署发表共同宣言外,还写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甚至直接致电罗素,希望他能以自己的声望影响英国的舆论,为中国国民的流血牺牲求一公正的解决。

此外,像松坡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司法储才馆的经营管理,也花费了他的不少心血,但此一时期他最突出的贡献仍为以著述、讲学为核心的学术成就。事实上,对梁启超来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恰恰是其学术研究成果的爆发期,尤其在他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后,更是以全副心力投身于国学研究及整理国故的事业。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最初,清华学校要自我更新,向大学迈进,校长曹云祥甚至有办研究院的打算,据说他曾向胡适请教如何办研究院,并请他到研究院来做导师,胡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我们不必追究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不久,清华研究院筹备处成立,曹云祥便委任吴宓为主任,实施聘请一流学者来做导师的计划。

二月二十二日,吴宓持曹云祥校长之聘书,登门聘梁启超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并与之商量研究院章程及办法。此时,王国维先生已先其几日受聘。他们很快进入角色,开始筹划研究院招生试题。三月初,梁启超便致信王国维,对如何设计招生试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认为:“研究院之设在网罗善学之人,质言之,则能知治学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运之者,最为上乘。”所以,他担心常规的出题方式,“在浩如烟海之群籍中出题考试,则所能校验者终不外一名物一制度之记忆”,可能会与天才考生失之交臂,是非常可惜的。他的意见是采用一种变通的办法,“凡应考人得有准考证者,即每科指定一两种书,令其细读,考时即就所指定之书出题。例如史学指定《史通》、《文史通义》(或《史记》、《汉书》、《左传》皆可),考时即在书中多发问难,则其人读书能否得闻最易检验,似较泛滥无归者为有效”。

他的这个建议不知是否被学校所采纳,不过,他的出发点倒是考虑到了研究院的宗旨:“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他与吴宓、王国维一起拟就的《研究院章程缘起》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其中说道:“学问者一无穷之事业也。其在人类,则与人类相始终;在国民,则与一国相始终;在个人,则与其一身相始终。今之施高等教育专门教育者,不过与以必要之预备,示以未来之途径,使之他日得以深造而已。”这是梁启超的一贯思想,早在民国之前,1902年,他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开宗明义就指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这就是说,学术思想即国家之精神,没有学术思想的国家,也就是没有精神的国家。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感叹,在人类所栖息的世界中,求一个最广被而又最经久的势力,是什么呢?是威力吗?不是;是权术吗?也不是。这个天地间独一无二的大势力不是别的,就是智慧,就是学术。

他的这种思想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影响极大。张荫麟、贺麟与陈铨都是国学院的学生,人称“吴宓门下三杰”。贺麟赴美留学,张到上海送他,临别前张对贺说:“没有学问的人到处都要受人歧视的。”贺回答:“对!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也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他们这里所说的学问,非指一般的知识,而是梁启超一再强调的“发明新原则”和“应用已发明之原则以研究前人未经研究之现象”。在他看来,一个独立国家,没有独立的学问,简直是不可想像的。然而,他又说,只要“对于全人类智识有所增益贡献,其学问皆有独立价值”。他是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当时国学院号称拥有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这个名单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六月十五日经校长曹云祥批准的,只有陈寅恪迟至第二年的七月八日才到校任教。

九月九日,国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梁启超做了题为《旧日书院之情形》的讲演。在这里,他将要开讲的课程包括: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以及中国通史。他甚至希望能在清华这个洋溢着浓郁学术氛围的环境中完成写作《中国文化史》和《中国通史》的两大宏愿。但总是天不能遂人愿,民国十五年初,梁启超就病倒了。这一回似乎特别严重,频频尿血,朋友们都劝他先把学校的事情放一放,但他觉得对不住学生们。就在住院之前,他还完成了《庄子天下篇释义》、《淮南子要略书后》、《史记中所述诸子及诸子书最录考释》、《先秦学术年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等文章。他在写给女儿思顺的信中就曾提到,原本病已见好,“又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便又再红起来”。他的这个病,好好坏坏,先住北京德国医院,又转北京协和医院,结果,在这里被错割右肾,他的身体因此变得更加脆弱,著名医学专家伍连德给他下了很严重的警告,要求他节劳一切工作,不宜过度劳累。

对梁启超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清华这边的课时已经压缩,严格限制在每周两小时,辅导学生八小时,但司法储才馆的重担这时又压在他的肩上,因为牵扯到中国收回领事裁判权这件大事,他没有理由推辞,只能担起来。好在有林宰平和他二弟梁启勋帮忙,他还可以“卧而治之”。而接连不断的情感上的打击似乎也加剧了他的病情。先是林长民遇难,当时他正在病中;手术后不久,又遇到四妹去世,伤心了一回;转过年来,接连遭遇康有为逝世、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都给他以极强烈的刺激,这对一个严重的肾病患者来说,是致命的。再加上时局的混乱,也让他忧心忡忡,蹇季常、张君劢等人都劝他在清华告假一年,专门养病,但他“实在舍不得暂离清华”。就这样,一边治病,一边拼命工作,终于弄到病势加重,一蹶不振。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仍未放弃著述,希望能将《辛稼轩年谱》完成。然而,像很多未竟的著作一样,这也成为梁启超留下的诸多遗憾之一。


教子成人,天伦之乐

梁启超的一生,有两个时期与孩子们接触较多,一个是流亡日本后期,大约在清宣统元年(1909年)至民国元年(1912年)回国之前。这时,二女儿梁思庄刚出生不久,他已经是个拥有三男二女的父亲,一大家子人就住在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怡和山庄”。这里原是一位华侨朋友的别墅,主人慷慨地借与梁家居住。此地环境甚好,依山傍水,山上松涛阵阵,门前大海波涛,梁启超为它起了一个颇富诗意的名字“双涛园”,这几个孩子也被称为“双涛园群童”。这个时期,梁启超因政治活动屡遭挫折,经济来源又几近断绝,意态萧索,乃埋头读书教子,以享天伦之乐,曾有诗曰:“却埽闭关弄孺子,敬通真欲老江湖。”

这个时期因梁启超归国,投身新中国建设而结束,直到他欧游归来,定居天津饮冰室,讲学北京清华园,才再次将自己置身于孩子们中间。这时,长女梁思顺早已成家,并随其夫、民国外交官周希哲居住于海外。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三子梁思忠先后进清华学校读书,又先后留学美国。二女儿梁思庄不久也到海外读书,常在他身边的只有民国后出生的四子梁思达(小名达达)、三女梁思懿(戏称司马懿)、四女梁思宁(小名六六)、五子梁思礼(小名老白鼻)。因为有五个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和孩子们的通信也非常频繁。

梁启超很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从他写给孩子们的家信中,我们不仅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与孩子们交流时的快乐,而且,也真切地体会到他与孩子们在一起时的快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伦之乐吧。他总是怀着极大的期待等待孩子们的来信,收到信,就“欢喜得狠(很)”,收不到信,就着急,就抱怨。同样,他也怀着极大的热情给孩子们写信,有人说,他写给孩子们的信有几十万字,也有人说超过百万,总之是个惊人的数字,但又不仅仅是个数字,其中饱含了一个父亲对儿女浓如烈酒的亲情。

他在写给孩子们的许多信中反复提到一点,就是这种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爱。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事实上,他的这种爱不仅惠及所有儿女,也无私地给予女婿和儿媳。梁思成与林徽因成婚后,他写信给二人,表达他的喜悦之情。他写道:“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有一次,他读了整整一天的书,晚上又喝了点儿酒,有些醉了,于是,“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便在信里和思顺聊起了家常,称赞他的女婿周希哲“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

能和儿女们有这样的情感交流,是梁启超的幸福,而他的幸福还表现在身边这一群“小朋友”,常常给他带来快乐。那时,最大的达达也只有十来岁,老白鼻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梁启超去世时,他也只有五岁,还有一个来去匆匆的小白鼻,生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九月,却只活了百余天,他们都让梁启超感受到亲情的快乐和温暖。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

(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一个人到了晚年,能有童稚绕膝,其乐融融,这种天伦之乐的美好,是多么难得啊!他有时就像个孩子,对儿女表现出某种依赖。

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天,他的生命即将走到了尽头,疾病一直折磨着他,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听说大女儿思顺要回国了,他很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给她:“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发病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但因为你事实上既未能回家,我总不愿意说这种话。现在好了,我的顺儿最少总有三五年依着我膝下,还带着一群可爱的孩子——小小白鼻接上老白鼻——常常跟我玩。我想起八个月以后家里的新生活,已经眉飞色舞了。”读这样的家信,是会让人落泪的,为感动,也为羡慕。

没有人会反对说,梁启超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他关心每个子女的前途,关心每个孩子的成长和进步,梁氏一门,九朵奇葩,这在中国历史上怕也是十分罕见的,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这奇迹的创造者,就是作为九个孩子父亲的梁启超。但他这个父亲不是旧时代包办一切、唯我独尊的家长,不是以自己的意志安排儿女的未来,他像一个大朋友,为孩子们出主意,提建议,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他最得意的思顺和思成的婚事,被他视为自己的杰作,然而并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对思顺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的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事,梁启超也颇费了一些心力。首先,梁思成是他的长子,是要继承他“全部的人格和名誉”的;其次,林徽因是林长民的女儿,她刚刚经历了丧父之痛,她的难处和感受,都是他必须考虑的。最初,林家希望能早一点订婚并举行婚礼,但梁启超觉得,两个孩子的学业和前途更重要,所以,他极力主张思成与徽因继续求学,待学业完成后,再订婚、结婚,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他甚至还有这样的打算,考虑到思成所学,也许不便于谋生。

于是提出:“你们姐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三几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然而,林长民在战争中不幸遇难,使得事情起了变化,他急着要为思成找工作,帮助他解决生计问题,因为“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因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为儿女,梁启超总是想得很细、很多,事事都想在前面,虽然他有时也感叹,“太费心力了”,“老年心血都会被你们绞尽了”,但他仍然乐此不疲。当时,思成与徽因正在美国读书,不方便回国举办婚礼,他便提议把婚礼安排在加拿大的阿图和(今渥太华),又考虑到林长民本是基督教徒,尽管自己不喜欢教会,但他依然建议婚礼“在那边最大的礼拜堂里举行”,采用“庄严的基教婚仪”,由思顺、希哲夫妇代为操办。

聘仪定礼自然是在北京举行,这方面的细节梁启超考虑得也很周全。他请了林宰平先生作为大宾,主要聘仪则为玉珮一双,“可以佩在项间者,其珮以翡翠一方,碧犀(红色)一方,缀以小金环联结而成”,大约是取“何以结恩情?美玉缀罗缨”的意思吧,是林家的大宾陈仲恕先生和梁启超的二弟梁启勋商量购制的,据说“美丽极了”。

听说林家的聘仪是玉印一方,也有翡翠,很漂亮,又听说玉印原有两方,他不好意思让林家全买,打算自己悄悄买了添上去。写庚帖也是极隆重的一件大事,两家商量的结果,恭请林家至亲、著名书法家卓君庸先生执笔,不仅因为他的字“写得极好”,而且,“堂上具庆夫妇齐眉”,真是“合适极了”。

梁启超与林徽因的定亲大礼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北京南长街54号家里举行。那天,全家“晨起谒祖告聘,男女两家皆用全帖徧拜长亲,午间宴大宾,晚间家族欢宴”,场面“极庄重热闹”。可惜,梁启超未能亲临现场,一是他病情不稳,恐“再发旧病”,二是京中近日风潮正恶,他又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来此恐于他不利,所以,“二叔及王姨皆极力主张我勿往,一切由二叔代为执行”。他们的好意梁启超自然是要领的,当天他写信给思成,还说:“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快乐的顽了半天。”

作为梁启超的二弟,梁启勋在各个方面都是其兄长的得力助手。启勋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论年纪,他们之间只差三岁。梁启超少年中举,又拜康有为为师,就学于万木草堂,不久,梁启勋也来到万木草堂学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梁启勋也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学习经济。民国以降,他们一同回国,梁启勋始终追随兄长,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国事还是家事,都给他很大帮助。二十年代初,梁启超落户天津,梁启勋居住北京,但是,他在北京南长街54号的梁宅,常常又是梁启超来京的落脚之地。我们从他写给孩子们的家书中不难看到他与家人在这里居住的情景。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节过后,他写信向孩子们汇报病情,还提到他在北京城里过年,很热闹,“把南长街满屋子都贴起春联来了”。梁启勋后来写文章,也曾提到“今年任兄忽发奇兴,自书春联,遍榜楹柱,庭院为之一新”。

民国十三年(1924年),梁夫人李蕙仙病逝,梁启超痛苦万分,其间他又一再因病住院,只好由二弟为嫂子操办丧事并安葬。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整个夏天,梁启勋都在西山为建墓地而奔忙。梁启超写信告诉他的孩子:“你二叔的勤劳,真是再没有别人能学到了。他在山上住了将近两个月,中间仅入城三次,都是或一宿而返,或当日即返,内中还开过六日夜工,他便半夜才回寓。他连椅子夜不带一张去,终日就在墓次东走走西走走。因为有多方面工程他一处都不能放松,他最注意的是圹内工程,真是一砖一石,都经过目,用过心了。”

因此,他告诫几个孩子:“这等事本来是(思)成、(思)永们该做的,现在都在远(方),忠忠又为校课所迫,不能效一点劳,倘若没有这位慈爱的叔叔,真不知如何办得下去。我打算到下葬后,叫忠忠们向二叔磕几(个)头叩谢。你们虽在远,也要各各写一封信,恳切陈谢(庄庄也该写),谅来成、永写信给二叔更少。这种子弟之礼,是要常常在意的,才算我们家的乖孩子。”他还在另一信中特别提醒思成,在给二叔写信时,要特别提一下二叔在建筑方面的新发明,“令他高兴”,他说:“二叔当你妈妈病时,对于你很有点呕气,现不知气消完了没有。你要趁这机会,大大的亲热一下,令他知道你天性未漓,心里也痛快。你无论功课如何忙,总要写封较长而极恳切的信给二叔才好。”

从这里所透露的信息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梁家兄弟的手足深情,而且深切感受到梁启超随时随地给予孩子们的人格教育,他是把做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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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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