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戊戌年春组织北京保国会一直被视为百日维新前夕康有为、梁启超一派重要的政治活动。不过，目前藉以了解保国会的主要文献最早刊布于《国闻报》，实为当时康、梁为反击政敌、维护自身安全所做的政治宣传。经过康、梁的反复言说，原本“借茶会讲保国”的政治集会，被塑造成与强学会、南学会相类的学会活动，获得后世持久的高度评价。事实上，虽然康有为上书成功，并得到光绪皇帝召见，但是以开保国会为转折点，康、梁的政治境遇实则发生逆转，他们不仅招致旧党更猛烈的攻击，而且与昔日的改革同道也渐行渐远。急功近利的政治谋略与变法走向失败的内在关联，从康、梁应对保国会的谋划中已见端倪。

关键词：保国会/ 康有为/ 梁启超/ 夏曾佑/ 《国闻报》/ 维新运动/

作者简介：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25年第5期 第177-186页

组织开会、开办报纸、宣传西学在戊戌时期不只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主张，也是众多改革人士身体力行的维新事业。前辈学者汤志钧、张玉法对戊戌时期的学会都有十分系统的研究。①具体到戊戌年(1898)北京保国会，学界对相关事实的梳理和考订都有新的推进②，尽管角度各异，但研究很难突破康、梁的叙述框架。殊不知，戊戌年春《国闻报》的政治宣传对“保国会”历史形象的确立至关重要。康、梁以“茶会”名义举行过两次集会，即现在常说的保国会活动，其实际影响远不能与强学会、南学会等相比。而且，保国会被参劾后，康、梁的一些“自卫”措施不仅未能阻止守旧势力和政敌的攻势，还导致与昔日改革同道出现嫌隙和疏离。百日维新是在缺乏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开始并最终失败的。与旧党的阻挠相比，康、梁自身的局限与变法失败有着更重要的关联，故重新审视保国会问题仍有学术意义。

一、戊戌年春康、梁在京的“开会”活动

在甲午战后兴起的维新运动中，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开通风气、广结同志、讲求自强，不只是康、梁一派的主张，也是其他改革人士的共识。只不过康、梁更加重视并积极付诸实践。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坦言：“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1]谭嗣同也认为，“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无过于学会者”[2]。康有为则十分看重在京城开会，认为“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毂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3]。因此，在丁酉年(1897)冬抵京后，康有为一面向皇帝上书，呼吁及早变法以御外侮，一面开始筹划开会之事。当时，各省公车咸集，准备参加戊戌会试，于是康有为便有了“欲遍见其英才，成一大会，以伸国愤”[4]的想法。

这时，京城除因胶旅事件弥漫着强烈的激愤情绪外，还有一个促动开会的因素，那就是经济特科的举办。时因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立经济科，以选拔通达时务的人才，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戊戌年正月，总理衙门和礼部拟定经济特科方案，获光绪皇帝批准。[5]事关前程和仕途，对京官和参加会试的公车来说，极有吸引力。为了应对特科，京官已有立学会的举动。这年正月刘光第写给族兄的信中说：“近因开经济特科，各省京官亦多立有学会，吾川之官京曹者，亦将观善堂改为蜀中先贤寺，设立蜀学会，添购书籍仪器，聘请中西教习，讲求时务之学。至于语言文字，京官子弟亦可每日就学一二时。而京官中高材向学者，亦即于其中定期会讲。”[6]显然，当时各省京官开办的学会，如闽学会、关学会等(包括粤学会)，大都是以乡谊为纽带建立的学会，多为特科考试而研习时务。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这些学会的建立都是受他的影响，多少有些夸大其词。不过，以通达时务而颇负盛名的康有为，受到年轻士人的追捧，确是事实。乙未年(1895)与康有为同中进士的守旧官员胡思敬称：“是时天子方开特科，四方高视阔步之士，云集辇下，争暱交康先生；有为亦倾身结纳，终日怀刺，汲汲奔走若狂。”[7]这里虽有讥讽之意，却也为康有为广结后进、乘势在京城开大会的谋划添一力证。

二月底，梁启超抵达北京，康有为在京开会的计划终于可以实施。梁启超此次抱病北上的目的是参加会试，虽然他在《时务报》撰文将帖括取士的弊端揭露得淋漓尽致，但仍不愿放弃这次机会，即使没有必中的期许。三月初八日入闱，十六日三场考试后，梁启超名落孙山。出闱后，他很快振作起来，追随其师，投入轰轰烈烈的变法活动。此前，他不仅参加了乙未年京师强学会，还参与了长沙南学会的筹办，对开会活动既有理论认识，也有实际经验。

但是，京城情形并不同于湖南。长沙南学会的筹划始于丁酉年冬季，从开始就得到巡抚陈宝箴的全力支持。按照《南学会章程》，由巡抚选派十名绅士为总会长，负责联络官绅士商，集聚会友，“以联合之力，收群谋之力”，讲求兴利除弊，对地方事务建言献策。南学会定期讲演，会中随时可以质询答疑，商榷问题。戊戌年二月初一日，南学会首次开讲，由皮锡瑞讲《论立学会讲学宗旨》，黄遵宪讲《论政体公私人必任其事》，谭嗣同讲《论中国情形危急》，乔树枏讲《论公利私利之分》，陈宝箴讲《论为学必先立志》。③由于得到陈宝箴和署理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徐仁铸的赞同，官绅合作融洽，南学会办得有声有色。梁启超时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自始即参与筹备工作，草拟相关听讲章程，并撰写《南学会叙》，以欧洲各国立会雪耻的实例，说明建立学会来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意义，但是因为健康原因，未参加南学会的开讲活动。[8]

在酝酿京城开会的过程中，康、梁曾与部分京官有所商议，其中的重要人物就是御史李盛铎。此前，李盛铎在上海与梁启超等《时务报》馆诸人商议合办《公论报》，虽未成议，彼此关系却很深厚。[9]后来，梁启超写道：“于时会试期近，公车云集，御史李盛铎乃就康谋，欲集各省公车开一大会，康然之，是为保国会议之初起。”不过，他们的意见有分歧——“康复欲集京官之有志者，李不谓然”[10]。从现存当年梁启超、李盛铎的往还信札看，梁启超不仅请李盛铎介绍两江的公车领袖帮助联络参会者，双方还搁置分歧，决定先由梁启超出面邀请京官、公车开第一次会，第二次开会再由康有为与李盛铎联名邀请，或合请或择请，均可再议。这个建议似乎为李盛铎所认可。[11]由于召集参会的主要是应试公车，不可能长久定期举办，康、梁乃以“茶会”的方式举行。第一次开会地点在粤东新馆，时间定于三月二十七日。事先经李盛铎同意，李家私厨受邀为茶会做西式点心，总计约160份。据《湘报》转载《大公报》的报道称：“三月二十七日，都下各衙门京官及各省之公车萃集二三百人，在南横街粤东会馆创立保国会，午后一点钟齐集议事，即在该馆戏园，三面环坐，众学欧西议院之例，保举在坐之人，得多数者，诣戏台前首席，向众宣讲。”[12]这是仿照西方议院的规则推选演讲人，如果联想到西式点心，这次开会在当时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有关第一次会议的章程、演讲情况，目前所据都源于《国闻报》的文字，迄今未见开会时的原始文献遗存。④会上似乎分发了会议章程，康有为进行演讲，历数列强“十日之间，除旅、大、广州湾失亡不计外，为外洋要挟逼胁者，凡十一事”[13]，希望唤起大家的爱国心，发愤图强。参会者李宣龚后来回忆说，他虽到过一两次，“其实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有所谓政治思想”[14]。另一位参会者张一麐本来是为应试来京，后因其姐丈夏孙桐(闰枝)获任会试同考官，只得例行回避。张氏自称，“闰枝入闱时，托友人秦由衡同年树声招待以散闷”，秦由衡便拉他前往康、梁张罗的茶会听讲。[15]从两位亲历者的回忆看，或“观光”或“散闷”，粤东会馆办的这次大会氛围确实比较轻松，更多是一种联谊性质的聚会；且参会者来自各省，“尔我漠不相属”[16]，彼此多不相熟。会上只有康有为宣讲政治主张，并无其他人发表看法。对此汪大燮评论说：“同人有赴者，闻其言，自始至终无非谓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而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17]可见，这是一次名曰“茶会”实为政治集会的活动，只有政治演讲，与乙未年北京强学会和长沙南学会那样有大僚支持、有组织、有共识、政治与学术兼顾的学会组织并不相同，特别是康、梁在京的开会活动未能得到京城高官的有力支持，其活动从开始便缺乏顺利进行的保障。

第一次茶会在粤东新馆举行，只得到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的支持，另外两位粤籍大员——礼部尚书许应骙、兵部左侍郎杨颐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胡思敬称：“(有为)进用之初，唯张荫桓以同里，日与之游，常以总署密情相饷；二人称服泰西，私相褒重。尚书许应骙、副都御史(按：应为兵部左侍郎)部杨颐以下，视之蔑如也。”[18]又称：“有为之开保国会也，演说二十事，人莫能明，皆得之荫桓。”[19]因许应骙、杨颐反对，闰三月初一日第二次开会的地点，只好改在贵州会馆，这很可能得到贵州籍大员李端棻(梁启超的妻兄)的允诺。这次会上，梁启超发表了演讲，主旨与乃师一脉相承。就现有研究来看，茶会只办过两次，便停止了。⑤对此，康有为自编年谱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将原因全部归结为守旧分子的攻击和纠参，从新旧斗争的背景去解释自有道理，但综合各种情况看，内情更为复杂。

二、守旧官绅对保国会的攻击

康有为在北京的开会活动遭到非议和纠参，并非偶然。清代士人以科举进身、成为京官，并在京师活动，必须维护好两个层面的关系：其一，与同乡居高位者的关系；其二，与科举座师的关系。康有为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出现了问题。甲午前后粤籍大员李文田、许应骙、杨颐均与康有为关系不洽，康有为的乙未会试座师徐桐对其更是大有微词。这使得康有为在以乡谊和年谊为基础的京城人际交往中十分被动。其“离经叛道”的学术主张，也招致非议。甲午年(1894)五月初二日翁同龢日记云：“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之一野狐也，惊诧不已。”[20]王懿荣看了《新学伪经考》后也对友人说：“此子满嘴胡说，特笔气好耳。”[21]在错综复杂的科举师生关系网中，像翁同龢、王懿荣这样久负清誉的官员，对康有为学术的评价势必影响很多朝士学子的看法，更何况还发生了《新学伪经考》被参劾而遭毁版的轰动事件。乙未年三月康有为虽然中进士，并观政工部，又凭借公车上书声名大振，但其京官生活并不如意，虽参与北京强学会的发起，尚未开会便南返，抵达上海后受张之洞信任，主持上海强学会，终因主张素王改制、使用孔子纪年遭到张之洞的责难，二人分道扬镳。可见，像康有为这样极具争议的人物再次来到京城，开会宣讲，势必会引起朝野的关注。

对康有为邀请京官开会之事，翰林院编修叶昌炽在日记中写道：“其(康)在粤东馆约茶会也，仲弢(黄绍箕)、木斋(李盛铎)皆左右之，折柬来召，仆毅然书‘不到’二字。”⑥叶昌炽显然不喜康有为，因而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样的京官可能不在少数。甚至更有京官针锋相对，公开攻击康有为的开会活动。据康有为称，吏部主事洪嘉与⑦，其人守旧，因三次访康有为未遇，又未获回拜，以为蔑视自己，便怂恿浙江举人孙灏，“谓某公恶康，若能攻之，必可举特科也”。孙灏乃草拟《驳保国会章程》，谓康有为“将欲为民主教皇，刻数千本，遍投朝贵”[22]，拉开了攻击保国会的序幕。吏部尚书时为徐桐。康有为称洪嘉与以“某公恶康”授意孙灏，“某公”明显是指徐桐。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徐桐在幕后指使，但洪嘉与思想守旧，完全有可能逢迎上司，怂恿孙灏攻保国会。

《驳保国会章程》撰写和印发朝臣应在闰三月初。孙灏的辩驳中又有“保国会章程来，而保浙会之奏稿亦来，披而读之，识其隐相狼狈”[23]的说法。据前辈学者黄彰健考订，“保浙会之奏”系指陈虬领衔请总理衙门代呈之条陈，在闰三月初六日递到总署。[24]这样看来，《驳保国会章程》的撰写时间应在闰三月初六日后，此时康、梁的第二次开会也已结束。孙灏自称反驳“照依其(康)所拟三十条逐节驳诘，原印分送者处处有之，不并印者，盖防反噬”[25]。他申明自己对《保国会章程》的反驳不引原文，是因为很多人已经有康、梁分送的印本了，他不想再重复那些“谬论”，以防“反噬”。这里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孙灏是见到《保国会章程》印本后，才决定要逐一反驳的。揆诸情理，章程应是三月二十七日第一次会议时，现场分发给参会者的。当时众人应邀来参加“茶会”，到会后才分发章程，也合乎情理。所以政变后便有人揭发“当时仅曰讲学，仅曰茶会，未尝告人以保国也”[26]，“保国会”三字应该最早出现在康、梁所拟章程中。孙灏没有参加开会活动，他是从参会者那里看到分发的章程，才决定公开批驳康有为“敛钱惑众……显干宪典……厚聚党徒，妄冀非分……形同叛逆”[27]，其言辞激烈，在朝野引发不小反响。

随着舆论的散播，保国会之事也进入言官的视野。闰三月十二日，御史潘庆澜首先上奏，在附片中参劾康有为“聚众不道”。附片称：

臣闻近日京城内外有所谓“保国会”者，刊刻章程，邀集徒众。入会者先出银贰两，数日一聚，名曰茶会，升座宣讲，訾议时事，为日未久，尚无定处。闻系工部主事康有为为首，殊甚诧异。夫康有为以通籍出仕之员，意欲有所陈奏，即可由该部堂官代陈，但无违悖字样，亦决不至壅蔽，何必为此矫同立异之举?况结会敛钱，久干例禁，康有为身已在官，岂未之知而必显违例禁，悍然不顾乎?方今中外多事，讹言易兴，又何可使辇毂之下，多此妄言异说，淆民听而惑士心?拟请饬下顺天府、五城一体查禁，以免滋事。至工部主事康有为应如何惩处之处，出自圣裁。[28]

潘庆澜，字安涛，安徽泾县人，光绪三年(1877)以优贡生兼袭云骑尉世职报捐主事，分刑部候补，后经管理神机营王大臣咨调在神机营充文案，长达十数年，屡经神机营奏保，以刑部员外郎遇缺即补，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补授山西道监察御史。[29]显然，他与满洲亲贵关系较近。戊戌年三月初三日刚转迁京畿道监察御史的潘庆澜在上疏中，声称“振兴之机在用人不在变法”，甚至有“东南数省坏于轮船，商困货滞，实由于此；西北商务又将坏于铁路”[30]之论，这种腔调足证他与徐桐同为守旧官员。联系到汪大燮在信中告知汪康年，康、梁在京“开堂设讲，颇为东海(指徐桐)所不悦，有举劾之意”[31]，则潘庆澜此折幕后应该有徐桐授意的因素。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闰三月十三日李盛铎也递上《党会日盛宜防流弊折》。⑧虽然该折目前尚未找到，详细内容无法了解，但看过此折的翁同龢在当日日记中写道：“李盛铎封奏，立会流弊，未指名。”虽“未指名”，翁同龢似乎已知是参劾康有为。时人(包括康、梁)多认为李盛铎是遭到徐桐的痛斥后才反戈一击，意在与康有为划清界限。[32]潘庆澜、李盛铎相继上疏参劾，并非偶然，恰恰说明二者有关联，也让人更加相信潘庆澜参劾康有为体现了徐桐的意志。

徐桐顽固守旧，却屡掌文衡，不少门生也仇视新政，以取悦老师。背叛师门在当时是大受谴责的。康有为明知为徐桐所不喜，也努力缓和与座师的关系。只是保国会开后，“(徐)相国更深恶痛绝，不与往还”。四月初九日是徐桐八十生辰，康有为以门生身份“登堂拜寿，并献祝仪”，却被徐桐责令家人严拒，并将原封掷还。[33]既为同乡大员所不喜，又被座师摒弃，且受到言官参奏，保国会事件后康有为的处境十分狼狈。

所幸的是，光绪皇帝对潘庆澜、李盛铎参劾保国会的折片，一概采取了“留中”的处理。这是因为在张荫桓的暗中努力下，康有为谋划的上书活动已经初见成效。戊戌年二月十八日，总理衙门将康有为递到总署的变法条陈《开制度局统筹全局折》(《上清帝第六书》)递至御前，三月初三日、二十日、二十三日康有为递到总理衙门的条陈和书籍又被陆续呈递给光绪皇帝，年轻的光绪皇帝对呼吁变法的康有为已产生好感和信任。[34]潘庆澜、李盛铎的参劾自然无法撼动康有为。不过，康、梁并未就此安心，还有另一桩不可告人的突发事件需要在秘密状态下妥筹善后。

三、裕庚来函给康、梁带来的惊恐

如果说守旧官员对保国会的参劾是一场公开的较量，那么，康、梁还经受了一次更加沉重的考验。闰三月初，正当康、梁开保国会期间，清政府驻日公使裕庚忽然致函总理衙门，揭露《时务报》馆诸人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往来的事实。此事一旦被暴露，康、梁的政治前途立刻陷入绝境。此时第二次开会活动刚刚结束，惊恐中的康、梁被迫放弃开会活动，开始暗中谋划应对办法。

闰三月初四日，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字菊生)告诉同事汪大燮，总署收到驻日公使裕庚来函，称“孙文(孙中山)久未离日本，在日本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近以办事不公，诸商出钱者颇不悦服等语”，裕庚来函“即日由总办带内回邸堂云云”[35]。孙中山乙未广州失败，成为清廷通缉的“逆党”，“通逆”的罪责不轻，而当时在日本“通逆”的正是《时务报》馆经理汪康年(字穰卿)，他是汪大燮的堂弟，在丁酉年冬与曾广铨同赴日本访问一月归。不料想，时隔数月，裕庚忽然将其与孙中山往来的情况报告给总署。

汪大燮从张元济处闻讯后，当即往见实际负责总署日常事务的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号樵野)，“言狱不可兴。樵颇深明此意”。次日，汪大燮急忙致函汪康年，将其中原委相告，并称康、梁在京“开堂设讲”，徐桐有举劾之意。而总署有徐桐弟子，设以此言告之，即增其文料。“如果发作，则两邸(按：指恭亲王奕和礼亲王世铎，下同)皆旧党，虽瓶公(即翁同龢)不能遏，无论樵矣。”汪大燮曾在张荫桓府做西席，颇得信任。⑨据他判断，即使张荫桓和翁同龢暂时秘为“掩饰”，一旦即将任满回国的裕庚将这些情形告诉恭亲王奕，那后果也不堪设想。所以，他嘱咐汪康年千万不能慌张，“断不可瞎撞瞎跑”。对梁启超让汪康年“出游”躲避的建议，也不以为然，认为“未见高妙，似且以镇定为主，弗再自蹈虚步”[36]。张荫桓是康有为在京活动的最大支持者，避免裕庚来函引起风波，不只是帮助了汪氏兄弟，同样也挽救了康、梁，保护了《时务报》的生存，从这点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倾向。

事实上，从甲午年开始，康、梁及汪康年、吴樵等改革人士都与孙中山有所联络[37]，虽然宗旨不尽相同，但在关注社会改造、国家自强的政治理想和取向上，仍有共同之处，彼此都有合作和交流的意愿。丁酉年底，孙中山在横滨开办华侨学校，欲聘梁启超前往主持，派人前往上海与康有为接洽，而康有为却决定将徐勤派往日本与孙中山合作。大约同时，汪康年也欲东游，并有见孙中山的计划。对此，梁启超谆谆嘱托一定要谨慎，“不可轻于一掷”，“惟切须慎密”[38]。不料，汪康年与孙中山会晤之事被日本报纸刊登，为驻日公使所侦知，并报知总署。出于安全考虑，康有为立即指示徐勤在日本彻底断绝与孙中山的来往，横滨大同学校会客室贴出“孙文到不招待”的字条。[39]同时，康党还试图将责任全部推到汪康年身上。

此前，梁启超、汪康年虽因《时务报》馆事务之争已存芥蒂。[40]康、梁此时欲推责于汪康年，引起汪大燮的极度愤慨，视为“借题陷害”。汪大燮暗中嘱咐同僚沈曾桐(字子封)、张元济等友人，“察其(康、梁)举动”，一旦康党对汪康年“有不便，将誓不两立”[41]。闰三月十二日，身在长沙的邹代钧也写信告知汪康年，称徐勤在给同门韩文举的信中，力言汪康年“东见行者(孙中山)，大坏《时务报》馆声名”，欲请黄遵宪、梁启超速致书都中士大夫，表明此事为汪康年一人之事，而“非《时务报》馆之事”，欲彻底撇清关系以自保。梁启超也致电黄遵宪，有汪康年东游“牵动大局，速派人接办报事”之语。[42]据称，当时黄遵宪确曾“约多人，电逐汪穰卿”，后因陈三立劝阻而止。[43]显然，康、梁为了自保，确实有与汪康年彻底“切割”的想法，而长沙和上海的一些改革人士对此颇为担心，毕竟康有为、汪康年两派休戚相关，此事关系《时务报》的生存，一旦内讧发生，来之不易的维新事业势必遭受损失。故邹代钧对汪康年言：“鄙人甚不愿闻有此事，若辈(指康、梁)陷公固不可，若辈自陷亦不可，惟愿此后无事也。”[44]这是出于变法大局的考虑。据汪大燮所言，当时杭州京官中已有汪康年“席卷而逃”或“尽以报馆存款畀孙文作乱者”之类的传言。[45]不过，从实际情况看，康党对汪康年的推诿并未升级到“倾陷”的程度，康、梁也深知此事之利弊。由于处置及时，康、梁暗通孙中山之事并未被旧党所掌握，从潘庆澜、李盛铎的参奏看，他们尚不知康、梁“通逆”内情。所以，开会活动停止后，康、梁决定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攻势，反击守旧派，确保自身的政治安全，其中也暗含对“通逆”行为的掩盖和补救。

四、《国闻报》对“保国会”的宣传

在甲午战后的变法宣传中，康、梁一派始终是执牛耳者。他们不仅倡导开会办报对启迪民智、开新自强的重要性，还参与创办《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报》等影响较大的新报，通过这些报刊宣传变法主张和思想，在利用舆论为变法和政治活动服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保国会受到攻击后，康、梁决定再次利用新式舆论，反击政敌，消弭危机，捍卫已经获得的政治成果。但此时康、梁已失去对《时务报》的控制，《知新报》远在岭南，有些缓不济急，他们将希望放在夏曾佑任主笔的天津《国闻报》。

夏曾佑，字穗卿，号碎佛，浙江杭州人。与汪康年为中表兄弟，在甲午后宣传西学、宣传变法的改革活动中，他与梁启超不仅志同道合，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丁酉年十月初一日，由严复、王修植创办的《国闻报》创刊，夏曾佑为主笔。该报为日报，每日两张，约八千至一万字，载有上谕、论说、路透电报、天津北京保定及各地新闻。[46]因戊戌年正月十七日、十八日两天连载《总理衙门奏教案办结胶澳议租折》，披露中德交涉的内幕情形，引起总理衙门不满，清廷有“震怒严查”之意。[47]后经直隶总督王文韶从中调护，事情得以平息，但严、王等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被迫将报纸“转让”日本人西村博。自三月初六日起，《国闻报》使用日本明治年号，“借作外援”，以达到“保全自主”的目的。[48]梁启超便是凭借与夏曾佑的密切关系，将“日人”所办的《国闻报》变为戊戌年春康、梁一派最重要的政治喉舌。

早在戊戌年春梁启超刚到北京时，《国闻报》就快速报道了梁启超率领公车上书的消息。三月初六日，麦孟华和梁启超等领衔约同各省公车上书都察院，力陈旅大不可割，因为都察院无堂官在衙门，上书未成。三月十三日《国闻报》以《顺德麦孺博孝廉上都察院呈稿》为名进行了全文刊载，并盛赞麦孟华、梁启超“夙具爱国之忱”，只是因为“入闱在迩”，才不得递上。[49]这里十分肯定他们的爱国之忱。

闰三月十五日，即潘庆澜、李盛铎参劾后的第三天，梁启超便致信夏曾佑：“京中卧病，办保国会，昨十二日为潘庆澜所劾。今上神明，谓会能保国岂不大佳，遂尔留中，吾华之兴废有自乎。付章程请将其事刊之于报，虽西人闻之亦必惊为创事，非如强学之封禁也。”[50]这时，康、梁已经知晓光绪皇帝对潘庆澜参劾的处理结果。光绪皇帝是否有“会能保国，岂不大佳”之说，已不可考，但梁启超传递出的信息是，保国会不会像乙未强学会那样被查封，好让夏曾佑放心刊布《保国会章程》。

接到梁启超函后，闰三月十七日，《国闻报》果然全文发表《拟保国会章程》，并以《保国会事》为题，刊登了“访事西人”来函：“去月二十七京中大集朝士与公车，开保国会于南横街，续会者数四。公卿朝士到会者数百人，请康工部演说。本月十二日潘侍御庆澜劾之。今上谓：‘会能保国，西国与日本会亦甚多，今非昔比，可置勿论。’遂而留中。今得其章程附刊于左，将来访得其演说再为继登。此为中国千年未有之风，继强学之后，其章程想必以先睹为快也。”[51]这个署名“访事西人”的来函明显是康、梁精心撰写的，其中的亮点便是光绪皇帝“会能保国”一语。潘庆澜附片被留中是事实，但光绪皇帝赞许的消息从何而来?自然无法证实。像这样“口衔天宪”的做法，的确让那些敌视康、梁的官员摸不着头脑，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紧接着，夏曾佑又接到了梁启超的新指示。闰三月二十三日，《国闻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刊登出席三月二十七日第一次大会和闰三月初一日第二次大会两次“开会赴议之人”名单。[52]第一次总计127人，第二次为112人，不少人是两次开会都参加的，大部分是来京应试的举人，名单中也有岑春煊、乔树枏、秦树声、黄绍箕、赵炳麟、徐珂、李岳瑞、喻长霖、徐仁镜、余诚格、宋伯鲁、杨深秀、王鹏运等京官。第二天，《国闻报》仍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刊登了“入会列名之人”[53]，总计185人，相当于列名保国会的会员名单。这份列会名单起首二人为梁启超、麦孟华，名后附有籍贯。与两次开会赴议者名单对比，题名录多了杨锐、刘光第等人，而开会名单中的王鹏运、余诚格、杨深秀、黄绍箕、岑春煊、于式枚等人则不在题名录内。题名录的刊布意义非同小可，此举与前面发表的章程一起，直接将“以茶会讲保国”的集会活动，化身为有组织、有宗旨的政治团体，这种巧妙的转变局外人很难察觉出来。

闰三月二十六日，夏曾佑自天津“乘汽车(即火车)入京……寓仁钱馆”。次日，“访卓如，与卓如、孺博(麦孟华)、幼博(康广仁)小饮”。二十八日，“访……长素(康有为)”。二十九日，“长(康)〔素〕来。晚卓如、幼博招饮”[54]。夏曾佑并未记录与康、梁见面讨论的问题，但肯定与报道保国会的计划有关。闰三月二十九日，即使夏曾佑仍在京城，《国闻报》依然刊出《书保国会题名记后》一文，为保国会摇旗呐喊，称康有为倡保国会于京师，“宣讲立会之旨，集谋保国之策”，“御史潘庆澜劾之。朝廷知其无他，而又垂谅其事之出于公也，不果罪”。文中盛赞康有为“以一介新进之小臣，发大号于民义晦盲之秋，彼夫咫闻之士，相顾狂惑，皇皇惴惴，若重虑其议论举动，邻于作奸犯上之科，而转自托于忠君爱国之谊，思声其罪而讨之，又安足怪哉，安足怪哉”[55]。字里字外都是对康有为的赞誉钦佩，完全是康党的自辩书。

数日后，夏曾佑再次来京。四月初二日，“访卓如。午与卓如、伯唐小饮，谈不相契也”。这里提及梁启超与汪大燮关系不洽。次日，“由铁路出都，晚至寓”[56]。四月初三日，《国闻报》便以《论保国会》为题，又发表所谓的“王建祖来稿”，说：“悲夫!南海康先生，当世知名之士也，痛中国之失其所以为国者，倡设保国之会于京师。京师之士大夫谤之者有人，仰之者有人。”[57]四月初六日，刊载《闻保国会事书后》，称保国会听讲者达数百人，是明代徐华亭会讲于灵济宫以来三百年未见之大举；文章强调“西人之强，皆由开会之故”，并称日本“未有会之前，则国弱而主辱”，有会之后，“则国强而主尊”，又举京师强学会、上海经学会、南学会等为例，说明“中国风气大开，识见渐通，皆由开会之故”[58]。以此论证开会的正当性和积极意义，为康有为助威。

在先期的舆论铺垫完成后，四月初十日、十一日，《国闻报》连载康有为在保国会第一次集会演讲词。[59]四月十二日、十三日，《国闻报》又连载梁启超在保国会第二次集会演讲词。[60]这些演讲词开会前或许有过底稿，但此时刊布出来，应该做过精心的修改和补充，用以应对新的政治形势。

四月十六日，《国闻报》又以《会事续闻》为题，报道御史李盛铎参劾保国会，而“今上洞察其事，无害于民，有益于国，奉旨‘留中’”。至于御史黄桂鋆只是参劾保浙、保滇等会，并未参保国会。该文评论说：“皇上盖深知外国之兴，皆由于会，且会并非有碍国家，有碍君权。而论者纷纷疑会即为民主，此真不察之甚。”[61]这里再次以光绪皇帝的口吻，为保国会辩护。

整整一个月内，《国闻报》全力为保国会辩护，以此影响京城士林舆论。夏曾佑还时常来京，与康、梁谋划新闻报道之事，为康、梁保驾护航，立下了汗马功劳。难怪汪大燮致函汪康年力诋《国闻报》“真康党也”⑩，对汪康年宽容表弟夏曾佑十分不解。可以肯定，康、梁通过《国闻报》就保国会发动的舆论攻势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有力配合了康有为上书活动的成功。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二十八日，康有为经徐致靖保荐，获得光绪皇帝召见。康党对此无不额手称庆，但是，他们在京城的处境并未因此而有实质性好转，相反变得愈加孤立，这种局面与康党应对保国会风波所实施的策略有直接关系。

五、京官与康党的疏离

康有为在自订年谱中说，保国会活动后，“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避不敢来，门可罗雀，与三月时成两世界矣”[62]。这种鲜明对比确系实情。究其原因，守旧党人的攻击、诽谤自然是主因，还另有缘由。在保国会的善后过程中，或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考量，康、梁在《国闻报》刊布题名录的做法，有“出卖”僚友之嫌，激起了一些京官的愤怒。

四月十四日，汪大燮致函汪康年称：“康保国会开讲数次，兄皆未到，彼出知单必有兄名，而知单从未至兄门，其奇如此。”[63]这里的知单，可能是指邀请名单。汪氏对《国闻报》“将所有赴会听讲之人姓名籍贯尽刻”的做法尤其不满，认为在保国会遭到参劾的情况下，康、梁此举用心有二：其一，“藉众人以自保，此浅说也”；其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即欲借此“兴衣冠大狱”，将“官党”(京官、名流)推在前面为自己挡风险。所以，“此时凡有与康、梁有瓜葛之事，皆不必沾边……彼等终日卖人，必为人卖”[64]。汪大燮显然已经将康、梁刊布题名录视为“出卖”同志之举。他还说(黄)仲弢等人“均恶康甚，畏康甚，其(康)行迹宗旨实已大露，其人将来亦不能默尔而息，然必无所成就，此可断者也”。汪大燮还援引粤籍翰林陈昭常的来信，称“其(康)所作所为，无不酷肖白莲教，一一仿洪杨故智，不爽毫厘”[65]。汪大燮曾与梁启超同为乙未《强学报》编辑者，二人志同道合，均为主张改革的新派人物，至此，康、梁的“出卖”行为，让他与康党彻底决裂。

八月政变后，《申报》也报道说，三月保国会开会时，“公车到者甚多，京官亦有与其列者，然大抵来看热闹。且当时仅曰讲学，仅曰茶会，未尝告人以保国也。讵料(康)心怀不轨，竟将三次来会者之姓名，强刻入《国闻报》中，以为劫制众人之据。当时有名诸人，各怀愤恨，多致书诟詈之……纷纷函请除名。康逆皆置之不答”[66]。这里将两次开会听议之人名单与题名录混为三次开会名单，不免有误，但视强刻名单为“劫制众人之据”，与汪大燮“卖人”之说如出一辙。有人“致书诟詈”，也合乎情理。当时，京城中广为传诵的是刑部主事乔树枏(茂萱)致梁启超的信函：

顷闻人言，《国闻报》中列有保国会题名，贤师弟实司其事，贱名与焉，鄙人大感不解。鄙人与足下无平生之欢，在湖湘间才一见耳，与令师更无片语之接，何所取而把臂入林耶?将以茶会为据乎?则当时实未闻贤师弟道及“保国会”三字，且来者先后数百人，谁实闻之而可以为证，请足下试言之。将以门簿为据乎?则足下固言书明姓名爵里，以便令师往拜，卒之令师未来，仆亦未往，人所共知也。又将以二金之醵为据乎?则鄙人固居心鄙吝，其靳而不与者，又不独鄙人也。足下将诬及鄙人，更诬及此数十百人耶?且“保国”二字，非在位贤能大臣，安能胜之……又闻人言，贤师弟立会宗旨，但保中国，不保大清，或曰此悖逆也，吾曰悖逆诚然，亦且梦呓。自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以来，深仁厚泽二百余年，中国、大清，岂有分别。一言以蔽之，曰贤师弟本未声明保国会之名，而滥列多名，乘机作乱，居心狡诈，行同诳骗。不但贻讥正士，并且见笑外人，勿谓十八行省之士气人心，可以诈伪动之也。[67]

乔树枏是张之洞的门生，也是改革人士，二月初一日南学会第一次开会时还做过演讲。这封信虽然公布于政变后，对康、梁多有贬斥，但结合汪大燮等人给汪康年的原始信函，该信内容基本可信。乔树枏的名字先见于第一次开会名单，后见于题名录，而他本人并未与康、梁在京有过会面。如此作为，“诳骗”二字，康、梁恐怕百口莫辩。

此外，《国闻报》所刊两次听讲名单中并无刘光第的名字，而题名录中却有，这也是让人感到蹊跷之处。对此，宋育仁说：“光第性不喜洋务，非伪儒下士专言变法、捃拾西人唾余者比。……康有为开保国会于京师，光第尝偕友人一往，闻其议，绝恶之，初未与通。当时往听者康皆注名门簿，梁启超遂藉口目光第为会员，盖欲挽之以自重也。”[68]这与汪大燮的看法也十分接近，从侧面说明，当时开会并无所谓的题名录，《国闻报》刊布的三份名单，可能都是康、梁根据门簿和知单之类编辑出来的，题名录中宁绳武的名字出现了两次，未必是《国闻报》排版时的错误，恰恰可能是康、梁在匆忙编辑题名录时发生的失误。(11)

通过研究可知，戊戌年闰三月康、梁对保国会的政治宣传，目的在于反击守旧者，不料后来又被政敌扣上“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恶谥。又因措置失当，在士林中留下“卖人”“劫制众人”的嫌疑，不仅广结人才的目的未能实现，甚至连原来的变法同道也开始怀疑康、梁的“居心”而与之疏离，康门师徒渐渐陷入孤立，成为名副其实的“康党”。(12)显然，戊戌维新的失败，不能笼统归结到守旧势力的强大，康、梁政治谋略的失败应该是更主要的因素。

注释：

①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98-211页；张玉法：《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②参见姜涛：《保国会开会时间小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黄细嘉：《李盛铎与保国会关系考辨》，《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357-385页。

③此后，南学会又于二月初七日、二月十四日、二月二十一日、二月二十八日、三月初六日、三月十三日、三月二十日开讲，每星期开会一次，皮锡瑞对每次开讲都有详细记载。参见皮锡瑞著，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568-611页。

④关于《保国会章程》及两次开会康、梁演讲内容，以往学者多有研究，本文不再展开分析。

⑤保国会似乎已酝酿开第三次会，实际上没有开成。参见马忠文：《戊戌保国会解散原因新探——汪大燮致汪康年函札考》，《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⑥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5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45页。仲弢即黄绍箕，木斋即李盛铎。

⑦洪嘉与，江西玉山人，光绪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签分吏部主事。

⑧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记：“御史李盛铎折：一、党会日盛宜防流弊由，片一、《国闻报》馆现归日人水师学堂不应代为译报由。”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14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91-192页。

⑨本年汪大燮参加会试，为进场方便，特借宿于锡拉胡同张荫桓宅东院，三月初八日张荫桓命儿子为其送场。参见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82页。

⑩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87页。戊戌四月康有为被召见后，夏曾佑与康、梁往来仍然密切。其日记五月二十三日记：“与菊生附早车入都，午刻抵都门。”次日记：“访康先生……晚与康先生、任父小饮。”同月三十日又记：“访卓如，同至一品升小酌，座有幼博并梁伯俊孝廉。”参见杨琥编：《夏曾佑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09页。

(11)茅海建曾仔细考察三份名单的情况。详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361-364页。

(12)贾小叶对戊戌时期“康党”如何从“吾党”中被孤立出来，与京官及其他改革人士疏离的情形也有相应研究。详见贾小叶：《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研究——以“康党”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88-222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论学会》，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2页。

[2]谭嗣同：《论全体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05页。

[3][4][22][62]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0、39、40、40页。

[5]《遵议开设经济特科折》(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04-406页。

[6]《致刘庆堂(第五十四函)》，《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0-281页。

[7][13][18]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74、379、375页。

[8]林振武等编著：《黄遵宪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526页。

[9][11]马忠文：《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关系补正——梁启超未刊书札释读》，《江汉论坛》2009年第10期。

[10]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记保国会事》，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48页。

[12]《京都保国会章程记(录大公报)》，《湘报》第68号，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五日。

[14][16][5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2、112、110页。

[15]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17][31][35][36][41][45][63][64][65]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82、775、775、775-776、782、778、782、783-787、783页。

[19]胡思敬：《张荫桓(录自戊戌履霜录卷四)》，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2页。

[20]翁同龢著，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6卷，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2741-2742页。

[21]王懿荣：《致王瓘(一)》，邱崇辑释：《王懿荣书札辑释》，济南：齐鲁书社，2022年，第509页。

[23][25][27]《附孙灏驳保国会章程》，叶德辉编：《觉迷要录》，吴仰湘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3年，第536、533、533页。

[24]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41-142页。

[26][33][66][67]《缕记保国会逆迹》，《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第2版。

[28]潘庆澜：《奏请饬下顺天府、五城一体查禁保国会事》，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二日，朱批奏折04-01-02-0108-00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9]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全编》第6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4页。

[30]潘庆澜：《奏为振兴之机在用人不在变法敬陈管见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三日，录副奏折03-5615-0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2]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371-372页。

[34]马忠文：《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37]赵立人：《戊戌变法时期兴中会和维新派的合作与分歧——兼论康有为早期之反清活动》，《粤海史事新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3-230页。

[38][47]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52、1726页。

[39]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0页。

[40]马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42][44][48]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56、2758-2759、1330页。

[43]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81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0-111页。

[46]陈业东：《夏曾佑研究》，澳门：澳门近代文学学会，2001年，第32页。

[49][51][52][53][55][57][58][59][60][61]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整理：《国闻报(外二种)》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51-53、190、213-214、217-218、237-238、252、263、280-284、287-292、305页。

[54][56]杨琥编：《夏曾佑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07-708、708页。

[68]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