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西方为何一再曲解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8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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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和 (进入专栏)  


近来,个别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又抛出了“中国崩溃论”的话题。“中国崩溃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英语学术期刊和新媒体中出现。其实,不只是“中国崩溃论”,像“中国不守规则论”“中国威胁论”等,在英语学术界和舆论界也是交替出现的。这里需要研究的是,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为何一再曲解中国?

研究导向偏差。美国是当今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个大本营。以美国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来说,其主流价值取向是研究中国的负面问题,“负面中国”“反面中国”占据学术和媒体议程的很大部分,像维权、人权、民族冲突、新疆西藏台湾问题、政治民主化、群体性事件、社会矛盾、非政府组织这类议题占据研究的显要位置。在这些议题上,学者们比较容易申请到研究资助。同时,讲座教授席位、基金会基金、课题资助、中国研究岗位招聘等也向这类所谓学术前沿方向倾斜。这种学术利益格局和学术生态导致把中国作为一个审丑对象,相关研究人员经常抛出一些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研究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过多从属于资本、政治和外交,媒体告诉老百姓的也是一个失真的中国。

冷战思维作祟。出现这种学术生态和媒体生态,与美国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没有完全走出冷战思维有关。美国战后的区域国别研究,包括对苏联、中国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政治学研究,都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其研究目的偏离了“更好认识别人”的应有意义,而是旨在发现和制造别国的内部矛盾,从而为进一步的外交干预寻找借口。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不断深化的时代,国别区域研究除了为本国政府提供咨政服务,还有通过客观介绍外部世界对本国民众进行国际关系教育的功能,以促进国民形成友善向上的国际观。如果一个国家有关域外世界的研究以及媒体报道受冷战思维支配,就不可能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

发展走向误判。在20世纪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中,出现过多次对中国发展走向的严重误判。新中国的成立就让美国措手不及,引起当时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反思,以至于提出“为什么我们会失去中国”这样的荒唐问题。冷战政治学反过来也影响到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美国既在外部找敌人,也在内部找敌人,从而出现了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迫害知识分子的现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倾向是,受教条的自由民主学说影响,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制度、发展道路的角度思考和研究中国,而是按照美国的政治标准研究中国、引导中国,从而频繁产生学术失望和政策挫折情绪。

在这方面,中国倒是可以为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提供借鉴。中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世界研究,主流态度是互学互鉴,秉持的理念是“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不是“三人行,我必为师”。比较中国与美国课题制的研究导向会发现,中国的课题导向是提倡研究各个国家、各种文明中先进的东西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很少看到资助研究美国印第安人问题、种族歧视问题、地域矛盾问题的课题。当然,个别中国的美国学研究把美国作为一个学习范本走向极端,也会导致对美国的误判。例如,2008年面对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一些人就有些措手不及。他们想不到,美国市场经济制度那么“完善”,竟也会出现金融危机。这是我们自己需要反省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原文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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