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美国战略界的讨论始终回荡着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命题——“修昔底德陷阱”。该概念经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推广，灵感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核心警示在于：新兴大国的崛起会与既有守成大国之间产生危险的结构性紧张。尽管这一命题在各大洲均受到学理批评乃至否定，但在美国，它却常被引用来诠释当下对华战略竞争。
近日，欧亚集团创始人伊恩·布雷默借鉴罗马共和国衰亡的历史教训，重新激活了“格拉古陷阱”的概念。与将冲突风险主要归因于外部权力竞争结构性动态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同，格拉古陷阱将关注点转向了大国衰落的内部根源。该理论认为，大国之所以最终丧失其优势地位，根源在于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内失序时未能推行自我革新。政治僵局、制度衰败、两极分化加剧以及不平等日益扩大，逐步侵蚀着国家能力和民族凝聚力，使得大国在面对外部竞争和战略压力时愈发脆弱。
单独来看，这两种陷阱为理解危机的内生性与外生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然而，若将两者叠加审视，则呈现出美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图景——它正同时遭遇着外部全球领导权之争与内部治理合法性两极化的双重挑战。
“修昔底德陷阱”在美国常被套用于对华关系语境，尽管众多亚太学者已指出其内在逻辑缺陷、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忽视以及与当前形势的结构性错位。随着中国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的扩展，华盛顿日益将北京不仅视为竞争对手，更视为唯一有能力从根本上重塑全球力量格局的国家。美国历届政府——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愈发倾向于透过修昔底德陷阱的棱镜审视双边关系，并将对华战略竞争确立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组织原则。
这一竞争如今已远超出传统的军事和安全领域，广泛涵盖人工智能与半导体等前沿技术、全球供应链、投资审查、出口管制、关键矿产、海上安全以及全球治理愿景的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世界其他地区和全球发展均产生着深远影响。
此种结构性竞争无疑孕育着重大风险。历史表明，权力转移往往伴随着误判、军备竞赛，乃至在某些情况下引发重大冲突。紧张局势升级甚至冲突的可能性，在美国众多政要人士看来不容忽视。然而，今年5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期间，双方就构建富有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中美关系达成的新共识，为国际社会注入了新的希望。
然而，“格拉古陷阱”则将分析焦点从中国转向了美国自身。该概念源于罗马共和国的格拉古兄弟，他们试图改革日益不平等的政治体制，但最终未能达成妥协，反而引发了政治暴力。他们的失败标志着数十年动荡局面的开端，并最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衰落与覆灭。格拉古陷阱的核心启示直截了当：大国往往在遭受外部对手击垮之前，便已因内部机能失调而虚弱不堪。
在美国，各种预警信号已愈发难以忽视。政治极化已达到数代人以来未见之程度。国会通过重大立法的能力日益捉襟见肘。选举结果频频遭到质疑。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持续走低。围绕种族、移民、不平等、身份政治和经济机遇的社会分歧已根深蒂固。与此同时，不断加大的财政压力、持续攀升的公共债务以及日益恶化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了有效长期治理的难度。
这些国内矛盾不可避免地形塑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当政府面临严峻的内部挑战时，往往寻求外部因素以凝聚政治共识和战略目标。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有助于在国内形成政治团结，并强化“美国优先”的身份认同。经济困境越来越多地被归咎于来自中国的竞争，即便是长期盟友也被描绘成占美国便宜的角色。与此同时，感知到的外部安全威胁往往比推进国内必要结构改革获得更多的政治关注。
这种国内政治与国际战略之间的互动，充分说明了为何修昔底德陷阱与格拉古陷阱不应被孤立地理解。相反，它们构成相互强化的动态关系。外部竞争加剧了国内政治压力，而国内政治失灵反过来又鼓励了更具对抗性的外交政策选择。其结果便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外部竞争与内部不稳定互为放大因素，可能同时加速海外战略过度延伸与国内制度侵蚀。
这一态势的影响远不止于美国自身。欧洲大部分地区历来在战略上追随美国对华判断，而美国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盟国也因应日益激化的中美竞争调整了自身安全政策。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走向不再仅是其国家内部事务，而是日益深刻地影响着更广阔国际体系的稳定、方向和战略格局。
尽管部分观察人士可能将美国政治失灵解读为必然衰落的证据，但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表明了一种更为复杂且具有双刃剑效应的动态。鉴于中美两国之间已形成的广泛经济相互依存、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美国的相对衰弱不应被视为中国绝对的战略利好。换言之，一个衰弱的美国未必有利于中国。相反，这个世界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的不稳定，可能给全球体系带来深刻的不确定性，并对中国自身产生重大影响。
历史类比应谨慎运用。无论是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格拉古陷阱，都不应被视为宿命式的预言。历史不会机械重复。更确切地说，这些概念凸显了决策者应力求化解而非任其演变的结构性压力。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需要中美之间建立战略信任、构建危机管理机制并保持持续对话。而避免格拉古陷阱，则需要美国做出更为艰难的努力：恢复公众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强化国内制度、解决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并重建国家共识。
纵观历史，大国很少因输掉某一次外部对抗而崩溃。更常见的是，它们因内部虚弱而无法适应环境变迁，从而逐步走向衰落。
因此，未来全球秩序不仅取决于美国如何管理对华竞争，更取决于它能否克服自身的国内分裂。
李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领军学者、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并兼任丹麦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学兼职教授
来源：中国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