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美国迎来了250周年纪念。3号晚，特朗普在拉什莫尔山发表演讲，称“美利坚合众国是人类历史上诞生过的最成功、最富有成就、最卓越非凡的国家”“美国独立事业的胜利，是由历史上最杰出的人民、最非凡的文化、最卓越的思想共同造就的，这一切催生了整个历史长河里前所未有、独一无二、无可复刻的伟大共和国。”
而一个耳熟能详的美国建国故事，也在此刻广泛流传：一群在旧大陆受到迫害、走投无路的清教徒，坐着船到新大陆上寻找他们的乐土。他们在北美定居并繁衍生息，对外部世界并无兴趣。然而宗主国英国仍然步步紧逼，征收重税却不给政治代表权。最终，他们在迫于无奈之下揭竿而起，宣布独立，经过艰苦的斗争，驱逐了宗主国的军队，获得自由，并通过协商制定了一部成文宪法，建构了一个优良政制。而这个独立建国与制宪的过程，更是为全球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树立了光辉榜样。
美国历代执政精英热衷于对外推广这一历史叙事版本，试图根源上证明美国立国的道德性。然而，这个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流俗历史叙事包含了大量粉饰乃至虚构的成分，在许多方面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有两本英美学者的著作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上述叙事中的“神话”含量：一本是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共和党政客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所作的《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Dangerous Nation：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rom its Earliest Days to the Dawn of the 20th Century），另一本是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作的《帝国：不列颠如何缔造现代世界》（Empire：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这两位作者都是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者”，卡根试图追溯美国的扩张主义传统，以便论证当下的扩张主义合乎“祖宗成法”；弗格森则试图突破当代世界的反殖民主义主流共识，赞美英帝国的历史功绩，并期待美帝国能够接过英帝国的“衣钵”。两位作者都是希望当下的美国采取更为大胆的帝国建构行动，但其对美国革命的分析，却产生了“祛魅”的戏剧性后果，因而值得深入解读与分享。
01 重识走向独立战争之路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是如何走向独立战争的？在流俗版本的历史叙事中，出现了三个主要问题，尤其是第三个问题，特别值得深入剖析。
第一，到北美的人都是因为受到宗教迫害，从而希望在新大陆上建立"山巅之城"吗？卡根指出，没那么简单。一小部分人也许是如此，但新大陆的发财机会迅速冲淡了清教的宗教乌托邦。更何况，在清教徒抵达新英格兰以前就已经建立的弗吉尼亚和其他沿切萨皮克湾两岸的定居点，殖民的动机一开始就是高度物质主义的——发财。
第二，北美殖民者是否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只求简单安稳的生活？卡根指出，北美殖民者一开始就是贪婪、充满扩张主义精神的。无论是弗吉尼亚公司（the Virginia Company）及其"探险家"定居的切萨皮克湾地区，还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都是建立不久就向西部扩张，对印第安人持续进行屠杀。殖民者不仅是为了追求安全，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将自己视为英国文明的先锋，想象自己正在领导人类走向未来。
第三，北美独立真的是在英国重压之下活不下去的反抗之举吗？卡根和弗格森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危险的国家》中，卡根用很大篇幅描绘了北美独立之前的英法七年战争。他指出，英国很大程度上是被北美殖民者们“拖人”与法国的战争的，原因是殖民地的大财主们一直想借助英国的军队来打垮法国殖民者，以进占富饶的俄亥俄河谷。早在18世纪40年代末，弗吉尼亚的精英们就开办了两家殖民公司，以获取俄亥俄河谷为目标。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等美国国父都参与了在俄亥俄河谷的土地投机活动。1749年，英王乔治二世将俄亥俄河谷50万英亩的土地授予俄亥俄公司。而当时的俄亥俄河谷并非只有英国殖民者，还有法国定居者以及印第安人。在1713年签订的《乌德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中，英国同意与法国在北美并存，而且在英法不同的殖民地之间建立了一个印第安人“缓冲区”。但英国的北美殖民者对此非常不满，不断在缓冲地带挑起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干扰英法两国的和平局面。而人口的对比也日益不利于法国人。1754年，在北美地区总共有7万法国殖民者，而英国殖民者已经达到了150万人。法国人不得不加强防备，阻止英国殖民者的扩张。
在这种形势之下，富兰克林和其他北美殖民地领导人频频前往伦敦，游说议会对法国出兵，以夺取法国的北美殖民地。18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英国公众舆论也变得日益好战，因此来自北美殖民者的游说逐渐得到了议会的正面回应。1754年，时任弗吉尼亚民兵上校的华盛顿在前往俄亥俄河的分岔口的路上，袭击了一支由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组成的小部队，打响了英法两大帝国在北美新的争霸战的第一枪。大英帝国派出军队，耗费重金，在北美占领了法属加拿大地区。战争的费用大部分由英国自己承担。
战后，围绕如何“善后”，英国内部发生了一场争论。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的兄弟威廉·柏克（William Burke）主张将加拿大归还给法国，他指责英国的北美殖民者侵略成性，对土地贪得无厌，担心大英帝国扩张过度，引起法国的仇恨。同时，他认为北美殖民者一旦翅膀长硬，就会脱离英国的控制。因此，用法国人来牵制北美殖民者，不失为良策。而北美扩张主义的代表富兰克林大力驳斥威廉·柏克，认为扩张主义有利于大英帝国。在大战告捷后的自负气氛中，威廉·柏克的主张没有得到议会接受。英国没有向法国归还加拿大。但对北美殖民者的扩张野心，英国政府也不是毫无防范。英国政府颁布了领土扩张禁令，让北美殖民者再次无缘于他们垂涎的俄亥俄河谷。
既然伦敦出兵帮其北美殖民地子民们取得了法国人占据的土地，那么，在帝国政府的大臣们看来，让北美殖民地承担一点成本是合理的。于是，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课以若干赋税，但遭到北美殖民地的抵制。为了建立抗税的合理性，殖民地精英们反复渲染税收多么繁重，富兰克林等还论证，北美殖民地在英法七年战争中是被动卷入的，全然忽略掉他们自己之前对伦敦的主动游说。
北美殖民地头上的税负重吗？弗格森给出了否定的答案。1763年，英国人均缴纳税收26先令，而马萨诸塞的纳税人只缴纳1先令，同时北美殖民者从总体上比他们的英国本土同胞更富裕。英国政府在税收问题上也不是那么一意孤行。1765年英国议会提出《印花税案》，总额不到11万英镑，遭到北美抵制，次年取消。之后达成的协议是英国只在北美殖民地的对外贸易中征税，内部交易中不征税。两年以后，新的财政部长尝试开增一些新的海关关税，但作为交换，英国政府将茶叶的关税从每磅1先令降到了3便士。1770年，这些新增的关税又被废除，而降低了的茶叶关税维持在每磅3便士。从当时的经济数据来看，在革命前夕，北美殖民地的生活水平高于任何欧洲国家，其经济增长大部分来自生产和销售，全都在殖民地市场内部解决，根本不需要依赖对英国与欧洲的出口销售。北美殖民地人口每25年就增加一倍，其增长率远远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国家。
殖民地精英们搬出了“无代表、不纳税”这样的说辞来抗税，但实际上他们对派出代表去伦敦议会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兴趣。更符合他们胃口的是在北美建立一个与英国议会平起平坐的议会。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要彻底脱离大英帝国。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能接受奉英王为共主的邦联式解决方案，就如同今天的苏格兰独立运动的诉求一样。然而，在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确立了“议会主权”原则，对于威斯敏斯特的许多议员而言，奉英王为共主的邦联式解决方案，相当于在殖民地建立起与本土议会地位平等的议会，而英王也可能利用海外殖民地来加强自己的权威，从而重建专制，这是万万不可接受的。因而，在这一点上，双方又陷入了一个死局。从有先见之明的威廉·柏克的角度来看，美国殖民者的表现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在得到大英帝国的好处之后，翅膀长硬了，要单飞了。
作为独立战争爆发前极具关键动员作用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其真实起因与大众普遍认知存在显著偏差。这场行动并非民众为反抗英国加征赋税而起，矛盾的根源恰恰是英国当局下调了东印度公司输往北美茶叶的关税，进而激化了殖民地本土势力的不满。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征收茶税的政策，最早源自 1767 年出台的《汤森税法》；时至 1770 年，该法案下除茶叶税之外的其余各类赋税均已废止。1773 年议会出台《茶叶法》，初衷是解救经营陷入危机的东印度公司：法案免除该企业在英国本土的出口税费，并返还其已缴纳的相关关税，大幅压缩茶叶外销成本。法案仅保留运往北美每磅 3 便士的茶叶税，这笔税负更多是英国议会为彰显自身拥有殖民地征税权而刻意留存的象征。依托新法红利，东印度公司得以跳过层层中间商，直接以低价向北美倾销茶叶，直接冲击了依靠走私荷兰茶叶牟利的本地商人。波士顿不少走私茶商均参与此次抗议，其中便包含 “自由之子” 核心领袖、日后首位签署《独立宣言》的约翰・汉考克。对这批走私从业者而言，高额茶叶关税是维系自身生意的天然壁垒，他们真正忌惮的从来不是赋税上涨，而是英国借国家垄断企业打破高税屏障、低价抢占市场。
但在后续殖民地反英宣传动员过程中，倾茶行动被不断重塑解读为反抗宗主国苛捐杂税的抗争。英国议会为回应殖民地的激烈反抗，出台包含封锁波士顿港、削减地方自治权等严苛条款的《强制法案》，反倒进一步坐实、扩散了 “反征税” 这一叙事，加速殖民地的政治动员。
由此看来，北美独立革命实际上是“翅膀长硬了”的殖民地精英发动的革命，而不是生活不下去的底层民众的造反。正是因为“翅膀长硬了”，殖民地精英才感觉到原来的帝国体系构成了一种束缚。但恰恰是这个帝国体系，曾经长期在殖民帝国之间的冲突之中保护了北美殖民地精英，帮助他们拓展土地。而后者在“翅膀长硬”后，经常装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02 从独立到建国
上文分析了在有关北美独立战争起源的历史叙事中的常见迷思，下面我们再来看下一阶段的粉饰与虚构。流俗的历史叙事版本不会正视法国在独立战争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它突出了北美民兵英雄无畏的革命精神，却不谈这些民兵战斗力的低下，离开法国军队的支援，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根本不可想象。法国是出于殖民帝国争霸的动机，介入了北美独立战争，并为之付出了巨额的财政支出，由此引发的财政危机，触发了法国大革命。
流俗历史叙事版本也不会展示当时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内部分裂。弗格森指出，北美独立战争可被视为大英帝国的一场内战，"最暴力的斗争往往不涉及英国常规军，而是在发起暴动的殖民者与那些依然效忠于王室的同胞之间发生的。”比如说，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是独立势力的领导者之一，但他的儿子威廉·富兰克林（William Franklin）作为新泽西的总督，仍然效忠于国王。父子俩从此决裂。英属北美洲的白种人中有1/5在独立战争中仍效忠国王，他们甚至组成民兵，协助英军进行战斗。在英国决定放弃北美殖民地之后，有10 万保皇派臣民从13个殖民地逃离到加拿大等地。弗格森指出：“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竟然那么多人用脚投票，反对美国的独立，而选择为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效忠英国国王和大英帝国。”
此外，流俗历史版本也不会告诉我们，在北美独立战争的过程中，大量印第安人部落站在英军而非北美殖民者的一边。这并非因为印第安人愚昧地效忠英国国王，恰恰相反，这是他们在两个侵略势力之间的理性抉择。对于易洛魁联盟、切罗基人、肖尼人等原住民中的多数人来说，英国政府虽然傲慢，但至少扮演着一个“远方的仲裁者”的角色。英国出于列强均势和帝国管理的“冷算盘”，确实在客观上起到了遏制殖民扩张的“缓冲垫”作用。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为了防止与印第安人爆发无休止的边界战争（这既消耗国库又干扰毛皮贸易利润），颁布了《皇室公告》（Royal Proclamation of 1763），明令禁止殖民地居民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垦殖。这条“公告线”被视为英帝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约束，虽然在实际执行中漏洞百出，但在法律和政治层面上，它确实为印第安人保留了一道脆弱的防线。北美殖民地精英都视《皇室公告》为一种令人窒息的禁锢，他们渴望摆脱伦敦的管制，将土地投机和垦殖的触手伸向俄亥俄河谷和五大湖地区。独立战争对于殖民者而言，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更是一场土地解绑运动。当殖民者大喊“无代表，不纳税”时，印第安人听到的却是“无边界，不停止”。对于印第安部落而言，如果英国获胜，他们或许还能勉强维持住祖传的猎场；如果北美殖民者获胜，那片富饶的西部土地将毫无悬念地成为他们的猎物。
那么，英国为何放弃北美殖民地呢？并不是他们没办法打赢这场战争。弗格森认为有若干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由于英法当时进行的战争是全球性的，英国在欧洲压力较大，难以将过多兵力投放到北美。其次，英国本土也有不少人同情他们的北美同胞，不赞成往死里打。最后，北美殖民地当时的经济价值还比不上加勒比海沿岸殖民地。最后一个因素非常重要，对大英帝国来说，丢掉北美算不上是严重的经济损失，但为了持续占有它，却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英国政府是在计算成本-收益之后，才主动放弃北美殖民地，并不是被逼到墙角、迫于无奈才放弃的。
弗格森认为，这场独立战争的巨大污点是，它一方面高呼人与生俱来、不言自明的自然权利，另一方面却保留了奴隶制度。而在失去北美殖民地的年后，英国人先废除奴隶贸易，后来又在整个大英帝国内废除了奴隶制。实际上，早在1772年，英国的曼斯菲尔德勋爵在萨默赛特案 （Somerset vs. Stewart）中就判决奴隶制在英国为非法，尽管英国本土的普通法判决在北美殖民地并不自动发生效力，但北美殖民地的法官们仍会频频引用英国本土的先例。如果大西洋两岸保持统一，北美或许有可能较快废除奴隶制。北美的独立，导致奴隶制这种不人道的制度在北美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并且，奴隶制废除之后的黑人与白人不平等的问题一直持续到今天。
从两位作者给我们勾勒出的美国革命图景来看，这是享受了帝国保护、长硬了翅膀的北美殖民地富人所发起的脱离大英帝国的运动，但也可以说是大英帝国的一场内战，作为内战失败方的保皇派最后“用脚投票”，离开了十三个殖民地；革命还留下了保留奴隶制度的污点。很明显，美国主流的独立建国历史叙事是不可能这样写的，因为这幅图像的每一个部分都在贬损着这场革命的神圣性，无法提供统治所需要的“赢学”。
03 “祛魅”与“道路自觉”
对美国独立建国的流俗历史叙事进行“祛魅”，有助于我们提高对一些似是而非的“后悔史学”论述的鉴别力。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许多知识人热衷于将英美的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相比较，为中国革命的激进性和持久性而深感“遗憾”。在他们看来，美国既然通过一场社会震荡较小的政治革命，就进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中国为什么要走一条社会震荡巨大的道路呢？这种比较或许可以反映比较者自己的价值观与愿望，但严重忽略了不同社会的结构性条件。
必须看到的是，美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其所针对的问题存在极大的差异。北美殖民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环境资源条件优越，不存在强有力的封建贵族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消除英帝国的重商主义体系对于北美殖民地发展的限制，在当时已经可以大幅度推动生产力的解放。领导革命的是殖民地的有产者，他们当然要维护殖民地的财产秩序，不允许社会下层起来继续革他们的命。于是，在接下来的美国制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父”们的共识是要建构一个大土地所有者、商人与律师们统治的“共和”国家而非“民主”国家（这一共识及相关制度建构在1800年遭遇冲击，并向着更民主的方向转化，但这是后话），对于私有财产秩序的保护，始终是其核心关注点所在。
中国近代革命与此大相径庭。在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曾经参考19世纪典型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将中国的秩序改造寄托在有产和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中等社会”身上。然而，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世界体系中逐渐沦为受诸多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后来又有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吞中国。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的严重抑制，新旧社会精英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剧烈。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与混战局面，所谓“中等社会”领导的秩序，也成了梦幻泡影。正是在上层精英无法建立有效秩序的前提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走向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工人与农民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而革命也必然触及财产秩序与社会等级秩序。
而不加限定地将美国革命称为一场“反殖民主义革命”，更是具有误导性。准确地说，这是一场殖民者脱离宗主国的革命。虽然北美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英国的全球殖民体系，但脱离英帝国恰恰是为美国自己的殖民主义扫清了障碍。没有英国政府的限制，美国殖民者可以更肆无忌惮地向西扩张，屠杀印第安人，抢占他们的土地，在西部土地上引入奴隶制。在作历史比较的时候，近代中国的处境究竟是更接近北美殖民者，还是被他们剥夺、屠杀的印第安人呢？毫无疑问是后者。而如果有人认为印第安人可以不通过社会革命，只改变政权的组织形态，就可以实现自强，那几乎就是天方夜谭，因为他们原有的松散的部落社会组织形态，根本无法抵抗殖民者的组织化暴力。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如果只是改变政治结构，而不改造社会经济结构，如果不解放和重新组织底层的工人与农民，不推动妇女解放，就根本不可能凝聚起足够的力量，突破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受压迫地位。正是通过二十世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解决了“挨打”的问题，并且重新掌握了自己的经济命脉，从而为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
因而，与许多美国执政精英试图推广的历史版本相反的是，“美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殖民主义的基础之上，具有巨大的道德赤字。作为近代国际体系中的被压迫者，近代中国注定要在与殖民主义的艰难搏斗中探索自身的现代化道路。但这也使得中国的探索能够对曾深受殖民主义之苦的全球南方产生独特的吸引力。对美国独立建国神话的历史祛魅，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与内在逻辑，从而更加稳健地沿着已开辟的航向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