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4日，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华盛顿特区飞行表演、纽约港海军检阅、大型焰火秀、街区派对……各种庆祝活动在全美各地上演。在庆典喧嚣表象之下，美国两党围绕国家认同和历史叙事的定义权之争正在上演。共和党强调建国神圣、上帝赋权与秩序荣誉，民主党聚焦民主未竟、历史清算与少数群体权利，双方就“到底应该庆祝什么”持续纷争，加剧民意撕裂。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的建国者会对今日之美国感到失望，民众对国家的自豪感降至20余年来最低。《华盛顿邮报》、福克斯新闻等美国主流媒体以及智库借势密集发声，以“美国走向何方”为主题展开深度反思，各方以“美国是什么”“建国原则是否仍有生命力”等为核心拷问，在宪政价值、历史遗产、国家未来走向等问题上全面交锋。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更加引人深思：美国何以至今日，何以向明天？

壹

站在这一重要节点审视美国，有必要先对其国家发展历程作一基本梳理。美国从250年前刚刚脱离殖民统治的北美十三州，一路成长为全球头号强国，其深层次的线索是美式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冷战后其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由高歌猛进到滑落遇困：

独立之初至19世纪后期，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渐进发展。1776年《独立宣言》颁布，北美十三州脱英独立，开启国家建设历程。为扭转建国初期的羸弱，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确立以分权制衡、联邦制、选举人团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为自由资本主义铺就政治基石。十九世纪上半叶，依托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跨州铁路网建设之利，进一步整合国内统一大市场，纺织、冶金、机械制造迅猛崛起。同期，西进运动推进，美国通过路易斯安那购地、美墨战争等兼并扩土，疆域横贯北美直达太平洋，为资本原始积累注入巨量土地与人口红利。这一时期，美国也开始谋求将利益和影响力扩展至北美本土之外，形成把美洲地区作为势力范围的门罗主义。至十九世纪中叶，南北经济体制冲突不可调和，内战爆发。战争铲除奴隶制，扫清自由劳动力流动与国内市场统一的障碍，重塑国家认同，美国由此踏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电力、内燃机与福特流水线驱动生产力跃升。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巨头迅速完成工业资本整合，推动美国迈入现代化工业强国之列。国内产能的急剧膨胀，倒逼资本向外寻求大市场。1883年，美国启动“新海军”建设，借美西、美菲战争攫取古巴、菲律宾等战略支点，并以“门户开放”楔入远东，殖民霸权初具雏形。1917年参加一战后，美国寻机实现大规模跨国资本输出，更使自身一跃成为最大债权国，初步登顶全球霸权。然而，资本垄断催生“镀金时代”的政商勾连，贫富悬殊激化劳资对立。为瓦解工人议价权，财阀推动《排华法案》排斥外来劳力，更借“帕尔默突袭”制造“红色恐慌”，以国家机器血腥镇压左翼与工会。财富极度集中终致供需断裂，1929年华尔街崩盘，将“咆哮的20年代”拖入大萧条深渊，美国国家命运由此急转，步入新的十字路口。

20世纪30年代至冷战后期，美国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霸权全面成势。大萧条的切肤之痛，倒逼罗斯福新政强力纠偏。通过大兴基建、整肃金融与构建社保体系，联邦政府史无前例地深度介入经济，助美国走出泥淖，正式迈入国家政权与私人垄断资本联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二战期间，在战时军工生产的刺激下，美国的科技和产业大为发展，更借机撕开了国际市场缺口，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态更为成熟；对外则摒弃孤立主义，全面走向国际霸权。二战结束后，美国很快进入与苏联的冷战。美苏对峙中“遏制”被确立为美国长期国策，军工复合体与决策中枢深度捆绑，国家安全架构与全球盟伴网络等霸权“基座”由此夯筑。在这种人为营造的“长危机”状态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正当性，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实力匹敌的强权国家则成为其对外大战略的持久目标。

冷战后期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趋于僵化；新自由主义和供应学派乘势掀起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浪潮，推动美国走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浪潮奔涌，信息技术革命席卷而来，美国凭借军事、科技、金融霸权以及对众多国际组织、制度、议程的控制，驱使跨国巨头充当霸权触手，在全球范围内跑马圈地、增殖资本，大肆收割超额垄断利润。与此同时，美国借文化输出与舆论操弄，将美式制度与价值观粉饰为“普世价值”，以此掩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剥削、掠夺。“9·11”事件后，美国大战略一度转向“全球反恐”，试图凭借单极霸权的超强力量清剿“反美恐怖主义”，但最终陷入战略泥潭。金融垄断资本对暴利的贪婪追逐，更令财政纪律废弛、虚拟经济膨胀、产业空心化积重难返。直至遭遇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国内外遭遇严重困顿，进入“霸权迷茫期”。

贰

《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之际，美国虽已不复21世纪初“无可争议的全球霸权”之况，各种结构性问题不断涌现，却仍保有超强综合国力，全球领先地位短期难被颠覆。

经济层面，美国GDP占全球总量逾四分之一，坐拥最多世界500强企业，美股霸占全球半壁市值，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近六成；科技层面，人才、教育、科研基础雄厚，丰沛资本持续反哺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保持领先地位；安全层面，军费开支常年全球居首，主导北约、五眼联盟情报共享机制及其他各种双边、小多边机制，安全合作网络覆盖全球；在全球治理方面，把持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主导权，在规则制定、议程设置等方面影响力依然强大。然而，强大外观之下现实也很残酷。美国财富扩张但内部贫富分化加剧，创新领跑但制造业基础萎缩，存量庞大但增量迟缓，拥有强大全球影响力但愈发难获得广泛认同，多重深层裂痕持续动摇其霸权根基。

经济脱实向虚，面临“强而不惠”的困境。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经济“脱实向虚”，本土制造业不断萎缩，就业较1976年峰值骤降超三分之一，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短板凸显。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前1%家庭占有近三分之一社会财富，底层半数家庭占比不足3%。阶层流动收窄，民生成本高企叠加通胀，不足半数民众仍相信“美国梦”。“国强民紧”的落差持续催生民粹与贸易保护主义，同时联邦债务达GDP的120%；利息支出超国防开支，大幅挤压公共民生投入，财政韧性愈发脆弱。

分权制衡失灵，陷入“争而不治”的僵局。美国宪法精心设计的分权制衡机制，在党争中沦为相互掣肘工具。总统权力持续膨胀，频繁以行政令和紧急状态绕开国会，而立法与司法分支或无力制衡，或妥协默许，三权分立趋于失衡。两党尖锐对立，导致内政外交诸多政策随选举周期剧烈摇摆，政策“翻烧饼”成为常态。政治极化之下中间派、温和派在选举政治中愈发被边缘化，极端声音反而主导议程，使得改革所需的“中间方案”变得几无可能，整个体制只能在“为反对而反对”的消耗中裹足不前。

意识形态撕裂，深陷“何为美国”的争执。当前，围绕“谁是真正的美国人”和“美国究竟是怎样的国家”的“文化战争”，正在迅速蔓延。“1776委员会”代表的所谓“爱国主义正统叙事”，与“1619项目”代表的所谓“历史修正主义叙事”针锋相对。身份政治与移民议题相互叠加，种族、阶层与地域裂痕不断固化。芝加哥大学民调显示，仅53%的美国人对自身国民身份感到高度自豪，为2001年以来最低；而共识消解、民粹盛行，更使得美国政治暴力风险持续上升。

全球领导力衰退，美国霸权难以维系。内部裂痕的持续加深，正在侵蚀美国全球领导力。经济上的“脱实向虚”与政治上的“争而不治”，动摇盟友对美政策稳定性与承诺可信度的信心。同时，新兴力量加速崛起，全球南方战略自主显著增强，各国不愿绑定美式霸权体系；美国对国际规则与议程设置的控制力大不如前。领导力的流失，是美国国内治理困境和大国担当缺失的必然结果。当美国忙于在内部打消耗战、对外打“美国优先”牌时，它曾主导的全球秩序正加速裂解，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败。

叁

从美国的过往发展历程和当前国家态势来看，美国未来既不会快速崩盘衰落，但也无法复制昔日“单极时刻”之盛。展望前路，美国将步入“重整与撕裂”并存的漫长调整期。

一方面，霸权相对下滑，并不意味着美国国家实力会瞬间崩塌。未来较长时期内，美国绝对实力仍将维持领先：经济金融、科技创新、军事威慑三大支柱依旧稳固，美元主导地位、科技壁垒与全球投送能力构成硬实力底盘；二战后搭建的“一超”体系虽遇困但未倾覆，暂无顷刻崩盘的迹象。

另一方面，美国可能修复部分实力，但重回昔日“黄金时代”极为困难。当前美式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剥削性金融垄断资本挤压实体空间，产业空心化积重；科技右翼与金融寡头深度嵌入政治与经济活动，加剧两极分化与K型增长，令民众对选举政治疲倦失望、对增长的数字日益“无感”，对国家现状持续不满；右翼阵营声势仍壮但内生嫌隙，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所代表的左翼力量则在强力反弹，加剧政治极化；双方在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议题上激烈撕扯，公共利益不断沦为政斗牺牲。这些本质性问题，决定了美国再难复刻昔日“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