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3 次 更新时间:2015-06-19 18:01

进入专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历史研究  

王彬彬  

首先解题。题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题中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则指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互动”,则指两种研究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指两种研究既相辅相成,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不但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而且在大学里,分属两个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属于中文系的学科,而中国现代历史研究属于历史系的学科。如今,学科的设置越来越细化,同属一系的学科之间,也往往壁垒森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学科与学科之间是这样,具体到研究者个体,通常的情形也是画地为牢,严守自己的“专业”,不越雷池半步。在专业越来越细化的同时,是研究者“专业意识”的越来越强化。香港和台湾大学里的情形我不太了解,但我知道在中国大陆的大学里,每一“专业”内又丛生出许多“方向”。我们惯常见到的是,一个研究者选择本“专业”内的某个“方向”,年复一年地“做”着。非本“专业”甚至非本“方向”的书,不读;非本“专业”甚至非本“方向”的事,不想。这样“做”的结果,是学术之路越走越窄。至于属于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与属于历史系的中国现代历史专业,那就非但是“老死不相往来”,甚至连“鸡犬之声”也不“相闻”的。在中文系讨生活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中国现代历史,是与自己无关的东西。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现状如何,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漠不关心。在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界,哪些旧说受到了质疑、哪些新说引起了注意、哪些问题得到了澄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习惯于认为那都是“别人家”的事,是他人的“瓦上霜”而非自家的“门前雪”。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历史不感兴趣,那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者,与中国现代文学则更是隔膜了。

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两不相干的现象,实在是不合理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现代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它的兴衰、它的演变,都与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对于历史进程来说,文学的发展又并不纯粹是被动的。文学也有能动的一面。通常我们所说的历史,是指政治史。政治史当然影响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史。在中国现代,由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空前紧密,政治对文学的作用也就表现得空前明显。但是,在中国现代,不仅是政治作用于文学,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历史。换言之,不仅是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文学,文学也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历史。所以,将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是有着充分的依据的。

将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让历史与文学相互印证、相互说明,这方面前辈学者陈寅恪已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汪荣祖所著《陈寅恪评传》,第八章专论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汪荣祖说:“寅恪早年在清华曾授‘唐诗校释’一课,晚年复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唐代乐府’以及‘唐诗证史’等课程,生平笺证诗篇之作亦复不少。但其笺诗、证诗所凭藉者,乃是历史的眼光与考据的方法;一方面以诗为史料,或纠旧史之误,或增补史实阙漏,或别备异说;另一方面以史证诗,不仅考其‘古典’,还求其‘今典’,循次披寻,探其脉络,以得通解。寅恪以诗为史料,固为史家致知辟一新途径,清人杨钟羲于《雪桥诗话》中,虽已言及以诗证史之事,然运用纯熟,发明之多,实以寅恪始。寅恪以史证诗,旨在通解诗的内容,得其真相,而不在评论诗之美恶与夫声韵意境的高下,其旨趣自与正统诗评家有异。”① 汪荣祖最后所说的陈寅恪以史证诗但不涉及诗之艺术价值一事,尚有商榷之余地,后面再论。这里先指出,汪荣祖据说的“古典”、“今典”,出自陈寅恪《读哀江南赋》一文的引言。陈寅恪撰《读哀江南赋》,分上、下两部分,而在正文前面,有这样的引言:“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引按:庾信小字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旨,而作者之能事也。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引按:庾信字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故兹篇仅就此二事论证,其他则不并及云。”② 陈寅恪在这里,其实也言及以史证诗与对诗的艺术鉴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姑且不论。从这番引言中,我们可知,陈寅恪以史实证文学作品,是要说明作品写作时的“当日之事”,即准确地揭示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同时也对作品中“写实”的部分,做出合理的解释。

在对唐诗和唐史的研究中,陈寅恪诗史互证的手法用得最多、最典型、最纯熟,也最能给人以方法论意义上的启发。陈寅恪作为历史研究者和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在以唐诗证唐史和以唐史证唐诗的过程中,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而在这诗史互证过程中所发表的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则美不胜收。《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等论文③,或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从而精义纷呈。以诗证史,可以《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为例。元白诗中,多涉及俸料之事,白诗中尤多。陈寅恪将元白诗中涉及俸料处,与旧史书中关于唐代官吏俸料的记载相比照,纠正了旧史书中的一些谬误。陈寅恪发现,凡是中央政府官员的俸料,与元白诗中所言无不相同,但唐代地方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载与元白诗中所言差距甚大。陈寅恪说:“凡属中央政府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载数额,与乐天诗文所言者无不相合。独至地方官吏,(京兆府县官吏,史籍虽附系于京官之后,其实亦地方官也。)则史籍所载,与乐天诗文所言者,多不相合。且乐天诗文所言之数,悉较史籍所载定额为多。据此可以推知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④ 从元白诗中所言俸料入手,陈寅恪弄清了唐代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以史解诗,则可以《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为例。这篇作于1953年4月的文章,一开头就说:“杜少陵哀王孙诗为世人所习诵,自来笺释之者众且详矣,何待今日不学无术,老而健忘者之饶舌耶?然于家塾教稚女诵此诗,至‘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之句,则瞠目结舌,不能下一语,而思别求一新解。”⑤ 在家中教稚女读杜甫《哀王孙》诗时,陈寅恪突然发现“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中的“朔方健儿”难以解释。如果说杜诗中“朔方健儿”指整个朔方军,则显然于理不合。安禄山叛变,幸赖朔方军平定。朔方军乃唐室中兴之关键。对朔方军,杜甫满怀感激,在不少诗中对朔方军主帅郭子仪、李光弼等热情歌颂,所以不可能对朔方军下“今何愚”之语。如果像一些释杜诗者那样,认为“朔方健儿”泛指安禄山所统领的北方军队,陈寅恪认为也不通,因为在唐代,“朔方”为一军政区域的专有名词,并不能用来泛指北方士卒。陈寅恪凭藉对唐代历史和地理的熟稔,认为这里的“朔方健儿”指原属朔方军的同罗部落。安禄山诱害同罗部落酋长阿布思,袭取其兵卒。同罗部落原为朔方军劲旅,归附安禄山后则成为安禄山叛军之主力。至长安后,同罗部落复又叛归其旧巢,陈寅恪说:“同罗昔日本是朔方军劲旅,今则反复变叛,自取败亡,诚可谓大愚者也。”⑥ 没有对唐代历史和地理的精细知识,就不能对杜甫《哀王孙》诗中“朔方健儿”做出准确的理解;而不能准确地理解“朔方健儿”之意,就很难说准确地理解了整首诗。

最集中也最典型地体现了陈寅恪诗史互证之方法和成就者,还是《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在这部书中,陈寅恪运用他对唐代历史的多方面的知识解读元白诗,往往凿破混沌、洞幽烛微。同时,也以元白诗中对历史细节的言说纠正史籍中的某些谬误。例如,白居易《长恨歌》中有这样两句:“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一般人都会认为这只不过是诗人描写美人的惯常手法,是一种修辞方式而已。但陈寅恪告诉我们,所谓“金步摇”,其实是写实,因为“天宝初妇人时世妆有步摇钗”⑦。当我们明白杨妃头上确实戴着那金制的“步摇钗”时,她那美丽的形象就更加清晰了。再例如,《长恨歌》中“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破”字,人们也习惯于认为指中止、破散,形容慌乱之态。而陈寅恪却告诉我们,“破”其实是当时的一个乐舞术语。白居易《卧听法曲霓裳》诗中,有句曰:“宛转柔声入破时”,这里的“破”,也是指乐曲的某个阶段。所以,“惊破霓裳羽衣曲”:“特取一‘破’字者,盖‘破’字不仅含有破散或破坏之意,且又为乐舞术语,用之更觉浑成耳。又霓裳羽衣‘入破时’,本奏以缓歌柔声之丝竹。今以惊天动地急迫之鞞鼓,与之对举。相映成趣,乃愈见造语之妙矣。”⑧ 明白了“破”原是一乐舞术语,明白了《霓裳羽衣曲》演奏到“破”时,是“宛转柔声”,我们就更好地欣赏了这句诗。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互动,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达到了极高的境界。陈寅恪的这部书,既是唐代文学研究,又是唐代历史研究。唐史研究和唐诗研究的互动,使我们对唐史和唐诗的理解都在多方面更为精细和准确了。

陈寅恪以唐史证唐诗,又以唐诗证唐史,这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历史的关系,在总体上,远较唐代文学与唐代历史的关系更为紧密。在中国现代,有许多事件和人物,既是政治性的,又是文学性的。政治性和文学性在这些事件中,在这些人物身上,往往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五四运动”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同时也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揭幕。所谓“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一部分;而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五四运动”之一部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爆发于1919年5月4日。但新文化运动却在此前几年即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此前即展开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这也基本上是学界的一种共识。而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无疑又在多方面影响了此后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五四新文学”属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畴,而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则是中国现代史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但是,对“五四新文学”的认识,离不开对整体的“五四运动”的理解;而对整体的“五四运动”的研究,也无法忽视新文学运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撰写《五四运动史》的。在这部广受好评的史学专著中,周策纵充分注意到了新文学运动在整个“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周著第三章为《运动的萌芽阶段:早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1917—1919)》。这一章,详细地论述了1919年5月之前的几年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学运动,而这种新文学运动正是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的萌芽。对这期间文学运动中的一些细节,周著都高度重视。例如,在论及保守派的反抗时,周著甚至将林纾攻击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言小说《荆生》摘录了千余字。⑨ 周策纵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说明这个道理:“要是‘五四事件’没有发生的话,在北大和其他大学里的新思想运动很可能就会被政府镇压了。”⑩ 1919年5月之前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与1919年5月爆发的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之间,有着这样一种关系:1919年5月之前的几年间兴起的新文学运动,某种意义上为1919年5月的政治运动做了准备,1919年5月的政治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此前几年间新文学运动所结出的果实;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1919年5月爆发的政治运动,新文学运动很可能就会被以强力扑灭。1919年5月的政治运动,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女儿,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保姆。周著第七章《新文化运动的扩展(1919—1920)》,则详细论述了1919年5月之后,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1919年5月之前的新文学运动,催生了1919年5月的政治运动,而1919年5月的政治运动又为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道路:文学与政治(历史)就是这样难解难分。有了第三章和第七章的论述,周策纵仍嫌不够,第十一章《文学革命》,又更集中地对“五四新文学”进行了研究。这一章以这样的一段话作结:“从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的实践是成功的;其结果是,过时的文言和陈腐的旧文学的迅速衰落。白话文开始被写作和教学广泛应用。随着书面语和口语的统一,知识和教育变得更易普及。除此之外,诗歌、散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戏剧都有新的开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文学因此更接近于生活和社会现实。它也受到了更广泛的喜爱。新文学的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在后来对中国青年的思想和心理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从这些意义上说,文学革命在现代中国思想和社会政治转型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11)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全书连《导言》共十四章,而在第三章、第七章和第十一章集中地论述了新文学运动与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章节安排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是为了揭示这样的历史事实:新文学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又为新文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新文学的蓬勃发展,导致了白话文的普及,导致了社会意识、群体观念的众多变化,而这又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历史进程。——这让我们想到,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历史,本身就是互动的。

不仅是“五四”时期的文学与政治辅车相依,因而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还有一些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和中国现代政治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例如陈独秀;例如胡适;例如瞿秋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陈独秀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光彩夺目;作为中共的创始者和首任领袖,陈独秀在政治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胡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作为政论家、作为驻美大使、作为1929年“人权运动”的核心人物,胡适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也自有一席之地。瞿秋白则既是现代著名政治人物,又在现代左翼文学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人,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又是中国现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侧重从文学方面研究他们,中国现代史学科则侧重从政治方面研究他们。但他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本身却是无法分割的。

陈寅恪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唐史专家以唐史解唐诗的,他用以解唐诗的那些历史认识,往往是他对历史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独特认知。要求一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都能达到这种境界,显然是不现实的。对于一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能做到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古代历史知识,能熟悉古代史籍,能及时关注同时代历史学界的最新成果,就算难能可贵了。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这样的要求却又并不够。如果有人认为,现代由于与我们离得近,所以我们对现代史的认识会比对古代史要清楚,那就是极大的误会。实际上我们对现代史的认识,比起古代来要模糊得多。古代由于年代久远,有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努力,从宏观到微观,我们都看得比较清楚了。又由于古代的是非一般说来与我们没有利害关系,我们在认识和评价古代人和事时,不至于意气用事,不至于受个人利益的影响。而现代史则不同。现代史正由于离得近,使我们难以看清其真相。这里的原因有这样几种:首先,意识形态严重地左右着我们对现代史的认识和评价;其次,现代史的许多史料还没有公开,还没有“解密”;还有,现代史与我们个人的利益往往纠缠在一起,现代史的研究者,往往是现代史的一部分,这使得人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总体上说,中国现代史还是一本糊涂账。由于现代史具有这样的性质,一般来说,我们便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关于现代史的那些所谓“定论”,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关于中国现代史的那些流行见解。

那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面对现代史这本糊涂账,应该怎么办呢?惟一的回答是:自己去一笔一笔地弄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当我们面对的某个文学问题与某种历史现象密切相关时,我们切勿轻易地借助和依赖关于此种历史现象的现存看法,而应该用自已的眼光去分析和研究这种历史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

但认可现存的历史结论并据此解读评价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在中国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仍是相当普遍的。不妨以对茅盾《子夜》的解读和评价为例。

几乎所有的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会对《子夜》做出这样的解读和评价:进入1930年代,中国理论界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论,“托派”错误地认为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茅盾的《子夜》则形象地回答了“托派”的谬论,让人们看到,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悲剧命运,茅盾准确地把握了1930年代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性格、心理、命运及其历史纠葛,完整地反映出整个大时代的全部丰富性与复杂性。吴荪甫的悲剧命运说明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

作为所谓社会剖析小说的代表作,《子夜》的价值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社会的准确深刻的剖析。如果作品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剖析真是准确而深刻的,那它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果作品对其时中国社会的剖析不那么准确深刻,如果其时的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一结论并不那么正确,《子夜》的价值就十分可疑了。《子夜》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命运的展示来剖析中国社会,而如果这种剖析是片面的、肤浅的、充满偏见的,那人物形象也只能是虚假的、呆滞的、缺乏艺术光彩的。——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阪口直树,在《十五年战争期的中国文学》一书中,就在对其时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上,质疑了《子夜》的价值。

阪口直树对国民党内的政治性分配、南京国民政府与浙江财阀及“四大家庭”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进行的经济改革等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观察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体制的另一种角度。阪口直树赞同这样的观点:(一)从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的全体经济呈现缓慢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经济自主的过程。(二)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要在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其实是很困难的。(三)蒋介石政权成立之初,虽然是以“四大家族”为经济后台,但随着官僚资本的发展,两者间的关系亦发生逆转。(12) 这些,都对我们既有的观念是一种颠覆,也使《子夜》的价值基础面临危机。在研究了南京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后,阪口直树指出:“以上从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一连串财政政策,可看出南京政府意图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中确立财政独立,自1927年起至1935年为止的八年间,南京国民政府逐渐脱离依赖外国资本(和其勾结的买办)的体制,故可将此八年定位为‘逐渐转为自立性体制’的时期。直到目前为止,原本在对中国的经济结构方面,以‘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这种单纯构图来理解是很勉强的。”(13) 通过研究,阪口直树强调,在《子夜》所写的时代,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官僚资本与买办资本并不是一回事。本来,与“民族资本”相对的,应该是“外国资本”,而与“官僚资本”相对的,应该是“民间资本”。但“官僚资本”也可以包括私人资本,所以又同时具有“民族资本”的性质。而《子夜》却把其时中国的经济结构简单地归结为“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的对立,完全忽视“官僚资本”的存在,或者简单地把“官僚资本”与“买办资本”混为一谈。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阪口直树得出这样的结论:“《子夜》出版于1933年,而做为《子夜》舞台的1930年代,正值国民党形成官僚资本的发展时期。在此时期,以‘四大家族’(浙江财阀)为财政基础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努力朝向官僚资本主义发展(或蜕变)。上述两个时期也就因此而交相重叠。其次,若从上述观点来看,《子夜》对中国经济的处理方式,可知其间仍存有重大的问题。换言之,《子夜》是以忽视蒋介石政权及买办两者间的差异,而将其合为一体做为处理对象,进而只处理民族资本家及买办资本家对立的构图,而未处理两者间的同质性问题。此点为显现中国当时全貌的重点,而其认知不足和对赵伯韬暧昧的描写有很大的关联性。”(14) 阪口直树认为,《子夜》对其时中国经济社会的把握是不准确的,有着重大偏差。而这也影响到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子夜》中,赵伯韬的形象,是较为暧昧、模糊的,究其原因,则在于赵伯韬这个人物,现实依据不足,是作者依据某种理念,强行塑造的。

由于我本人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本文中,我更多地强调了历史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但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者,也同样不能忽视中国现代文学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应该意识到,从文学的角度切入某些历史问题的必要。例如,20世纪3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左倾化潮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中共最终战胜国民党、夺取大陆政权,都与此有明显关系。30年代从清华园到了延安的韦君宜晚年回忆说:“有什么路可走?惟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倾的路,尤其是左倾的文学的路。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这些名字差不多统领了中国文坛。连不属左派的文人也是只见往左倒,不往右倾。毛泽东说中国有文化新军,确实不假。我就因中学的一个老师介绍,读了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15) 左翼文学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是以一种什么方式让韦君宜这样的青年学生认定“真抗日的只有左派”,又是如何使他们放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共产党,这是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今天,则是重大的历史问题。左翼文学在现代史上的政治意义,固然也属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范畴,但也是现代史研究者不能回避的。这样的研究,既是文学研究,也是历史研究。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文学与历史不仅仅是互动,甚至走向交融。

陈寅恪以诗证史,所证的不仅是古代的政治史,也有古代思想史。对于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历史上的文艺作品也是一种独特的资料。今人葛兆光,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者。在论及“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时,强调了“小说话本戏曲唱词”在思想史研究中的作用。杨家将故事、包公故事、三国故事,都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史信息。唐诗宋词也能成为研究唐宋思想的资料。葛兆光还谈到,西方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著作,如鲍默的《西方近代思想史》、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等,在论及那些严肃深刻的思想观念时,常常借助通信、小说、绘画、雕塑等文艺作品为佐证。(16) 在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个时期都紧密,文学作品在思想上的影响,往往超过那些理论性著作。例如,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状况,就不应该无视茅盾小说《子夜》的存在。《子夜》表达了当时某种很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它比那些纯理论性著作更好地显示了这种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破绽、局限。

让我们再回到陈寅恪。前引汪荣祖论陈寅恪以史证诗时,有这样的话:“寅恪以史证诗,旨在通释诗的内容,得其真相,而不在评论诗之美恶与夫声韵意境的高下,其旨趣与正统诗评家有异。”陈寅恪的以史证诗,出发点固然主要不在诗的艺术价值。但是,如果认为以史证诗,全然与对诗的审美鉴赏无关,全然无助于对诗的艺术价值的评说,则又是颇为谬误的。实际上对文学的“内容”、“真相”的了解,与对其艺术性的鉴赏,往往是相关联的。对其“内容”、“真相”的了解越准确,对其艺术性的鉴赏就越到位。陈寅恪在以史证诗时,也决不只是“通释诗的内容,得其真相”。他常常在指出某种史实的同时,或多或少地引伸到对诗的艺术性的评说。例如,前面所引陈寅恪对“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评说:“句中特取一‘破’字,盖破字不仅含有破散或破坏之意,且又为乐舞术语,用之更觉浑成耳。又霓裳羽衣‘入破时’,本奏以缓歌柔声之丝竹。今以惊天动地急迫之鞞鼓,与之对举。相映成趣,乃愈见造语之妙矣。”这番话,是在指出“真相”,但更是在进行审美鉴赏。明白了“破”字并非仅仅是诗人藻饰之语,而且也是一种乐舞术语、指乐曲的某个阶段时,我们就体会到了诗人下一“破”字时的匠心独运,也就是陈寅恪所谓的“用之更觉浑成”。霓裳羽衣曲演奏到“破”时,是“缓歌柔声”的,而值这“缓歌柔声”之时,有鞞鼓“惊天动地”地响起,两相对照,更觉意味无穷,也就是陈寅恪所谓的“乃愈见造语之妙”。所以,如果说陈寅恪以史证诗而完全不关乎“诗之美恶与夫声韵意境的高下”,那显然是不合乎实际的。

历史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外部的,不仅仅只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和深刻地认识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领会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往往有着直接的帮助。

注释:

① 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② 陈寅恪:《读哀江南赋》,《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

③ 这些论文均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④ 陈寅恪:《元自诗中俸料钱问题》,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⑤⑥ 陈寅恪:《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金明馆丛稿二编》,第54页,第57页。

⑦⑧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第30页。

⑨ 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89~91页。陈永明等译。

⑩(11)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99~100页,第405页。

(12)(13)(14) 阪口直树:《十五年战争期的中国文学》,台北稻乡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3页,第56页,第57页,宋宜静译。

(15) 韦君宜:《思痛录》,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16) 见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四讲《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

    进入专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历史研究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955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长春)2008年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