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收获》2022年第5期。
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声惊雷，炸响在1977年10月21日。这一天，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几家大报，都宣布了这一国家决策，而且明确宣告，各省在年底前都必须举行本年度的高考。这就不是干打雷、不下雨了。雷声同时宣告了准确的雨讯。
那几年，晴天响霹雳的事儿不稀奇。此前的那一年，响过几响。但饶是如此，这一声雷响还是把许多人炸得晕头转向。那原因，就是这事儿，直观地立竿见影地关乎许多人的命运。年底进行高考，那是眼前的事儿。而如果考上了，过了年就能去城里上大学了。一个终日在田间劳作的人，顿一顿双脚、拍拍身上的灰土，在考场里考几次，就可能进入大学的校园，毕业后就是吃国家饭的人，就是拿着不菲的工资的国家干部，这不是做梦才有的事吗？短暂的惊慌失措后，大家都冷静下来，各人根据自己的实情应对这一剧变。
前些年，高考制度恢复四十周年的时候，不少人写了文章，纪念这一伟大事件。写文章者，都是1977年和1978年参加高考、进入大学校园者。他们回首往事，一个个满怀深情。他们的文章，还有一个共同处，就是都把高考制度的恢复说成是普天同庆、人人为之欢欣鼓舞的事情。这就未免失之于天真了。高考制度的恢复，便是此前实行了十年的推荐上大学制度的废止。这意味着上大学权利的重新分配，怎么会让每一个人都欣喜呢？在一些人欣喜若狂的同时，也有些人在向隅而泣，在发出恶毒的诅咒。这有什么奇怪呢？本来，在农村，上大学的名额每年分到公社，谁得到这名额由公社说了算。而有些人，是注定要上大学的，是等着到合适的时候便上大学的，现在，让他们与那些过去连上大学的梦都不敢做的人，一起到考场竞争，他们又怎能不哭泣、不诅咒呢？
前些年，我有过也写篇文章纪念高考恢复的念头，但一直没有动笔。但我实在应该为这件事写篇文章。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本没有参加考试的资格。但因为特殊的原因，也参加了这历史性的考试。1978年夏，我以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了高考。1977年的高考，是各省自定具体时间，总之是年底前必须完成。当然也由各省自行命题。1978年才是全国统一考试的开始。从我个人来说，不写篇文章纪念那伟大的事件，实在对不起那个伟大的时代。
我的家庭，在农村很有点特殊性。我的父亲，五十年代的时候，想参军、想上大学，都因为家庭出身而不成，只上了个初级师范。父母是师范的同学，从师范学校出来后，都当了小学教师。父亲在那初级师范，其实只学了一年多。因为在1957年，原来中小学的一些老师，失去了继续教书的资格，各学校急需有站讲台的人，便从在读师范生中选取一些人，让他们提前毕业，赶到各学校填空。我上小学前，父母先在农村大队小学教书，七十年代初，都调入公社的初中。我算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但是，因为父母是城镇户口，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也是城镇户口。同城市人一样，我们吃的是商品粮，每月从粮站买取配给的粮油。所以，又算是农村里的城镇人。我从小觉得自己的身份很暧昧。家庭出身，按规定是追溯到前三代。祖父的政治身份是可以影响到我的。我的一个堂兄，是父亲长兄的儿子，与我同一年小学毕业，就没有资格进入中学，是受了祖父的影响。但我与他同一个祖父，我却能上中学，因为我的父母是“人民教师”，是“国家干部”。祖父的血，流到父亲身上时，被“人民”、“国家”稀释了一点，流到我身上，就没有堂兄弟那么浓了。但我从小就知道，即使祖父的血，经过父亲而流到我这里时淡了一些，遇上重要问题时，仍然会凝固成不可逾越的阻碍，挡住我的去路。还是在七八岁时，父母，还有我和弟弟，一起走在田埂上。父母在前，弟弟走在父母后边，我走在最后。走着走着，弟弟忽然说：“我以后要当解放军！”说得毫不含糊。我用鼻孔冷笑了一声。父母没有回头，但弟弟的豪言和我的冷笑都听在了耳里。后来母亲告诉我，我那天的冷笑，刀子一般割着她和父亲的心。
身份暧昧的更突出表现，是身在农村，却要像城市孩子一样“上山下乡”。当时，农村有两类“知识青年”，一类叫“回乡知青”，一类叫“下乡知青”。现在的学生，研究所谓“知青文学”时，往往弄不明白二者的差别，我每每要向他们解释半天。所谓“回乡知青”，是本来就是农村人，父母都是农民，户口也一直在农村，上过中学（初中或高中）后，又像父母一样当起农民。其实，“回乡”的说法十分荒谬，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乡”，有什么“回”不“回”的？至于“下乡知青”，就是城里孩子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下到乡下，成为了农民。“下乡知青”的说法，一般是准确的，但也不绝对准确，遇到像我这样的人，“下乡”二字就也荒谬起来。我是城镇户口，像那些北京、上海的孩子们一样。所以，我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必须“下乡”。但本来就在乡下，天天在山野间、在泥水里摸爬滚打，“下乡”二字，极为不通。当然，当了“下乡知青”，要把城镇户口变为农村户口。理论上，把户口转到父亲老家的那个生产队，也是可以的。果真这样，勉强可叫“回乡知青”，也不能称作“下乡知青”。荒谬处还不止于此。按当时的政策，城市人家，独生子女不下乡，几个孩子中可有一个不下乡，留在父母身边。不下乡，就要由国家分配工作，当然是安排当个工人。我们家四个孩子，最小的是妹妹。当然是妹妹不下乡。如果那个时代继续下去，如果历史不发生转折，那妹妹高中毕业后便要由国家安排当工人。要当工人，起码要到县城。县城离父母任教的公社几百里，我们都没有去过。我们这些当哥哥的，是以“上山下乡”的名义，继续留在了父母身边；妹妹则以“留在父母身边”的名义，离乡背井了。
那时候，在县和公社之间，还有一级行政机构，叫“区”。一个区，管着若干个公社。我上高中前，每个区的中学有高中班，每年招一个班，四五十个学生。我是1976年上高中的。那一年开始，县里在区以下再设几个高中班，大抵两三个公社有一个高中班，设在中心地区的公社中学。我是在一个公社中学上的高中。这时候，我的父母，开始日夜为孩子的人生焦虑愁苦着。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弟弟这时也进入了初中。三个男孩高中毕业都要“上山下乡”，这确定无疑。我们那里的“下乡知青”，本来是直接下到生产队。1972年，发生了“李庆霖事件”。应该是这次事件后，“下乡知青”都由大队集中管理。知青下乡，是要在田地里“炼一颗红心”，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人民公社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队没有自己直接支配的田地。我们那里是丘陵地区，每个大队都有些山地，也就是那种短松岗而已。为安置下乡知青，一时间各个大队都成立了林场。全大队的下乡知青都成了大队林场的员工。大队选择一个贫下中农当场长，代表全大队贫下中农对下乡知青进行“再教育”。场长带领知青开荒种些庄稼。我们三个男孩子，高中毕业，无非是进入附近某个大队的林场开荒种地。我上高中时，我的哥哥已经从区中学高中班毕业。父母把他安置在了我们老家相邻的大队林场。这也是仔细权衡后的决定。这个大队的书记，与我们那个家族，有点亲戚关系，用我们那里的土话，有挂角亲，用文雅的话说，则是葭莩亲。
父母最担心的是我。高中只有二年，眨眼间便过去。因此，我一进入高中，父母几乎是日夜为我的去处而操心。我经常听见他们在小声议论，到底把我送到哪里好些。我的问题之所以特别让父母忧愁，是因为在几个孩子中，我的性情最顽劣。父母认为，依我的脾气，到了大队林场，一定不能与大队领导搞好关系，一定会与他们发生冲突，那结果，当然是一定会被整得死去活来。那个有点挂角亲的大队书记，已经碍于亲戚情面接受了哥哥，总不能再把我往那里送。挂角亲，本就拐了几道弯，细如蛛丝、薄如蝉翼，哪能让兄弟两人都吊在上面。这时候，父亲打起了几个同学的主意。父亲小学毕业后，在县里的中学读过一阵子。上县中，要交学费和伙食费，家里已经穷得甚至根本不需要锅，便改考进邻县的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不交学费，伙食也由国家供给。从小学到县中，再到师范学校，都有些同学。平日里父亲不提学生时代的事情。偶尔喝了点酒，会说一点。从小学到中学到师范，父亲都是好学生，在县中时还当班长。学生时代，父亲还是篮球爱好者，据他自己说，打得十分好。在小学和县中时情形如何，我没有求证过。他说自己成绩如何好，不排除有酒后吹牛的可能。但在师范学校时，成绩肯定是好的，不然怎么才学了一年便被选中为救火队员，到乡村学校去填那讲台上的空缺。父亲进入师范学校，是不得已之举。在县中时，本来报名参军，都体检了，身体绝对合格，但最终因为家庭出身原因被刷掉。又想考大学，也因为同样原因不成。到了七十年代，他的那些同学，有些人当了中学校长；有些本来也当教师的人，后来弃教从政，在区里或公社里当干部。父亲在师范时的一个同学，这时在一个公社当书记。父母左思量、右思量，决定把我送到那个公社去“下乡”。所以，我刚上高中，就知道了自己将来要到哪里，而且是一辈子要在哪里。那时候，每年有几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分到公社。那名额，如龙肝凤髓，怎么可能落到一个教师的家庭。下乡知青，理论上也是可以上调的，即又上升到城里当工人，也是每年有几个名额，分到公社，但哪里是我这样的人可以想望的。所以，上了高中，我就做好了一辈子当个农民的准备：到了一定的岁数，找个农村姑娘，结个婚，生几个孩子，每年养头猪，养些鸡，像每一个农民一样，苦挨着度日。
但父母总不甘心孩子们就一辈子当农民，总希望我们能不终日在田地里劳作。当不了兵，上不上大学，也难以上调当工人，能在农村学校当个民办教师，也比纯粹当农民强些。或者，在公社的某个单位，找个临时工性质的工作，也能每月有几十块钱的固定工资。但这也谈何容易。有那么多回乡知青和下乡知青都在打着这种主意，都在各显神通要得到这些位置。我们那里有一句土话：“蛇有蛇路，鳖有鳖路。”意思是各人有各人的门路。有时候，一件大好事，例如，上大学的名额，落到某个人头上，让大家大吃一惊，因为谁也想不到这个人会摊上这等好事。但是，一定不是偶然的，一定不是没有原因的。背地里，人家搭上怎样的关系，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是外人不知道的。我的父母，当时能想到的资源，就是父亲的那些当官的同学了。在父母辗转于乡村小学的那些年，与这些同学没有联系。父母调入公社中学后，才开始恢复接触。一来，进入七十年代后，社会生活与此前那些年比，稍稍稳定了些；二来，父母到了公社所在地，与这些人见面的机会多了些。我后来回想那时的情形，才意识到，父亲是处心积虑地要与这些同学搞好关系。有几个人，年年过年，要到他们家去拜年。拜年，通常是我去。我们那里，拜年是从正月初一开始，去得越早，越说明对人家的尊重。所以，年年初一，我就开始往这几家跑。拜年所带的礼物，有一定的规矩，是几样当时能买到的糕点。当然，要格外地送上厚礼，也是可以的，这个上不封顶。但我们家，日子紧凑得总像大脚穿小鞋，五个指头都蜷缩着，一点松动的余地都没有，也不可能让我带上破格的礼品。拜年，要在人家吃顿饭。可以早晨赶到人家，吃顿早饭；也可以上午赶到人家，吃顿中饭。但不能下午到人家去。正月初十之前的那些天里，家家都会有些拜年客，至于那些当着官的人家，拜年者就更多了，所以，拜年时在人家吃饭，总是与一些不认识的人同桌。父亲有一个同学，是中学校长。父亲对他格外在意。连续几年，都是带着我一起去拜年。总是上午去，坐一会、留下几样糕点便走，不吃饭。我们那里有习俗，拜年是相互的。如果是真正的亲戚，晚辈必须先来拜年，但长辈一定要回拜。长辈的回拜，时间可以晚一些，也只须打发个孩子上门即可。但回拜的仪式一定要有，否则晚辈以后也可以不来，就做不成亲戚了。“手拿镰刀去割麦，路上遇到拜年客。”也是我们那里的一句俗话。亲戚多的人家，回拜一时忙不过来，到了割麦子的时候，还在尽回拜之礼。父亲的那些同学，因为当着官儿，年年正月从初一开始，拜年客就不断，真正的亲戚是很少的，绝大多数没有亲戚关系，只是借过年之机来联络感情，来送上敬意。所以，对于本不是亲戚的人家，他们是并不回拜的。但父亲与他们毕竟是同学，或许还曾经是他们的班长，现在，老同学、老班长派儿子先来拜年了，按理，也应该派个孩子回拜一下，但那些年里，从没有一个父亲的同学派个孩子到我们家回拜过。父亲当时什么也不说，后来我才知道，心里是有着屈辱感的。我大学毕业工作后，有一次，与父亲闲谈中说到那几年我们父子二人一起到那个中学校长家拜年，父亲淡淡地说了句：“你也派个伢子到我家来一下！”意思是，我作为同学，年年带着儿子到你家拜年，你也派个孩子来回拜一下。这话，父亲虽是淡淡地说，但脸上有着霜一般的凄凉。我也是后来才想明白，父亲之所以特别在意这个中学校长，是存着把我送到他那里当民办教师的心思。
父亲与那些同学联络感情的另一种方式，就是遇上可请他们吃饭时，则尽力请他们吃饭。那时候，没有在饭店请吃一说，都是在家里请。那些人，不在一个公社，隔着十里八里地，特意请到家里吃饭，也不可能。但他们一年中有几次会来到父母任教的那个公社。或是来开会，或是干脆到学校来检查工作。他们来了，父亲必定把他们请到家里。那些年，父母的工资加起来也就每月八十来块钱，有两个老人，四个孩子，全家八口就靠这点钱活着。父亲是嗜酒的。但很少喝。偶尔，实在馋酒了，便让我到供销社去打一点。供销社卖的是散装酒。有一种高粱酒，一块一毛二分钱一斤。每次，我都是拿个空酒瓶，攥着母亲给我的二毛二分钱，去打二两高粱酒。二两酒，应该付二毛二分四厘，四舍五入，那四厘就免了。看起来，占了供销社四厘钱的便宜，但营业员手里的酒提子只要稍微浅一点，浅回去的就不止这四厘钱。父亲在一个大队小学时，是名义上的负责人。那时候，安徽的“古井”，是安徽人所知的最好的酒，三块八毛钱一瓶，但根本买不到，见多识广的人也往往只听说过而没有亲见过。有一个安庆市的下乡知青，在父亲那个学校代课，也就是当民办教师。我还记得他姓齐。有一次，齐老师探亲回来，给父亲带了瓶“古井”。不是送礼。他没必要给父亲送礼，而且是这么贵重的礼。他到学校代课，由大队书记说了算，要送，只须送给书记。后来知道，他确实带回两瓶，一瓶作为礼物送给了书记。另一瓶，算是给父亲代买。他以为父亲会很高兴。他毕竟太年轻，能在安庆一次买到两瓶“古井”，说明家里不是那么贫寒，所以不懂得艰辛人家的艰辛。特意代买一瓶“古井”，也是一番好意，也是要与父亲这个同事搞好关系的意思。父亲当然不能不要。付出三块八毛钱，拿回酒，放到桌子，父母对着它，像对着一个不知如何侍候的不速之客。三块八毛钱，是很大的一笔钱了，可以买五斤多猪肉，可以给孩子买双鞋子，可以给老人添件衣服，怎么能化作杯中物喝掉？父母决定把它卖掉，还不能让齐老师知道。于是悄悄托人打听有无愿买者。那时候，在乡下，要找到一个这样的买主，真不是容易事。但居然没多久就卖出了。一个家境比较好的人家，正设法让儿子去当兵。要争取一个当兵的名额，不是容易事，这酒用得着，欣然买下了。家里平时日子过得刀鞘一般紧巴，但父亲的同学来了，母亲则竭力烧出一桌看起来像样的菜。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是专用来待客的，这时候便找出来。如果是上半年，往往还有点咸鱼咸肉，那是过年时存下的。酒当然要有。如果我在家，也总是我到供销社去打酒。有一次，那个我和父亲年年到他家拜年的中学校长，不知何事到父母教书的公社来了。父亲请过来吃晚饭。是冬天，很冷。他来时天快黑了。进门坐下后，他说脚冻得痛。母亲说，用热水泡泡脚吧，他也没有推辞。母亲把水瓶里的热水倒入盆中，端来放在他脚边。他于是脱鞋。脚上的尼龙祙臭得呛人。母亲说，干脆换双袜子，不然脚还会冷。于是找出父亲的一双干净袜子，放在他身边。父亲又叫我把那换下的袜子洗一下。我拿起他那双袜子，袜底已经发硬。暮色中、寒风里，我向不远处的池塘走去，一手抓着那双硬底袜，一手拿着肥皂。在池塘边蹲下，手一探，水面上有薄薄的冰。在这样的天气，池塘边沿是终日有一圈薄冰的。我很费了些功夫，才在冰水中把那双袜子洗净，直起身，打了个哆嗦，月亮便出来了，风更冷了些。回到家把那袜子晾在椅背了。酒饭过后，校长要走。那时候还不流行塑料袋。母亲用旧报纸把那湿袜子裹了一层又一层，让校长塞入包中带走，父亲的那双袜子也被他的双脚带走了。
父亲的同学来做客，有时也会带点东西走。但这种情形不多。一次，父亲的另一个同学，也是当着中学校长，在家里吃午饭。还好，这个校长不喝酒，菜弄得好些就行了。吃完饭，校长告辞。这时，父亲要把家里腌的一条鱼送给他。那是很大的一条白鱼，我们叫翘嘴白，有四五斤重。为了防猫鼠，鱼在家中悬空挂着，脚下要垫着小矮凳，才能够着。父亲拿个凳子，刚站上去，被那同学拽下来；又站上去，又被那同学拽下来。父亲第三次站上去，终于踮着脚，把那条咸鱼取下来，让那同学带走了。那同学是真不好意思要，而父亲是真心想送他。父亲是腌鱼肉的高手。我迄今也没有吃过比父亲腌得更好的鱼肉。那条大白鱼，父亲在盆里腌到一定时候，便每天拿出去晒。早上挂出去，晚上取回来。把水分晒干了，吃起来才香。这样地晒了几个月。这样的咸鱼，要吃时，用手撕扯成条块状，不用刀切。那时，烧饭用柴灶铁锅。米下锅，烧开后，把米汤逼出来，把撕扯成条块状的咸鱼贴在锅沿上，盖了锅盖，再焖一会，饭熟了，鱼也熟了。那鱼好吃极了。特别是肉厚些的部位，是紫红色，分外美味。紧靠着鱼的饭，在焖着时，锅里蹿起的汁水浸泡着鱼，又回落到饭上。水干后，那饭也异常香美。那几个月里，每天看着父亲把那条鱼拿进拿出，我就想象着吃它时的快乐，嘴里就生出些口水。现在，父亲的同学把它带走了，我的口水也不用再流了。
我上高中后不久，我们那个区的区委书记换人了，新任的书记是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干部，在部队当的是营教导员。营教导员转业当地方上的区委书记，级别正相当。公社书记已经很威风，已经势焰熏天，已经让贫下中农望而生畏，而区委书记管着好多个公社呢，算是大干部了。这个新来的区委书记，也是父亲当年在县中时的同学，姓曹。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很有点兴奋，在屋子里转来转去。那天下午，父亲命我到供销社打点酒。我照例拿个空洒瓶，从母亲手里接过两张一毛的纸币裹卷着二分硬币的二毛二分钱，打回了二两酒。餐桌上多加了个炒鸡蛋。父亲喝着酒，回忆起了与曹书记同学时的情形。父亲与曹书记同睡一铺，也就是在一个被窝里睡了一年，各睡一头，相互拥足而眠。父亲当着班长，扮演的是大哥的角色，曹书记则是言听计从的小弟弟。父亲说得兴起，二两酒喝完后，竟然泄露了曹书记当年的隐私。他说，曹书记上中学后还经常尿床，被子经常被他尿湿，而父亲从不埋怨；不但不埋怨，还替他严守秘密。早上起来，曹书记不好意思亲自处理那湿被子，总是父亲把被子抱到外面去晒。尿床的湿，是不规则地湿那么一片；干了后，周边则有一圈锯齿般的黄，视那液体的成色而黄得有深有浅。这很容易让有过尿床经验的人看破。父亲总是尽可能找偏僻处晒那被子。在父亲这些当官的同学中，曹书记官最大，而父亲也与曹书记最亲密，当年的友情最深。父亲的回忆让母亲和我们，都觉得曹书记肯定能够帮上点忙，例如，给已经当了好几年农民的哥哥找个出路。几天后，我在全家共用的书桌抽屉里，看到父亲写给曹书记的信。抬头没有称“书记”，是省略了姓氏的名字，这是沿用在学校时的叫法了。父亲的信，主要是回忆当年在学校时候的事情。父亲语文水平还行，把一些生活细节刻画得很真切，写到快乐或好笑的事情，还来个“呵呵”。当然没提曹书记尿床的事。这信有一页半纸，但显然还没有写完。我则读得心里酸酸的，第一页没有读完，就放回了抽屉。这信，郑重地寄出去了。父亲等待着曹书记的回信。但终于没有等到曹书记的回信。
父母自身无所求。这样地要与那些有点权势的人搞好关系，是为了几个孩子将来能够生活得好一些。正在父母这样地希望着的时候，国家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竟然连高考制度也很快恢复了。那时的人，国家重大新闻，应该都是首先从广播里知晓的。那时候，农村已经家家有广播，可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1977年10月21日当天，广播里应该就播出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广播里听，总不如报纸上看更切实。《人民日报》要隔一天才能到我们那里。第二天，邮递员来到学校，父亲在学校大门口就拦住了他。报纸是要送到校长那里的，老师们要看，可去借，看完还回。这天，父亲直接从邮递员那里把《人民日报》借出。现在网上能查到，1977年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题为《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报道，右边是华主席接见英国友人的报道。下面半版，是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通栏标题。第一版三篇文章，两篇是关于恢复高考的，而且，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活动，居然不是头条，可见当时的最高层，也把高考恢复看得何等重要。父亲把报纸拿回家。那两篇文章，读起来很要花点时间，何况他是一字一句地读，边读边琢磨。母亲等不及了，父亲还没读完就抢过去了。平时父亲总让着母亲，这回父亲真怒了，眼里有了凶光。母亲一看，赶紧把报纸再送到父亲手上。父亲读完了，又把报纸翻开，从第二版到第四版，挨篇文章扫了一眼，像是还不过瘾，还想再得到些这方面的消息。第四版从上到下看了一眼，又回到第一版，双手捧着这报纸，像捧着全家的命运，像捧着孩子们的一生。
父亲没有召开家庭会议，没有说什么动员的话，他相信我们懂得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几个孩子，也的确像饿鬼嗅到了饭香，像猎狗看见了兔子。很快，安徽省决定12月10日开始进行1977年度的高考。本来，我不属于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没有报考的资格。但那年报考的人数实在太多，县里决定在我就读的公社中学设个考点。校长则向县里提出，既然在我们学校设考场，我们不能没有学生参加考试。那时候，这方面的制度还没有成形。县里同意我们学校高二班派出一名学生参加本次高考。教语文的老师比较偏爱我，主张派我去；教数学的老师更信任另一个同学，主张派那个同学去。相持不下时，校长决定仿照高考方式进行考试，总分第一名的学生参加高考。考的结果，我是第一名，那位数学老师偏爱的同学是第二名，但我只比他高出0.5分。马上就要参加高考，我又六神无主了，像一条小狗面对一块太大的骨头，不知如何下嘴了。我长期偏科。文科还可以。理科则一塌胡涂。但考文科也要考数学呢，这也不是短短几十天能够补得上来的。但也只好硬着头皮上场。1977年12月间，各省举行的高考中，胜出者主要是“老三届”学生，也有在那十年里仍然坚持真正的文化学习者，但后者是很少的。1977年12月，我和哥哥都参加了高考，都没有考取。但我们毫不气馁。本来这第一次，父母没有对我们抱多大希望。第二年，全国统一高考，是7月20日开始。我以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高考，哥哥为了稳妥，报考了中专。结果，哥哥以很优异的成绩被安徽省交通学校录取，这在那时也是很值得庆贺的事情。我则极其意外地接到了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过去，根本不敢做当兵的梦，更不敢做上大学的梦，现在居然同时实现，一时间在地方上颇为轰动。那天，我把录取通知书从学校取回，到了家门口，母亲迎出来，有几个父母的同事也围上来，看了通知书，大家自然惊叹。这时，父亲从不远处的公厕出来，急匆匆过来，要过那通知书，看了又看，然后还给我，又向那公厕走去，原来他刚才并没有把事情办完。
后来，与父亲聊天时，偶尔会说到那些年他与那些当官的同学的交往。实际上，说父亲是刻意奉承、讨好、巴结那些过去的同学，也并不过分，只不过父亲始终守着某种分寸，始终没有失去体统。我们曾经假设，如果时代不发生变化，如果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他的那些同学是否会给我们兄弟一些实在的帮助呢？我和父亲这样地假设过后，又同时摇着头。在这样的闲谈中，父亲曾经说起过一件事。那些年，公社医院的院长，偶尔到我家闲坐。院长是公社党委委员，对当地官场的情形自然比一般人更懂。有一次，留在我们家吃饭，自然喝酒。父亲与他碰杯之际，流露了对几个孩子未来生活的担忧。院长大概有几分酒意了，对父亲说：“送！要送！你送东西给他，难道是痛他？还不是痛自己！”院长所谓的“送”，就是送礼了。他的意思是，要解决孩子的问题，必须给能够解决问题的人送礼。院长的话，像冰水浇着父亲，也像鞭子抽着父亲。这所谓的“送”，当然不是送几斤粗劣的糕点，也不是送一条自腌的咸鱼。父亲总想靠唤起、培育同学之情来解决孩子的前程问题。殊不知，同学之情是很柔软的东西，是说有就有、就没就没的东西，而孩子的前程则是山一般实实在在、无法回避的事情。指望借助那柔软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解决山一般大而实在的事情，当然是可笑的。就是那个有点亲戚关系的大队书记，哥哥在他那里的几年间，也没有得到他丝毫照应。父母曾希望哥哥能够入个党，也把意思对那亲戚书记表露过，但书记根本没有把父母的请求放在心上。要说那医院院长说的道理父亲完全不懂，也不符合实情。但就算父亲把院长说的道理懂得透透的，也没有办法照着实行：家中经济如此窘迫，哪有可能送上让那些人满意的东西？父亲指望借助同学情谊解决家中大问题，半是天真，半是无奈。同学情谊，有些像那种停止流通而又并不稀见的纸币，把它当钱，它就还算个钱；不把它当钱，它就是废纸一张。父亲除了一把过时的纸币，没有别的东西，便只好幻想着这过时的纸币能当现钱用。
2022年3月31初稿，5月29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