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美文》2025年第2期，《散文选刊》2025年第4期选载。

王彬彬，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5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会会长。出版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应知天命集》《鲁迅内外》《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八论高晓声》《月夜里的鲁迅》《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大道与歧途》《顾左右而言史》《费城的钟声》《废墟与狗》等著作多种。

一

1976年早春，我升入了高中。

那些年，各省中小学实行的学制，似乎并不一致。在安徽省，中小学实行的是十年制，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二年。而新学年从春季开始。在农村，每个大队有一所小学，每个公社有一所初级中学。至于高中，在1976以前，是每个区中学有一个高中班。所谓“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部分省份延续民国时期的做法，在县和公社之间设置的行政机构，称作县辖区。每个县下辖若干个区。每个区下辖四五个、五六个“人民公社”。每个区的中学，简称区中，是既有初中又有高中的。

说起来有点难为情，我在很长时间内，都弄不清年级与班级的区别。那时候，从每个大队的小学到区里的高中，都是一个年级一个班。我们认为，一个年级只能有一个班，就像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烧锅的（吾乡方言，即老婆），从未想过在一所学校，一个年级而可以有两个甚至多个班。其实，在小学阶段，我们连班级的概念也没有。因为学校实行的是“复式班”教学。一所小学，只有两间教室。一、二年级共用一间，三、四、五共用一间。复式班教学，几个年级共用一间教室，也每节课都共用一个老师。一、二年级的教室里，老师先给一年级上课，让二年级静坐着。上到一节课的大约一半时间，便让一年级静坐，开始给二年级上课。三、四、五年级的教室里，老师先给三年级上课，让四、五年级静坐。上到一节课的大约三分之一时间，便让三年级开始静坐而五年级继续静坐，开始给四年级讲课。又讲到一节课的大约三分之一时间，让四年级回归静坐而三年级继续静坐，开始给五年级上课。既然几个年级几个班在一间教室上课，那班级和年级的意识就都很模糊。

上了中学，是能够做到一个年级一间教室了。每个公社的中学，有三个年级的学生，也就有三间教室。初中学制三年，分三个班。区上的中学，则在初中三个班之外，还有两个高中班。一个区，四五个、五六个公社，每年有四五个、五六个班的初中毕业生。一个班一般四五十人，那一个区每年也有二三百初中毕业生。那个时候初中毕业愿继续读高中者，还是不少的。当然一般不是学生本人很愿意继续读书。学生本人，很想继续读高中者，也有，但很少。本人不想继续读，即便家长强迫也死活不读，这样的学生也有，比本人十分渴望继续读的学生要多些，但绝对数也不多。绝大多数学生，并没有自己的意见。那时候上学，没有丝毫压力。学与不学、上课听或不听，全由自己决定。成绩嘛，好一点还是孬一点，就像胖一点还是瘦一点，无所谓的事。所以，厌学的学生也不多。但上学也实在没什么意思。上中学要住校，学校只供应米饭。菜，是各人从家里带。当然是咸菜。顿顿咸菜下饭，是那时候上中学最为痛苦的事，但也苦不到哪里去，并非不可忍受。所以，绝大多数学生，是家长如果要自己继续念书，就继续念，无非再吃几年咸菜。家长不让继续念呢，那就不念，省得继续餐餐咸菜下饭。但大多数初中毕业生的家长，还是要让孩子继续读高中。倒并非觉得多读几年书有什么好处，而是一个初中生回到家里，实在没有任何用处。那时候，唯一的正经事，是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挣一份工分。但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要年满十八岁。一个初中毕业生，离十八岁还有好几年。这几年在家里干嘛呢？还不如让他接着读个高中，以后万一有点用呢，也说不定。

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想读高中的人很多而高中招生很少的矛盾。一个区，每年有二三百初中毕业生，而只有一个高中班接受想继续念书者。矛盾很尖锐。于是，在我初中毕业升入高中的那一年，上面决定在每个区增设一个高中班。但并非增设在原来的区中。我们区，在我们公社相邻的公社中学，增设了一个高中班。那原因，就是这附近的几个公社离区政府所在地比较远，而这个增设高中班的公社又在这几个公社中地理位置居中。

二

我们这个高中班，共四十五人，只有四个女生。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就有上中下，就有高中低。一个四十五人的群体，当然也会有这样的差别。学生的“本职”是学习。区分左中右、上中下、高中低的标准，当然首先是学习成绩。那时候，已经是七十年代中后期，虽然学生可以爱学不学，但老师却是爱教不教都得教。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这几门基本课程还是正常开设。考试嘛，每学期也有期中和期末两次。虽然学生并不在意考试成绩，但成绩还是有的。既然成绩还是有，那就仍然有着学习成绩意义上的左中右、高中低、上中下的区分。四十五个人，有一些人是学习成绩意义上的优等生，每次考试，总是前几名。有一些人，则算是学习成绩意义上的劣等生，每次考试，总在倒数几名之内。大部分则是中等，或中等偏上、中等偏下。在学习成绩的意义上，谁处于一个什么层次，每个人自己心里有数，其他人自然也有数。但这“有数”，只是一种模糊、朦胧的意识。如果有人问起，需要想一想才能回答。谁的学习成绩好一点谁的又差一点，就像谁的家近一点谁的家又远一点，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甚至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人，并不特别受人羡慕、尊敬；学习成绩特别差的那些人，也丝毫不受人歧视、不被人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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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家都是十分平等的同学关系么？当然不是。学习成绩的好坏之所以不能影响每个人在班上的地位，是因为学习成绩与今后的人生没有丝毫关系。那时候，农村孩子中学毕业，成为人民公社社员，被称作“回乡知青”，以区别城市下来的“下乡知青”。所谓“回乡”就是回归农民身份。回乡了，就要像父辈们一样每天参加集体劳动挣一份工分。从小学到高中，上了十年学，丝毫不意味着身份的改变。正如村里的一条狗，在外面浪荡了一段时间，回到村里还是一条狗。但是，回乡知青的面前，也并非完全没有走出田地、洗净泥腿子的“出路”。出路有几种。最荣耀最有含金量的出路，是上大学。上大学名义上是要“贫下中农推荐”，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每年上大学的名额分到公社。名额很少，一年也就几个指标。被公社推荐上了大学，就成为“工农兵学员”。在大学混上几年，毕业时国家分配工作，便获得“国家干部”的身份，吃上商品粮，拿一份十分不菲的工资。仅次于上大学的，是当兵。那时候，每年征兵名额也分到公社，由公社决定由谁获得这穿军装的光荣。当兵的名额比大学名额多一点，但每年也抢破头。想当兵的太多了。但当兵与上大学不同。上大学是笃笃定定有一个灿烂的前程。而当兵，具有不确定性。当兵而能在部队入党提干，那就比上大学还要实惠得多，更荣耀得多。哪怕是一个部队的排级干部，也算军官，而地方上的哪行哪业，能与军官相提并论？能在部队提干，可能性相当地小。但不提干也不意味兵就白当了。能在部队入个党，回来也是煊赫的政治资本。不当兵，在家当农民，要入党那是想都不敢想的，而在部队，则有这种可能。如果当个技术兵，比如汽车兵，也算学了一门技术，回来也有用武之地。就算既没有入党提干、也没有学成技术，就算在部队是炊事兵、是养猪养马的饲养员，几年后回来，也永远有一个复员军人的身份。至于烧饭养猪，自己不说，别人也不知道。比当兵再次一等的，是当民办教师，简称民师。那时候，公社中学、大队小学，公办教师，即由上面分配下来的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教师，有些缺乏，只得从回乡知青或下乡知青里挑选些人，充当教师的角色。他们的薪酬，不由国家财政负担，而从当地财政支出。民办教师，虽然仍然是农民身份，但毕竟可以不在田地里日晒雨淋。尤其是公社中学的民办教师，看起来与国家干部没什么区别。回乡和下乡知青那么多，而能弄个民师当当，也决不是容易的事，一般家庭的孩子，当然也想，但想也白想。

但这几条出路，都与在校时的学习成绩不相干。“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本来就不看在校时的学习成绩。1973年的“张铁生事件”后，就更不敢把文化水平作为一种标准了。能否上大学，与中学时期的学习成绩无关，甚至与是否念过中学也无关。中学毕业，并不是上大学的前提条件。至于当兵，与学习成绩就更扯不上了。那么，当民办教师要看学习成绩么？也不。再说，那时候一个中学毕业生，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在校的成绩也没法查的，学校根本没有登记、留存。

既然学习成绩与此后人生的荣辱、得失没有关系，那学习成绩的好坏自然就与在班上的地位没有关系。学习成绩特别好，并不受人羡慕和尊敬：为什么要羡慕和尊敬你呢？学习成绩特别差，也并不让人看不起：有什么理由看不起人家呢？人家以后说不定混得比你好得多。

当学习成绩与今后的人生没有关系时，学习成绩就不足以成为决定一个学生在班上地位的因素。决定一个学生在班上地位的，必须是与今后的人生荣辱得失密切相关的因素。

三

与我们今后的人生荣辱得失密切相关的因素，便是决定我们能否被推荐上大学的因素，便是决定我们能否去当兵的因素，便是决定我们能否当个民办教师的因素。这种因素，就是各人的家庭背景，就是各人父母的社会地位。我们那个高中班，依据这种因素，实际上分为两个层次，或者说，实际上分为两类人。第一类，是今后能够被推荐上大学的人，是想当兵、想当民师轻易就能当的人，总之，是必定可以以某种方式不让自己的双腿成为泥腿的人。第二类，便是最普通的农家子弟，是父母都不折不扣地是农民的人。第二类人，不必多说什么。第一类，有十来个人，占全班总数的四分之一。人数虽然不多，成分却有点复杂。他们这十来个人，总体上属于班上的上层，但他们内部，又分了好几个层次。有几个人，父亲是公社书记，或者是书记，或者是副书记。这几个人，居于第一类的最高层次，当然也是全班的宝塔尖。有几个人父亲是供销社主任，或者是区供销社，或者是公社供销社。这几个人，是第一类的第二层次。有几个人，父亲是大队书记。大队书记，在那个大队也是呼风唤雨、说一不二，但毕竟地盘比较小些，所以他们的儿子，在第一类人中，只能居于第三层次。

班上真正的天之骄子，真正的人中龙凤、马中赤兔，是那几个父亲是公社书记或供销社主任的人。他们有着明显的区别于其他人的特征。衣服穿得比其他人光鲜得多，这是他们最外在的特征。一个班的学生坐在教室里，扫一眼就能把这些人找出来。带的咸菜比别人油得多。宿舍前面墙边放着一张破旧的桌子。所有人带的咸菜都放在桌子上。咸菜都是用玻璃瓶装着。油多油少，一眼就能看出。那时候，我们吃的都是菜油。而菜油极其短缺。许多人家，炒菜时，只用破布条沾点油在锅底抹一下，并不敢真往锅里倒油。我们带的咸菜须用菜油炒熟。一般人的咸菜瓶里，油很少，天气稍暖和，咸菜上就蒙上一层白霜，那是长了霉。但那几个公社书记或供销社主任的儿子，他们的咸菜瓶里，永远是油浸着菜，再热的天，也不长白霜。有些生活用品，在当时是奢侈品，一般同学根本用不起。例如，蚊帐。全班男生四十来个人，住在一间宿舍。上下铺地挤着。天一热，晚上便蚊声如风、如雨、如雷；如歌、如泣、如诉。在床上支起一顶蚊帐，就能把这风、雨、雷、歌、泣、诉挡在外面。但置一顶蚊帐要好几块钱，一般人家里置不起，每晚便在蚊子的叮咬中睡去，又在睡梦中不时拍打着正在咬自己的蚊子。床与床紧挨着。有时，你的腿伸到了我的床上，我的胳膊横在了你床沿。睡梦中，有时你一巴掌打到了我的胳膊，我一巴掌拍在了你的腿上。而那几个天之骄子，是在床上支起了蚊帐的。但比起他们的自行车来，蚊帐却又不值一提。我们各人的家，有的离学校五六里，有的七八里、十来里。每周星期三下午放学后可回家，取咸菜。每周六当然要回家。回家、返校，是靠走。但那几个人，各有一辆自行车，专供他们上学用。一色的二八大杠的“永久”牌。由于只是每周来回几次用一下，所以车子总是新着。几辆自行车平时就放在宿舍里。宿舍本来就很挤。上下铺的床占去了绝大部分空间。这几辆自行车往宿舍里一放，我们在宿舍里行动时，便常常要侧着身子。但没有一个人对他们几人的自行车发出怨言，甚至没有一个内心里产生怨言。我们之所以侧着身子行动，一方面是太挤，如果相向而行，必须侧着身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尽量避开那几辆兀自在那里锃亮着也威猛着的自行车。不碰上它们，也是避免招惹它们。招惹它们，就是招惹他们的主人——这哪里招惹得起！

这几个人，倒并不以言语、行动欺压人。平时，从未见过他们与其他同学发生争执。没有哪个人会主动招惹他们。要说他们平白无故地对其他人进行霸凌，还真没有。他们如果要对其他人时不时地霸凌一下，那被霸凌者也只能忍着。告诉老师、校长也没用。老师、校长也不敢得罪他们。但他们没有。他们不屑于如此。他们有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矜持。这矜持时刻从他们的面容中表现出来。当他们板着脸，脸上是严肃的矜持；当他们笑一笑，脸上是温和的矜持。这矜持时刻在提醒我们：他们与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他们看着我们时，总像是在俯视。哪怕长得比我们矮，哪怕眼光明明是从下往上看，也像是在鸟瞰着你。有时候，还能从他们看我们的眼光里，感觉到一丝哀怜。吃饭，我们是把那干干硬硬甚至长着白毛的咸菜拨拉些到饭上。饭的热气会让咸菜变得湿软些，是饭改变了咸菜。而他们的咸菜瓶里，是每一根咸菜都汪在油里。他们把那滴着油的咸菜拨拉到饭上后，便让咸菜下边的饭都油汪汪地一圈。每当这个时候，他们看我们的眼光里，仿佛有一丝哀怜。夏天，我们身上每天都有蚊子叮咬后留下的痕迹。有的是小小的红疱；有的则是挺大的水疱；还有那种肿块，硬硬的、红红的。腿上胳膊上，前胸后背上，总是旧的痕迹未消退又添新痕迹。当然很痒。每天的早餐，是一碗稀饭。我们往往一边喝着稀饭，一边搔痒。吃饭，尤其是早晨喝稀饭，我们往往是站着。喝着喝着，突然身上某一处痒了起来。痛可忍，而痒不可忍。我们便快速把筷子往端着碗的那只手的指头间一夹，腾出一只手，去搔那痒处。有时是好几个人一起搔；有时是这个刚搔完那个接着搔。有时甚至搔得咬牙切齿，甚至搔得身上血肉模糊。而那几个床上支着蚊帐的人，看着我们搔痒的眼光里，有时仿佛有一丝哀怜。

他们吃得比大家好，穿得比大家好，用得比大家好。要说有什么东西比大家差，那就是学习成绩。每次考试，他们总是分数最低的那几人，每门课都如此。他们的考试分数，有时低到个位数。他们毫不介意，毫不因此而羞愧。如果别的人没有必要因成绩很差而羞愧，他们就更没必要如此了。学习成绩再好的人，也决不敢在他们面前有半点傲色。有一次，一个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同学，站在那里喝稀饭时，突然腿上痒了起来。他把右手上的筷子往端着碗的左手指间一夹，斜俯下身去搔痒，碗里的粥便洒出一些，洒在了身边一辆自行车的坐凳上。那坐凳上套着座套，黑黑地发着光亮。那粥是落在座套上面。这个同学脸色一变，忙缩回伸向痒处的手，两手把粥碗放到破桌上，用两边衣袖擦着那座套：用右边衣袖擦擦，又用左边衣袖擦擦。自行车的主人坐在不远处喝粥。他抬头看了一眼在他的座驾上忙乎着的同学，又低头喝粥，脸上并无表情。

那个同学左擦擦、右擦擦，正面擦擦又侧面擦擦，确认彻底擦干净了，便又端起碗，继续喝粥。刚才的那痒，是痒过了，还是被某种东西镇住了，不得而知。

四

那几个人，他们与我们，现在就已经这样那样都不一样了。走出校门，开始社会性的人生后，就更不一样了。人生的前途不一样，未来的生活不一样。我们这些人，第一天高中毕业，第二天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人民公社社员，就必须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挣一份工分。像父兄们一样，像每一个社员一样，过着汗水落地摔八瓣而一分钱掰作两半花的日子。在寒来暑往中平静地活着、苦着、愁着。有的活得长些，也苦得和愁得长些；有的活得短些，也苦得和愁得短些。但长些也好，短些也好，今后的人生，一眼能看到头，一眼能看到死。我们高中毕业后的人生，早就被规定了，不可改变，就像粪坑里的蝇卵变成蛆一样必然而不可改变，就像毛毛虫变成蛾子一样必然而不可改变，就像蛇虽然脱了一层皮仍然还是蛇一样必然而不可改变。而那几个人，他们的毕业后的人生，也规定好了。他们绝对不可能当农民，绝对不可能靠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而活着。他们会成为拿工资的人。他们会成为坐办公室的人。他们会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成为人上人。

1976年，我们春季升入高中。秋天，发生了好几件大事。“四人帮”这个事儿，我们最早是从班上一个公社书记的儿子口中得知。这位公社书记的公子，对于农村“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情，知道得肯定比我们多。他平时肯定知道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内部消息。但他平时嘴很紧。我们闲聊时也会聊聊国家大事，他从来不插嘴。但1976年10月6日以后的几天中的某一天，我们一群人在教室闲聊时，又聊到了国家大事。这位公社书记的儿子本来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我们的谈论。他的目光把我们每个人都扫了一下。被他这么一扫，我们都住嘴了。他于是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反党集团，是‘四人帮’!”我们当然惊讶了一会。但也没有惊讶得合不拢嘴。毕竟，自我们记事以来，这样性质和这般级别的政治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以我们当时的年龄，我们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我们没有想到这四个人的垮台与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关系。向我们宣布这一消息的公社书记的儿子，也没有想到这件事与他的人生会有什么关系。

一年后的1977年10月，这件事与我们的人生的关系开始显现。

1977年10月21日，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几家大报，同时公布了恢复高考这一国家决策，并且要求各省在年底前必须完成本年度的高考。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制度被废止，这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上大学。全班四十五个人。大学的大门向我们所有人敞开着。公社书记的儿子，供销社主任的儿子，大队书记的儿子，与那些普通农民的孩子，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这个消息传到学校，我们班上出现的并非一石激起千层浪那种反应。最初阶段，我们以沉默应对这个关乎每个人命运的重大消息。1977年，我们还不算应届高中毕业生，不能参加本年度的高考。但学校明确说了，我们将参加1978年度的高考。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各省自行命题，自行决定具体考试时间，总之在年底前必须完成。1978年的高考，将是全国统考。全国统一命题，在七月间统一进行。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们每个人最初的反应虽然是沉默，但其实每个人都紧张得喘不过气来。1978年参加高考的总人数据说是610万，全国共录取40.2万，录取率为6.6%。我们当时当然不知道这具体的数字，但知道竞争将十分激烈。以前，对于那几个天之骄子以外的人，上大学是难于上青天，是几乎不可能的事。现在，上大学必须购买入场券，也只须购买入场券。而用来购买入场券的，是体现为高考分数的学习成绩。消息传来，我们每人都开始了盘算。先是盘算自己的学习成绩。把高考要考的几门课一一盘点一遍，像一个贫寒的人想要买一件昂贵的物品而把身上每一个口袋认真地掏一遍。盘算之后，对于自己现有的家底有了一个认识。接着，是估量一下在高考前的时间里如果努力复习、学习，能够有怎样的成效。如果从现在，1977年10月开始，便拼命地学，到1978年7月，能够学九个月的时间。这九个月的时间，能够把自己各科成绩提升多少？能否提升到进入大学校门的水平？

这样的盘算和估量，肯定每个人都暗自做过。即便是学习成绩各科都一向很差而很快死心的人，那心在死之前也一定活过一活。一个人，面对一件他极想买的东西却囊中羞涩，他也一定是在口袋里把那几枚硬币搓搓摸摸后才决定放弃。学习成绩各科都属于下等的人，盘算和估量的过程要短些，因为事情并不复杂。学习成绩各科都特别好，都属于上等的人，盘算和估量的过程也不会太长。虽然并不能说一定就能考上，虽然对于考上并没有多大把握，但既然各科成绩都属上等，总要拼一拼、试一试。在盘算和估量的过程中最纠结的，是学习成绩属于中等的人。要放弃吧，有些不死心；不放弃吧，又没有足够的信心。还有那种偏科的人，盘算和估量的过程也反反复复。报考文科也必须考数学。而那种文科成绩很好而数学成绩严重跛腿的人，也陷入选择的艰难。

所谓死心，所谓放弃，并非指不参加高考。盘算和估量的目的，是决定今后九个月怎样度过。如果决定拼一拼、试一试，那今后九个月就要最大限度地吃苦。如果决定放弃，那今后九个月就在鬼混中度过。盘算和估量的结果，全班的大部分人做出了放弃的决定，而决定拼一拼、试一试者，只有七八个人。并没有人做了什么统计。谁打算拼一拼、试一试，是很快就能看出来的。

五

在全班人都在盘算和估量着时，学校已经行动起来。作为一所公社中学，学校不敢希望我们班在来年的高考中能有多么辉煌的表现，但希望至少不要剃光头，至少能有那么一两个人考取。这个希望，当然只能寄托在那七八个打算拼搏一番的人身上。这七八个人，就成了学校特别关注的对象。对其他人，学校则放任自流。这样，班上原有的人际关系的格局，就发生了变化。这七八个决定拼搏一番的人，自然而然地成了班上的特殊群体，成了班上的“核心阶层”。而由公社书记的儿子、供销社主任的儿子、大队书记的儿子组成的原来的特殊群体、原来的“核心阶层”，则边缘化了。这两个群体，人数差不多。现在，他们的地位来了个互换。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过来，心情最复杂的，是原来的那个特殊群体，原来的那个“核心阶层”。这些人，这些公社书记、供销社主任，大队书记的儿子们，本来是做好了上大学的准备的。或者说，大学，本来是为他们准备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每个公社每年能分到若干个名额。这名额当然归他们。现在，公社书记的父亲、供销社主任的父亲、大队书记的父亲，都没用了。要凭分数上大学了。我想，他们也一定有过短暂的盘算和估量。盘算和估量之后，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考取大学。如果他们能够考取大学，那岂不是全班人都能考取。不上大学就不上大学吧。就算不上大学，前途也未必就比上了大学的人差。毕竟，父亲还当着公社书记，还当着供销社主任，还当着大队书记——那时的他们，一定这样安慰自己。不上大学没关系。但眼下就在班上从特殊到普通、从核心到边缘，却是让他们接受不了的。他们一出生，就有着特殊性，就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成为当然的“核心”。从小，在村里与别的孩子一起玩时，他们是“核心”，哪个孩子敢不让着他？从小学到初中，他们是特殊学生，是班上的“核心”，甚至是全校的“核心”。高中，从1976年春入学，到1977年10月，他们是特殊学生，他们是全班“核心”。现在，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边缘化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一个群体中成为被轻视的人，成为被忽视的人，成为可有可无的人。而那些他们以前根本不放在眼里的人，那些以前他们有时以鄙夷的眼光、有时以哀怜的眼光、有时则以鄙夷中包含着哀怜的眼光看着的人，却取代了他们以前的地位，成为了有可能考取大学从而为学校争光的特殊人物，成为了受众人明里暗里羡慕的人物，这让他们如何忍受得了？

这两个互换了位置的群体，性情都发生了变化。那七八个打算拼搏一番的人，本来喜欢说话者，变得沉默寡言了；本来就沉默寡言者，话更少了。话都变得少了，人也更谦卑了。本来性情有些张扬的人，言行举止明显比以前“瘪”了；本来就温和退让的人，变得更无可无不可了。他们从身体到精神，都把自己往内缩着，尽量不碰着那些对高考死心了的人。他们仿佛对不起那些决定不拼搏的人。那么多人都死心了，那么多人都放弃了，你们几个逞什么能呢？他们并非刻意低调。他们并非故作抑敛卑牧之态。他们确实心虚。他们一方面决心拼搏一场，一方面心里很虚很虚。他们对于考取大学没有起码的信心。他们只是想着要拼一下。但是，在决定拼一下之时，也就做好了被人笑话的准备。本来没打算考取，本来没有为考大学做过任何努力，考不取那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拼了命地想考取大学，最后还是没有考取，与那些一开始就死心了、就放弃了的人结果相同，那不是笑话吗？每一个一开始就死心、就放弃了的人，都有充分的资格嘲笑那些不死心、不放弃，拼命了一场也没有考取的人。我是这七八个决心拼一下者之一。但我是这七八个人里心最虚的。我文科成绩还不错，自己还有点自信。但我是那种严重偏科的人。数理化成绩差得只配垫底。我要考，当然考文科。但文科也要考数学。我的拼一场，就是在高考前把数学补上来。其实完全不能叫“复习”。是从头学习。能否在八九个月的时间里把数学这条跛腿治愈，或基本治愈，让它不至于太拖后腿，让我的考试成绩能够勉强达到录取水平，我是真的没有把握。那时候，决心在高考中试一试的农村公社中学的学生，所谓备考，所谓复习，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我自己没有信心。而我知道，班上的同学，内心里是断定我不可能在八九个月的时间把数学这条跛得如此严重的腿弄到能够行走的程度，哪怕是一瘸一拐地走。我知道，同学们内心已经在嘲笑我了。

那时候，公社有一台发电机，负责公社各机关的照明。晚上固定的时间送电。也在固定的时间停止发电。夏秋的时候，晚上电来得晚些，也停得晚些。秋冬的时候，晚上电来得早些，也停得早些。我们每晚须在停止供电前钻进被窝，否则就要在黑灯瞎火中就寝。上床之后，不能马上入睡，总要在黑暗中闲聊一阵。有时聊的是国家大事，有时聊的是地方新闻，有时则是几个人轮流说黄段子。（那个时代的黄段子，含黄量高而含艺量低，往往过于直露。）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熄灯后入睡前的卧谈，就总是围绕高考展开。谈得最起劲的，是那些最先死心、最先放弃的人。对于这个话题，我们这七八个没有死心、没有放弃，已经开始拼命的人，是从不插嘴的。那些死了心的人，那些放弃了的人，是以局外人的口气轻松地谈论着此事。我们这些不甘心死心、不愿意放弃、正在拼命的局内人，能说什么呢？

熄灯后的聊天，有几个人最积极。每晚熄灯后，一开始宿舍里是黑暗而安静的。不久，那几个人中一个，率先抛出一句话，像向空中发射一颗信号弹。而另几个人立即把话题接过去，于是当晚的卧谈开始。有人总是说得很多，每晚都说得很多；有人偶尔插一句嘴，每晚都是偶尔插一句嘴。也有人总是不说话，每晚都是不说话。但从不说话，不一定说明他对这种卧谈没有兴趣甚至反感。他不说话，可能在黑暗中听得很认真。有位陈姓同学，初中就与我同班。我睡上铺，他睡下铺。但他不是睡在我的下铺，是睡在隔着一条过道的下铺。陈姓同学是特别热衷于卧谈者之一，也是最早对高考死了心者之一。每晚的卧谈，常常由他发动。他自己对高考死了心，却十分喜欢谈论高考。一天晚上，卧谈又在他的发动下开始。也在他的引领下议论起了高考。我们七八个人，包括我，仍然一言不发。众多对高考死了心、放弃了的人，对着我们这七八个决心拼一场的人谈论高考，像是他们集体地对我们进行考察，对我们进行盘查，对我们进行审判。谈着谈着，陈姓同学突然大声地说：“王彬彬！你要能考上，我也能！”我在被窝里愣了一下，没有吭声。我的性情本来是有些张扬的，本来是有点锋芒的。自从决心为高考而拼一场，我就不张扬了。我就没有锋芒了。何况，他这样说，我能怎么回应呢？他这句话，是故意大声说的，每个人都听到了。我听到了几处被窝里发出的冷笑，而且知道是谁在笑。

这位陈姓同学，从初中到高中，我与他都相处得不错，没有什么过节。他的父亲，是一个大队的副书记。这使他在班上的位置有些难以确定。那个由公社书记的儿子、供销社主任的儿子和大队书记的儿子组成的特权阶层中，大队书记的儿子是在最底层。大队副书记的儿子，要挤进这个阶层，就有些勉强。如果没有时局的剧变，公社书记的儿子、供销社主任的儿子，毕业后被推荐上大学，几乎没有悬念。回乡知青最好的出路当然属于他们。但一个大队副书记的儿子，农村最稀缺的资源，很难轮到他们享有。一个大队，书记只有一个，副书记往往有好多个，这使他们父亲的职务贬值。但是，他们的父亲毕竟是一个大队的领导班子之一员，毕竟还不是纯粹的平民。他们的前景虽然不像公社书记的儿子、供销社主任的儿子那样光辉灿烂，但也不像平民的孩子那样一片暗淡。农村社会那些次一级的资源，他们还是有优先占有权的。例如，当个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弄个当兵的名额，对于他们来说，还是能做到的，比平民子弟容易得多。班上的那个“特权阶层”，并不把陈同学这样的大队副书记的儿子视作自己人。而平民的孩子呢，对陈同学是半把他当作干部子弟半不把他当作干部子弟。陈同学很知趣，并不往那个“特权阶层”凑。他更愿意与平民子弟混在一起。在平民子弟面前，他没有公社书记儿子那样的矜持。他知道自己没有矜持的资格。而在平民子弟面前，他多少还能产生一点优越感。他是介于平民阶层与特权阶层之间的人物。

这个陈同学这天晚上突然对我发难，还是因为在打算拼搏一场的七八个人中，我考上的可能性最小，是最软的柿子。

六

那个“特权阶层”，尤其是几个公社书记的儿子，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后，性情也大变。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间一直有着的那份矜持，突然就没有了。他们看平民子弟时目光中有时有着的那份哀怜，也完全没有了。大学，本来是给他们准备的。大学，本来是他们来上的。他们至迟在进入高中的那一刻，就做好了上大学的准备；就做好了上完大学当上国家干部的准备。而现在，班上那七八个对高考不死心而一心想考上大学的人，最终能否有人如愿以偿，那不知道，但能够知道的是，可以肯定的是，自己是绝对上不了大学，自己此生与大学是绝对无缘了。他们或许感到了不公平。他们觉得被侮辱与被损害了。

他们本来话不多。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其他人闲聊着、争论着时，他们一般不参与。有时候，几个人在坐着吃饭或躺着睡觉时，就某个问题，或是国家大事，或是地方新闻，吵了起来，他们会冷不丁插一句嘴。而他们的一句插嘴，就是一锤定音，就是做了结论，于是争论双方都闭嘴。吃饭，他们总是端着碗，坐到离大家远些的地方。似乎是因为他们碗里的咸菜太油了，不愿意与大家往嘴里塞的东西形成近距离对比。现在，他们并不总是端着碗坐到远处，也常常与大家坐在一起。大家闲聊、争论时，他们的插话也比以前多了许多。有时候，甚至成为聊天的主角。他们在变得“亲民”的同时，也变得骄横了些，暴躁了些。宿舍里有两条过道，很狭窄，不容两人相向而过。平时两人迎面相遇，总要有一人侧着身子，让另一个人先过。谁侧身而立，把对面那人让过去，都是临时自然而然的选择。当然，两人相遇，谁都忘了侧身让对方的情形也常有，那就两人“撞肩而过”。那几个公社书记的儿子，以前在这事上显得很有教养。在过道里，对面有人过来，他们总是立即止步，侧身贴床而立，让对方先过去。与别人肩膀相撞的情形几乎没有。现在却不同了。与人相遇，他们往往视对方为无物，自己永远不侧身，逼对方让他。如果对方也不让，那就两人肩膀碰撞着挤过去。过去，他们总是先侧身让人，或许是不屑于与他人身体接触，表现的也是一种矜持。现在，则不惜与人身体碰撞、不怕与人身体碰撞，其实也是放下身段的表现，也是在“亲民”。

我们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几天后面上的一层即便长出白毛，只要白毛长得看起来不十分过分，我们往往还是拿它当下饭的菜。但如果某根咸菜上白毛长得实在让人看起来不舒服，也就扔掉。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后，天就渐渐凉了，咸菜长毛的速度会慢些。但有几天，天天很暖和，我们的咸菜瓶里，或多或少长出些白毛。有位吴同学，咸菜瓶里上面三分之一的咸菜，都由黄黑变得雪白。那原因，就是家里在炒咸菜时，油放得太少。吴同学学习成绩是班上的尖子，各科都很好，没有哪条腿跛着。但家里也特别贫寒。吴同学当然是七八个打算拼一拼的人之一，也最有考取的希望。这天中午，吴同学捧着一碗米饭，站在那里吃着。筷子头夹起一根咸菜，却没有马上塞进嘴，而是放在眼前审视着。那根咸菜完全被白毛包裹着，不露出一丁点黄黑的本色。吴同学端视了一会，还是决定不吃它，于是把筷子轻轻往旁边一摔。那块咸菜没有落到地上，却粘在了旁边一辆自行车的后轮钢圈上。吴同学自己不知道，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往地上看。别的正在吃饭的人也没有人留意到。但坐在几米远处的床边吃饭的自行车的主人，一位公社书记的儿子却看到了。他看到吴同学把发霉的咸菜摔到他的自行车上，却仍然若无其事地吃他的饭，于是勃然大怒：“你眼睛瞎了吗？”所有人都惊呆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是在说谁。这位公社书记的儿子又站在身，走到吴同学面前，用筷子指着吴同学的脸，说：“你不吃的咸菜为什么扔到我的车了？你要考大学就有什么了不起吗？”大家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齐往那辆自行车上看。这位公社书记的儿子发完这通火，又坐回原来的地方，继续吃饭，不再理会此事。大家在那辆二八大杠的“永久”牌自行车上找那根咸菜，一根几厘米长的腌豇豆，半天都没有找到。最后，还是吴同学自己在钢圈上发现了它。吴同学伸出指头把那根咸菜抹到地上，想了想，又用衣袖把那咸菜刚才粘着的地方擦了擦，这才抬头看看那自行车的主人。但那主人低头吃饭，不再理会他。

大家都觉得公社书记的儿子今天的态度不符合他一贯的性格。过去，他对此种事不会那么计较。我们这些想有自行车而不可能有的人，视这自行车为宝贝，他却未必多么爱惜。当然，如果不是打算考大学而且最有希望的吴同学，而是别人把一根咸菜摔到他的自行车上，他也未必发这么大的火。

晚上的卧谈，几位公社书记的儿子现在也参与得比较多。这其实也是在不知不觉间放下了身段，也意味着“身份特殊”的自我意识的淡化。一天晚上的卧谈，又谈起了高考。我们七八个正在拼搏的人自然还是不答腔。谈着谈着，一位公社书记的儿子突然在被窝里，在黑暗中，大声地说：“我就是不考大学，将来也比你们强!”此言一出，大家便都不说话了。这句话显然是冲着我们这七八个人说的。严格说来，是冲着我们七八人中终于考上了大学的人说的。我们中有人即使考上了大学，前途也比不上他。如果终于考不上，当然就更不能与他比了。当时，没有人怀疑他这句话的真实性。这句话，对我们的伤害并不大。我们决定拼一场，争取考上个大学，哪怕是很差的大学，只是为自己找条出路，并非要与谁比拼什么。公社书记的儿子将来前途无论怎样光明灿烂，都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想自己活得比我们的父辈好一点。真正被这句话伤害的，是那些对高考死了心、放弃了拼搏的平民子弟。过去，他们是仅仅比不上“特权阶层”的孩子，现在，则既比不上“特权阶层”的孩子，也比不过能够考上大学的平民子弟。听了公社书记儿子的这句话，我们没有什么感觉，他们的心里才真是酸酸楚楚的。至于那几个公社书记的儿子，能够参与这样的卧谈，说明他们“身份特殊”的自我意识在淡化；而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又说明“身份特殊”的自我意识仍然很强烈。现在还是1977年底。这些公社书记的儿子要彻底放弃“身份特殊”的自我意识而全面确立平民意识，还要过些时候。

寒假过后，高考就是迫在眉睫的事了。学校对我们这七八个人也更重视起来。我们晚上只能在教室学习，直到熄灯。而教室里总是很吵闹。熄灯后上床，又要等卧谈结束才能入睡。学校觉得这样怕是不行。那时，公社有个棉花收购点，简称“收花点”。收花点里有几间空房间。学校于是从收花点借了两间房子，让我们这七八个人住到这里。两间房子，每间只有十来个平方，可放四张凉床。我们各人从家里带来凉床，把被子从学校宿舍抱到收花点，就可脱离这四十来人的集体宿舍了。住到收花点，每晚公社的发电机停机后，我们仍然可以在油灯下用功。这当然是一种很明显的特殊待遇。这像是在享受某种特权。这对所有的其他同学都是一种刺激。当我们七八个人中有人开始从集体宿舍的床上扯起被子，抱着往外走时，其他人都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眼光中有愤怒，有哀怨，有凄怆。那些平民子弟，本来与我们是一样的人，现在一样，将来也一样。当然，如果我们考上了大学，将来会不一样。但现在还没有考上大学，却已经与他们分道扬镳了，却享受起特殊待遇了。他们有理由愤怒，有理由哀怨，有理由凄怆。更受到刺激的，是那几个本来的“特权阶层”。享受特权，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享受与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待遇，是他们生下来就习惯了的事情，是他们从小就认为是必须如此的事情。可如今，这样明显的享受特权的，却不是他们，而是他们一向不放在眼里的这些平民子弟。他们更有理由愤怒，更有理由哀怨，更有理由凄怆。虽然有七八个人打算拼一拼而其他人决定放弃，但大家酱在一起的时候，总还算是一样的学生。现在，学校把这七八个挑出来，放到别的地方，那就像是从一篮子地瓜中把没烂的几个择出来，剩下的都是烂货。他们焉能不愤怒、不哀怨、不凄怆。我抱起自己脏兮兮的被子往外走时，一位公社书记的儿子正站在门槛上。门很窄。他背靠着一边门框，右手则抵着对面的门框，两脚一只在门里一只在门外。我走到门边。他没有让的意思。眼睛也不朝我看。我如果硬挤过去，势必怀里的被子要擦着他的肚子。我还真不敢。“让一下吧。”他没有反应。“让一下呢!”他还是没有反应。“让一下啊！!”他这才收回抵在门框上的手，把门外那只脚移到门内，朝自己铺位走去。我仿佛听到他身体内部发出某种东西散架的声音。

我们七八个人，以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1978年高考，有六个人考取了，文科三人，理科三人。全班四十五人参加高考，有六人考取，这远远高于全国平均的录取率。一个公社中学的首届高中生，能有如此表现，成为地方上的轰动性事件。校长于是被提拔为县教育局副局长。我们还没有到大学报到，校长就到县里报到了。

2024年8月11日初稿，12月3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