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5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会会长。出版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应知天命集》《鲁迅内外》《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八论高晓声》《月夜里的鲁迅》《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大道与歧途》《顾左右而言史》《费城的钟声》《废墟与狗》等著作多种。

本文原刊于《文艺评论》1993年第1期。

一

所谓世俗，是指小说对人生世态的叙述，对人的七情六欲的表现，对生老病死、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的描写。这在小说里，是属于日常经验的世界，是形而下层面。而所谓超越，则是指小说中的哲理意蕴、哲理意味，是指小说所表现出的对人的生存的哲学性质的思虑、思考。这是对特定的人生境遇和具体的世俗生活的抽象和超越，它超越了小说中的经验世界，从而具有超验的性质，也具有了永久的普遍的意义。一部优秀的小说，不能止于世俗的描写，不能只有经验的时空而没有超验的意蕴，不能只有形而下的地面而没有形而上的云空。

小说的世俗层面，小说的经验世界，小说的形而下领域，这并不难理解。大家都明白这说的是什么。小说写景物、写风俗、写人物的性情外貌、所做所为，这就是世俗描写，就是经验世界，就是形而下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讲，小说的形象世界，就是小说的世俗和经验世界，属小说的形而下领域。阅读小说，就是直接与世俗描写接触，就是进入小说中的世俗世界。常常是从第一行开始，人们就与世俗遭遇，就被叙事者牵进了世俗天地。但小说的超越意旨，小说的超验的形而上的领域，小说的哲理意蕴、哲学意味，却并不是形象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并不必定为每个阅读者所把握。小说的叙事者，一般并不能牵着你的手把你领进小说的形而上世界。要进入这个世界，必须靠你自己去摸索、去品味、去感悟。进入小说的经验世界，只需要有起码的人生经验和阅读能力就可以了，但进入小说的超验世界。却并不这般容易。门，并非是大开着的，缺乏摸索、品味和感悟能力的人，便不得其门而入。而且门，并不只有一扇，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找到的门里进入这个世界；在这同一世界里，每个人所看到的景物也并不相同。对小说的超越意旨，不同的人可以有着不同的理解，相互也并不就是排斥的。正因为超越意旨具有这样的特性，理解起来就并不很容易，人们对超越的理解也并不一致。

对小说的超越性，通常有两种理解。一是把超越性理解为一种终极关怀，理解为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指导，对人生价值的追问。就是说，小说不能只止于写人们在以怎样的方式活着，还要表现出对人为什么要活着的思考。这种思考，当然是很富有哲学意味的，这也是古往今来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所思考的问题，也是许多伟大的文学家毕生求索的问题，因而，这也是最具有超越性的。有许多伟大的作品，就具有这种意义上的超越性。例如黑塞的《荒原狼》，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何在？为什么不自杀？质言之，生存的理由在哪里？——这是小说主人公日夜思考的问题，也是小说的主旨所在。另一种对超越的看法，是把超越理解成具有经得起永久的和多样的理解阐释的无限丰富的意义，即永远拥有“神秘的余数”。“说不清的莎士比亚”，“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都表明莎士比亚具有了丰富的超越性。再如中国的《红楼梦》，其意蕴也可以从多方面领会把握，而且任何人都永难穷尽其意蕴，所以《红楼梦》也具有了丰厚深广的超越意旨。这两种理解当然都很令人信服，把握了超越的两种显著表现。但我以为，对小说超越意旨的理解不能太狭隘，不能认定只有这两种表现形式。不妨把小说的超越性视作是有多种多样的面目的。有些作品，并没有表现高深玄妙的哲理，没有涉及人的终极关怀一套根本问题，也没有那种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只是表现了某种精神、某种信念，也可视作是实现了超越。例如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故事很简单，意旨也不丰富、复杂、高深，但显示了那种求生的执著和顽强，也便实现了超越，那个求生者身上体现出的精神，具有了某种哲学意味。再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是写一个老人怎样同大鱼拼搏，表达出这样的信念：“人可不是造出来要给打垮的，可以消灭一个人，就是打不垮他。”老人所持的这种信念和对这种信念的实践，也使作品具有了超越的意义。所以，不能给作品的超越表现指定几种固定的模式，小说可以实现多种多样的超越。我们不能说小说对世俗的超越就必然表现出某几种样式，我们只能说，小说对世俗的超越，是指通过对特定境遇中特定人事的叙述，传达出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思绪、情感，使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都可能从作品的世俗描写中联想到自身，使每个人都可能觉得自己并非是作品的局外人，或者说，使每个人都有可能发现作品所叙述的人生境遇与自己的生存并非毫无关系。

小说的超越，应该说，是有多种表现方式的。同时，小说超越的层次，也应该承认，是有不同等级的。同是超越，其中仍有上下高低之分。有的作品，超越的意旨更丰富深远；有的作品，虽也实现了对世俗的超越、但其意旨却相对浅显单薄。这样，也就有了价值上的分别。并非实现了超越的作品，就不分轩轾地等值了。

二

小说的世俗和超越这两个层面，过去很长时间内，在中国小说中，都是很缺乏的。小说既不能直面惨淡的人生，写出人的生存本相，写出人生的血和肉来，又不能对人的生存状况，对人类的命运做出真正是富有哲学意味的思虑、思考。这样，小说就只能是“瞒和骗”，只能是伪现实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盛行。前些年，有一批被称作“新写实主义小说”的作品问世。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算是直面了真实的人生，算是“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了。通观这些作品，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着眼于写人的食与色，即写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的食色两种欲望的表现方式和满足这两种欲望的方式。“食色，性也”，这是千古不刊之论。尽管人的欲望多种多样，但这两种欲望是最基本的。这一类作品刚刚问世时，我为之欢欣鼓舞，曾撰文肯定。我认为，这是中国当代小说的一次必要的补课。中国当代小说要深化，要普遍提高美学档次，要产生大作品，就应该具备这种直面人生真相的品格。不是说这些作品就已经有了多重的分量，就已经成了丰碑，而是说，这些作品显示了一种正确的方向。但后来，对这类作品提出怀疑、质疑和否定的文章时有所见。这里面，情况较复杂，撰文者视角不一，用心也有异。引起我思考的，是这样两种意见：一是认为这类作品因为过分重视世俗描写而削弱了小说的超越意旨，世俗描写的充分被视作了超越实现的阻碍；另一种意见是认为这些作品多以目不识丁的村夫野老和市井细民为叙述对象，因而作品不能具有超越的意旨，在这里，叙述对象被视作了超越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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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第一条意见。这种意见认为，所谓“新写实主义小说”，世俗描写太充分了，经验世界太丰富了，但却普遍缺乏超越的意旨，缺乏超越于具体的世俗人生、超越于日常的经验世界的哲学性思虑、思考。而这，是一种重大缺陷。的确，这样的感觉和这样的指责，是准确的，在被称作“新写实主义小说”的作品中，确有很大一部分世俗描写充分但都缺乏超越的意蕴。但问题是，世俗描写的充分是否就是超越意旨不足的原因呢？换言之，超越意旨的不足，是否就是因为世俗描写过分充分了呢？而进一步的问题是，世俗描写的充分，是否就必然导致超越意旨的不足呢？小说的世俗与超越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当人们指责被称作“新写实主义小说”的作品世俗充分而超越不足时，似乎有意无意间把世俗描写的充分视作了超越意旨不足的原因，把世俗描写与超越意旨对立了起来，仿佛世俗描写一充分，超越意旨便必然不足一样。世俗描写与超越意旨，似乎成了小说中的阴阳两极，阴盛则阳必衰，阳盛则阴必衰。对这样的看法，我是怀有疑虑的。我觉得，小说中的世俗描写与超越意旨，决非对立的关系，决非冰炭不可同器，而应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的。世俗描写，是小说的最基本的层面。正视人生本相，写出人生的血和肉来，这是小说所应具备的最起码的品格。所以，小说中的世俗描写，其实并不存在有余或过分的问题。而所谓超越意旨，并非是外在于世俗描写的，并非是附加在世俗描写之外或建立在世俗描写之上的，而应该是渗透在世俗描写之中的，应该是在对世俗的具体描写中传达出超越的意旨。所以，超越意旨，应该是内在于甚至是深藏于世俗描写中的。用个陈旧的比喻吧。小说的世俗描写仿佛人的血肉，而超越意旨则仿佛人的骨骼，骨骼发达，还必须血肉丰满，一个骨瘦如柴的巨人，不是很难看么？其实，这个比喻不但陈旧，而且蹩脚，血肉与骨骼，毕竟还可分离，而小说中的世俗描写与超越意旨，则应是不可分离的，只有在以形象演绎思想时，在概念化、在图解观念的作品里，这种分离才有可能，但这种作品，必然是世俗和超越两方面都不成功的。也许可用盐之于水来比喻小说中的超越意旨之于世俗描写。盐之于水，有味无痕，你尝得出咸味，但却看不见盐，盐已溶于水中，与水成为一体。不过，小说中的超越意旨并不是从外面掺进世俗描写中的，在这个意义上，用盐之于水来比喻超越意旨之于世俗描写，仍嫌太蹩脚。用花香之于花朵来比喻小说的超越意旨之于世俗描写，也许更恰当些。花香蕴含于每一瓣花中，从每一瓣花中散发出来，但却无法将花香与花朵分离，而当花朵不存在时，花香也就消失。小说的超越意旨，也应该象花香蕴含在花朵中一样蕴含在世俗描写中，也应该象花香从花朵中散发出来一样从世俗描写中散发出来。所以，将世俗描写与超越意旨对立起来，是荒谬的，就像将花香与花朵对立起来一样荒谬。而那类被称作“新写实主义小说”的作品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没有芳香或不够芳香的花，但过错却不在花本身。世俗描写，非但不是小说超越意旨存在的阻碍，相反倒是超越意旨赖以实现的条件。小说的超越意旨，必须在对世俗的具体叙述中漫溢出来。例如《红楼梦》，其世俗描写不可谓不充分，通篇几乎都是写些琐琐碎碎的日常小事，但无尽的超越意味，就蕴含在对这些小事的叙述中。谁能说《红楼梦》的世俗描写不充分呢？谁又能说《红楼梦》的超越意旨不丰厚呢？而谁又能说《红楼梦》的超越意旨不正赖于对世俗的充分叙述呢？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世俗描写也是极为充分的，但其超越意旨也是极为深远的。所以，世俗描写决非超越意旨之累。要脱离世俗而表现超越，要把超越意旨象贴标签一样贴在作品上，要把超越意旨的实现象展览物品一样陈列出来，往往是要失败的。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举出许多。托尔斯泰作品的世俗描写，也很充分。但他有时脱离具体的世俗描写而长篇大论地申说其对人生、历史的哲理认识，这些部分，至少在今天看来，是很无益于作品的艺术性的，甚至也无益于作品的思想性，只是让人感到枯燥乏味而已。托尔斯泰作品有丰富深刻的超越意旨，但这超越意旨并不依赖于那些冗长的哲理性叙述，而是人们从那些具体而微的世俗描写中品味出来的。这不是很耐人寻味么！

另一种意见，认为被称作“新写实主义小说”的作品，热衷于写不通文墨，只关心怎样活着而从不关心为什么活着的下层民众的生存状况，所以便难以具有超越特定时空的意旨。这种意见，有意无意地认定叙述对象决定着作品能否实现超越。这涉及的是叙述对象与超越意旨的关系问题。应该说，叙述对象与作品的超越意旨，是有密切关系的。叙述对象如果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生具有超越性感受、体验和思考的人，那么，作品就更容易实现超越。一个对日常人生具有超越性感受、体验和思考能力的人，即便是他的世俗生活，也与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一部具有超越性的作品，如果叙述对象中有具有超越性感受、体验和思考能力的人，作品的超越性往往就是通过这个人实现的。在这种时候，叙述对象的确成了作品超越意旨得以实现的途径、条件，甚至叙述对象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本身便是作品超越意旨的载体。有许多意旨深厚丰富的作品，都赖于作品中能进行超越性感受、体验和思考的人物的心理、言行、思虑得以实现意旨的超越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戏剧，但在这个问题上可与小说作同样观。《哈姆雷特》的说不清、说不尽，很大程度上赖于哈姆雷特这个终日沉湎于超越性思考的人物，他的忧愁，他的愤怒，他的焦灼，他的犹疑，等等，都富有哲学意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具有深刻丰富的哲学意蕴，而他的作品中，也大都有一个能进行超越性思考的人在做这样的思考。《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伊凡，都对作品的超越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前面说到的《荒原狼》，其超越则赖于那个终日痛苦地思考着的主人公。中国的《红楼梦》，如果没有贾宝玉总在追求着绝对永恒的情爱和绝对永恒的美丽，如果没有林黛玉的多愁善感（多愁善感本身便是具有哲学意味的情绪，本身便具有超越性），意味无疑会淡薄许多。在中国当代作品中，例如张炜的《古船》，塑造了隋抱朴这个夜夜谈书、日日思考的人物，小说的超越意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这个人物得以传达的。能对生活具有超越性感受、体验，能够进行超越思考，以这样的人为叙述对象，的确便于使作品具有超越性意旨。但，是否作品要实现超越，就一定要以这种人物为叙述对象呢？换言之，叙述对象是否是作品超越的绝对条件呢？恐怕不能这样认为。同样有许多意蕴深厚丰富的名作，并没有以能对生活具有超越性感受体验和能进行超越性思考的人为叙述对象，但也极大地实现了超越。鲁迅的《阿Q正传》，却不可谓不具有超越性意旨，但主人公阿Q，不能对生活有丝毫超越性的感受和体验，不具备丝毫超越性思考的能力。作品只叙述了阿Q生活的种种情况，而超越性意蕴就包含在这一字一句的叙述中。如果不对超越性苛求，如果承认超越既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也可以是具有不同层次的，那么，即便在中国近年的所谓“新写实主义小说”中，还是可以认为有的作品也程度不同地具有了超越的品格的。再说，前面提到的《热爱生命》、《老人与海》，其叙述对象也都不是知识分子。如果承认这些作品也具有超越性，那也就要承认具有超越性的作品并非就不能写村夫野老、贩夫走卒。叙述对象与小说的超越性之间，有密切关系。但叙述对象不是决定小说能否超越的绝对条件。

三

小说到底怎样才能超越呢？什么才是小说超越的决定条件呢？这是一个不易说清的问题。有时候，刻意要超越，却弄巧成拙，象提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一样，无论怎样蹦跶，都无济于事，把头发都拔光了，也还在地球上。而有时，作者并未刻意追求在作品中传达出怎样高深的超越性意旨，只是热衷于世俗描写，但却在无意间实现了超越。例如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本不过是借堂吉诃德这个反面人物来讥讽当时的骑士小说，但后来的人们，包括海涅、屠格涅夫这些文学巨匠，都从这个人物身上看出了正面的意义，认为他代表了人类值得肯定、难能可贵的一种典型精神。于是，这部作品便具有了超越的意味，成为与《哈姆雷特》比肩的杰作。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作品怎样才能具有超越性，之所以难以叙说，首先因为并没有一种判定作品是否具有超越性的明确稳定的尺度。同一部作品，可能被一些人认为具有超越性而被另一些人认为不具有这种品格。要谈论这个问题，不能无视接受美学的角度。可以说，有诸种因素，能决定作品是否具有超越性，有些因素是内在于作品的，有些因素是外在于作品的。在诸种因素中，作者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要作品具有超越性，一般说来，必须作者是一个能够对生活有超越性感受、体验的人，是善于和勤于对生活进行超越性思考的人。即便叙述对象本身是只关心怎样活着而不关心为什么活着的人，但只要作者能够关心叙述对象为什么活着并通过具体叙述把这种关心传达出来，作品就仍可以具有超越意味。在作品的内在因素中，叙述者是至关重要的。小说的叙事者是作者与叙述对象之间的中介，是作者在小说中的代理人。作者的超越性感受、体验思考，必须通过叙事者这个通道渗透到作品中。所以，从作品的内在因素来说，是否具有超越性，关键看叙事者采取了怎样的叙事态度。小说的超越意味，往往就从叙事态度上表现出来。《阿Q正传》的超越意味，难道不就体现在叙事者那种审视、调侃、悲愤的叙事态度上么！所以，叙事态度，是决定小说是否具有超越性意旨的最内在的因素。而选择怎样的叙事态度。当然又取决于作者具有怎样的思想、情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