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5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会会长。出版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应知天命集》《鲁迅内外》《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八论高晓声》《月夜里的鲁迅》《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大道与歧途》《顾左右而言史》《费城的钟声》《废墟与狗》等著作多种。
本文原刊于《中国作家》2025年第6期，《散文·海外版》第9期转载。
1978年，是特别富有意味的一年。这一年里，发生了许多注定载入史册的大事情。这方面的情形就不说了。1978年，对于我个人来说，也在多方面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在这一年里，我从一个高中生变成一个大学生。从高中到大学，是一种外在的变化。而内在的变化则发生在思想观念上，发生在情感基调上，发生在对某些重大问题的态度和认识上。这种内在的变化，是隐秘的。这里，也只能先说一部分。
这一年，我十六岁。
一
1970年代，各省学制并不一致。安徽实行的是春季招生制度。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二年。每学年从春季开始。在我们那里，先是每个公社有一所初中，每个年级也只招一个班。要上高中，必须到“区中”。所谓“区”，是介于县和公社之间的行政机构。四五个、五六个公社，组成一个区。区里的中学，是既有初中又有高中的。但也是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到了我初中毕业时，上头决定每个区增设一两个高中班。我们邻近的公社中学，便增设了一个。1976年春，我到这里上了高中。一个高中班四十五个学生，少部分是原来就在这里上的初中，更多的人来自邻近的几个公社。四十五个人中，只有四五个女生。那时候，农村人家，肯让女孩上学者已很少；肯让女孩上个初中，少之又少。肯让女孩读高中，那就是乡村社会非常异于流俗的人家了。
农村孩子上完初中再上高中，主要不是为了混个更高的学历。那时候，人们并没有学历的概念。小学上完了，初中上完了，高中也上完了，并不在意学校是否发个毕业证书。我倒是见过那时候中学发给学生的毕业证，就是一张普通的白纸，上面是油印的文字，只有学生姓名是手写体。当然，后面有个学校的公章。那时候，人们读完小学、读完初中、读完高中，并没有觉得需要领取这样一张盖着公章的纸。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场合需要拿出这样一张纸。那时候，在农村，上大学是靠“贫下中农”推荐。而哪怕小学毕业证书都不是非有不可。这样的一张油印着几行文字、盖着个公章的纸，仅仅证明名字写在上面的那个人，曾经在某个学校出没过几年，就像枝头的一片枯叶的红黄，仅仅证明自己曾在树上绿过一个春秋。那么，为什么还有家长肯把孩子送入高中呢？这主要是因为，必须年满18岁才能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挣一份工分。上完初中，还不到18岁。十五六的男孩子，闲在家里，只能惹是生非，不如让他再到高中混几年。女孩子就不同了，可以在家里做许多事情，就是闲着，也不至于闹出多大的乱子。这也是高中生中，女孩很少的一种原因。
我们是住校的。公社有一台发电机，每晚为公社机关供电。但到晚上十点便停止。十点以前，教室是亮着灯的。但去不去教室，学校是不管的。大多数人是晚上并不去教室。白天上课都不怎么听，晚上还到教室干嘛。就着咸菜吃过晚饭，便出去晃荡。有一段时间，男生中有一些人，特别热衷于晚上到外面寻衅滋事。一群人，走到田地间的路上。遇上那种独行，或只有几个人同行的小伙子，我们便以各种方式激怒他或他们，目的是吵一场以多胜少的架，让寡淡的夜晚有点滋味。我们通常是隐身在路旁的青纱帐里，等到有合适的目标走近，便一齐钻出来，拦在他一个人或他们几个人面前，问他或他们：多大年纪？哪个大队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吃了晚饭了吗？吃了，吃的什么？没吃，为什么没吃？为什么这么晚还在外面走？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家里有什么人？爹娘还在吗？结婚了吗？生孩子了吗？生了，男孩女孩？没生，为什么没生？……被盘问、被羞辱的人，如果是几个人一起，一开始还表现出愤怒，还打算抗争一下。但看看围上来的黑压压的一群，个个摩拳擦掌，便强压怒火，找个空隙，钻出包围圈，快速离去。我们也并不追。有时候，被围困、被羞辱者哪怕只是一个人，一开始也表现出愤怒，摆出抗争的姿态。但看看围上来的黑压压的一群，个个摩拳擦掌，便强压怒火，终于看准一个空隙，快速钻出去，一溜烟跑了。我们也并不追。但更多的时候，无论被我们纠缠、刁难者是一个还是几个人，是一开始就并不显出抗争的姿态，而是尽快觑个空隙，钻出去，快速离去。我们也并不追。我们不追，那原因，并非是我们还有些善良，而是我们的狗胆还不够大。怕追到离别人的家近了，村里壮汉一齐出来，会把我们揍扁。我们知道，自己毕竟是本地学生，并不是城里的“下放学生”。
我们那时候会如此顽劣甚至邪恶，有人性固有的因素。但也有时代的因素。我们在课本上，在电影上，看到的都是“斗争”，是胜利者从敌人的痛苦中获得无比的快慰。我们更在现实中见识过那种一群人针对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批斗会”。于是我们渴望在现实中与人“斗争”、与人“战斗”，以获取“无穷之乐”。我们拦住路人，痛痛快快地喝问、训斥，想怎么问就怎么问，想怎么训就怎么训；别人如果稍有不服，可能便会推搡起来；再不服，甚至就会拳打脚踢。这很像是一场露天“批斗会”。人性固有的恶和时代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便让那时的我们，心灵既稚嫩又坚硬而凶残。我得承认，我总是这群人中的一员。我是十分积极的参加者。每当晚饭后我们啸聚着向野外走出，我都兴奋不已。我至今仍记得那些突然被我们拦截、被我们盘问、被我们羞辱的小伙子们的表情。有时，在月光下，能看见他们脸涨得通红；有时，在没有月光的夜里，也能感觉他们脸涨得通红。他们口将言而嗫嚅，拳欲挥而垂落。他们眼里喷着火。我至今记得他们的表情、神态，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总是紧盯着他们的脸。我们拦截他们、刁难他们、羞辱他们，就是要欣赏他们脸上的愤怒、无奈和窘迫，就是要从他们的愤怒、无奈和窘迫中感受到无穷的快乐。
到了1977年10月，我们的高中生活发生剧变。10月21日，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制度。这意味着，我们这些人，可以通过考试，并且仅仅通过考试，就可以进入大学。国家在这事上真是雷厉风行，要求各省在本年年底前，完成本年度的高考工作。我们这些1976年春进入高中的人，被认定为在读学生，不能参加1977年的高考，但明年，1978年，我们便算应届高中毕业生，理所当然有参加高考的资格。
二
恢复高考的政策公布后，学校便行动起来了。全班同学分为报考文科和报考理科两类。1978年春季一开学，文科和理科，各请来了一位老师。报考文科要考历史。报考理科要考地理。而我们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并没有开设过历史课和地理课。当然，历史方面的“知识”我们还是有一点的。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经历过并参与了“批林批孔运动”、“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评法批儒运动”。这些运动，往往要涉及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我们的语文课本上，也会选一些叙说历史人物故事的文章，例如《西门豹治邺》《触詟说赵太后》《孔老二诛少正卯》等等。别的不敢说，对于“儒法斗争史”，我们还是略知晓些的。但各种批判运动，与地理没啥关系。少正卯不管是江南人还是塞北人，都是法家，都是好人；孔老二不管是山东人还是广东人，都是儒家，都是坏蛋。语文课本上，也不会选介绍地理知识的文章。这样一来，我们的地理知识，那就无限接近于零了。
学校原来没有学历史、教历史和学地理、教地理的老师。于是学校从别处请来了一位教历史的刘老师和一位教地理的张老师。刘老师是安庆市人，是“文革”前安徽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学生。这在当时是很显赫的学历。刘老师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烟瘾很大。面有烟色。看到他时，总有一支烟陪伴着他。或夹在指间，或叼在嘴上。或许因为烟吸得太多，声音有些沙哑。刘老师本来就在某个学校教书，算是我们学校把他挖过来的。张老师身材高大魁梧，已六十来岁了。据说曾经是大学里的讲师。这让我们万分敬佩。本来，知识文化在人们心目中不值一钱。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而“知识越多越反动”。可高考制度一恢复，一夜间整个社会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观念就翻天覆地地变化了。仅凭文化知识就可以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便是国家干部，拿着当时是颇为优厚的工资，谁还能说文化知识不值钱。而大学里的讲师，便是在大学里教书的人。能够在大学里教书，那有多了不起。但张老师在当大学讲师时犯了“错误”，成了农民。他的家，在离我们学校数十里地的乡村。学校不知怎么访到了他，把他请来“代课”。张老师总是穿着一件黑呢上装。黑呢上装很旧了，黑里泛着白。两肩上袖管与肩头的接头处，白成了两条线。这无疑是张老师在大学教书时购置的衣服。回乡务农后，便压在了箱底。一个犯了错误而从大学讲师沦为农民的人，哪敢穿上呢子衣服？哪有机会穿上呢子衣服？现在重返讲台，才能够让这呢子上装重见天日。刘老师和张老师，在气质上，在神态上，是有着差异的。刘老师一直在中学当老师，浑身上下都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模样，眼光里是从容、淡定。我想，刘老师即便穿上一身农民的衣服，看上去仍然不像农民，而像一个知识分子。而张老师呢，则给人半是农民半是知识分子的感觉。几十年间，田间地头的风吹日晒，几十年间农民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农民式的人生态度，已经使张老师从里到外都相当程度地农民化了。穿上了那件黑呢上装，张老师才有几分教师样子，才有一点知识分子气息。实际上，张老师的神情里，还有着一般农民所没有的东西，这就是紧张、畏葸、惶恐。张老师的状态始终不那么放松，眼光里一直有着些不安，整个人像一只高度警惕的兽，仿佛随时准备着躲避和逃离。说张老师仍然像一个农民，其实不准确。张老师本来就仍然是农民身份。到这里来，无非是来代课。从张老师的眼光里，从张老师的神态上，我深刻地理解了“心有余悸”这个成语。从田间地头被请到高中“代课”，张老师可能认为是在做梦。尽管张老师看起来更像农民而不像一个老师，但他仍然是校园里最受尊敬的人。其他老师，有的一直教着中学；有的本来是小学老师，后来才调入中学。而张老师本来是个大学老师，是那种我们那么渴望进入的大学里的老师，这就让张老师与其他老师在一起时，给人鹤立鸡群的感觉。而当张老师独自站在那里时，看上去像一尊雕像。
我选择的是报考文科。张老师如何给打算报考理科者“补习”地理，我不清楚。刘老师并不讲课。离高考只有几个月了。站在讲台上，从盘古开天地讲起，那显然不可取。刘老师采取了“短促突击”的方式。他自己想出几百道历史题，然后自己做出解答。这花了刘老师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那段时间，如果上午敲开刘老师的房门，那他一定是从被窝里爬起来开门，地上一定满是烟头，也有几根一头黑一头白的火柴棍。烟头很多而火柴棍很少，那是因为刘老师是一根接一根地抽。上一个烟头点下一根烟。刘老师是在那种薄薄的练习本上编写这本“历史问题问答集”。那种练习本，封面上是南京长江大桥，当时十分流行。但刘老师却不是钢笔写，用的是毛笔。写的是行书。“问答集”编好后，高高的一叠练习本摞在刘老师案头。下一步的工作，是让每个报考文科的同学，每人有一本这“问答集”，这就需要印刷。而那时最通行的印刷术是油印。无论城乡，机关里印材料、学校里印试卷，都用这种方式。钢板（其实是生铁制作）、蜡纸、铁笔（又叫刻刀）、油墨、滚筒这几样，是油印必需的工具。把蜡纸铺在钢板上。涂了蜡的一面朝上。然后用铁笔在蜡纸上刻写。钢板上有细密的条纹，或横或竖。这大概是为了更好地受力，使刻写时蜡纸不滑动。把要印制的文字在蜡纸上刻好后，把蜡纸平铺在白纸上，用蘸了油墨的滚筒在上面一滚，蜡纸上的文字便印在白纸上了。每滚一次，只能印一张。一件材料如果要印一百份，那要滚动一百次。如果材料刻了三张蜡纸，那要滚动三百次。刻钢板是很累人的活。用力轻了，刻痕深度不够，印出来的字便很淡，甚至看不清楚。用力重了，蜡纸便破了。蜡纸破得不严重，滚筒推过，会在白纸上留下绿豆大的油迹。破得严重了，便会在白纸上留下黄豆甚至蚕豆大的油迹。破损处的那一个或几个字，便被油迹取代。刻得时间长点，那夹捏着铁笔的几根指头，便酸痛起来。如果很长时间地刻，甚至红肿起来。刻一阵，要停一会，放下铁笔，把那几根指头凑在嘴边，吐几口热气，呵一呵，酸痛感便好些。
刘老师编这“问答集”十分辛苦，刻钢板便交给了我们。当然，刻，一字一字地刻，本身便是很好的学习。刘老师找了几个报文科的同学，轮流到他房间。我是其中之一。时间紧迫，必须尽快让每个同学都捧上这“问答集”。每天早晨喝过稀饭，我们便到刘老师房间，刻、刻、刻。晚上，公社的发电机熄火，刘老师便点上油灯。我们在那油灯下，刻、刻、刻。不时放下笔，把几根指头贴着嘴唇，呵几呵。终于把刘老师写在一摞练习本上的毛笔字刻到一叠蜡纸上。然后便开始印。我负责推滚筒，另一个同学站在边上，把蜡纸平铺在钢板上。推一次，印好一张，那个同学便把印好的那张取出，再铺上一张白纸。我干这活并不熟练，手上总是蘸上许多油墨。不经意间摸摸脸，便脸上也是油墨。有一次，放下滚筒，拿上碗，便到食堂打饭。同学们都朝我笑。我很纳闷。不知他们笑个啥。后来才知道，是脸上有着黑乌乌的几道指痕。
全部印好了，便是装订成册。我们每人都拿到一本厚厚的“问答集”，便没日没夜地背，背，背。由于并没有听过老师的讲解，“问答集”上的那些话语，有的懂一些。但凡涉及到“儒法斗争”，则“懂”得多一些。但许多道题目的解答，是完全不懂。不懂，我们也不问。因为时间根本来不及。反正是照着刘老师写的，背，背，背。
三
我们班是我们那所中学的第一届高中班。全班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参加高考，校长、老师们的期待是并不高的。1978年的考生中，社会人士仍然是主体。所谓“老三届”，是高考恢复后的几年间最有实力的竞争群体。1977年的优胜者，大抵是“老三届”。1977年没有考走的“老三届”，大多数人仍然会在1978年再试试。总人数仍然很多。我印象里，到了1979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才成为高考参加者的主体。“老三届”，能够考取的人，在前两年已经考取了。余下的，可能就作罢了。我们作为1978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仍然要与“老三届”竞争。校长、老师们的期待是：不要全军覆没，不要一个也考不上。用我的家乡话说，就是不要剃光头。那意思是，只要有一个学生考上，就是胜利，就可以向社会交待。为了保证至少有一个学生考上，学校采用了一项特殊措施。
公社的发电机，每晚只工作几个小时。晚上七点钟发动，十点时熄火。秋分过后，天就一天比一天黑得早。白日的时光像一根甘蔗，每天被躲在暗处的老鼠啃去一点。临近冬至，如果是晴天，下午五点半屋里便黑黑乎乎；如果是阴雨天，五点时便入夜了。教室里的灯，也就每晚只能从七点亮到十点。教室里每晚的灯亮，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非开关一开，灯就亮起来。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安的是那种老式的日光灯。一根一米多长的荧光灯管，固定在一个木制的狭长的盖子一般的灯座上，两根电线从屋顶垂下来，从两端吊住灯座。灯座上，有一个圆形的孔，直径几公分，深若一公分。一个启辉器插在这圆孔里。教室门边，一个圆形黑色塑料盒钉在墙上，一个扁长的稍稍弯曲的把手露出盒外，这就是日光灯的开关。但并非只要把开关一开，灯就能亮。常常是，开关开了，灯管只微微发亮。这就需要站在课桌上，去转动那启辉器。用拇指和食指夹住启辉器，右转转，又左转转。反复几次，于是灯管的光开始闪动。这还要继续转。右转转又左转转，反复几次，转到灯管不闪了，光亮稳住了，才能松手。但或许，过一会灯管又闪了起来。在闪动的日光灯下呆着，是很难受的。这就需要又爬上课桌，去转动那启辉器。有时候，一晚上要这样转动启辉器好几次。
进入冲刺阶段后，学校觉得让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照明状态下，恐怕难免剃光头。时令已是早春，天黑得迟些。吃过晚饭，天还没黑透。在黄昏里走路是可以的，看书还是不行。所以仍然要等教室灯亮才能用功。而九点半就要离开教室，要在熄灯前上床。中间灯管再闪动几次，一晚上就做不了什么事。那时候，班上同学分为两类。一类铆足了劲，决心在高考中拼一拼；一类，是只打算在高考中应付一下，内心其实已经放弃了。后一类人比较多些。恢复高考的政策一公布，晚上出去寻衅滋事的活动便自然停止。内心已经放弃了的人，晚上也会到教室，否则也没处可去。但他们在教室里，那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晚上熄灯后，他们则开始卧谈。学校意识到，要把两类人分开才行。
那时，每个公社都设有几个收粮点，负责接收各生产队上交的公粮。而每个区设有几个“收花点”，负责接收棉花。我们学校所在的公社，设有一个收花点。收花点只在棉花采摘时才忙一阵，平时都闲着。过完年，春季一开学，学校向收花点借了两间房子。房子很小，每间最多容纳四个人。学校决定通过考试，把前八名的学生搬迁到收花点。我们拿到收花点房间的钥匙，一开门，灰尘扑面而来。定睛一看，四个墙角的蜘蛛网，层层叠叠，仿佛全世界的蜘蛛都到这里来织网了。灰尘和蜘蛛网以外，便什么都没有。学校搬过去四张课桌，八张凳子。每间房间放两张课桌，四张凳子。但学校宿舍的床，是上下铺式的。无法弄到收花点。我们每人要从家里带张凉床来。我们那里夏天用来乘凉的凉床，有木制和竹制两种。如果是新的，那是很重的。如果已用了多年，则要轻些。我扛着一张凉床，走走歇歇。歇时，便把凉床放在路边，在上面躺一会。躺在公路边的凉床上，仰头看天。天上有鸟飞过，有云飘过。而心里，则时而满满当当的，时而空空落落的。忽而一阵风过，吹起公路上的沙尘，迷了眼睛。于是坐起身，揉揉眼睛，扛起凉床，继续走。
除了从家里带张凉床，每人还要从家里带盏油灯。收花点的房间里，是那种吊着的灯泡，倒是来电时开关一开就亮，也不用担心忽然闪起来。但同样是由公社发电机供电。在来电之前和断电之后，照明问题要自己解决。那时候，乡村人家照明点的是煤油。煤油三角五分钱一斤，差不多是半斤猪肉的价格。还不好买。常常断货。所以家家都是省着点。八个人中，谁家都没有条件让孩子带上煤油灯和煤油到学校。我们每人用墨水瓶做了个油灯。那时候，每个大队都有一台手扶拖拉机。八个人中，有一个人，哥哥是大队的拖拉机手。拖拉机烧的是柴油。柴油当然也可以用来点灯。这个同学主动提出，由他提供柴油。这个同学的家离学校只有几里地。他哥哥的手扶拖拉机每晚停在家门外。要从油箱里偷点油是很容易的。一个塑料壶，装满了柴油，够我们用好长时间。柴油灯，火焰接近灯口的部分，是暗红色，然后是一小段黑色。这黑色本是烟。而烟本应是流动的。但这段黑烟因为太浓，便先静止在那里。然后是细细的烟从黑色部分升起。这散开的烟，到处寻找托身之处。如果房间里没有人，烟便落在房顶、墙壁、窗户上。但现在既然一从灯焰上升起便遇到了我们的脸，便立即挂在我们的头发上、睫毛上、鼻梁上，或干脆钻入我们的鼻孔。那小小的火焰像是化妆师的手，一晚上下来，给我们每个人都画上了京剧脸谱。房间里四个人，各人睡觉的时间不一。好几次，其他三人都睡了，还有一人在灯下用功。第二天天亮，其他人醒来，看见他趴在桌上睡得正香。推醒他，他抬起头，四处看看，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在这里，不明白这里是哪里。
1978年的高考，是7月20日至22日进行，全国一致。一个多月后，录取线和各人成绩公布。我们柴油灯下的八个人，竟然有六个人超过了录取线。然后是填志愿、政审，体检。体检统一到县医院进行。这是我第一次到本县县城。那期间，县城电影院正在放映越剧《红楼梦》。大街小巷都在谈论《红楼梦》。熟人见面，会问：“看过《红楼梦》吗？”“看过！看了几遍？”我后来才知道，这是1962年11月上映的彩色电影，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联合出品，改编自同名越剧。编剧徐进，导演岑范。由徐玉兰扮演贾宝玉，王文娟扮演林黛玉。这部电影被封禁了许多年，于1978年8月解禁。是首批解禁的电影之一。小说《红楼梦》，在我们上中小学时，不是禁书，家里有。但并没有细看。只是弄个小本本，把《红楼梦》里的诗词抄过一些。对于小说内容其实不甚了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还有个“越剧”，此前我只知道京剧和黄梅戏。既然越剧《红楼梦》的电影引起轰动，那不妨看看。因为考得比较好，父母高兴，多给了一点钱，电影票还是买得起的。于是买票进了电影院。这是我第一次进电影院。此前看的都是露天电影。第一次进县城的电影院，找到自己的座位很不容易。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如果突发奇想，进县城电影院看场电影，要找到自己的座位，没有人帮助是不可能的。我比陈奂生稍强一点，毕竟读过高中。费了老大劲、急出几身汗，终于在电影开映前在自己的座位上落座。开映了。从一开始就给我从未有过的审美体验。那乐曲，那画面，那情境，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从未在文艺作品里接触过，更从未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过。越剧《红楼梦》剧情紧扣着宝黛爱情从发生到毁灭而展开。电影里的一些唱词，一些场景此后一直没有忘记。贾宝玉初见林黛玉，喜得抓耳挠腮：“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娴静犹似花照水，行动好比风拂柳。”沁芳闸桥边，宝黛偷读《西厢记》，宝玉以“我就是那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挑逗、撩拨、试探黛玉，而黛玉似嗔犹喜，似喜犹嗔。大观园里，林黛玉肩扛花锄葬花：“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电影里的画面，有两种色调。一种是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繁花似锦。另一种，整个画面是黑蓝色，画面上愁云低垂、惨雾弥漫。林黛玉临终时的“焚稿断痴情”，就是这样的画面。全剧以宝玉到潇湘馆哭灵，然后毅然出走结束。黛玉的灵堂，也是黑蓝色的画面，也是有浓郁的悲哀撞击着观众的心灵。哭灵一场，徐玉兰演唱得真是好极了。“金玉良缘将我骗，害妹妹魂归离恨天……想不到林妹妹变作宝姐姐，却原来你被逼死我被骗。实指望白头能偕恩和爱，谁知晓今日你黄土垅中独自眠。”宝玉还三问紫鹃：妹妹的诗稿今何在？妹妹的瑶琴今何在？妹妹的花锄今何在？紫鹃的每一回答都令宝玉痛彻心扉。哭完了，宝玉收起泪水，走出灵堂。在荣国府正堂“荣禧堂”前站定，轻蔑地看了一眼“荣禧堂”三个字，摘下胸前的通灵宝玉，随手一扔，像甩掉一把鼻涕。然后决绝地走出荣国府。
我看得呆了。看得痴了。以前看过的电影，荧幕上都是硝烟弥漫、枪林弹雨、杀声震天；画面上的人物，是绷带包头、满脸血污、缺胳膊少腿。而这次的电影，无论是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繁花似锦，还是愁红惨绿、呼天抢地、肠断魂销，都是以前从未在电影上见过的。当然，让我发呆发痴的，还是那种整体的情调、氛围。我感觉到身体内部在发生变化。我听到了身体内部的碎裂声。我感到，一股清泉进入了体内，稀释着体内的热毒。
电影院里人都走光了，我才站起身。
第二天，我又去看了一次。
我从此喜欢上了越剧。
2025年3月20日初稿，4月1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