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中美关系:问题与希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8 次 更新时间:2015-06-12 11: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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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今年来中美关系发生的波折表明,中美关系是一对重要而复杂的关系。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具有了一个基于双边利益的关系框架,限制中美关系发展和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长期同时并存,问题和希望并存,因此,这种框架是比较稳定的,处于非敌非友的状态。

  

   中美关系的走向涉及中国外交的整体态势,同时也对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任何关于中国外交或国际格局的讨论都绕不开这个话题。特别是今年以来,中美关系波折不断,从而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一、今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与现状

   过去半年的中美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从2001年1月20日布什政府上台到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发生是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美关系具有如下特点:

   (1)与克林顿的第二任期相比,布什当局的对华政策有一些变化,主要包括:对中国的定位是往“敌”而非“友”的方向偏移一点儿(强调中国不是“战略伙伴”而是“战略竞争者”),对中国的态度强硬一点儿,对华政策在其整体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一点儿,等等。但是,总的看来,布什当局的对华政策尚未成型。

   (2)正因为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还不确定,所以涉及中美关系的思想库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活动特别频繁,以图影响新政府的对华决策。当时人们感觉中美关系的气氛不佳,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上述利益集团的活动造成的,而不是美国新政府的政策直接导致的。

   (3)当时中美关系中的主要亮点是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一方面,对于美国方面的霸权主义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00年美国人权报告》;另一方面,对中美关系中出现的一般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冷静处理、积极沟通的态度。在布什就职之后,中国方面派出前任驻美、加大使和现任高级官员等数个代表团访问美国,向美国新政府阐明中国政府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总的效果是好的。钱其琛副总理于3月18日至24日对美国的访问,对于加强中国政府与美国新政府的交流与信任,对于稳定中美关系,更起到了积极作用。

   2.撞机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进入第二阶段,其主要特点是:美国政府对撞机事件态度强硬,而且立场出尔反尔。此外,美国政府在4月24日出台一揽子武器售台计划,4月25日布什本人发表武力保台论,允许李登辉再次访美和陈水扁再次“过境”,在推进NMD计划时漠视中国的立场,调整美国全球军事战略并向亚太地区倾斜,巩固美国与亚太盟国的政治、军事联系,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凡此种种,都说明布什当局对华政策的敌意和调整幅度比此前人们预计的要大,中美关系又一次跌到了谷底。

   撞机事件后的美方言行集中反映了冷战后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两个问题:一是美国的政治家从捞选票的角度出发,过于关注和迎合国内利益集团的要求,而对外界的合理要求不予关注。二是冷战以后美国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傲慢,这种傲慢心态会体现到一些具体的行为上面,结果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损害。

   撞机事件还折射出中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不信任,反映出中美关系困难重重的现状。其中,美国方面的问题更突出一些。导致今年美国对华政策出现消极趋势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长期和短期两大类。

   所谓长期因素主要是指政府以外的、跨越党派的社会层面的变化,具有长期的战略性。这里只想指出两点:一是经过美国媒体、反华政治人物和特殊利益集团长达十年的“妖魔化中国”,美国公众对中国已经形成相当深刻的偏见,这些偏见是否固定化了还有待观察,但是,现有的偏见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则是肯定的了。二是由于中国力量事实上的崛起,由于夸大中国的力量和误读中国的言行,在美国的精英层中正在形成一种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共识,即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和最有可能的挑战者。

   所谓短期因素主要是指美国政府的政策调整和反华利益集团近期的活动。其中,政策调整的影响最为直接,这又是与下列情况有关的:(1)在美国的政党政治中,存在着“凡是对方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斗争逻辑。因此,凡是克林顿推行的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布什当局都想试图改变一下。(2)虽然布什是打着“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旗号、沿着中间路线走入白宫的,但是其最后组成的政府班子却相当保守,因此其内外政策都易于走极端。事实上,布什政府不仅在中国问题上走得比人们预想的远,而且其整体外交中的“单边主义”也比人们预计的要严重得多。(3)虽然布什是在争议中登上总统职位的,合法性有问题,但是他却享受了一段“政治蜜月期”。在此期间,新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对外行为受到的限制较少。(4)由于台湾军售问题的存在,由于撞机事件的发生,布什政府提前处理了中美关系问题。而此时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全面思考尚未完成,对冷战后新的外交环境的适应过程尚未结束,其冷战心态还很强。所以,对华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布什政府“心理调适期”中的一个试验品。

   不过,以上分析同时告诉我们,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还具有很多不确定性,这就为此后的变化留下了空间:随着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遭到国际反弹,随着布什当局对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现实的理解逐渐深入,其对中国问题的态度应该趋于平衡,更重要的是,由于布什政府的组成过于保守,在美国社会中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因此,随着“政治蜜月期”的结束,必将面临越来越强的内部政治制约。

   3.从6月初开始,中美关系进入了今年以来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布什的对华政策开始回稳,6月1日布什正式要求国会批准延续一年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待遇,6月上旬中美两国在上海就中国“入世”的遗留问题达成全部协议,6月中旬白宫表示在中国申奥问题上持中立立场。特别是进入7月以后,中美就撞机问题的解决达成协议,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进行了电话交谈,双方还宣布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于7月28—29日访问中国,整个中美关系重新趋于积极。

   中美关系的回转首先与周期相关。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总是上半年差一些,下半年好一些。每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必须就中国人权问题、武器售台问题和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1998年以后称正常贸易关系待遇)问题做出决定,相关的政治争论比较激烈。下半年没有涉及中美关系的重要决策,相关的争论随之趋于平缓。今年上半年正值美国政府交替,而且中美之间的问题相对特别集中,因此,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比较困难也是自然的。相比之下,下半年两国关系中的问题出现得不会那么集中,而且布什当局对中美关系的关注已经从冲突性比较大的安全方面转向合作性比较强的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APEC年会将于今年11月在上海召开,中美两国元首将举行会晤,这些都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极大的稳定和促进作用。

   其次,中国政府在撞机事件发生后,始终保持了冷静与克制,避免了问题的激化,为两国关系的恢复奠定了基础。5月7日,江主席在香港财富论坛的讲话中重申,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这使担心中美之间出现新冷战或冷和平的人们大大松了一口气。

   再次,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满,致使美国在今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毒品管制局的席位改选中相继落选;由于强行推进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和单方面退出关于环境保护的《京都议定书》,美国与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都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国际压力迫使布什政府在外交上不得不有所收敛。

   最后,布什当局面临的内部政治压力加大,美国政治制度内的权力制衡机制重新发挥作用,其外交所受到的牵制增加。目前,布什当局就面临着如下问题:一是政党之争。随着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杰福兹退出共和党,民主党重新获得参议院控制权,白宫与国会的关系更加微妙和紧张。二是政策之争。截至目前,布什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减税和教育改革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两党的争议不大。随着政策的焦点转向能源、环境保护和社会领域,两党的政策之争必然会突出起来。民主党人认为,布什的能源政策过于照顾企业利益而牺牲了环境利益。另外,布什当局决定把一部分社会福利事业交给宗教团体来承办,并相应转移一些政府资源给这些团体,这必将引发其他社会团体的抗议。三是司法之争。今年夏天美国最高法院将出现空缺,由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对未来美国政治具有长期影响,因此,共和党与民主党已经在围绕法官任命问题展开全面的政治较量,布什当局的合法性缺陷将被再次提出来。

  

   二、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

   从今年中美关系的波折中,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一对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要想把握这对重要而复杂的关系,就有必要了解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几个基本特点:

   1.这是一对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两国政治关系不太好,两个政府之间经常有摩擦,但是与政治关系形成对照的是,冷战后的中美经贸关系和社会文化交往成倍增长,两国关系的内容比冷战时期丰富得多。1990年中美的贸易额,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是117亿美元,到了2000年是850亿美元,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按照美国人的统计,这个速度还要快一点,去年的贸易额达到了1150亿美元。另外,中美之间的社会(教育、文化、人员等)交往也非常频繁,每年都有5万多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

   2.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国与国关系,而是日益成为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美国,大量的社会团体或政治势力公开地、合法地卷入中美关系,使得美国政府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独立地决定对华政策,只是被动地对社会压力做出反应。于是,在有些情况下,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由美国整个社会对相对单薄的中国政府的局面。

   3.从1844年《望厦条约》后中美开始官方交往以来,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两国力量是不平衡的,美国比较强,中国比效弱,这一点迄今未变。但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冷战后第一次出现了两国力量不断走向平衡的新趋势。这种新现实对两国都提出了新挑战。对美国而言,就是要适应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对中国而言,就是要认识到在中美关系中或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关系中,中国因素越来越重要,中国自己的政策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塑造外界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强,因此中国对自己行为和政策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大背景。从这个背景来看,未来中美关系的好坏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我们的政策。

   4.中美关系不仅对两国是重要的,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也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关系已经具有了全球影响。这也就是一旦中美关系出现问题,周边国家和其他大国都非常关注的原因所在。

   5.中美关系被深深地卷入了两国的国内政治,这就愈加增添了其复杂性。关于内部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我们在下面还要进行详细分析。

  

   三、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

   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对付苏联威胁这种战略合作的基础上的,所以相对稳定。但是,当时的中美关系又是畸形的,因为这种关系缺乏内在的相互需要。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具有了一个新的框架,这是一个基于双边利益的、“更正常”的关系结构。其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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