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特朗普再度当选总统标志着美国新一轮保守主义周期的开始。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对华立场日趋强硬，对中美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当前，美国保守主义主要包括建制派保守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两个相互影响的意识形态子阵营，共同推动美国保守主义思潮和运动不断融合、分化与重组。共和党建制派的经济立场反映了美国大型跨国资本的利益，曾主张务实接触中国；外交立场曾奉行现实主义均势政治，但新保守派信奉实力至上，主张对华遏制对抗；宗教右翼基于传统价值观，将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问题绑定。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美国政坛右翼民粹主义吸收了建制保守主义经济和文化观，集中表现为经济民族主义。美国保守主义对华持强硬态度的深层原因在于国际秩序的变化、定居者意识形态的复苏和身份政治的崛起。右翼民粹主义逐渐成为共和党保守主义意识形态阵营的主流。
关 键 词：美国保守主义 共和党建制派 右翼民粹主义 保守意识形态 中美关系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特朗普卷土重来，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再度主导美国政坛。保守主义最初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的追求之上，并吸收了传统主义对社会秩序和道德的关切，其定义是不断变化的。在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快速社会变革、联邦权力扩张以及传统生活方式受到侵蚀的抵制性力量。美国保守主义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所谓如何在尊重个人自由与维护社会传统之间找到平衡，以及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定义美国的国家利益。保守主义作为当前共和党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美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重要影响。
美国保守派通常指自认为政治观点偏右，倾向于支持持枪权和宗教自由，对政府持怀疑态度，并认为传统价值观受到自由派文化威胁的群体，如今他们通常是共和党人。2025年，有77%的共和党人自认是保守派，相比之下只有59%的民主党人自认是自由派。共和党已成为组织广泛、跨议题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运动载体。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正在推动美国走向极化政治，助推共和党保守派朝极端方向发展。
近年，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对华敌意显著。相关机构调查数据显示，2025年有67%的共和党受访者表示美国应该限制中国崛起，而有66%的民主党受访者表示更喜欢对华合作和接触；有45%的共和党保守派受访者视中国为敌人，有85%的共和党保守派受访者对华持负面态度。相比之下，有34%的民主党自由派受访者对华态度较差。共和党保守派对华负面态度已经成为近年推动美国社会整体对华负面评价上升的关键因素。
共和党内建制派保守主义以及吸收保守主义理念并逐渐壮大的右翼民粹主义对中国的负面态度共同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特朗普政府以“全政府”原则指导与中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在贸易、人权、安全、科技、疫情等多领域对华强硬。当前，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积极推动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敌视中国的法案，中美关系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挑战。因此，分析包括共和党建制派保守主义以及右翼民粹主义的保守意识形态阵营对华立场，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华政策之间的联系，有助于预估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后续对华战略议程设置。
一、共和党建制派保守主义对华立场
西方保守主义理念一般意味着尊重权威、秩序与传统，反对平等和激进变革，拥护私有产权和市场自由等主张。英国古典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伯克将保守主义理念归结为六点，即怀疑国家权力、自由高于平等、爱国主义、拥护等级制、怀疑进步观念和精英主义。美国保守主义与欧洲保守主义的区别在于强调前三点，忽视后三点。
当前美国共和党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观念创造产物，而是在美国独特的历史实践中产生的，潮起潮落，内涵也随之变化。20世纪50年代，在保守运动代表人物梅耶与著名保守主义杂志《国家评论》创办者巴克利的推动下，与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对立的传统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和反共的激进主义走向联合，形成了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雏形。当代美国保守主义主要立场是经济上坚持自由放任，文化上捍卫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传统价值，政治上尊崇古典自由民主，外交上反苏反共。1964年，戈德华特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标志着保守主义开始主导共和党。
20世纪80年代，时任总统里根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鹰派国防政策和道德传统主义相整合，以反苏反共为目标，制定外交政策。冷战时期，反共意识形态将经济、文化和政治保守派凝聚起来。里根政府时期，共和党形成以自由市场经济、传统价值观和反共为核心的统一意识形态，实现保守派大企业家、政治精英、基层选民、知识分子和媒体的联合。此后，小布什总统同样作为保守主义联盟的“盟主”采纳各派系观点，从广泛的保守主义运动中汲取力量，促进了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融合与发展。虽然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右翼民粹主义也属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政府中也有部分建制派成员，但其文化和经济立场却更加激进和极端。
当代美国保守派最初由数个派系融合而成，内部一直存在张力，不断进行阵营分化和重组。笔者依据基于议题和意识形态划分的里根式保守主义，阐述共和党内建制派保守主义的经济、外交和文化立场。
（一）经济立场
共和党内建制保守派的经济立场以大型跨国企业和华尔街金融业为代表，崇尚自由市场经济，认为经济利益是美国的头等利益，要求政府帮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并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特别是推动历届共和党政府采取支持工商业发展和金融资本的政策。
罗斯福新政后，保守派对以自由主义原则主导建立的金融监管和社会保障制度极为不满。因此，战后保守派极力推崇哈耶克的自由放任和社会自治理念，反对政府干预经济。里根政府时期，美国逐渐形成了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激进私有化、有限政府、平衡预算、自由贸易、金融资本主导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小布什任内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和高收入群体的减税计划，还通过“竞争性自由化”战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工商业团体和华尔街金融巨头为了追求全球化生产链中更高的跨国利润，更为便利地投资中国，鼓励政府采取务实的对华政策，谋求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当中，主张对华接触。宗教右翼势力曾试图在这一时期将对中国最惠国待遇与所谓“人权问题”等挂钩，但遭到国内经济保守派反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美间投资、贸易和人员往来快速增长，美国跨国公司从中大有获益。但同一时期，美国经济结构过度金融化、产业空心化等现象加剧，制造业岗位快速流失。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救市方案主要使大企业受益，导致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衰退，共和党内右翼民粹主义借势崛起。
小布什和特朗普政府中有许多大企业家和银行家，包括高盛集团高管。小布什政府时期，曾任高盛集团董事长的财政部长保尔森主导启动中美双边高层对话机制，曾任高盛高级顾问的副国务卿和贸易谈判代表佐利克鼓励对华开展经贸合作，并率先提出中国是美国“利益攸关方”概念。在特朗普政府中，曾任高盛总裁的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科恩反对对华贸易战。曾任高盛执行长的财政部长姆努钦反对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姆努钦还与特朗普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共同推动谈判，试图缓和贸易战造成的中美对立。曾任特朗普总统首席战略家和高级顾问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部长级委员会成员的班农将库什纳等人称为“全球主义者”和“高盛派”，而库什纳极为反感班农的经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观念。
与共和党右翼民粹派主张的经济民族主义相比，共和党建制保守派在中美贸易问题上更强调“公平贸易”，希望中美经贸关系朝着有利于美国企业利益的方向调整，而不是有损其利益的关税惩罚或“掀桌子”式的中美经贸“脱钩”。这是因为高关税带来的财政负担和产业链转移成本将主要落在跨国企业身上。如金融巨头格里芬等经济保守派支持特朗普的财政政策，但反对其贸易政策。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后，面对通货膨胀和产业链供应的压力，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克拉波、怀登等人曾支持废除特朗普时期对华增加的关税。在商界，世界首富马斯克大力支持特朗普，资助共和党政客。马斯克反对企业所得税、反工会、反对政府补贴、拥护自由市场等主张与共和党保守派的主要经济立场无异。
（二）外交立场
共和党保守派遵从摩根索奠基和基辛格发扬的现实主义原则，推行“利益政治”，而非“道德政治”，依据均势政治原则建立有利于美国领导的稳定秩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尼克松、基辛格、老布什、斯考克罗夫特、黑格等老一代共和党政治人物都以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原则较为理性地处理对华关系。传统的共和党保守派认为，道德外交和“人权问题”固然重要，但是不能超越以经济和安全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所以反对共和党内新保守派非黑即白的世界观。他们认为，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方案是促进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中美之间经济依赖，进而试图从内部改变中国，这正是接触战略核心理念。
当前，共和党保守主义阵营中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较大的是新保守派。新保守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成员为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特别是托洛茨基派和犹太裔知识分子对60年代自由进步主义引领的“激进狂潮”不满，转而投向共和党保守主义阵营而形成的。以克里斯托为代表的共和党第一代新保守派主要呼吁宗教精神和传统美德的回归。以威克里斯托和卡根为代表的共和党第二代新保守派开始参与美国对外战略的讨论。新保守派认为，当今世界充满了“霍布斯式”的弱肉强食斗争，信奉实力外交原则，主张以单边主义、干预主义理念和“先发制人”的方式防范、遏制、打击潜在对手，以维护美国霸权。新保守派信奉美国例外论和民主和平论，主张以武力和颠覆方式输出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
共和党新保守派始终把中国视为冷战后美国地位潜在挑战者，敦促历届政府警惕中国崛起，主张遏制、颠覆中国。新保守派促使小布什上任之初便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但随着“9·11”事件后全球反恐时代到来，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泥潭。小布什开始疏远共和党新保守派，承认中国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特朗普虽然任用了一些共和党新保守派阁员，但也不认同新保守主义的战略扩张，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就因主张对伊朗动武而被迫下台。特朗普多次表示反对共和党内新保守主义的进攻性外交政策。
共和党新保守派用社会科学包装保守主义观点，谋求打破民主党自由派对知识界的垄断，特别是传统基金会的创立极大地促进了共和党新保守主义理念的传播与发展。前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称，传统基金会是思想战中对美国影响最深远的保守组织。传统基金会提出的“中国威胁论”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几次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2022年5月，传统基金会总裁罗伯茨称，中国是自苏联以来对美国最严重的外部威胁，打败中国是“世纪之战”。受共和党新保守派影响的智库在贸易、科技和地缘政治等方面始终坚持对华强硬的立场和政策主张。特朗普执政后，共和党新保守派智库又在强调中美战略对抗的总体趋势。
在共和党新保守派看来，维护霸权地位和传统价值观对美国最为重要，中国在国际战略、全球治理、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和经济层面对美国构成威胁。因此，新保守派主张在战略层面遏制中国，在军事层面与中国针锋相对，在意识形态层面向中国推广美式价值观，与中国经贸“脱钩”。
虽然共和党新保守派与特朗普政府对华立场接近，但当前新保守派活跃人物小克里斯托、布特、弗鲁姆、威尔逊、鲁宾等都反对特朗普。国会中共和党新保守派代表则有众议员金辛格、参议员威克以及波特曼等。新保守派外交理念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传统的一部分。正如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界有一种渴望在全世界传播民主的冲动。
（三）文化立场
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基于共同传统文化，核心是西方宗教。据统计，截至2025年，约有62%的美国人信仰基督教，更有82%的保守派是基督徒。文化保守主义强调道德力量、自立、服从家长权威等传统价值观。
共和党保守派强烈反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提倡文化多元与平权的进步主义运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白人基督教福音派为代表的宗教右翼力量迅速崛起，开始广泛参与政治活动。福音派强调个体与上帝的关系，认为个体高于集体、精神高于世俗，主张重视秩序、道德和个人责任。“全国福音联合会”“基督教联盟”等福音派组织支持共和党人选举并推行保守的社会政策。美国约有25%的选民是福音派，在2016年和2020年大选中，分别有77%和84%的福音派信徒支持特朗普。宗教右翼为共和党保守主义各派系提供了道德基础。
宗教右翼认为，世俗进步文化和多元文化主义损害美国道德秩序和社会准则，并造成社会动荡不安。部分激进的福音派甚至将支持多元文化的共和党建制派和民主党人一并称为“邪恶轴心”。特朗普第一任期，政府中有许多福音派信徒，包括副总统彭斯自称“首先是基督徒，其次是保守派，最后才是共和党人”。特朗普选择彭斯作为竞选伙伴的重要原因是希望借此获得福音派群体支持。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称，将以对上帝的信仰与使命塑造美国外交。
宗教右翼从文化、信仰、体制、意识形态差异等角度渲染中国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威胁”，主张对华遏制。徐以骅指出，美国宗教右翼的目标是要将宗教人权问题与地缘政治、经贸和国家安全议题绑定。
二、共和党内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及对华立场
共和党保守阵营在与自由主义进行外部路线之争的同时，还在进行内部的观念之争。执政后，特朗普试图推动共和党向右翼民粹主义转变，甚至出现了共和党“特朗普化”的趋势，即特朗普重塑共和党选民理念，由此出现一批效仿特朗普的政客。
共和党右翼民粹主义吸收了保守主义理念，但难以与主流的里根式建制派保守主义完全整合。右翼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基层的社会运动，强调民众与精英、“人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他者”既可以指美国国内的两党建制派精英，也可以指少数族裔等少数群体，甚至非西方国家。虽然右翼民粹派主要源自共和党保守派，但其主要攻击目标是受益于全球化的精英、主流媒体和政客。右翼民粹派的主张与建制派保守主义的精英主义和反对激进变革的主张有较大不同。虽然右翼民粹主义与建制派保守主义同属保守意识形态阵营，但特朗普曾在2016年竞选中称自己并非保守主义者，并批评将共和党与保守主义捆绑在一起的做法，所以他当选后遭到共和党建制派的广泛排斥。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救市计划加重了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负担，特别是增加了共和党保守派选民对政府干预的不满情绪。对奥巴马政府经济和文化政策的双重不满，促使科赫工业等持自由放任理念的大企业资助茶党运动，反对自由进步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茶党并非政治组织，而是主张回归传统美国文化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运动。
茶党在文化和宗教领域的理念主要基于文化保守主义。2011年，约有69%的宗教右翼群体支持茶党运动，而茶党运动中34%的支持者是福音派信徒。茶党支持者经常使用如“上帝憎恨税收”等具有宗教色彩的口号。在经济领域，茶党继承了共和党经济保守派的“小政府”自由放任传统，但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茶党宣扬美国白人工人被两党建制派推行的全球化所忽视，称对华贸易逆差过大，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和少数族裔移民导致美国白人工人失业和待遇下降。由此，在文化方面，共和党内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将中国与美国自由派和泛左翼阵营一同看作“他者”，指责中国在贸易领域“不正当竞争”导致美国失业问题加剧以及对华贸易出现大幅逆差。
共和党文化保守派与经济民族主义者最终汇聚成特朗普重要的基本盘，即白人基督徒工人群体。茶党运动在2009年后迅速发展，2010年其支持者约4600万。2009年至2015年茶党运动高潮期为特朗普胜选奠定了思想和群众基础。特朗普迎合了共和党保守派选民的经济、文化和身份焦虑，成为连接民粹运动和精英之间的“桥梁”。特朗普继承了茶党的文化保守主义和贸易保护理念，上任后采取的“禁穆令”和“美墨边境墙”等反移民政策、推翻“奥巴马医改”、对中国等国家发起贸易战、复兴制造业和增加就业等举措，以满足其支持者的民粹主义情绪。
特朗普政府中的经济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增长最终会导致军事实力提升，批评共和党建制派只重视经济利益，没有从政治、战略、道德角度维护美国领导地位。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商务部长罗斯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主张对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并阻挠中美达成贸易协议。他们还试图通过贸易战和新冠疫情阻止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迫使制造业回流美国，从而实现中美经济“脱钩”。
特朗普当选后，茶党诉求大部分被满足，其活动热情下降并融于右翼身份政治当中。可以说，特朗普通过基层选民支持改造共和党，继而发挥了远超茶党运动的影响力。共和党内特朗普支持者的势力愈发强大，便开始不断排挤党内建制派。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切尼因反特朗普，被共和党众议员投票开除出领导层。茶党运动原领袖、阿拉斯加州原州长、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萨佩林2015年称赞特朗普为“英雄”，2016年大选中鼎力支持特朗普。2022年4月，她竞选阿拉斯加州唯一国会众议院席位时，获得了特朗普的支持。卢比奥、克鲁兹、戈萨尔、保罗等曾经茶党骨干现在仍然积极领导各类反华议案的制定，成为特朗普的盟友。
共和党内右翼民粹派对华立场与新保守派更为接近，即从意识形态角度攻击中国。民粹派认为，中国通过“不公平贸易”造成美国就业岗位流失，同时在文化和经济两个层面损害了美国利益，只有通过对中国商品进行关税惩罚、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扩大对华出口，才能弥补部分损失。
三、共和党保守派对华强硬立场形成根源
当前，共和党保守主义阵营内部各势力争相反华。例如，德桑蒂斯得到党内建制派支持，其主张对华强硬，特别是在新冠病毒溯源、“商业间谍”、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美中科技合作等问题上抹黑中国。德桑蒂斯对华政策主张明显向民粹派靠拢，显示共和党保守派整体对华强硬趋势。共和党保守派对华立场日趋强硬是由国际秩序变化、定居者意识形态复苏和身份政治崛起三个深层原因共同推动的。
（一）国际秩序变化
当前，美国一度主张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向具有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特点的保守主义秩序观转变。冷战结束后，美国建立的自由主义霸权将经济发展、世界和平与“自由民主”制度绑定。然而，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试图推广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已经失败，因为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均势政治和民族主义才是国际体系运转的主要驱动力。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是给美国和世界造成麻烦的根源。
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观念较为契合。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国家自身性质及其需求的社会和关系建构，即强调国家目标或行为具有的社会意义。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建构主义理论集大成者温特指出，建构主义理论基本原则是人们基于目标物所具有的意义，对目标物包括其他行动者采取行动。因此，人们共同观念和参与的实践是国际关系的基础。新的外交政策思想是由既有外交思想及发生事件所塑造的。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对华日趋强硬在体系层次的原因，是美国霸权秩序观念运行基础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转变，导致对外行为模式从试图将中国融入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转向敌我分明的对华遏制。
共和党保守派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充满了霍布斯式的无序，美国必须按照现实主义逻辑行事。现实主义逻辑指在理性和互信有限的国际社会，国家只能依靠自助机制求得安全，只有实力地位才能决定谁来制定和执行规则，所以无论是传统外交保守派的离岸制衡、新保守派的干预主义还是民粹派的克制战略，都强调依靠美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作为基础性力量。
保守主义反对激进变革，尊崇传统，而民族主义与宗教的作用类似，有助于凝聚社会中的个体。保守派基于对美国历史和国家行为的解释，对中美关系持悲观预期。民族主义强调独立自主。民族主义者认为自由贸易和外国投资造成的相对收益受损正是外界干预导致的后果，强化了现实主义逻辑。正如王缉思指出，以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美国霸权的主要思想基础，在对外行为中则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无论共和党保守派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待中美间结构性矛盾，还是从民族主义角度强调两国文化、体制差异，都将中国视为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中美国的竞争对手。
（二）定居者意识形态复苏
政治文化被界定为社会对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由长期的价值观塑造，体现了政治体系的内在心理体现和历史发展的文化积累。美国保守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其政治文化继承了植根于国家历史与文化的定居主义意识形态。
美国学者拉纳指出，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即英裔美国定居者在基于私人产权和土地所有权建立所谓民主制度的同时，将征服“他者”看作是保障自由的动力。这种“内外有别”的意识形态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和国民性，强调对内建立所谓自由民主，对外则加以监管和控制，无视“他者”的权利。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极为崇尚美国建国史和宪法中体现的古典自由主义理念，推崇所谓“建国时刻”的神圣性，而“建国时刻”正是对定居主义的美化。保守派神圣化宪法的原因在于，宪法是英裔殖民者通过独立战争，保障自身特权地位的制度性安排。他们可以从宪法条文中，诠释既有制度和利益的正当性。
美国早期定居者具有以血统和宗教界定的排他性，并不断制造内敌和外敌。敌人是以道德上的威胁被建构出来的。这种排他性使保守派对内强调早期定居者和后来移民的区别，始终警惕非白人移民对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新教文化和国家认同的侵蚀，而对外则强调西方与非西方的区别，警惕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挑战。德国政治思想家施米特指出，划分敌人和朋友是政治的标准，是意识形态的博弈，更是国家生存的首要问题。美国在国内外诸多政策中体现的排他性政治，已经成为共和党保守派对抗任何具有威胁性“他者”的手段。非白人移民以及中国等非西方大国都被共和党保守派视为有别于美国核心价值理念而应当强硬以对的“他者”。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助推其国民认同、意识形态都围绕该假设重构。美国对华战略正是定居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文化外溢的体现。
保守主义继承了定居主义中排他性政治的特点，将美国政治和社会共同体主观塑造为拥有共同种族和文化的联盟。保守派的理想社会是英裔定居者的共同体，以内部的所谓法治与民主对抗外部世界的冲突与混乱。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人与“他者”的关系导致身份政治的反弹。美国低教育水平白人男性与其他群体面临更多竞争，使得保守派重新拾起传统文化与宗教，并放大对所谓外部“威胁”的感知。
因此，美国共和党保守派接受了定居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排外因素，对华日趋强硬的重要原因是选民基础变化导致主流政治文化的改变。政治文化为美国外交战略提供了核心理念和国内法律支持。近年，美国外交政策尤为显现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和意识形态外交的保守主义政治文化特征。共和党保守派选民以“回归传统”方式对抗体系的激烈变革。
（三）身份政治崛起
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指出，身份政治植根于人类的激情、对尊严的渴求和个性化的体验，身份政治给政治秩序带来了威胁。美国共和党保守派选民抱持全球化受害者心理，以及被精英阶层抛弃的疏离感、对失去骄傲的传统文化与爱国精神的失落感。这些心理作用共同催发了右翼身份政治的兴起。个人行为体通过集体意义获得了相对稳定的身份、对特定角色的理解和对自我的期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福音派信徒、劳工阶层倾向认为，自由主义全球化损害了民众经济利益，而多元文化快速传播、失业增加有损尊严，导致社会地位下降。
经济全球化促使美国社会实现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转变，导致难以适应全球化或不能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个体发生心理上的混乱，使之更向往过去的传统社会和道德标准。而保守主义为个体提供了集体感，因此表现为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速度越快，保守派力量增强就越快。右翼身份政治的崛起源于社会转型造成的价值观冲突。保守主义的核心本是反对激进变革，在全球化对美国社会造成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试图再以激进方式回到昔日美国繁荣的“美好时光”，即白人在种族上的特权优越感、福音派崇尚的传统道德、劳工阶级相对富足的生活水平。特朗普政府退出不利于美国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对中国乃至盟友发起贸易战等举措，正是以“美国优先”的激进变革对抗经济全球化的变革。共和党保守派个体成员汇聚在特朗普的旗帜下，得到了群体性心理满足，他们认为，价值观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胜过阶级和经济问题，“我们是谁”比“如何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对美国衰落的危机感强化了美国社会和政界左右两极的力量，地方州长和国会议员选举的成败往往取决于文化议题。
四、结语
近年，共和党内建制保守派和右翼民粹派都在试图主导共和党政治议程，但二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激进、极端的右翼民粹势力正逐渐成为共和党保守意识形态阵营的主流，基于所谓经济和意识形态冲突，主张对华强硬，其深层原因在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秩序正在向保守主义秩序转变、定居主义意识形态复苏以及身份政治崛起。
2019年，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预测共和党当选后会与特朗普领导的右翼民粹派决裂，并重新与民主党合作。然而，美国右翼民粹派势力愈发壮大，共和党和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卷土重来。共和党内建制派保守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之间，以及他们与自由主义者将国内政争投射到国际领域的新趋势值得关注。中美关系与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紧密相关。我们要重视美国国内政治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警惕右翼势力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动荡。
作者：赵骁，金灿荣（作者分别是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国家安全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转载自东北亚学刊，2026年5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