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亚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来源：《国际展望》2026年第3期；国际展望
内容摘要：科技竞争历来是一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较量，为实现“竞赢”，美国将身份政治嵌入对华科技竞争，积极开展“软博弈”。美国将身份政治视为提升本体安全的手段，并在对外科技竞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从理论上看，身份政治的作用机理包含认知建构、认同建构与关系建构三个递进阶段。在认知建构阶段，美国以对比叙事塑造“自我”和“他者”，将身份对立引入科技竞争；在认同建构阶段，其建构了中国科技崛起带来的“存在性威胁”，建立排斥“他者”的“合法性”；在关系建构阶段，其以身份锁定机制形成制度化同盟与价值共识，将个体的科技打压升级为群体性围堵。在身份政治逻辑影响下，美国的对华科技竞争政策和实践意图是改变中国科技发展的外部环境，削弱中国科技发展的合法性，并影响中国企业平稳“走出去”；这一政策也导致中美科技关系趋于形成二元对立结构，双方科技互信的理性基石受到侵蚀；这些认知所诱发的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部落主义思潮将持续冲击全球开放自由的科技生态。
关键词：科技竞争 身份政治 本体安全 中美关系
随着科技发展加速，诸多国家强化了关键科技领域的战略部署，大国间的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作为全球头号科技大国，美国将“争夺科技制高点”上升为国家战略，由政府参与或主导以便更有效地统筹行动及配置资源。在科技竞争的过程中，美国持续运用身份政治，将意识形态、价值共识等作为制定技术标准的依据，并以此组建科技联盟，实施排他性举措。2020年10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报告，提出建设“世界范围的、能反映民主价值和利益的技术规范、标准和治理模式”。2023年5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政府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U.S. Government National Standards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宣称“在基于规则的标准制定中坚持透明、公开、公正等技术价值”，并强调以技术发展促进“民主”，遏制“数字专制主义”的抬头，发展新兴技术以确保“尊重人权和民主”。2025年特朗普再次执政后，随即发起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的公众意见征询，以OpenAI为代表的一些人工智能企业强调从意识形态层面与中国进行竞争。由此可见，身份政治已经深刻嵌入美国对外科技竞争。
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身份政治日益影响美国政治精英的思维认知方式，左右其内政外交决策。在科技竞争领域，身份政治不仅使美国锚定“竞争对手”，还将“自强”与“排他”一体化。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包括竞争定位、竞争战略与决策中的核心议题、不同时期的对华科技竞争战略布局。然而，既有研究缺乏对身份政治影响力的关注与分析。美国为何在科技竞争中运用身份政治？又是如何运用身份政治推进对华科技竞争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分析美国运用身份政治开展科技竞争的主要动因，二是检视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实践中身份政治发挥作用的核心机理，三是分析美国上述做法的多重影响。
一、美国运用身份政治开展科技竞争的主要动因
美国的内外政策深受身份政治影响，科技政策也不例外。身份政治以特有的运行机理唤醒国家对本体安全的关注。其蕴含的身份导向能够弥补安全导向与经济导向的不足，成为美国开展科技竞争的有力工具。自冷战以来，美国积累了运用身份政治赢得科技竞争的丰富“成功经验”。由此，身份政治与科技竞争这两个看似关联性不强的分析对象在美国实现了深度融合。
（一）美国认为身份政治高度关乎其本体安全
从理论构成来看，身份政治与本体安全均以身份为关键内核。身份政治是指在一定的政治体系或进程中，特定主体通过树立多重信念规范、明确身份（即成员资格）来建构具有归属意义的认同，并以群体的形式实现特定目标与诉求的政治形态，身份确认和身份维持是身份政治运行的必要过程。本体安全强调的是一种基于文化认同的身份安全，它的反面则是本体不安全，即对身份遭受侵蚀的一种无所适从的焦虑，甚至是恐惧感。自主性身份是本体安全的基本表征，这一身份的稳定程度关乎本体安全的运行状态，其能动程度影响本体安全的实现路径。因此，实现本体安全的关键在于保持连贯一致、稳定的自我身份，以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为何这么做”的能动性。
当本体安全遭受侵蚀时，一些国家会运用身份政治，将其视为强化边界、维持身份的工具。一方面，将身份政治视为维系本体安全的工具。在身份政治特有的运行机理中，群体身份认同兼具动态性与稳定性，某一群体想要保持身份认同的稳定性，必须将其与异质群体的关系固定化、常规化。这种做法可以建构统一的群体身份，从而为群体及其成员提供本体安全感。另一方面，将身份政治视为霸权护持的工具。相较于权力政治或利益政治，身份政治更偏重发挥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等软要素的效力，尤其当存在权力或利益冲突时，一些国家可以通过分类、比较以及明确内群体（In-group）动机等环节，建构群体身份认同，以特定身份叙事定义何为“威胁”，突出“他者”带来的存在性威胁，保持或唤醒群体身份认同，以组建联盟。由此，高度关乎本体安全的身份政治便提供了打压对手的合法性，成为维护霸权身份的工具。
在美国政治生态中，身份政治具有高度内生性，是“大熔炉”背景下建构统一国家认同及各群体相互区别并进行互动的产物。从17世纪开始，不同的移民群体就根据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地域特色，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身份认同。进入20世纪后，种族、性别逐渐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女性运动、环保运动等一系列新社会运动成为身份政治的表现形式。随着“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国会山骚乱”事件等的发生，美国国内的身份政治迎来又一轮高潮，其演变为由少数边缘群体、白人群体、多重身份群体等发起的寻求承认、捍卫尊严之战，对美国内政产生极大影响。
对美国而言，身份政治是国内社会矛盾的投射，更是维系本体安全的手段。当美国传统的霸权国身份受到冲击，其能动性也被内外矛盾束缚，由此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面对此种情况，美国将具有强动员力的身份政治视为提升本体安全的关键工具。在运用身份政治的过程中，美国尤为注重塑造二元对立的思维认知与对比叙事。异质“他者”的崛起与赶超常被其描述为“非此即彼”“事关存亡”的“安全威胁”，辅以灵活动员以强化群体成员的心理依存感与认可度，进而形成稳定的身份认同，以应对身份变化及其带来的本体安全威胁。随着对安全威胁的过度渲染，身份政治的“聚旗效应”被快速激活、有效调动，共同对抗异质“他者”成为美国及盟国的共同使命。
解读美国对外科技竞争存在安全和经济两个主流视角。安全视角强调关键技术外流与国家安全的防御需求，为理解美国开展科技竞争提供防御性理由，但单纯的安全导向难以形成国际动员效应。经济视角则以赢得产业竞争、保持供应链韧性与维护市场主导权为目标，该导向需要在竞争受益与竞争受损之间实现平衡，尽管可以在短期内动员企业，但难以形成长效合法性。身份政治蕴含的身份视角提供了补充，因为其不仅解释了“为什么”的问题，还回答了“为了谁”的问题，确定了美国开展对华科技竞争的意义逻辑，即科技竞争不仅是为安全与市场而战，而且是为维护“民主秩序”与“优越文明”而战。其既能为高成本的竞争政策提供“合法性”，激发内外动员过程中的身份共鸣，还能强化现行国际秩序中由美国主导的价值共识。
（二）美国善用身份政治推进对外科技竞争
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对科技的崇拜日益强烈。人们普遍认为，科技在赢得战争胜利、实现和平繁荣、加强国家安全、改善健康状况和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中，科技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如何在科技领域积累非对称优势，既能在“相互确保摧毁”前提下保持战略平衡，又能通过“技术突袭”打破军备竞赛僵局，成为美国的核心目标。
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提是获得行动的“合法性”，身份政治正是提升美国对苏管制和打压行动合法性的关键工具。“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奠定了美国对美苏关系认知的基础，世界被划分为所谓的“自由民主”与“极权共产主义”两大身份阵营，杜鲁门宣称这场迫在眉睫的竞争为所谓“正义与邪恶”“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斗争。由此，美国通过不断强化苏联的存在性威胁叙事进行战略动员，建构西方阵营的群体身份认同。1947年4月，杜鲁门在向美国国会发表的咨文中提出，1939年《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 of 1939）“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原则及相关条款已不适用于当时的形势，要求引入多种类型的许可证制度，根据物资性质、数量及用途实施差异化管控，并将管制范围由武器本身扩展至其生产设备及服务于外国军事体系的相关物资。1948年，美国商务部咨询委员会建议通过出口管制实现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打压。1949年，美国国会通过《出口管制法》（The Export Control Act of 1949），确立以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为导向的出口管制制度， 成为对苏联及其所属阵营实施技术与物资遏制的法律基础。
此外，美国还通过排他性的非正式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以下简称“巴统”）实现对盟友的身份锁定。在巴统运行过程中，美国发挥主导作用，是名副其实的巴统之“魂”，而巴统也沦为美国运用身份政治的典型场域。巴统奉行“西方和东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身份区分逻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禁止组织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军事技术和产品，也禁止出口被认为有潜在军事用途的民用、商用技术及产品，同时还禁止转让技术。巴统按照美国的管制标准，通过Z、S、Y、W、Q、T、V等身份标签对不同组别国家实施不同的出口管制政策。起初中国被划分在Y组，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1950年12月，中国被调至Z组（即“敌对国家”组），1952年成立的“巴统中国委员会”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的禁运范围。尽管后来的卡特政府、里根政府将中国调至V组，不断放宽对华出口管制，但中国并未享受与同组国家相同的待遇，成为所在组受管制最严的国家。美国在二元对立的思维导向下打压“他者”，以此对中国进行极为严格的审查，进一步细化身份标签，依据“安全风险”强弱将对华技术和产品出口分为红区、黄区和绿区，在许可证上区别对待，提升出口申请的跨部门审批难度。
1994年，巴统正式解散，但美国运用身份政治打压“他者”的思维仍在延续。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持续发展，克林顿政府在1995年重新梳理政策，将超级计算机出口分为四个等级。其中，相较日本、加拿大等处于第一级的国家，中国被划分到第三级，面临更多销售限制。为了提升盟友间出口规则的一致性，“瓦森纳安排”（Wassenaar Arrangement）于1996年成立。美西方虽然声称该安排不针对任何地区或国家集团，但仍强调“志同道合”，针对成员国“共同关注的国家”。这种设计反映出美西方通过制度化安排进行身份锁定的意图。随着科技竞争的演进，以降低“他者”安全威胁为由升级“瓦森纳安排”的声音不绝于耳，甚至一些人提出必须提升该安排的约束效力，并重点强化对相关国家的管制精准度，以确保严密管控对创始成员国“构成军事与经济安全威胁的国家”。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既具备运用身份政治的内外环境，也拥有运用身份政治在科技竞争中获胜的“历史经验”。身份政治为理解美国对外科技竞争行为提供了一套分析框架，下文将重点分析其作用机理与对华科技竞争的实践。
二、美国运用身份政治开展对华科技竞争的机理及行动
美国对身份政治的工具化运用，本质上是借助身份政治驱动政策实施的过程。身份政治蕴含认知建构、认同建构与关系建构的递进式机理，美国借此建构对华科技竞争的合法性，并通过对比叙事、安全化激活与身份锁定三重机制对华实施科技打压（见表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身份政治作用于科技竞争的核心机理
身份政治作用于科技竞争的核心机理体现为从认知建构到认同建构再到关系建构的动态过程。其通过叙事、安全化与身份锁定的递进机制，将科技竞争从物质层面的“硬博弈”延展至价值层面的“软博弈”。
在认知建构阶段，身份政治通过叙事机制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对比、区分与意义设定。认知是认同的基础，叙事机制的本质是通过语言与话语建构现实，形成“自我”与“他者”的对比，并为客观差异注入“善恶”“优劣”等二元对立的主观价值判断，通过反复传播使差异固化。这一阶段的核心在于认知结构的确立：国家基于差异化的国家特质开展对“自我”与“他者”的区分界定，从而确立自我认同的边界。在这一过程中，二元对立的叙事机制放大了差异的主观性，科技竞争被渲染为“民主”和“威权”之争，呈现具有象征意义的身份对立特征。这一阶段的目标在于完成彰显优越感的自我定义，同时塑造一个对立的“他者”。通过叙事的重复、象征与传播，国家构建了关于“自我”与“他者”的意义系统，促使具有物质理性的科技竞争叠加充斥认知感性的身份对立。从结果来看，二元对立的身份认知推动“合法性”的萌发——科技竞争不再是单纯的资源争夺，而被赋予维护优越身份、捍卫自身价值的“正当性”。
在认同建构阶段，身份政治通过安全化机制固化前一阶段的认知结构，建构群体身份认同。在巴里·布赞看来，安全化本就是根植于“自我”与“他者”的身份政治，安全化机制的启动包括三个步骤：一是建构存在性威胁，二是获取受众同意，三是渲染敌对关系。其根本逻辑在于，被建构的“他者”存在性威胁既有助于国家维持稳定身份，又能激发同质国家“共同命运”的共识。受安全化机制影响，“他者”的科技崛起从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差异”转变为对“自我”的存在性威胁，为维护自身与群体的安全，必须采取相应行动，因此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与一致行动的合法性得以强化。在科技竞争的认知性转换基础上，国家在认同构建阶段实现了对科技竞争的工具性转换，使其成为维系群体身份连续性与稳定性的政治工具。从结果来看，安全化机制确立了内群体采取一致行动的合法性，“他者”的存在性威胁成为排他动力，由此建构的群体身份认同为国家及其盟友与“他者”开展科技竞争提供有力支撑，而科技竞争又“反哺”群体身份认同。
在关系建构阶段，身份政治通过身份锁定机制组建关系网络，网络成员据此开展基于认同的群体行动。前两个阶段建构的身份认同具有流动性与情景依附性，缺乏结构性约束效力，为改善这种情况，国家通过规范化、群体化与制度化进行身份锁定。具体而言，规范化是指通过共同的价值叙事与伦理语言，将身份认同提升为行为规范，合作方只有在共享的价值框架内行事，才能被视为可信或负责任的成员；群体化是指通过联盟协作的方式，将共同身份嵌入关系网络，在利益绑定的同时，强化价值归属；制度化是指通过正式制度（如法律、协定、组织机制）将身份关系融入权力结构，科技标准、技术联盟、规则体系等成为身份政治的制度性载体。由此，身份政治不再仅停留在话语或心理层面，而是通过组织、规范等安排，固定内群体成员关系以实现身份锁定，使个体行动与群体秩序相互嵌合，形成制度化同盟与价值共识。主导国通过身份锁定机制确立秩序边界，内群体成员的共同使命则是在秩序边界内开展制度化合作及联合打压，以对抗“他者”的科技崛起。由此，关系建构阶段的科技竞争实现了结构性升级，其已超越科技竞争本身，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决策和行动不再是个体的政策选择，而是一场秩序边界明确的结构性竞争，主导国打压行动的“合法性”随之被进一步强化。
（二）美国运用身份政治开展对华科技竞争的行动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持续将身份政治嵌入对华科技竞争。在这一过程中，身份政治发挥了复合性作用，它既是美国行为逻辑的认知参照，又是其开展行动的操作性工具。
第一，在认知建构阶段，美国运用对比叙事在对华科技竞争中给双方打上身份标签。一方面，美国通过政府文件、政要表态、智库报告及权威媒体等建构其作为“领导者”与中国作为“挑战者”的身份对比。如《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等政策文件，以及“消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的障碍”（Removing Barriers to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确保人工智能国家政策框架”（Ensuring A National Policy Framework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等行政令，均强调保持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的重要性。202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确保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列为美国外交的所谓“八大优先事项”之一。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政府重组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发布《赢得竞争：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Winning the Race: America’s AI Action Plan）以巩固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中国则被描述为“挑战者”。2021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报告宣称，“中国瞄准了关键技术以及专有商业和军事技术，成为对美国科技领先地位的‘威胁’”。《纽约时报》发文称，中国使美国再次陷入“斯普特尼克时刻”，其科技潜力将塑造一个超越美国的“中国世纪”。
另一方面，美国热衷于建构“负责任的民主践行者”与“数字威权主义输出者”的二元对立形象。在自我定位上，美国坚信，自身“负责任”地使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可以给“民主”赋能。同时它认为，自身针对中国关键技术进行出口限制、投资审查、加征关税的做法不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也不是为了阻碍中国发展，而是在“负责任地管理竞争”，积极塑造“民主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美国官方、战略界以及主流媒体不断渲染所谓“中国输出‘技术威权主义’或‘数字威权主义’会冲击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观点，《中国制造2025》发展规划、“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正当合理的发展计划被歪曲、诋毁，正常商业性的信息技术出口被视为“数字威权主义”的传播载体。
第二，在认同建构阶段，面对中国的科技崛起，美国不断以各种手段进行安全化以建构群体身份认同。首先，美国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建构中国的“存在性威胁”。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越来越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实力达到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 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宣称，中国正在迅速推进军民融合技术以整合并提升其空间/反空间、网络、电子和信息战能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全面且严峻的挑战”，并将中国描述为“首要安全威胁”。2025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其年度报告中将中国的科技发展与经济、安全并列纳入“系统性风险”的评估体系，强调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复合性安全威胁”。不难发现，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存在性威胁”的建构呈现渐进式特征：基于“竞争对手”这一定位，其进一步聚焦关键技术领域，并通过科技发展与经济、安全议题的耦合，将中国的科技发展视为“系统性风险”。
其次，获取受众认同。为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与认同，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或夸大中国的科技实力，或对“技术安全风险”进行炒作。譬如，美国联邦调查局杜撰所谓“中国严重威胁美国的经济福祉和民主价值观”，误导公众。2025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将“盐台风”“伏特台风”等恶意程序定性为“与中国有关的网络攻击”，借此将美国民众高度关切的隐私安全问题与所谓“中国威胁”进行捆绑。同时，一些智库和媒体相互配合引导舆论，宣称“中国以渗透、预先部署和获利的融合路径削弱美国科技优势”。
再次，借助具体议题渲染敌对关系。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一些智库发布报告，编造“中国的人工智能野心将改变未来战争形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中国通过窃取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据推进人工智能计划，获取国际影响力，对美国企业和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等说辞。尤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渲染“中国人工智能威胁”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囊括了从军事战略到流行文化宣传等多个议题，认为中国正在运用所谓“网络战”、聊天机器人、宣传叙事（以TikTok为主）、“数据投毒”等手段攻击美国。
第三，在关系建构阶段，美国通过身份锁定机制组建关系网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均热衷于以“共同价值”推进“规范化”路径，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科技联盟式的群体关系，并进行制度性实践，如围绕新兴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进行合作，共建新兴技术标准与规则。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尽管其已显露出“交易型”外交的偏好，但并未完全放弃以“志同道合”为名笼络盟友。譬如，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促进共同愿景》（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等文件强调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提出明确的价值原则与“小多边”手段，以加强与“志同道合”伙伴的合作，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拜登政府更为重视以所谓“民主”为内核的规范推广，将组建“民主科技联盟”列为对华科技竞争的核心策略之一，宣称全球主要“民主国家”要团结在一起，加强合作以保证由“民主国家”而非中国或其他国家制定21世纪的贸易和技术规则。拜登政府还成立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与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联合发起并通过《互联网未来宣言》（Decla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以所谓“对抗威权主义”为口号，确定了“维护数字人权”“促进信息自由流动”“增进数字信任”等多项措施。在不断重申共同价值观与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美国与欧盟共建信息通信技术和服务供应链，与七国集团、经合组织成员国及其他伙伴持续强化合作。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优先”的对外原则与“交易主义”的外交方式受到不少民主党人的抨击，认为其侵蚀美国民主，破坏了以“民主价值观”为底色的联盟网络。发人深思的是，这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放弃了对身份政治的运用？答案是否定的。与拜登政府强调“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不同，特朗普构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国家身份叙事，其将美国构建为“付出高昂成本、面临外部威胁”的受损主体。这并非仅着眼于利益交易、摒弃价值共识，而是在“美国优先”的旗帜下，建立“美国受损”的身份叙事，从而迫使盟友承担相应成本，服从美国领导。尽管特朗普在组建对华科技联盟中甚少提及“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但其仍将“值得信赖”“共同价值”作为身份锁定的重要标准。譬如，在分别与日本、韩国签署的《技术繁荣协议备忘录》中均出现“值得信赖的科技领导力”“共同兴趣”“巩固后代的自由与繁荣”等表述，这些话语虽未直指“民主科技联盟”，却同样蕴含身份排他逻辑，即只有那些“政治上可信、技术上可靠、意志上顺从”的国家，才能参与美国主导的科技联盟。换言之，进入第二任期后，特朗普正在以新的身份叙事对传统盟友关系进行重构，此类身份政治实践不再简单以所谓“普世价值”为区分标准，而是以“谁愿意承担代价”“谁对美国更加忠诚”为标准，旨在推动建立“小多边”形式的排他性科技联盟体系。
三、美国运用身份政治开展对华科技竞争的影响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身份政治均是美国开展对外科技竞争的辅助性工具，通过强调“他者”带来的“挑战与威胁”，美国寻求对外科技打压行动的“合法性”。从冷战时期的出口管制到目前的对华科技竞争，美国未曾放弃挖掘身份政治的工具属性。检视美国运用身份政治的效果，表面上发挥了“聚旗效应”，调动内外合力以遏制中国科技崛起，实际上却造成自身利益受损与资源错配，结构性地消耗既有制度效能与科技优势。作为一个全球领先的科技大国，美国此举的负面外溢效应值得高度关注。
（一）中国科技发展的外部空间趋紧
与传统意义上的科技遏制不同，美国上述做法并不止于限制具体技术、企业或产业链环节，而是通过身份划分，将中国科技发展置于对抗性和排斥性的认知环境，压缩中国科技发展的外部空间。
第一，催生非理性认知，破坏中国科技发展的外部环境。一方面，由于身份政治以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为划界依据，美国对华科技打压具有明显的泛意识形态化特征。正如阿斯麦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宁克（Peter Wennink）所言，“美国是基于意识形态推动限制对华芯片出口，而不是基于事实、内容、数字或数据”。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强化中国科技崛起的“安全威胁”叙事，以存在性威胁为由动员各方，以排他性权力维护国家绝对安全，这种绝对化和排他性的泛安全化行为压缩了其他国家正常的安全空间，容易引导他国形成对中国科技崛起的非理性认知。
第二，固化“他者”意象，削弱中国科技正常发展的合法性。美国在对华科技竞争中将身份政治作为战略叙事工具，其核心逻辑并不仅仅局限于科技竞争本身，而在于通过身份区分界定国际科技秩序中的“合法主体”。美国依照自身价值观确定“值得信赖的伙伴”，并据此形成“民主科技联盟”，在这类叙事及制度框架下，中国被建构为所谓“数字威权主义”的代表，成为科技领域的“他者”。这一身份建构以美国及其盟友共同秉持的“民主”“透明”价值观为评价标准，受此影响，中国正常的科技发展与创新突破都易被夸大或解读为“安全威胁”。譬如，随着深度求索（DeepSeek）的崛起，美国开启了对它的“民主评估”。2025年4月，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针对性的报告，指控DeepSeek“涉嫌数据窃取、信息操控、技术盗用及规避美国出口管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第三，强化针对性的负面叙事，阻滞中国企业出海进程。受身份政治影响，一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企业时常被美国及其盟友冠以“身份原罪”，被污名化为“实施操控”“窃取机密”“扭曲市场”的工具。譬如，在高端装备制造业，美国政府不断夸大振华重工的“身份原罪”，极力渲染全方位的“安全威胁”，炒作振华重工起重机的“间谍属性”。在关键矿产领域，西方政客和媒体动辄以“破坏环境”“掠夺资源”为借口，将中国矿产企业污名化为“新殖民主义”和“严重威胁”。鉴于西方舆论反复传播这些负面叙事，中国企业即便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也在签订国际合同、制定国际标准以及平台准入上受到不公正对待。
（二）中美科技互信受损
良性的科技关系通常建立在功能合作与利益互补的基础上。多年来，中美科技合作对两国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而由美国建构的身份冲突，给中美科技互动强加了二元对立结构。在这一过程中，科技议题不断被政治化、安全化，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认知逐渐脱离技术理性与经济理性，极大损害了双方的科技互信。
一方面，中美科技关系被动陷入二元对立框架。身份政治源于西方文明中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思维，是美西方建构“自我”与“他者”的工具。与中国提倡的美美与共、包容多元的集体本位观和制度安排不同，美国的个体本位观与制度安排决定了这种二元对立思维难以彻底根除。在科技竞争中，美国将中国的科技崛起建构为对“自由民主世界”的挑战，以所谓“民主对威权”“透明对不透明”“可信对不可信”的叙事将双方竞争置于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框架下。这种框架将结构性竞争转化为本体论的对抗：中国不仅仅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更是存在意义上的“他者”，其技术进步将瓦解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自主身份。因此，曾经基于互惠互利的合作（如学术合作、联合研发等）被身份政治制约，中美科技交流被美国的二元对立框架干扰，双方科技关系有陷入零和博弈之虞。
另一方面，中美科技互信的基础受到侵蚀。受身份政治影响，美国选择科技合作对象的标准除了利益最大化之外，还增加了“是否值得信任”“是否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标准，美国的科技政策也呈现标签化倾向，如特朗普第一任期鼓吹所谓“清洁网络”计划，第二任期强调美国的“开放性、透明度、可信度、对自由和创新的承诺”与“安全可靠的供应链”。这些做法以“安全”和“信任”为名，本质上均是以意识形态划线，树立排他性技术标准。此外，科技人才交流是遭受冲击的重灾区，美国华裔科学家的生存和科研环境恶化。尤其自“中国行动计划”实施以来，美司法部门通过“钓鱼执法”“抓把柄”“揪辫子”等恶劣手段制造寒蝉效应。多位科学家在《科学》杂志联名发表题为《种族标签伤害科学》的公开信，指责美国政府以种族身份为由打压华裔科学家的无理行动。随着美国多维度行政审查趋向意识形态化，科技交流中的技术理性受到侵蚀，中美科技合作存在从务实驱动滑向身份驱动的风险。
（三）全球开放自由的科技生态承压
随着身份政治日益嵌入科技竞争，原本以效率与创新为导向的全球科技体系难以正常运转，全球自由开放的科技生态面临现实挑战。一方面，打压性的技术民族主义侵蚀全球科技发展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崛起的技术部落主义冲击全球科技发展的自由性。
打压性的技术民族主义割裂了原本开放的全球科技发展版图。传统的技术民族主义主要将科技视为推进民族主义议程的手段，目标是促进形成更强的民族认同。而美国运用身份政治颠倒了这一逻辑，打压性的技术民族主义反而成为国家利用身份认同寻求科技竞争优势，并对“他者”进行强有力干预或打压的工具。如今的技术民族主义日益与国家安全、地缘政治竞争直接挂钩，成为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变体。回顾21世纪初，美国对互联网与科技发展持较为开放的态度，认为科技具备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推动贸易的潜力。然而，随着中国的科技崛起，美国对科技竞争的定位逐渐转变为以“国家安全”为核心，寻求基于零和博弈思维的脱钩式竞争，将原本中性的科技发展路径政治化、安全化。受此影响，诸多国家愈发关注本国科技发展的自主可控，各国科技的竞争与合作平衡被打破，全球科技发展有可能被引入“去全球化”、强调竞争与对抗的“死胡同”。
崛起的技术部落主义压缩了不同主体的自主选择空间。身份政治与科技竞争的合流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的部落分化形态，除了性别、族群、性取向等关乎本体意义的议题之外，科技的差异化与排他性认知正在孕育新的技术部落主义。不同的价值观、专业化的知识壁垒及利益竞争会引导公众、研发人员和科技企业走向不同的部落。譬如，围绕科技发展前景，形成了“科技美好派”“科技毁灭派”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中立派；围绕科技发展实效，形成了边界鲜明的“科技进步派”与“科技保守派”。这些部落往往会对其他部落的信息和看法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并且会通过排他性的策略保护自身的优势地位，催生更为严重的科技垄断和科技鸿沟。对美国的盟友而言，它们既面临在“民主科技”“威权科技”中“选边站”的困境，又面临科技标准同质性绑定的封闭化困境，同时还面临被迫放弃与中国开展高性价比科技合作的成本困境，其自主选择空间被大大压缩。技术部落主义将导致部落内趋同、部落间割裂的科技格局，全球科技分工体系随之迎来非市场性重构。
结 语
科技竞争是中美之间的关键议题之一，这是科技加速迭代的必然结果，也是大国竞争蔓延至科技领域的现实写照。从本质上看，科技竞争关乎国家在硬实力、软实力两方面的较量。在美国对华科技打压过程中，身份政治成为其基于硬实力运用软实力的载体，因而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可被称为“软博弈”。
总的来看，身份政治为美国开展对华科技竞争解决了三个根本问题：一是如何识别打压对象。美国通过身份政治在确立自我身份的过程中也明确了选取打压对象的标准，即极大“威胁”其科技霸主地位的“异质”科技崛起国，其以对比叙事塑造了“自我”与“他者”的认知。二是如何促进同质国家对“共同命运”的共识。美国深知仅凭一己之力难以在科技竞争中获胜，因此需要借助安全化机制放大“他者”的安全威胁，激发“志同道合”的国家“同仇敌忾”，从而增强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三是如何将个体打压行为转换成群体合力打压。在同质国家形成群体认同之后，需要进一步形成制度化同盟，不断强化打压行为的合法性。身份政治特有的身份锁定机制为美国盟友关系的建构与深化提供可能。结合现实分析可以发现，身份政治在美国政策工具箱中占据重要地位，民主党和共和党均将身份政治视为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工具，只是双方秉持的身份维度及叙事构成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印证，身份政治已是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底层逻辑之一。
自冷战以来，身份政治在美国国内政治中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每次选举往往会不同程度地加强身份政治对美国精英和大众认知的影响。相较于民主党将“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内嵌于政策方针中，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虽然并不痴迷于身份政治，但并未抛弃身份政治这个工具（身份政治在特朗普两次胜选中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对外关系上，尽管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美国的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发动无差别的关税战，但在对华竞争上，尤其是遏制打压中国科技崛起方面，其充分发挥身份政治的动员与聚合效应，联合盟友组建排华的关键技术供应链，对中国实施更为严格的技术管控。显然，特朗普政府正在重塑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其力图打造成本共担、忠诚度更高、更符合美国利益的同盟体系，科技领域势必成为重点。这也意味着，美国会进一步利用身份政治的工具属性，以宏大的国家身份叙事构建维护美国科技优势的“大院铁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