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年底，郑新立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先到国家计委下属的国家信息中心干了两年，1989年12月，到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先后任副主任、主任，兼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直到2000年6月调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屈指算来，郑新立在国家计委整整度过了13个春秋，而这13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为激荡起伏的年代。

郑新立十分幸运地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

国家计委是国务院的一个综合性经济部门，研究的都是国民经济运行中一些重大、紧迫的问题。政策研究室在国家计委又是一个综合部门，其职能就是要把国家计委各个部门对重大问题的意见归纳起来，形成国家计委上报国务院的报告和对国务院下级部门的一些文件。

郑新立就是这些报告和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在国家计委工作的13年间，郑新立前后经历了三任计委主任——邹家华、陈锦华、曾培炎。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起草文件，用他自己的话说，即“给计委主任写讲话稿和计委的一些重要文件”，包括“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十一五”计划的文件起草。

“这13年，我在认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一些重大矛盾应当怎样分析和处理上，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郑新立说。

俗话讲：“计委办公会上研究的问题都是国民经济中焦头烂额的问题。”不是很急的问题拿不到计委办公会上研究。郑新立在三位国家计委主任身边工作的13年，究竟解决了怎样“焦头烂额的问题”？

邹家华时期（1989．12—1993．03）：下放权限

在国家信息中心工作两年后，1989年年底，郑新立调到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此时，邹家华接任国家计委主任一职。邹家华掌舵计委的3年多时间里，核心的改革就是“下放权力”，重塑计划体系。

“邹家华任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时期，改革的幅度最大。”

郑新立回忆说：“那时的下放是真正的下放。在这之前，所有的扩大再生产都是由国家计委来管的，包括地方政府都没有投资权限，甚至工厂里盖个厕所也要报上来批，机器设备的更新、车间的改造也需要报国家来审批。至于大的项目更是要国家来批，权力是高度集中的。”

从邹家华开始，一批批、不断地下放行政审批权限。最初是下放投资总额较小的项目，从几千万元以下下放到省级审批，后来提高到几亿元以下，最后放权放到由国家审批的项目集中到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大的基础设施和骨干项目上，其余项目的审批基本都下放到省和计划单列市。

郑新立说：“下放投资权限对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过去重要物资如钢材、煤炭等也是由国家统一分配，上世纪90年代开始也逐步地减少国家统一分配、计划管理的物资的数量。邹家华主持国家计委工作时期，只留下少量发电的煤炭、石油等重要资源由国家来分配，其他重要的物资如钢铁等，基本上全都交给了市场。”

“新的计划体系包括中长期规划、年度宏观调控目标以及专项规划相结合的计划体系，这样我国计划体系逐渐完整了。”

这一时期的市场化改革还有一项，就是价格改革。此前，我国推行了价格双轨制。发轫于1979年的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开始了市场定价的改革探索。1981年，国务院批准对超过基数生产的原油，按国际市场价格出口。1983年，批准对石油、煤炭超产部分实行加价出售，1984年扩大到绝大多数工业生产资料。1988年，对主要工业生产资料规定了最高限价。双轨制包括国家定价和市场调节价，是中国特色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价格管理制度，这一实验性改革促成了最终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脉络，其后，价格改革指向由双轨制走向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这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讲，是最核心的一个改革。一直到后来我们价格放开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做到90％以上的商品价格都是由市场来决定的。”郑新立说。

价格改革，恰逢其时。郑新立回忆说，“1993年，中央召开了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贯彻落实中，小平同志提出‘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有市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小平同志还讲：‘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都要用。’在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国家整个改革的大的氛围形成了。十四大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之后，紧接着召开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当时我参加了《决定》的起草工作。（注：当时的工作班子里只有郑新立和张卓元连续参与了三个最重要的改革文件即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文件的起草工作。）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确立下来，在此框架指引下我们进行改革，下放计划权限和投资权限就是改革的主要内容。”

郑新立这样评价这一时期的“放权”改革：“应当说在邹家华任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时期，改革的幅度最大。”

期间，国家成立了六大投资公司——能源、交通、农业、林业、电力（火电、水电）、原材料（钢铁、化工），代行国家计委的投资责任。后来又合并成一个投资公司，就是现在的国家投资公司。

1994年3月，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成立开发银行的第一个改革草案是我在第一任国开行行长姚振炎的指导下起草的。”郑新立介绍，国投公司和国开行的成立把过去完全由政府拨款、政府审批项目的投资体制转变为由市场决定的投资体制。国家的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如电力、煤炭都由国家投资公司来承担。

“下放投资管理权限对于增强市场活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直到现在，我们的一些审批项目还在进一步下放，但是真正的大批下放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之后。”郑新立说。

在当时，下放投资管理权限可看做是对计划体制的改革，即改革原来的以直接计划为主的体制，建立新型的计划体系，包括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这是一个重大变化。郑新立说，新的计划体系包括建立中长期规划、年度宏观调控目标，后来到曾培炎时期又增加了一个专项规划，形成了一个中长期规划、年度宏观调控目标（年度计划）以及专项规划相结合的计划体系，这样我国计划体系逐渐完整了。中长期规划提出重大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五年搞一次，五年规划同时展望十年；年度计划就是确定八大调控指标，包括经济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财政收支、信贷总额、物价、就业、进出口和国际收支。这八大调控指标有些是互相矛盾的，通过综合平衡，确定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最终形成共识。然后经过全国人大讨论、批准，由计划、财税、金融等职能部门围绕这八大调控目标来进行调控。这样，各个方面的调控杠杆形成了合力。以往，计划规定是钢产量多少、粮食产量多少、汽车产量多少，这样一改，就由过去指令性、数量性的计划变成宏观调控的计划。这使我们国家的计划能够有序地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成市场经济体制。

毫无疑问，改革将触动一部分人的权利，特别是对于国家计委这个“大拿”，拥权自重的政府官员们会有怎样的反应？

郑新立没有回避这个棘手的提问：“我参与了这个改革的过程。每次下放权限的时候，应当说，大家并没有因为失去权力而感到失落，普遍认为是大势所趋。我觉得国家计委的这些干部，包括一些参加工作就在计委、工作了几十年的干部，总体上来讲，都是识大局、能够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认为这种改革是势在必行，没有说削弱到我的权力了，就进行权力博弈。大家确实感到这么多项目集中到计委来批力不从心、也干不好，把它放下去更好。”

“我们更多的是吸取了国外的经验，80年代学日本，90年代学德国、美国，另外还有一些小国家发展得也很好。”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刚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甚至可以说，我们刚刚下水，刚刚开始“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的过河工具是什么？路径选择又是怎样？抵御狂风恶浪的办法在哪里？一切未知。

“在这一期间，我们更多的是吸取了国外的经验。”郑新立说，上世纪80年代比较多的是吸收了日本的一些经验，向他们学习“收入倍增计划”、“银行窗口指导”、“财政投融资”等，学了很多东西。上世纪90年代以后，学习德国的东西比较多，国家计委跟德国经济部每年有定期的交流。我们得知，德国央行独立于政府，行长由议会决定，央行对物价的稳定即币值稳定负责；德国的财政收支、转移支付有规范的法规法则，等等。从日本和德国学了很多东西，后来从美国也学了一些宏观调控的经验。当时我们感到的就是：哪个国家好，我们就学，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兼收并蓄。因为我们一开始几十年搞计划经济，有些制度没有，我们就到全世界去找，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专家介绍哪个国家好，我们马上就去认认真真地考察、当学生。学习好以后，回来结合中国的实际制定我们自己的管理体制和改革方案。

郑新立介绍，当时，不光是借鉴日本、德国和美国的一些宏观管理的经验，包括一些小国也有一些非常独到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向人家学习。比如韩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同我们国家发展水平差不多，后来却发展很快，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我们去看了以后感到很震撼。韩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轻纺工业开始发展，后来是钢铁工业，再后来是机械工业。他们向日本学习，搞了《钢铁法》、《机械法》。韩国的企划院专职做发展规划，韩国经济基本上是按照多个五年计划的要求发展起来的。

再如荷兰，农业搞得很好；芬兰，那么小的一个国家有200多种产品技术在世界上领先；爱尔兰，属于欧洲的第三世界，到上世纪70年代它还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后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主要发展了两大产业——软件和生物制药，由农牧业为主的国家一下子进入到以软件和生物制药为主的高技术国家，人均GDP达到3万多欧元，在欧洲跃居前列。

我们提出跨越式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受他们的启发。当年，我们提出跨越式发展，好多人不赞成。爱尔兰的诀窍就是通过办开发园区，吸引美国等国家的大企业到它那儿去投资。爱尔兰的香农开发园区是全世界第一个高技术开发区，办了五六十年了，发展稳定，非常好，我们搞园区建设，正是借鉴了他们的经验。

建立新的体制没有法律支撑不行。郑新立特别谈到，当时搞《招标投标法》，他是起草组组长，由他带队的起草小组跑遍了发达国家，英国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就去向英国学习。政府和人大都很支持。

“向国外学习，把人家好的东西借鉴过来，加快我们的发展。大家的认识都比较一致，所以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在这几年频频出台。”

陈锦华时期（1993．03—1998．03）：治理通胀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开始活跃。继1988年严重通货膨胀之后，1993年上半年，通货膨胀压力又开始上升。彼时，沿海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房地产业大量融资，使得货币超量投放，信贷规模一再突破计划，金融业陷入无序状态。

1993年，陈锦华从国家体改委主任的位子上转到接任国家计委主任。到任伊始，陈锦华就开始着手制定“九五”计划。然而，他碰到了一个最大的难题——通货膨胀。1994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到24．1％，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是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

“不要搞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不得人心的，通货膨胀等于政府伸手到老百姓口袋里掏钱。”

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第一年，陈锦华在全国人大做了个报告，目标是要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到7％。后来通胀率上升到百分之十几时，当时就有人大委员提议弹劾陈锦华：“怎么计委说了不算？”经济形势十分严峻。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民众开始抢购商品。据有关资料，老百姓把电风扇、不会转动的洗衣机都抢回家了，盐都一麻袋、一麻袋地买。“因为说通货膨胀价格要涨多少倍多少倍，大家都恐慌了。好多老头、老太太攒了一辈子养老的钱最后没了，心里都非常紧张。”郑新立以亲历者的身份发出感慨。

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这不能不说一说价格闯关，正是价格闯关造成了群众心理的紧张，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抢购潮”。当时理论界提出，价格改革这个关要过，但在过关方式上有分歧。有一些年轻学者，主张价格闯关，鼓吹通货膨胀无害论。当时，刘国光则主张比较稳健地改革、不应该搞通货膨胀，马洪和薛暮桥也极力地向赵紫阳总书记建议不要搞通货膨胀、不要搞国民收入超分配，因为超分配以后搞通货膨胀是很严重的。

马洪是郑新立的老师，他在社科院工经所读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就跟着马洪一块儿搞课题，马洪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郑新立毕业后，接受马洪的建议，本打算留在这个研究中心工作，当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要人，他就去了书记处研究室。

郑新立回忆起一段往事：当年，马洪还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向赵紫阳提议不能搞国民收入超分配。赵紫阳拍案大怒：“我怎么可能超分配呢？你们没有生产的东西我不可能分配！”马洪回答说：“超分配是指价值上的超分配，超分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不是实物上的超分配，实物上怎么能够超分配呢？生产多少钢就分配多少钢、生产多少粮食就分配多少粮食。”实际上，马洪讲的是商品的二重性。后来，马洪自己主动给总书记写了个检查，赵紫阳反而安慰他：没必要，不用写检查，顾问最大的长处就是敢于直言，顾问敢于直言就是尽到责任了。

当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包括邓力群在内都在提：不要搞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不得人心的，通货膨胀等于政府伸手到老百姓口袋里掏钱。

“M2增长太快了就会导致通货膨胀；M2增长太慢了就会限制经济的增长，不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了。”

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国家计委专门派出考察组到美国去取经，国家计委副主任桂世镛带队到美国考察，郑新立、郭树清都是考察团成员，见到了密尔顿·弗理德曼。之后，郑新立还单独又去见了一次弗理得曼。

在旧金山，弗理德曼对中国考察团侃侃而谈。密尔顿·弗理德曼是货币经济学的鼻祖。他说，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打倒的，是通货膨胀把蒋介石打倒的。蒋介石搞金元券、搞通货膨胀，肯定倒台。我研究的结果，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搞通货膨胀不倒台的。通货膨胀是惹众怒的，蒋介石搞那么严重的通货膨胀，最后自己垮台了。他还告诉郑新立一个很重要的规律：他在研究日本、韩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规律时发现，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M2的发行量大体上等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就不会出问题。否则，M2增长太快了就会导致通货膨胀；M2增长太慢了就会限制经济的增长，不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了。

回国后，郑新立将在弗理德曼口中取得的“真经”传达给国家计委领导。

郑新立说：“我陪陈锦华干了一任，后来他离任时，我们说，陈锦华在计委干了一件事：抑制通货膨胀，做得很成功。如果说邹家华时期是下放投资和管理权限，那么陈锦华时期就是抑制通货膨胀，通胀率从24．1％到最后降到正常水平，软着陆很成功。”

“我们围绕着怎么能够把通货膨胀率降下来想尽了一切办法。”

陈锦华卸任后，郑新立协助他编了一本书——《实现软着陆的宏观调控》，详细介绍了这五年治理通胀的过程。

郑新立说：“我们围绕着怎么能够把通货膨胀率降下来想尽了一切办法。朱?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央行行长。我们从货币发行总量上进行控制，但是更多的还是采取增加供给的办法。因为总体来讲，当时大部分消费品还处在供给不足、短缺的状态，所以增加市场上短缺的农产品、工业品的供给对抑制通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还有价格管理，有一些需要限制的价格要限制。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的时候，必要的行政手段还是要采取的。主要还是采取综合性的对策，经济办法、行政手段并用，最后一步一步地把通货膨胀率降了下来。1994年通胀率是24．1％，1995年降到17．1％。”

资料显示，中央政府从1993年夏天开始实施“软着陆”的宏观调控，在货币政策方面出台了13条压缩银行信贷规模的措施，使新增货币供应量M0从1993年的1528．7亿元减少到1994年的1423．9亿元和1995年的596．8亿元。由于吸取了以往货币紧缩过度造成经济过冷的教训，这次调控一直遵循“适度从紧”的原则，最终于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曾培炎时期（1998．03－2003．03）：扩大内需

1997年以后，“软着陆”实现了，物价降下来了，但经济增长速度也降下来了。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7年经济增长8．8％，1998年增长7．8％，1999年增长7．1％，2000年增长8．0％，2001年增长7．3％，2002年增长8％。经济趋冷带来一系列问题：企业开工不足，工业经济下滑，投资减速，消费乏力，失业增加。这给决策层带来新的挑战。

1998年3月，曾培炎任国家计委主任，他的使命就是，扩大内需，提振经济。

“在国家计委工作，谁也不要讲自己有经验，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谁要是拿老经验来对待和解决新问题，肯定是南辕北辙。”

曾培炎主持国家计委工作5年，郑新立跟了他两年多，直到2000年6月上调中央政策研究室。

郑新立说：“那几年是最困难的时候：消费上不去，投资也上不去。投资的增长速度一年只有百分之七点几。统计数据都没法看。那几年能源的弹性系数是负的，煤炭都是负增长，但经济增长速度一年还有百分之七点几，好多人都说这是统计局长帮的忙。有外国专家质疑：‘你的能源是负增长，经济一年怎么会有百分之七点几的增长？’大家就怀疑那时候的数字，实际上那几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为了抑制通胀，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扩大内需是让国家计委 “焦头烂额的事”。研究后，他们上报国务院的主要办法是发行国债，长期建设国债共发了1500亿元。国债主要用于六个领域：第一，农村电网改造；第二，高速公路建设；第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第四，扩大大学招生；第五，国家粮库建设；第六，长江干堤加固。

郑新立回忆说，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将发行1500亿元国债的建议写成一个1000多字的小材料，送给培炎。当时计委有好多有长期工作经验的很权威的同志都表示反对，他们提出“陈云同志早就讲了，不能靠发赤字来搞建设，这样干是不懂经济！”反对声非常强烈。结果培炎还是坚持了，他说：“这个材料怎么送啊？”我说：“你就用白头文件直接送给?基（朱?基当时任副总理），以你个人的名义送给?基。”他送给朱?基后，朱?基马上又批给几个副总理和总理阅示。一个礼拜以后就批下来了：发国债。培炎马上召集了六个部门的同志和各地方计委的同志在一个宾馆里关了十来天，根据这六个投资方向把资金分下去。半个月之内，决策也快，行动也快，钱就都下去了，项目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当时有好多人攻击，可?基说，我将会留下一笔优良资产。实践证明是这样的。

这件事后，郑新立得出一个结论：在国家计委工作，谁也不要讲自己有经验，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谁要是拿老经验来对待和解决新问题，肯定是南辕北辙。如小平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经济运行过程中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不要有任何框框。这样才能够把经济不断地引向平稳、健康发展。

“过十年以后，整个财政收入的盘子大了，这点债务就不算什么了，大家不要担心。”

扩大内需的六大措施，很快见到成效。这也使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挑战变成了机遇。

例如，扩大大学招生圆了几千万青年的大学梦，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然而，当年国家计委内部却是一片反对声。这项决定是怎样做出的呢？——郑新立给出一段回忆：

1998年4月，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王春正就经济形势向朱?基总理汇报，当春正同志说到扩大大学招生计划时，?基同志马上说：“扩大招生多少呢？”我们冒提能不能扩大大学招生50万，?基同志一听，说：“不行，扩大到100万！”当时就问参加会议的教育部同志的意见。教育部的人心里也没底，因为已是4月份，再有两个月就开始招生工作了。会议结束后，教育部开始摸底调查。教育部办公厅主任张宝庆向各高校发出紧急通知：让各个学校汇总现有宿舍、食堂能容纳多少学生。结果显示，最大的容量是30万。最后把扩大招生数量定为40万。那一年实际扩大招生有40多万。这之后，各高校开始改造学校的教学设施、宿舍、食堂，利用贷款扩大学校规模，以保证高校每年扩大招生几百万，一直到现在。

同样，加固长江干堤，拉动了水泥、钢筋等建材的生产，提高了抗洪能力。高速公路建设，形成了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解决了交通瓶颈。粮库建设工程，完成了多年想办没办成的事。农村电网改造，改善了农业的生产条件、农民的生活环境。这些都得益于扩大内需。

当时很多人担心财政赤字，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解释：现在一年发1000多亿债券，过十年以后，经济的规模大了，整个财政收入的盘子大了，这点债务就不算什么了，大家不要担心。

郑新立说：“事实证明，那点债务根本算不了啥。第一年发行了1500亿，以后每年都发一些债务。实际上我们的债务率不算很高，但是利用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扩大了内需，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又改善了民生，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

“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扩大内需，可以说直接为2000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一个历史上发展最好的、长达十年的黄金增长期奠定了基础。”

“过去认为浙江是搞资本主义才发展起来的，现在发现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在培炎同志刚上任、经济偏冷的时候，我们向基层问计，向群众寻找对策。”郑新立说，调查研究是做好经济决策的重要环节。

当时全国投资的增长速度只有7％，但浙江省的投资增长速度有百分之三十几，尤其是台州市温岭县更高。1999年，郑新立应邀去温岭开了一个会，发现温岭的投资都是民间投资，搞的都是制造业——微型轴承，大部分供出口。

回北京后，他建议曾培炎到浙江去调研。2000年年初，曾培炎带着投资司司长、规划司司长、综合司司长、政研室主任，到浙江省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调研，去了温州、台州、宁波……回来以后，搞了一个鼓励民间投资的13条，起草人主要是姜伟新（时任投资司司长，现任建设部部长），第一次提出对民间投资要同国有投资一视同仁；要在税收政策、信贷支持、项目审批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

好事多磨。“13条”提出后报国务院未被批准，一直到5月份也没消息。郑新立向曾培炎汇报说，文件老出不去怎么办？曾培炎说，那我们就用计委的名义发表吧。结果，“13条”以国家计委的红头文件下发出去。

“虽然有的部门不认这个文件，但是它的作用已经产生了，通过鼓励民间投资启动经济。浙江在经济回升、激活民间投资过程中在全国起了很好的作用。

对于浙江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实，有学者提出是浙江得益于私有制搞得好。郑新立一行调研之后发现，浙江不单单民营经济搞得好，国有经济照样搞得好，集体经济也搞得很好，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结果。不仅有民营经济，还有混合经济。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民营企业家也可以入党，民营企业家也是 “社会主义建设者”。从此，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开始进一步放宽。这些新的政策是江泽民同志亲自到浙江调研后才有的。

“我体会，我们国家经济真正的活力来自于民间，经济发展的活力来源于民营经济。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另外，国有企业退下来的几千万职工没有去处，改革也搞不成。1997年开始的国企‘三年脱困’，国有企业有七千万人被精简下来，一部分退休了，绝大部分都进入了民营企业，是民营企业吸纳了国有企业辞退的员工。在民营企业竞争的压力下，国有企业才有了改革的动力，如果不改革，就要被市场淘汰，市场的压力就来自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哪个领域能够比较多地吸引民间投资、鼓励民间投资，那么这个领域的发展就有活力；哪个领域拒绝民间资金的进入，这个领域的发展就是一潭死水。”郑新立说。

“六项投资关系到每个老百姓的利益，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要通过中央电视台讲出去。”

郑新立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同时兼任计委新闻发言人。期间，一个月就有1—2次对外新闻发布，各省计委负责人对他都十分熟络。在这之前，计委也在执行新闻发布制度，但是老百姓不大买账，因为老百姓说明明物价在涨，发言人却说没涨。有市民就打电话到计委值班室和调度室痛斥计委不讲实话。

郑新立做了多年的新闻发言人，他体会出“两个不能说”：与中央政策不一致的话、不一致的主张不能说；凡是犯众怒的事、触犯到老百姓的利益、说出去肯定要挨骂的话不能说。

怎样向老百姓介绍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怎样让老百姓理解扩大内需的含义？郑新立找到中央电视台台长，对他说，现在是困难的时候，扩大内需是中央的一个重大政策，利国利民，要取得老百姓的支持。六项投资关系到每个老百姓的利益，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要通过中央电视台讲出去。

当时中央台《焦点访谈》栏目刚刚开播，有点名气。郑新立与台领导沟通后决定，在《焦点访谈》连续做三期节目，介绍六大投资重点，每期讲两个。中央台新闻中心主任李东生（现任公安部副部长）亲自到曾培炎的办公室商量、讨论制作这三期节目的具体细节。

郑新立说：“节目推出后，社会效果很好，释疑了老百姓心中的某些顾虑，也得到百姓的支持。特别是大学扩招，涉及百万家庭的切身利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住宅、供气供水这些工程，给城市面貌带来很大改观。”

“作为公务员，不要把自己弄得很神秘。要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与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本来这些政策也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要把这些东西宣传出去，善于利用我们的媒体，来创造一个好的施政环境。看看那些高速公路、西南大山里的那些山洞和桥梁，那些工程如果没有借助六项投资这个机会，根本干不成。”

青藏铁路，也是在那时立项的。据郑新立介绍，提出建设规划时，计委也是一片反对声：西藏有什么可运的，搞几架飞机就行了。是江泽民主席亲自决策，才把青藏铁路建成。

“这些工程既扩大了内需，又拉动了经济增长，还造福了后代，多好的事啊！”郑新立说。

“集中力量把高铁搞起来，可能是当前我们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机遇。”

“如果说上一次我们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能够成功地把挑战变成机遇，一个标志性的事情就是开始了高速公路的建设。这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标志性的事情就是高铁的建设。我们要借助这个机会把城际高铁建起来，把城市的地铁建起来。2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都应该有地铁，可现在有地铁的城市并不多。这样能拉动钢铁、水泥提高开工率。”

当记者问及“投资拉动增长，避免经济下滑”的问题时，郑新立做出上述表示。他以上世纪90年代末在国家计委搞宏观调控的经历证明：大项目、大工程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方式。他特别推崇城际高铁建设。

郑新立说，现在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已经进入第六个阶段：以高铁引领城市布局和经济发展，简称TOD。高速铁路可在30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形成1小时商务圈；城际高铁把城市群连接起来，可以在城市群的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像北京、天津、唐山如果都由高铁连接起来的话，就可以实现半小时生活圈，实现同城化。但现在只有北京到天津有高铁，北京到唐山没有，唐山到天津也没有。如果北京到唐山、唐山到天津的高铁也能建起来，京津唐就能够形成一个拉动环渤海地区发展的核心区域，在此范围内可以优化资源配置。

现在有人提出长江中游城市圈：高铁将武汉、长沙、南昌连接起来；以郑州为核心形成中原城市圈；珠三角已经建了广州到深圳、珠海的高铁。下一步，如果广州到惠州、湛江、清远、肇庆也用高铁连接起来，那么珠三角就可以形成一个高铁的网络，可以使珠江口东岸过度密集的人口、产业向整个珠三角扩展，带动粤东、粤西、粤北的发展。

“我觉得，集中力量把高铁网络搞起来，可能是当前我们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机遇。高铁是我们国人的骄傲，我们有这个技术、产品。”郑新立说。

记者问：“建高铁，铁道部欠了很多债。银监会的领导层批评过各大商业银行的行长：铁道部要把建高铁的贷款还完，从现在算起，需要还460年，你们这个钱也敢贷？你不担心建高铁还不起贷款么？”

郑新立答：“这是媒体炒作，说什么高铁有2万多亿债务，资不抵债了，实际上是炒作。如果把铁路的资产重新评估一下，铁路可能一下子有几十万亿的资产。现在许多城市的高铁火车站周围有好多土地都是铁路部门的，都是很值钱的。2万多亿元债务在他们的资产总额里根本就不算什么。”

“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搞股权的多元化，把社会资金引进来，参与高铁建设；还可以发行中长期债券；还可以搞铁路贷款的证券化。通过这些途径为铁路建设筹集资金。”

“铁路在快速建设阶段出现一些债务是正常的，十年八年以后，高铁的网络形成了，投资就开始进入回收阶段，效益会越来越好。我认为，高铁项目不应停下来。”

“可以投资、可以建设的领域很多，通过财政投融资，四两拨千斤，把银行贷款和民间投资都吸引过来。”

郑新立认为，现阶段可以投资的领域仍然很多。比如城市的公共服务领域中，敬老院、幼儿园、停车场、供气供水等工程都可以通过BOT的方式，把社会资金吸引进来，增加投资，加快建设。

还有新农村建设、农村社区建设。把农民吸引到新型社区里面居住，用宅基地置换一下，农民可以到工业园区、农业园区去就业。这样可以增加建设用地，盘活农村的建设用地市场，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

还有大量的需要顶替进口的产品生产也需要投资。其一是石油，石油一年的进口量占我们国内消费量的52％。我们有大量的煤炭资源，有成熟的煤制油技术，包括直接液化、间接液化技术。直接液化，一吨煤制油（柴油）只要五吨水就够了。按成本核算，如果进口石油一桶60美元以上的话，我们就有钱可赚，有竞争力。通过煤制油、煤制气来降低对进口石油、天然气的依赖。

其二是PX（对二甲苯）项目。PX是化工产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产品，现在我们进口已占到国内市场需要量的60％。日本、韩国PX的80％是向中国出口的，控制中国市场以后开始提价。我们应该借机在一些荒无人烟的岛上集中规模搞大型的PX项目，争取一举摆脱对进口的依赖。

其三是大豆。现在我们每年进口大豆5000多万吨。但是国内有很多地方可以生产大豆，比如北疆，有水和1000万亩的耕地资源，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扩大大豆的种植，顶替进口，是可行的。

其四是集成电路。集成电路进口用汇已经超过石油进口用汇，我们可以围绕集成电路的生产、研发，组织一个产业联盟，把生产单位、研发（研究）单位、使用单位组织起来，联合研发，研制成果大家共同使用。现在Intel、IBM公司的核心技术的研发骨干都有华人、华裔，还有改革开放后留学去的中国学生。相信通过自主创新，我们一定能搞出集成电路。

“可以投资、建设的领域很多，通过财政投融资，四两拨千斤，把银行贷款和民间投资都吸引过来，吸引到转变发展方式、产业优化升级所需要的方面来，就可以把挑战变成机遇了。”

“现在我们的政府还是应当有所作为。政府不应当受干扰，要力排众议。朱?基时期就是力排众议，认为正确的就要干。现在美国、日本政府都在干预经济，而且已经出现效果了。今年，美国、日本的经济都出现明显的复苏，股市也开始反弹。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怎么能够捆住自己的手脚呢？认为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嘛。”

“近期在消费不可能有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通过民生工程、大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使40％的投资转化成居民个人消费。因为用工增加了，就业增加了，他拿到钱就用于消费了。没有投资哪有工资？搞大项目需要购买原材料，那么生产原材料的企业的就业就增加了，生产增加了，工资也增加了。经济整个都搞活了。”

“等待经济的内生增长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要通过政府的推动、政策的引导来促进增长。高铁可以带动相关制造业的发展，不止是拉动原材料。对农村的投资可以拉动农村条件的改善，直接缩小城乡差距，对我们全面实现小康是很有利的。我们不能老缩手缩脚、害怕舆论。”

“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明确了政府的职责：第一，宏观调控；第二，市场监管；第三，公共服务；第四，社会管理。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的政府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当经济出现偏热的时候，我们就适当地抑制需求，减少货币的发行；当经济出现偏冷的时候，我们就适当地增加货币的发行，增加投资规模。”

在国家计委工作的13年，让郑新立对宏观经济管理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说：

“我们吸取了通货膨胀的经验教训，又通过扩大内需，加快电力、交通、通讯的建设，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所以2000年之后，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长达十年的两位数的增长。从此，我们摆脱了经济大起大落的困扰。

“在2000年之前的20多年的时间里，隔几年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隔几年又下来，基本上是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当通货膨胀来的时候，就实行紧缩的政策，大量在建项目下马，大批施工人员回家，工程停在那儿。然后国家计委派人下去检查，看是不是真停工了，不停工就对相关责任人处分、撤职。过几年经济冷了，就再增加投资，过几年又通货膨胀……

“在改革开放初期到2000年近20年的时间，宏观经济运行基本上就是在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周期性的通货膨胀中过来的。2000年之后，我们摆脱了经济大起大落的困扰，出现了平稳、快速增长的新阶段。这与我们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有很大关系。特别是我们注意改善宏观调控：当经济出现偏热的时候，我们就适当地抑制需求，减少货币的发行；当经济出现偏冷的时候，我们就适当地增加货币的发行，增加投资规模。这样有意识地做一些超前的微调，避免大的调整、大的起落。2000年之后的这十年，可以说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成果，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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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立，1945年2月生，河南省唐河县人。经济学硕士，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系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工作站指导老师、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指导老师。

郑新立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家信息中心、国家计委工作，曾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9年3月起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参加了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有十七大报告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的决定》等六个重要文件。主要论著有：《论抑制通胀和扩大内需》、《论新经济增长点》、《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发展计划学》、《经济体制六大改革》、《郑新立经济文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