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顾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系统梳理这一时期的经济实践与历史经验，可将其概括为七个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实现经济增长与人民福祉同步提升；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科技创新体系；坚持新发展理念的根本指引，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向更高阶段；坚持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的根本原则，释放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活力；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制度的根本要求，兼顾公平效率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多种调节制度的根本机制，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功能性结合；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制度的根本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与全球竞争力。面向未来，中国发展道路将继续以此为根本遵循，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实现新跨越，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过四十多年的持续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表明，中国发展道路具备强大生命力和制度优越性。要继续彰显其优势，必须系统总结其内在经验规律。“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并总结其历史经验，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发展道路的持续完善，而且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这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具有深远的全球影响，彰显了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立场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推动经济发展与人民福祉同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体现了从满足人民基本生存需求到关注人民整体生活质量，再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与深化。
（一）改革开放以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全党全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广泛探索。在温饱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之后，其他基础性生存需求也逐渐提上议程。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成为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覆盖全社会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体系逐步建立。当生存性需求得到满足后，发展的更高层次需求便愈加突出。胡锦涛强调“以人为本”，将经济建设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联系。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并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公平化，逐步取消农业税以解决农民税费负担重的问题。不仅如此，社会保障体系也实现了从覆盖城镇职工到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跨越。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到2020年底，中国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并不止步于消除贫困，共同富裕既是其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为此，党中央以浙江省作为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试点，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协调发展新战略，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贫富差距逐步缩小，共同富裕水平稳步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体现为收入水平的提升，也涵盖教育、医疗、养老等多维度的公共服务需求。中国共产党着力提升教育公平与质量，持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在城乡、区域之间更均衡配置；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效率；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供给质量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持续增强。
（二）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的中西方体制差异解析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充分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始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体制创新释放经济活力，迅速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解决温饱问题，并逐步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经济持续增长、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改革的重点转向提升人民整体生活质量，更加突出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取向。进入新时代，改革进一步聚焦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更高水平上的深化与实践。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体现为典型的“以资本为中心”。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内在逻辑，作为资本人格化身的资本家和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机器均以维护资本增殖为核心目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与投资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资本在资源配置中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企业的运行方向和社会财富的生成机制。对利润尤其是超额利润的追逐，促使企业不断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并参与全球竞争。随着全球化加速推进，资本的跨国流动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统摄力，推动形成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并造成资本主义私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和世界经济体系失衡。
“以人民为中心”与“以资本为中心”代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立场，其核心目标及价值取向存在显著差异。“以人民为中心”是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根本旨归，强调社会公平、改善民生和实现共同富裕，将教育、医疗、生态环境与生活质量的整体提升视为发展的关键内容。经济增长在这里不仅是数量扩张，更是服务于全体人民全面发展的过程。相较而言，“以资本为中心”则以资本积累与增殖为核心动力，将利润最大化视为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往往过度依赖资本收益，忽视环境保护、社会福利与长期民生利益，进而导致生态破坏、贫富差距扩大和公共健康风险累积等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经验与未来展望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经验总结起来就是：坚持人民立场，始终秉持发展为了人民；坚持人民主体，贯彻落实发展依靠人民；坚持人民共享，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
第一，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贯穿始终的根本立场，也是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立场，意味着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置于优先位置，将满足人民需要确立为发展的目标指向。第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强调人民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和主体力量。发展必须依靠人民、尊重人民意愿，并通过制度安排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增强其参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主体意识。第三，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强调经济发展的成果应当由人民共享。这要求通过扩大机会公平、促进社会流动、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等途径，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从而有效缓解社会不平等，实现更包容、更普惠的发展。
未来，中国要持续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需要在财富收入分配、民生保障提升与社会治理等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确保人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更实在、更可持续的收益，并通过完善法治体系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不断提升人民的幸福感。为此，必须以政策创新为支撑，着力破解购房压力大、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医疗体系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加速及社会阶层固化等社会民生难题，推动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奠定坚实基础，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任务。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表明中国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以科技创新引领生产力发展，逐步打破西方技术封锁，正在实现科技水平的快速赶超和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随后，中国逐步恢复了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的科研活动，大力发展国家级科研机构，并陆续制定“863”计划、“火炬计划”等多项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加快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江泽民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更大范围推广，使生产关系向着更能促进生产力进步的方向发展。1995年中央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明确要将科技发展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地位，并进一步指出自主创新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不断完善科技管理体制，逐步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并通过设立重点高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区，系统推动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胡锦涛直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出现的深层次矛盾，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他强调创新是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并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具有战略指向的自主创新十六字方针，即“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核心就是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
习近平继续推动改革开放战略的全面实施，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强调必须“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发展主要靠引进上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是利用国外技术，早期是二手技术，后期是同步技术。如果现在仍采用这种思路，不仅差距会越拉越大，还将被长期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传统制造业加速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转型，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崛起，带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深度渗透，数据要素广泛嵌入生产链条，生产组织方式、技术创新模式和产业形态发生系统性重塑，生产力形态呈现出由量变积累向质变跃升的趋势。2023年，习近平首次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依托科技创新和智能化转型，实现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孕育与加速形成，中国经济正由传统增长模式迈向以创新为主导的高质量发展轨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生产力支撑。
（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中西方路径与成效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农村改革等制度性变革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解放提供了制度条件；同时始终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在此基础上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在信息技术等领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化科技企业培育、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中国在部分高技术领域逐步形成了国际竞争力，甚至实现了全球领先。举国体制作为中国推动科技进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制度特色，其核心在于发挥国家的战略主导作用。政府通过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明确创新方向和关键任务，集中优势资源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如“科技强国战略”“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部署。同时，各级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协同机制不断完善，促进科技任务跨部门、跨领域统筹推进，有助于打破体制壁垒，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集成。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主要依赖市场机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调私有产权制度，认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能够激发个体的创新和投资动机，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为此，西方国家普遍通过减税、研发抵扣、创新激励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私人资本在市场回报驱动下不断寻求技术突破。然而，在以资本为核心的市场逻辑下，这类激励措施的主要受益者往往是大型垄断企业，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在事实上常常强化了其市场支配力，进一步推动私人垄断的形成与巩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高度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使垄断企业能够依托技术优势构筑制度化壁垒，从而阻滞新技术的扩散与竞争性创新的发展，对生产力的广泛提升形成内在制约。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托其技术优势，通过跨国公司进行市场扩张与供应链控制，构建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不平等国际分工体系，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使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源与收入结构上形成结构性依赖。在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打压和技术封锁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成功打破西方技术封锁，实现了科技水平的快速赶超和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在航空航天、量子科技、5G通信等关键领域逐步实现赶超。在西方国家长期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三）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经验与未来展望
进入新时代，中国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经济转型、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经验概括来说主要包括：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改革，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加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与技术引进；提升人才队伍素质，增强发展动能。
第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持续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使创新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第二，科技进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效应归根结底要体现在产业发展上。中国大力培育新能源、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实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深度耦合。第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中国持续强化产权保护和法治建设，加强对企业创新成果的制度化保护，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有效提升企业的创新动力与市场竞争力。第四，通过深化国际合作，拓展企业发展的市场空间。中国积极引入全球优质资源，鼓励外资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与产业投资，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不断增强国内产业体系的竞争力。第五，加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为创新型社会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撑。中国正通过建设公共创新平台、完善创业支持政策等制度安排，鼓励全社会广泛参与创新活动，实现全民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未来，中国应继续加强战略性领域的科研投入，增强关键领域科技创新体系的自主性；持续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有机结合，解决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等问题；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改变“唯论文”“唯项目”等不合理的科研人员评价机制，提升科研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在发挥国家战略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防止过度依赖政策驱动，推动科研成果加速转化，避免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脱节；大力培育创新文化、弘扬创新精神，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主线，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中国才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不断增强综合竞争力。
三、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根本指引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从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到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再到形成以“科学发展观”为代表的理念创新，最终凝练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总体特征的新发展理念。发展理念的这一演进过程，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深刻转型，标志着发展逻辑从速度规模型向内涵质量型的战略性跃升。
（一）改革开放以来探索新发展理念的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贫困落后问题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途径。为破解发展瓶颈，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引入市场机制，推动经济迅速增长，为生产力提升奠定了制度基础。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一步突出了党的领导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面对粗放式增长导致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等问题，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的发展理念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演进，逐步实现了从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增长的战略转变。
2015年，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把“坚持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逐渐成为中国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区域战略的实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迈上新台阶；不仅如此，针对以往粗放式增长所带来的“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等问题，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也被显著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不断推动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发展，提升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通过实施精准扶贫、健全全民医保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中国正不断缩小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共享发展。
（二）中西方发展理念与经济实践模式对比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随着经济持续增长，结构失衡、资源环境压力上升以及社会不平等加剧等深层次矛盾不断显现。因而必须依托先进生产力形成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推动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在此背景下，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特征的新发展理念应运而生，系统回应了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与战略任务，引领中国发展方式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较长历史时期内曾推动生产力实现快速发展，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日益制约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一，在追求垄断地位过程中抑制创新。垄断和寡头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增强市场控制力，并依托专利壁垒和技术封锁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从而压缩技术进步与创新空间，使资本主义创新体系呈现封闭化趋势。第二，在追求增长过程中漠视生态环境代价。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依赖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对资源过度开发、环境监管不足，使生态破坏与气候风险不断累积。美国甚至退出《巴黎协定》，进一步凸显其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第三，在追求本国利益过程中削弱经济全球化进程。近年来美国奉行关税壁垒、贸易战和“美国优先”政策，不仅阻碍国际贸易，也威胁全球供应链安全。第四，在利益分配上偏向少数特权阶层而削弱社会公平。资本主义国家的分配格局有利于富人与精英群体，社会福利难以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层固化，进一步损害社会稳定性。
中国的发展理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特征，强调通过推动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同发展实现高质量增长。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理念深受资本逐利本性的制约，其实践路径往往表现为追求垄断利益、忽视生态成本、强化本国优先及在分配上倾向特权阶层。在两种理念指导下的经济发展结果也呈现出显著差异。中国通过推进结构优化、绿色转型、区域协调和社会公平，不断提升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而资本主义模式则因垄断加剧、创新受阻、生态恶化和贫富差距扩大而暴露出日益突出的制度性局限。中西方不同的发展理念决定了不同的实践取向，也深刻塑造了各自迥异的现代化路径。
（三）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实践经验与未来展望
经济发展理念对政策取向与资源配置具有基础性引领作用，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新发展理念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实践经验可概括为：以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要素，推动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并实现内涵式增长。
第一，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创新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求发展方式从追求速度转向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和资源可持续利用。通过推动产业升级和深化相关体制改革，中国逐步构建以创新为主导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第二，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经济全面进步的关键，强调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实现有机互动与整体均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战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经济要素双向流动，有效改善城乡发展不平衡。第三，绿色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路径。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通过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为实现“双碳”目标奠定重要基础。第四，开放是国家繁荣与制度活力的重要体现。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等举措，中国经济正加速融入全球市场。第五，共享发展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未来，中国应继续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减少外部依赖，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研发投入和深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由“追赶型”创新向“引领型”创新转变。与此同时，应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通过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与区域协同发展。绿色转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需要加快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提升绿色产业发展水平，使绿色发展模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在开放方面，中国应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建设，通过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优化市场准入和外资政策，提高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此外，共富共享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路径，需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财富收入分配格局、提升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质量，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四、坚持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是根本原则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上层建筑之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限于生产力发展和管理水平，我国还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现象。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同样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表明必须坚持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这一根本原则。“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关系，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产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权结构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不断发展和完善。
（一）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的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国家对私营经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放宽，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核心内容，体现了公有制和集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与农民个体经济活动的结合。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认真总结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制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在经历承包制、股份制等制度探索后，我国国有企业逐步进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并相继推进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与治理结构不断优化。在农村领域，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的形成，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和村庄更大的自主决策权和经营权，促进了农村生产关系的进一步调整与农业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发展。胡锦涛提出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并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2003年，国务院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使得国有资产管理缺少主体、出资人职责无法履行等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标志着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步入了新的阶段。此后，国资委提出国有资本“三个集中”的原则，为国有资本的优化布局及做强做优做大提供了明确方向。2005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即“非公36条”，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宽松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上述举措共同推动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与国有经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要继续依宪治国，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必须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通过央企重组等一系列改革发展举措，国有资源得到有效整合，企业运营效率与资本回报率明显提升，国有资本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在农村领域，需要持续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订，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正式法制化，为农村土地合理流转、保障农民集体产权权益以及拓展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中西方产权制度差异与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的弊端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制度原则。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私有经济、外资企业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在不同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活力的重要力量。尽管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国有企业仍保持主导地位，承担着战略性和公共性职能。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并存与发展有效激发了不同经济主体的活力，通过市场竞争促进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优化；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维护经济稳定和保障公共利益提供了制度基础，实现了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相对平衡。
资本主义国家的产权制度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和主体，生产资料由个人或企业私人占有。私有产权制度在特定历史阶段曾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升，但其内在机制也易导致私人垄断的生成与扩张。作为经济调节与收入分配的制度基础，私有产权在市场竞争框架下促使资本向优势企业集中，资产规模不断扩张，最终走向寡头垄断。私人垄断的形成又反过来削弱自由竞争，造成市场失灵和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掌控资本流动、技术标准与生产体系，强化全球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使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难以从全球增长中受益，进一步加剧国际经济的动荡与不平等。
（三）坚持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的实践经验与未来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的实践经验可以归结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有资本管理效率，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优化非公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构建多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
第一，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坚持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的关键前提。“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持续深化，国有资产监管体系更加完善，国有资本实力与布局优化均取得重要成效。第二，中国通过多项改革举措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着力缓解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难，改善其生存与发展环境，使民营经济在推动就业与促进增长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第三，进一步明确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存与协同发展，是完善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坚持公有制主导地位的基础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政策机制的实施，逐步构建起保障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制度框架，为提升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与生产力水平提供了制度保障。
未来，第一，中国需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并持续壮大国有资本规模。一方面，应推动国有企业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公司治理的法治化与规范化，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效率；另一方面，要健全多层次激励机制，激发员工创新动力，提升企业整体运营效能。增强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壮大国有资本规模，还需优化资本运作方式，通过高效、灵活的资本配置提升国有资本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应加快推进国有企业资产整合、资源重组和兼并收购，扩大规模效益；并按照“调整和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推动国有经济向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核心环节集中，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要求，引导国有资本向关键领域和战略性产业聚集，增强其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支撑作用。第二，积极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要处理好土地等生产要素统分结合的产权体制机制，切实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统分结合的基本经营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家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土地、人才以及产业政策等扶持措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第三，应引导非公经济实现创新发展并强化社会责任。通过完善创新支持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设协同创新平台等举措，可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激励非公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同时，私营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亦需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政府和社会应推动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促进绿色生产和可持续经营，重视员工福利、劳动权益保障和职工持股，使私有经济在创新驱动发展中更加体现包容性与共享性。第四，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公平竞争和协调发展。公平竞争是多元产权制度有效运行的关键，需要通过优化市场环境，构建更加公平、透明、开放的竞争格局。在保障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保持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应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竞争性行业中实行平等待遇，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行业准入限制，确保各类企业能够在同等条件下参与市场竞争。同时，要强化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遏制垄断行为，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五、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制度是根本要求
“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马克思把劳动比作太阳，足以彰显劳动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而价值的创造又构成价值分配的前提与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不仅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产权制度的内在要求和实现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多元分配格局，逐步形成了涵盖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和社会再分配的财富收入分配体系。
（一）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制度的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按资分配等分配方式快速发展，带动了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积累。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合理地拉开收入差距的同时，又可以防止两极分化。随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从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这一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但也出现“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胡锦涛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且“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益，为促进社会和谐奠定坚实基础”，以便有效应对日益增大的收入差距。
习近平强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依托市场机制、政府调节与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不断推进社会公平与共享发展。其中，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核心体现，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前提在于扩大就业规模与提高就业质量。通过推动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型升级、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国不断拓展新的就业空间；同时，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的完善也有助于提高劳动者在新产业与新岗位中的适应能力与报酬水平。完善税收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样至关重要。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修正案》，通过扩大专项附加扣除和优化税率结构，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通过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改善贫困地区社会福利与基础设施建设等，中国正不断缩小地区与城乡收入差距。
（二）中西方分配制度差异与资本主义按资分配制度的弊病剖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强调依据劳动贡献的数量与质量进行分配，突出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可以激发劳动积极性与创造力，并在制度层面避免收入与财富的过度集中。与之相对应的是按要素分配。“按要素分配是按生产要素产权分配的简称。劳动（准确表述应为劳动力或劳力）、技术、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国民财富及其货币表现即收入的创造，但非劳动生产要素本身并不因此获得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而是要素的拥有者凭借其产权及其份额获得财富和收入。”经过持续的改革推进，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要素分配与社会再分配相结合的多元化分配格局。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按资分配制度建立在资本所有权基础之上，其收入分配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的占比，而非劳动的数量与质量。资本所有者因掌握生产资料而获得生产控制权，并依据资本投入规模取得相应回报。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按资分配机制不断成熟并趋于复杂化。金融化和资本市场扩张使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流动性，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者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获取更广泛的资源与利润，从而扩大按资分配制度的影响力并巩固资本收益在收入分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按资分配制度在促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第一，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资本收益快速增长，而劳动收入增幅相对滞后，使资本所有者的财富累积显著快于劳动者。第二，社会不平等加剧。资本占有者在教育、医疗、住房等资源分配中享有优势，收入较低群体难以改善其社会经济地位，导致阶层固化与社会流动性下降。第三，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影响。在按资分配制度下，财富过度集中和有效需求不足易诱发经济危机，金融泡沫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更加频繁。第四，劳动者地位弱化。资本在经济体系中的主导性使劳动者处于不利地位，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往往压缩劳动成本、降低工资水平，并通过全球产业外包进一步削弱劳动者议价能力，加剧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与竞争压力。
（三）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制度的实践经验与未来展望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制度的实践经验可以归结为：推进工资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改革，保障劳动者权益；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收入来源多元化，优化分配结构。
第一，通过引入市场化工资形成机制，优化薪酬结构，强化企业薪酬竞争力与员工激励。政府以宏观调控和税收政策为手段，引导收入分配向低收入群体和基础性行业倾斜，并通过加强就业服务、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保障农民工权益，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通过精准扶贫政策体系，以发展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和加强劳动力培训为重点，实现了大规模减贫，低收入地区居民收入显著提升。在此基础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农村经济转型、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村产业融合，使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持续提高。第三，通过扩大全民医保、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逐步完善多种分配方式。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资本、土地等要素分配机制不断健全，再分配体系与社会福利制度持续完善。
未来，推进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系，需要进一步优化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一，应在保障基本工资水平的基础上，推动劳动者收入与经济增长、企业效益等挂钩，增强劳动收入弹性。同时提升资本收益分配的透明度，优化股权激励和分红机制，开征退籍税和遗产税，调整资本利得税，使资本收益在制度上更加公平合理分配。第二，要加强劳动法治建设与市场监管，完善劳动保护制度，强化工会和社会组织在劳动关系协调中的作用，推动企业与劳动者开展制度化对话，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第三，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税制调整、社会保障和财政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特别关注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收入与保障需求。通过完善全民医保、养老保险等制度，提高农村和贫困地区的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第四，应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农村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劳动技能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措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
六、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多种调节制度是根本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传统的计划经济调节机制被国家主导下的多元调节体系所取代。国家主导型的调节制度要求“构建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发挥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形成的在功能上良性互补、效应上协同的有机整体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高质量结合”。
（一）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多种调节制度的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全党全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展开了广泛探索。通过逐步放松政府对价格的直接管控，引入竞争机制和市场信号，商品与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开始由市场供求关系调节，从而为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奠定了基础。但“未能及时加强管理监督和抓紧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导致“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随着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江泽民提出加快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建设，推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市场调节体系的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探索构建现代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分税制改革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调控能力；货币政策逐步运用市场化工具，提高了金融调控的灵活性，由此形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轨并行的宏观调控框架。然而，由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性不足，经济运行中仍出现信贷过快扩张、投资过热、“物价上涨幅度比较高”等问题，宏观调控体系的稳定性和前瞻性也急需进一步完善。同时，分税制改革在增强中央财政能力的同时也导致地方财政收入相对不足，地方政府为弥补财力缺口日益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由此“土地财政”逐步形成。胡锦涛指出，“要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他还强调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防止过度依赖市场机制而引发市场失灵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通过扩大投资成功抵御了外部冲击，稳定了经济运行，但也带来地方债务攀升、结构性风险累积等后续问题。
习近平强调，“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新的更高要求。2015年国务院首次提出“放管服”改革，通过简政放权、强化监管与优化服务的系统性转型，一方面显著改善了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与社会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推动了政府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提高了行政效率与政策执行能力。随着市场机制在一般经济资源短期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政府的功能更加集中于战略资源长期配置、宏观调控、市场规则建设、公共风险管理等领域。其中，金融与资本市场因其高风险性与系统重要性，成为政府宏观治理的重要施治对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2018年国务院决定由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监管，推动金融治理体系更加规范化、法治化与现代化。
（二）中西方经济调节机制差异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缺陷解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多种调节制度，为经济长期高速而稳定地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与资本主义国家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唯市场化、泛市场化调节模式不同，中国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国家调节为主导、政府与市场双重调节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国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全面领导和“顶层设计”作用，通过五年规划、年度规划、地区规划、部门规划和长期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明确重要资源配置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同时，政府还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方式稳定经济运行。其中包括保持国有企业在重要行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保证了国家对关键资源与战略性产业的有效控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包括价格改革、简政放权和产权制度改革等，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使市场在非战略性领域的短期资源配置中逐渐发挥决定性作用。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市场调节的某种决定性作用与国家调节的某种主导作用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在制度设计中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市场决定被认为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最有效方式，政府调节的范围较小、力度较弱。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并非抽象的“市场决定”，而是具体体现为企业在生产与交换过程中的自主决策权，即在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定价等核心环节上拥有自主权。当大部分商品与服务的供给都由企业基于自身利益而有权作出独立选择时，便可称之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强调市场决定一切经济资源和非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价格形成，政府的职责只是保持市场秩序和公正竞争。但实际上，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就是一种隐喻性的表达，其背后实质是私人企业，尤其是寡头垄断资本对经济运行过程的主导。新自由主义理论通过“市场”之名掩盖了私人垄断资本的实际权力。与此同时，市场调节机制本身存在先天局限，如市场失灵、短期主义倾向以及周期性波动等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调控手段相对有限，主要依赖货币、财政与税收政策，这些工具往往具有滞后性和短期效应，难以在深度危机中发挥系统性治理能力。在追求资本回报最大化的制度逻辑下，企业决策普遍呈现短期化，更多关注即时盈利而忽视长期投资、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由此造成资源过度消耗、投资结构失衡等问题。高度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则进一步放大了经济波动性，易引发资产泡沫和周期性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生的不稳定因素。
中西方经济调控机制的根本差异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强调唯自由市场化和政府干预最小化，其宏观调控主要依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体系相对单一，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与局限性，易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收入分配失衡及生态环境恶化等结构性问题。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形成了更加多元、灵活和及时的调控体系，客观上是国家调节的主导作用与市场调节的功能性高效结合。政府能够通过规划引导、产业政策、经济政策法规、监管制度、公共投资及必要的行政约束等多种手段进行动态调节，不仅有效维护经济的稳定运行，还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与社会公平，展现出较为显著的调控效能。
（三）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多种调节制度的实践经验与未来展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多种调节制度的实践经验表明，凡是市场机制能够有效配置资源、整体上呈现利大于弊的领域，应主要依托市场的自发运行，政府仅在必要时发挥补充性矫正作用；而凡是市场机制预计或事实上已出现失灵与弊端的环节，则必须由国家承担起事先事中事后相衔接的调节职责，以维护国民经济的有序高效运转和民生共富的积极提升。实践证明，只有更好地坚持市场与国家“功能性双重调节论”，将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发挥市场调节在一般经济资源短期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资源配置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功能，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生产要素在产业间自由流动，调节供求关系，从而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与创新动力的形成。然而，市场调节也存在固有局限，如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短期行为偏好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的倾向等，其负面效应不容忽视。第二，发挥国家在调节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国家在长期性、战略性资源配置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优势，并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稳定经济运行，通过社会保障与税收政策维护社会公平，通过产业政策与科技投入推动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当然，国家调节亦可能面临行政低效、官僚化倾向和政策执行滞后等问题，需要持续改进治理能力与政策体系。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
未来，第一，中国应加快建设法治经济，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完善市场机制必须以健全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基础。应推动形成法治化、规范化、透明化的市场监管体系，优化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提升市场运行的公开、公平与可预期性。第二，应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更好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作用。一方面，应加强宏观经济治理的法治化和决策透明度，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数据赋能、跨部门协调机制建设和公共治理能力提升，使政府能够迅速应对经济波动，增强政策的协同性、稳定性与长效性，确保公共资源、重要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三，在深化改革中进一步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在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同时，国家仍需保持必要的调控和治理能力。政府应通过改革提升治理效能，避免无效干预，加强对市场尤其是金融领域的监管和规则制度建设，以维护市场秩序、防范重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确保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七、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制度是根本战略
对外开放战略旨在通过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加速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外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也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然而，当前国际贸易环境日益复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技术封锁加剧以及知识产权争端频发，全球贸易体系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指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走一条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实施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改革开放以来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制度的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处于起步阶段，呈现出以“引进来”为特征的开放格局。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承担着制度先行探索与吸引外资的重要任务。同时，邓小平积极推动外贸体制改革，鼓励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融入世界市场，开放型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外资技术、管理经验与国际市场需求持续推动国内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转型。在此背景下，江泽民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一方面，中国继续深化“引进来”战略，不断扩大开放范围，逐步形成沿海、沿边、沿江和内陆协调推进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具有实力的企业开展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拓展国际市场。在“走出去”初期，企业的对外出口多集中于低附加值制造业，高端制造与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发达国家。针对这些问题，胡锦涛指出，“必须大力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选择一些有基础、有优势、有条件、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方向和领域进行攻关，尽快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此后，中国从以“数量型”吸引外资转向“质量型”利用外资，重点吸引外资进入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同时鼓励优势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并购等方式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在多双边层面，中国加快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自贸区建设稳步推进，先后完成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等经贸伙伴的自贸协定谈判。但此时，出口贸易仍以中低端产品为主，自主品牌竞争力仍需加强。同时，个别大型资本集团在境外投资中存在盲目扩张、缺乏风险评估等问题，暴露出企业全球化过程中制度、管理与战略层面的不足。
习近平进一步深化了对外开放战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自贸区建设、多边贸易合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第一，“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首次被提出，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等方式，推动中国与共建国家构建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截至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合作，成为促进全球贸易、投资与区域融合的重要国际公共平台。第二，2020年5月我国正式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国内大循环作为主体，强调通过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和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增强国内市场的韧性；国际循环以国内循环为基础，强调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并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该战略提出以来，中国加大对消费领域的政策支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科技创新步伐，推动产业体系向高端化、智能化与绿色化发展。第三，自贸区是新时代提升对外开放质量的重要载体。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后，广东、天津、福建等自贸试验区相继落地，自贸区的数量与制度创新空间不断扩大。2018年设立覆盖全岛的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标志着中国自贸区制度从试验探索迈向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
（二）中西方对外开放制度差异与资本主义不平等国际分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已经经历了“引进来”“‘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自主创新”三个阶段，并逐渐步入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阶段。自力主导型对外开放更加强调在开放条件下提升国内经济体系的自主性与安全性，其核心在于以自主创新引领高质量开放。一方面，在继续推进技术引进、吸收与再创新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与安全高效；另一方面，鼓励具备实力的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市场，通过海外投资、跨国经营与全球治理合作嵌入全球资源配置体系，在开放中增强竞争力、塑造新优势。自力主导型开放不是封闭，而是依托国内强大市场和创新能力，通过高水平开放与自主创新的协同推进，促进经济体系实现更高质量、更强韧性和更具战略主动性的开放格局。
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制度表面上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市场一体化，实质上以维护本国私人垄断资本优势为核心目标，其开放模式深植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结构之中。所谓“自由市场原则”“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主张，往往被用作推动资本跨境扩张的工具，使发达国家能够通过跨国公司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攫取利润。一旦其经济利益受到威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便迅速转向贸易保护主义，采取关税制裁、技术封锁、金融打压等手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实践催生了一个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平等国际分工体系。发达国家掌握资本、技术、标准、金融货币体系以及知识产权等高附加值要素，主导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发展中国家则在全球产业链中主要承担原材料供应和低附加值制造环节，依赖外资、技术和市场获取有限收益。在此世界经济体系中，技术垄断、制度性贸易规则与金融霸权共同构成发达国家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机制。发展中国家往往以高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代价换取有限的出口份额，陷入利润空间狭窄、产业升级困难的结构性困境，呈现出典型的依附性与受损地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主导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构建并维持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这一体系强化了全球南北差距，导致资源与环境成本由发展中国家集中承担，同时加剧社会不稳定性与国家间矛盾。眼下美国发动的关税战、科技战等更是损害了世界经济的正常良性发展。与此不同，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强调互利共赢、包容发展和战略性合作。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一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倡导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外部发展环境。
（三）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制度的实践经验与未来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形成并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制度，在持续扩大开放的同时强调自主可控与独立发展，通过强化自主创新和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提升全球竞争力。其实践经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强化自主创新与核心技术攻关；优化外资结构，推动内外资协同发展；推进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良性互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建设；在扩大开放的同时统筹国家安全。
第一，推动科技创新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自主创新提升至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强化系统性布局与研发投入。通过实施“自主可控”的技术战略，中国逐步降低对外部技术的结构性依赖，在若干重要领域实现了从技术引进向自主研发的转型，逐步突破外部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第二，优化外资结构，促进内外资协同发展。在持续扩大开放的基础上，中国更加注重外资质量与结构优化，鼓励外资进入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通过推动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深度融合，提高外资在本土创新体系中的参与度。同时，中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对外投资合作提升企业的全球布局与国际竞争力。第三，推动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良性互动。中国着力强化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内生增长动力，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推动产业升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提升经济韧性。在保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使国内资源配置与国际市场联动更加高效，形成相互促进的开放发展体系。第四，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互联互通合作。中国积极参与并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提升区域内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提高跨国互联互通能力，从而拓展开放合作的广度与深度。第五，注重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的统筹平衡。在持续扩大开放的同时，中国更加强调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通过构建关键领域的风险防控机制，确保在推进高水平开放的同时维护战略自主与制度安全，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稳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未来，中国应继续深化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制度，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在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内外循环联动效能的基础上，更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增强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与制度性话语权。第一，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突破技术瓶颈。应持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技术体系。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提高自主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水平，夯实中国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优势。第二，深化国内大循环，提升国际大循环质量。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为依托，通过促进消费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经济内生动力。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和科技链的高质量联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深度融合与互促共进。第三，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力与塑造力。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实施产业政策和深化区域合作，促进全球价值链的重构，逐步实现从全球制造中心向全球创新枢纽的战略转型，努力培育“控股、控技(核心技术)、控牌(品牌)、控链(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四控型’跨国公司”。第四，加强对外投资监管，维护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在推动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应建立健全对外投资的风险评估、预警和监管体系，提高境外投资质量与可持续性。通过规范跨境资本流动、强化金融监管协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扩大对外开放与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相统一。第五，深化国际贸易合作，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中国应进一步推动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积极参与多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扩大在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中的制度性影响力。通过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均衡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发声，提升中国在规则制定和治理议程设置中的话语权。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