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2009年珠三角经济经济高层论坛上表示，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不是在细节上做了多少事，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经济的主流。以下是丁学良的发言实录：
丁学良：非常感谢会议的主持单位邀请我到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对中国目前经济和社会形势的认识，以及我们下一步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在哪些方面。
刚才，保育钧会长和石小敏先生都提到了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选择方面提出了严重的任务或挑战，听起来压力很大！所以，我试图给大家稍微鼓一点气。为了给大家鼓气，让我也用一个很了不起的乐观主义者的名言，看看在座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话是谁说的。整整90年以前，即1919年，那个时候全世界的资本主义遇到了一次及其严重的危机。那时候全球大部分人的心态都非常悲观，但有个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你要认为或相信目前的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没有出路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错！”在座的人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话是谁说的。这句话是领导了全世界第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列宁说的。列宁对资本主义走出经济危机的潜力比绝大部分人都更有信心。所以，90年以后的今天，虽然现在全球到处都在谈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都在谈日子多么难过，都在谈资本主义是不是就完蛋了。我不这么认为！我对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走出目前危机的潜力是非常看好的，并不是说没有困难，而他一定能走出来，而且我不相信他会像日本一样需要花10年时间才能走出来。
会议的主办方第一次给我商定的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要我讲讲企业创新、经济创新，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来源。不过在组织过程中我又接到领导的最新指示，说这个题目太小了一点，说我们广东这一带的民营企业家心胸非常广阔，并不只是考虑这些小问题，能不能换一个大题目来讲，回顾一下我们改革开放30周年，最重要的做了什么事，还有什么事没有做。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做。这更符合我们广东的具有世界胸怀的民营企业家的要求。所以现在我服从领导的第二个最新指示，就现在讲讲这个内容。我按照会议的规定，我讲40分钟。对于中国改革的30周年的评价，你们在国内，你们的经验和看法肯定和我不会完全一样。因为我是只参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当时是作为一个年轻人、一个学生，然后，毕业不久参与了政治的调研。1984年的8月份我就到美国去留学。在很多国家学习、工作、生活，所以，在有一部分上我和你们看法一样，而在很大一部分上，我和你们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
根据我所学习和研究的资料。对中国这30年的改革的评价，如果你要站在一个非常宏观的角度上，你会拿出一大叠数字。宏观，就是把中国当做一个整体，把中国的国民经济当做一个整体，把中国当做一个民主国家，把全中国当做一个中华民族。从这个宏观角度上，你对中国30年的改革，会拿出一大叠数字。所有这些数据都是鼓舞人心的，都是美好的，都是正面的，都是玫瑰色的。
另外一种评价，就是从微观的角度。但是这个微观分好几个层次，你会听到非常不一样的评价。你把中国的国民经济不是当做一个整体，而是按照我们通常分的国有控股，还是民营经济，如果这么一分，你会听到非常不一样的这30年的感受。如果把微观层次更降低一点，降低到个人层面上，你会听到每一个人，如果他的年龄足够大，经历过30年的很长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不同的故事。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维度：宏观和微观。
如果你不是站在国际立场上，而是站在中国国内立场上看，这30年至少会有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出发点。第一个出发点，就是站在政治精英——我们讲领导层，政府，国家权力的这个立场上，你会对30年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如果我们站在普通的老百姓的立场上，你觉得30年的感受，和我刚才讲的政治精英层非常不一样。因为有了这些非常不一样的评价，我们对改革30年走过的路，就会用非常不一样的尺度。
今天，我想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词——我本身在国外学的专业是宏观现代化比较研究。宏观现代化比较研究，从7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国变得非常时兴。我84年代到美国去的时候，正是这个学派作出非常最重要的成就的时候，这个宏观比较现代化的研究，是把一个先现代化的国家和后现代化的国家作比较，把欧美现代化的模式和非欧美国家的模式做比较。我去的时候刚好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的阶段，那个时候，把中国沿海地方的发展和后现代化的国家做比较。从这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过去30年，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这对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怎么做，具有非常重要的前提意义。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管理学的教授他不是研究中国问题，而是研究美国的工业化的，但是他看了中国的资料以后，他说：中国过去30年经济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这个事件比得上19世纪后半期美国取代英国对全世界的影响。这是他的看法。在过去30年中间，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内的统计数字说，我们差不多年均的P的增长率保持在10%。国际上对这个10%打了一些折扣。打折扣的理由很多，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按照国际商打过折扣的算法，过去30年，中国的年平均增长大概是8.6%。即便如此，30年了，年均增长8.6%，这已经是达到了有统计数字记载以来，世界经济史上最佳表现的一个档次。这个档次，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通称的东亚模式。日本和四小龙在他们经济起飞的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末期都有过类似的表现，所以，我们中国大陆作为人口最大的经济体，在30年来有这么一个重大的表现，非常了不起。
那么国内，大家看过《大国的崛起》，我一直反对这个提法，因为它不具有历史感。我一直把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我一直强调，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中国经济的再崛起。我反复强调用一个“再”。为什么是再崛起呢？这就把我们30年的成就和我们历史上的成就放在一个时间框架里面，因为，直到1870年代为止，中国的经济总量不超过美国。因为中国人口多。你不要看中国的工业化有过很多的诠释，但是中国也是非西方世界比较早的尝试了工业化的国家。仅仅以工业的产出，在全球工业产出中所占的分量来比较，1860年的中国工业产出占全世界的19.7%，而那个时候美国只占全球的7.2%。所以，研究世界经济史的专家，最有名的就是编世界经济的长期的表，安顾斯曼德森（音），他做的这个研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看看。这个书是北京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他说，早在公元元年就是西汉年代，那时叫汉朝，中国的经济总产值那时已经是全球经济的四分之一。过了一千年，到了宋朝了，中国的经济总产值稍微有一点下降，但是仍然接近于世界经济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到了1820年，是中国的GDP总量最好的时候，即鸦片战争之前，那时中国的GDP已经上升到全球三分之一的水平。问题是出在以后，就是说，1840年以后，并不是因为中国出了问题，以前总是认为中国出了问题，才持续下降。不是的！清朝是腐败，但是总体来讲，经济的持续下降，不是因为中国出了问题，而是中国按照常规在发展。不是我们倒霉了，而是欧洲走运了。欧洲来了一个工业革命，一下子，他是加速度发展，一下子把全球抛在了后面。所以，到了1949年、1950年，中国的整个的经济总产值只占全世界的5%。你想想，130年的过程中间，从占三分之一降到占5%，这是很可怕的！就是因为，中国在按照老的速度在走路，而西方有了工业革命。所以，按照他的表格上，很清楚，当时我们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江南造船厂造了一个万吨水压机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乒乓球打赢了也是伟大胜利，虽然天天讲伟大胜利，到了文革后期，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已经降到了世界的5%以下。即便是按照人均收入来看，这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故事都是叫人触目惊心。公元元年，如果按照1990年的物价标准，这是很硬的指标。生活的必需品，按照物价标准算，公元元年即西汉年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是450美元，全世界第一。那么，到了1949年、195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反而下降了，降到了四百三十几，即两千多年过去了，中国反而下降了，而工业化国家在快速上升。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把中国重新推回到世界发展的主流。以前我们是主流，但是在几十年间我们不是主流，我们走了一条非主流的道路。改革开放最伟大的事情，不是在细节上，而是把中国推回到世界发展的主流，这一点在中国的沿海地带，在广东、福建等等沿海地带，感受应该最深。
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GDP已经占到世界总数的将近15%。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就，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比起1820年我们占全球三分之一，那差得远了！我们一方面要感觉到骄傲，另一方面，要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现在还没有恢复到中国GDP总量占全球比重的最高的水平。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占全球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跟我们的老祖宗说一句，现在我们已经恢复到了你们那个时候的光荣地位。
这是我本人在国外学比较现代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心得。看问题，要横着看，也要竖着看。看小的，也要看大的。虽然这个成就非常伟大，但是，我们现在在我们总结我们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快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时候，很不巧，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那么，我们要考虑我们下一步该如何做，我完全同意刚才保育钧会长和石小敏同志所讲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几个问题，你要从枝节上争吵，意义不大，最关键的还是大的方向。大的政策框架，大的战略，大的结构性的调整。
那么，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我们下一步的改革，要始终在几个重大问题上要头脑清醒，要始终看清那些看起来很能够煽动人心的，有时甚至是很能够迷惑人的提法，那些主张，那些声音。我们要始终清醒地知道，哪些选择在过去做过，带来的实际效果怎么样，因此，我能够在遇到风浪的时候，遇到动荡的时候，不会被以前做过的错误的选择和观念所误导。
当然，话要讲得缓和一点。第一，我们要始终坚持一个观念，就是中国可持续的发展，有赖于中国可持续的改革。如果中国的改革是不可持续，持续不下去，那么中国的发展也是持续不下去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停止了改革，而改革始终是一个向前的过程，一个可持续的改革很不容易。每天都在讲话中间强调改革，不是可持续的改革。我讲的可持续的改革是政策可落实的层面上，是讲实际效果层面上，而不是宣传层面上。老百姓对“改革”这两个字有一些看法，有些改革是重新划分利益，然后做一大堆损人利己的事，所以改革两个字变成了反面意义，我讲的是实实在在的深度的改革，如果没有持续的改革，我们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够有持续的改革的话，即便是我们很不容易，就有可能被另外一种非常蛊惑人心的观念创造市场。这种观念是什么，这种观念需要在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的状况中去。这30年，还不如1977年以前。过去30年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出过很多的失误，虽然造成了很多的问题，虽造成了很多人受伤，虽然引起很多人不满，但是，要想用77年以前的体制来解决今天的下一步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
比如，今天有了金融危机了，很多人就说资本主义完蛋了，民营经济不行了。现在要重新回到当年的计划经济、指令经济的体制，要重新回到当年国家直接插手经济，管理经济，国家直接控制所有经济明白的模式。现在不是看美国完蛋了，欧洲完蛋了？大家都完蛋了。这是非常错误的！当然今天我不能把国际上关于目前的金融危机在多大程度上对现有的资本主义的哪一种模式提出了严重的冲击，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哪些方面要改革，哪些方面要保持，哪些方面要发扬，我不能完全讲到。
所以，总之，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下一步中国改革的选择，是要持续地深度地改革，不能够用78年以前的中国的模式来解决2009年以后中国的国情。不能以为今年有了世界的金融危机，就要回到78年以前国营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非常糟糕的想法！
第二点，我感受很深的就是，如果没有去年到今年的金融危机，也许我们中国的结构性调整会做得顺利得多。中国的结构性的调整，已经被国内外学者和做政策研究的一些人，已经提过好多年了，但是一直不觉得需要很快地改。那么到了去年，上面终于做了一些政策的调整的措施，但是很不巧，遇到了这次金融危机。但是，我的感受是，我们要利用这次金融危机的机会想想，我们如何能够走出去。原来我们的发展模式，尽量使它更好一点，就是不要再为发达世界打工了，而是尽可能为自己获利。这个东西，讲起来当然很容易，你们做企业的都知道，讲讲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现在看一看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提出来，要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才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能够长时间有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的道路。但是，我的感受就是，我们自主创新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是一个口号，并没有在具体政策层面上有配套的措施，很多东西没有落到实处。我特别感受到的就是，自主创新，不能仅仅以中国作为一个单元来看，中国当然是作为一个整体应该自主创新，但是要想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做到自主创新，首先中国的法律、政策，中国的措施，要让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国民和个人，中国的大学，中国的研究机构，中国的公司，要让他们自主。你不给他们自主权，就不能指望他们去创新。你不能命令一个个人，一个公民，一个公司，一个企业，去创新。创新不是在命令之下能做出来的。没有自主就没有创新。这个不但对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企业，对一个个人，对一个公民，对一个大学，对一个研究机构是这样。中国现在的很多政策，很多具体做法，把个人、公民、企业、学校、研究机构的自主权拿走得太多，给的限制太多，给的束缚态多，需要经过批准的东西太多，需要走台下走台上打通关系的代价太多。因为你不能给人家自主权，所以你不能指望人家去创新。
假定中国下一步不想做世界的打工者，而是想把更多的利益留给我们中国人自己，那么最重要的是要从微观层面上自主创新。如果没有微观层面上的自主创新，我们宏观上的自主创新的目标只可能是一个口号，而不可能成为现实。我感受非常深。只有我们学校、研究机构有充分的稳定的不断增长的自主权，中国才会有创新的企业和创新的现实。创新不可能在行政主导之下通过命令方式做出来，这是过去200年来全球创新教导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最重要的感受。
我第三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讲要建设和谐社会。我在美国呆了10年，在欧洲做研究、学习，呆了2年。在澳大利亚做研究呆了3年，然后再东南亚呆了2年，其余时间在香港、台湾。我在这么多地方学习、工作、生活、研究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我的感受是：要想创造一个和谐社会，有三点是支撑和谐社会———如果和谐社会是一个面。我们学过基础数学的都知道，三点一面是最稳定的。和谐社会做得好，至少要有三点支撑。哪三点呢？第一点，和谐社会必须要有一个廉洁而有效的公共治理的体系。廉洁而有效的公共治理的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政府的行政体系，这在我们做比较研究上用的字眼翻译过来就是良好的制度。良制，是和谐社会的三个支点中的第一个支点。没有一个廉洁、有效的公共治理的体系，免谈和谐社会，那是一个梦。什么是廉洁有效的公共治理的体系？会有很多的指标，有七个、八个指标等等。这些指标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拿我们中国人自己切身的体会来讲，我有一个体会很深，看一个公共的行政管理体系，它是不是廉洁而有效的。就是看它是否能够把大的麻烦，通过和平的方式，化成中等的麻烦；把中等的麻烦用和平的方式化解成小麻烦；把小麻烦用和平方式化解成无，而不是相反。如果你有一个公共管理的体制，小问题上去了，解决不了，搞成中等问题；中等问题反复上去，还解决不了，搞成大问题；大问题上去了，造成了严重的暴力冲突。我们在国际上经常遇到这种事情。看一个行政管理体制优秀不优质，就看它能不能以和平的方式，而不是说随便去抓人。我在解决问题之前，老子先把你给解决了。这不行！要用和平的方式，把大麻烦大冲突化解成中等冲突，把中等冲突化解成小冲突，把小冲突化解掉。这是我体会很深的。
第二个治理靠什么？和谐社会，要靠一个常富于民的经济结构。我刚才讲了宏观的数字，中国过去30年，GDP年均增长10%，然后中国成为现在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中国现在有多少外汇储备等等，这是宏观数字。如果我们看一些宏观数字下面的很多数字，有些事情就很值得我们现在担忧，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是常富于民。还是相反的？要看长期的趋势。在这里我要念一组数据，我希望国内做研究的人在这方面能给我提供更好的数据，因为我这个数据是从耶鲁大学拿来的。
它这个数据，我看了之非常担忧。他说，从90年代的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机制，分配架构，有了显著的变化。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税已经相当于全国三亿七千万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二十九年前，即改革的头一年，增加了四千万人的规模，这个数字还不是最显眼的。最显眼的数字是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到2007年底为止，76%掌握在政府手里。只有24%左右掌握在民间。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革以来，到2007年的12年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增长了1.2倍。这个结构，正好与我们讲的常富于民的长期趋势背道而驰。我希望中央政府以后做的一些重要政策的调整能够慢慢扭转这个趋势。因为，如果不是一个常富于民的经济结构，即便你看宏观的统计数字，叫人欢欣鼓舞，但是，你这个社会里面一定会酝酿严重的贫富不均，一定会酝酿严重的社会冲突，一定会酝酿非常激烈的再来一次革命的思潮。现在国内很多人在讲。我非常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一个常富于民的经济结构，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这个税收政策，是不是从长时期看，对民营经济，对个人所得，税率要越来越透明、公平，有可能的话，尽可能保持在一个交接的水平上。
在这点上，我在香港的生活经验，通过在东南亚的考察，对我的刺激很大。在菲律宾经济最糟糕的时候，大概在90年代初期，财税总局的局长跑到香港来，向香港的税务局请教说我们菲律宾人口是你们10倍以上，但是我们每年政府财政收入老是不够。你们香港人口比我们四分之一还少，为什么你们每年能收到这么多税？香港税务局的官员给他讲了一课，讲了两个小时，最后总结成几句话，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大陆同样适用。“因为你们菲律宾的税收制度太复杂，太不透明，太不公平。因此，太容易给老实人，老实的企业带来太大的负担。因此，稍微聪明的人想办法去偷税。我们能收这么多人的税，就因为我们的税收制度是尽可能的简单，尽可能透明，尽可能地不诱使人们去逃税、漏税。”因为逃税漏水的代价太高！所以，我说，一个常富于民的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靠两个长期的政策和法律保护，一是税收制度，要公平、合理、透明，尽可能保持在交接的水平上。第二个就是要尽可能让本国的民营企业，让本国公民的私营企业，让他们能够安心地赚钱，能够长期赚钱，能够不担心自己赚钱赚多了要倒霉，不担心自己做大了会引来风险，不担心忽然有一天夜里被人带走了然后这个企业就没有了。
长期的经济信心，就靠这些做支撑。你看看香港，香港有什么资源？香港连淡水都没有，要靠广东来支持。香港吃的东西都靠大陆支持。香港最根本的优势，就是他的大的经济架构，让民营企业，让私营企业能够长期地放心地大胆地合理地去赚钱，去建立财富。如果我们没有这两条法律和政策保障，常富于民的经济结构，我们也不可能建立起和谐社会。
我还有最后两分钟。
和谐社会的三角形的最后一个支点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在法制保障上良性运转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是指在政府和企业之外的那一块，既不是政府行为，也不是企业的盈利行为。这第三块民间社会由很多东西组成，比如说，医生的，会计师的，或者是教师的，包括我们专业人的一些协会，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社区的做慈善事业的社团，包括环保的，包括扶贫的，包括关心艾滋病人的，关心单身妈妈的，包括关心鳏寡孤独的社团，如果一个社会里面没有这样一个在法制保护伞之下良性运转的民间社会的话，和谐社会也是建立不起来的，也是维持不下去的。因为，这样一个民间社会，能够把政府和企业双方不能够照顾到的，很容易忽视的，甚至很容易受到政府和企业不公平对待的，社会的公平、社会的正义、社会的理解、社会的和平，包括种族关系，包括性别之间的关系，不同年龄之间的关系，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不同职业之间的关系，贫富之间的差距，不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民间社会的团结互助，和一些持续的调整，持续的和解，持续的理解和持续的互助，和谐社会无法建成。
如果我们中国有这三个支撑点，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的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讲，既有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期待，也是我们未来在21世纪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希望能够生活于其中的一个良好社会。这样良好的和谐社会，要靠这三个支撑点，少一个都不行。只有这三个支撑点都能够稳固地发展，我们中国才会有一个人人都感受到这是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这是一个有希望的社会，这是一个能赚钱的社会，这是一个如果受到了外界的威胁和侵略，也值得我奉献我的生命，为之而牺牲的一个社会。我想，那个时候，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事业就成功了！
谢谢！（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