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时代发展的新特点、新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改革发展的新思想、新举措，做出了全下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部署，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扶贫攻坚目标圆满实现；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全球发展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观念作为一种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做出正确决策的锐利思想武器。我们要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要求“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方法。”
第一节 系统观念体现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重要内涵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观念”，这是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方面的实践经验在思想方法上做出的新概括，是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新提升，是应对国内外各种复杂局面，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向新阶段、实现新目标的新要求。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指导和支配我们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9800多万党员的大党，正在从事前无古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坚持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判断形势，做出正确决策，指导各项工作，是不断夺取新胜利的根本保证。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世界是物质的，各类物质是相互联系并不断运动的，各种不同运动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能够被认识和掌握，并被用于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正确地认识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条件。正确的决策来自对事物的本质和主客观条件的正确分析和判断。如何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这就成为顺利推进伟大事业和圆满完成重要任务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是十四亿中国人民共同推进的伟大事业，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著名的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前两步目标已圆满实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百年目标也已实现。现在，全党全国人民正集中力量确保到2035年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从现在起到2035年还有13年时间，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之所以说是关键时期，一是因为未来13年必须完成产业升级任务，许多国家都因未能实现产业升级而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由于前40多年我们能够引进的技术基本都已引进，未能引进的都是国外企业不会转让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必须主要依靠自主创新来实现产业升级，这是一场历史性的决定国运的科技攻坚战。二是需求不足将成为制约未来13年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在出口受国际因素影响不可能持续大幅增长、投资率也不可能长期保持目前明显偏高水平的情况下，消费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消费的增长受到居民收入增长率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制约。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又取决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能不能迈出实质性步伐。三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美国把中国确定为主要打压对象，推行产业链去中国化和美中经济脱钩，极力挑动台海、南海冲突，维护我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难度加大。面对艰巨任务和复杂环境，我们要如期实现预定目标，必须提高全党的认识能力、思维能力、决策能力、应变能力，学会用系统观念分析形势、把握全局、破解难题，从而带领全国人民胜利度过这13年的关键时期，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有句古语，行百里者半九十。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盼望和奋斗了一百多年，在接近成功的时刻，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科学决策，稳妥应对，确保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圆满实现。
系统观念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重要内涵，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范畴，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维方式。
系统观念的基本观点就是把物质世界的任何事物都看成一个系统，任何一个系统都由若干子系统或若干要素构成。也就是说，系统是自然界物质的普遍存在形式。系统及其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并处在不断运动和转化过程中。系统及其要素的运动和转化具有一定客观规律性，人类认识了这种客观规律，就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和把握客观规律，促进系统和要素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利用客观规律为人类服务。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上，物质第一、意识第二，意识是物质在人头脑中的反映。人的意识要准确反映物质构成、形态、运动方式和变化规律，就需要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和系统分析，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手段，包括微观分析和宏观数据，借助计算机的定量分析手段，使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使人对物质的认识更加精准和全面。
系统观念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把握系统、要素、环境三者之间的变化规律，探讨优化系统的途径。如能借助现代工程学，把系统论与信息论、控制论结合起来，在采集有关系统的完备信息数据的条件下，就可以将系统及其要素的运动和转化规律编制成数学模型，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把社会工程、经济工程转变为可在计算机、大数据、云计算上操控、调节的系统，通过自变量的变化引起因变量的转变，通过要素或子系统的变化引起目标系统的转变，从而使目标系统达到最优状态。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是控制论的原创者，他把控制论应用于火箭发射的实践，取得了成功。生前，他多次提出把系统论、控制论应用于国家管理，实现宏观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定量化、科学化、精准化。在泛在、高效、大容量无线宽带网络已经建成，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数据库和人工智能已经出现的今天，科学精准地认识客观世界，利用观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已经不再是梦想，而具有现实可能性。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辅助宏观经济决策和国家管理，从而提高宏观决策的科学性和宏观调控的效率，也具备了现实可能性。例如，中科院专家利用卫星遥感数据预测粮食产量，为国家粮食安全管理提供重要参考。
第二节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科学性的思维方式
系统观念作为一个哲学命题，随着自然科学进步和经济发展逐步完善起来，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把经济活动数字化，把数字经济化，在数字化过程中提高了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能力，打开了过去无法认知的领域，开阔了眼界，拓展了人的主观认知和能动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学会用系统观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成为新时代每一个领导干部必备的科学素养，成为各项工作能够提高效率、事半功倍的重要方法。
当代系统科学的发展，已经形成许多专门知识。按照学科领域划分，可分为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和思维系统；按照范围划分，有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按状态划分，有平衡系统、非平衡系统、近平衡系统和远平衡系统；按人类干预情况划分，有自然系统、人工系统；按层次划分，有总系统、子系统等。仅以生命科学为例，如果把人体视为一个总系统，子系统就包括骨骼、肌肉、血液、呼吸、神经、消化、生殖等系统，一步步深入观察研究，直到细胞、蛋白质、基因等。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高智能动物，与各个微观层面的系统及其结构和作用密切相关。如果把宏观经济视为一个总系统，其子系统的层级、结构、关系、作用等会更加复杂。再把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视为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引入自变量和因变量，探讨各个子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函数关系，研究如何确保目标的实现，其复杂性更是超乎想象。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把宏观经济决策建立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之上，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精准度，减少盲目性和片面性。用系统观念分析形势、指导工作，应把握好它的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开放性、适应性。
整体性即系统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其内部的每个子系统和要素都是这个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功能，在解决整个系统的问题时必须了解每个部分是否正常，注意局部对全局的影响；在解决局部问题时，要了解整个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从局部和整体的结合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善于用对立统一规律来分析矛盾，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通过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促成矛盾的转化。尽可能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为矛盾的解决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关联性即总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各个子系统之间以及作为研究处理对象的系统与其他相关系统之间都会存在干丝万缕的联系，在分析研究对象时，必须充分弄清他们相互之间的影响，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比如解决“三农”这个老大难问题，如果仅仅从农业农村本身来查根源、找办法，往往不得要领、事倍功半。如果从城乡关系入手，就很容易找到打开“三农”问题之锁的钥匙。如果仅从财政支农、资金上寻找发展农业农村的资金来源，可能会觉得问题无解，但如果从市场机制上想办法，从建立全国统一、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的角度考虑问题，资金可能会源源而来。
动态性即系统不是静止的，而是随时随地在发展变化着。研究解决系统问题，要从动态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并且要积极想办法促成事物内部和外部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变化，创造事物向有利方面转化的条件。例如，美国对中国的敌对和打压政策，看似来势汹汹，实则外强中干，主要是美国政府和议会的一伙代表军工集团利益的右翼分子上蹿下跳。而企业界、学界和美国人民的大部分并不认为中国是他们的敌人，况且美国政府“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对华政策，带来了自身困难和矛盾的加剧。所以，对待美国反华政策，我们既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也要保持定力，不能被美国反华分子带节奏，归根到底是要做好我们自已的工作，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高质量发展，用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粉碎美国剥夺我发展权的图谋。
开放性即系统对内对外都应当是开放的，除了个别必须封闭运行的系统外，都要通过开放吸取外部积极影响，推动系统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化，以达到预期目标。封闭意味着故步自封、停滞不前，封闭意味着必然落后。中国近代的闭关锁国，使我们看不到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一次次错失了发展机遇。同样，今天美国对我国的封锁、包围、打压，只有用更加开放的办法才能打破。因为毕竟美国代表不了世界，对中国的打压不得人心，多数国家和人民不愿意选边站。经过冷战的教训，发展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是全球各国的人心所向。美国把中国的现代化作为打压中国的理由，越来越失去人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任何势力阻挡不了的。
适应性即系统对外部环境和内部协调有自适应能力，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新的系统的出现，要有一个磨合过程。一般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内部会产生一定的凝聚力、向心力，在熟悉外部环境后会产生相应的自我完善的修复能力。当然，这要在人工干预的条件下发生。新体制在建立之初，应当关注其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微调，使之逐步发挥出最大的潜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社会上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体制，应当在运行过程中逐步完善。对于人工系统来说，建立信息反馈系统即自修复机制极为重要。必须将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类信息，特别是不正常运行的信息，及时采集、汇总，把修正的信息及时反馈到系统运行控制中心，以矫正系统运行状态，确保系统的顺利运转。这就如同火箭发射后，在运行过程中必须根据目标的变化，及时调整火箭的运行方向和状态，以确保达到目标要求。在宏观经济调控系统和社会系统中，建立完备、灵敏、有效的反馈机制，形成有效的自修复系统，是改革开放和宏观调控获得成功的关键。
第三节 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改革发展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段激动人心的文字高度精炼地概括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方法、要求和必须达到的理想状态，对全党全国人民以极大鼓舞。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了全面部署，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体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苏联在政权建立初期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下没有失败，在希特勒法西斯的疯狂进攻下也没有失败，却在69年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下垮台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无一幸免。出现历史的悲剧有多种原因，其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腐败无能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要是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的新的社会制度的构想。由于缺乏实践经验，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对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做出详细具体描述。列宁逝世过早，也没有来得及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进行更多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与时俱进地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做出了全面部署，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推进。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行充分讨论并做出专项决定，从而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空白，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系统观念应用于国家治理的集中体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重要论述，认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不断巩固和永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到千秋万代不变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全面深化改革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是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举措，也是系统观念在改革领域的具体运用。
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进程。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开始，通过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和调整所有制结构，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出现了生产力大发展的局面；通过深化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起经济运行的平衡机制，为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保障。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为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并提出了配套改革的要求。进入21世纪之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逐步提上日程，并陆续展开。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进一步探索公有制实现方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中国特现代企业制度，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面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放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确保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发挥党在各项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民主协商制度，落实人民对国家重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提高人民群众对国家发展规划和重大政策制定的参与度。政治体制改革是其他各项改革的保证，包括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法治中国建设、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等，可将各项成熟的改革转变为法律固定下来，并通过民主制度和权力运行体系，确保法律的准确执行和新体制的顺利运行，提高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运行效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为目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要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中国共产党具有文化创造传统和能力。新文化运动为党的成立进行了舆论准备，引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依靠成功的翻身做主人的文化运动，动员了全国人民加入和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我们一定能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鼓舞中国人民，而且必将吸引世界人民。
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是把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需要。当前存在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原因在于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要加快教育、科技、人才管理体制改革。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比较优势，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二是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大税收等调节力度，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积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
三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制度，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落实异地就医结算，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五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规范民营医院发展。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遏制重大传染性疾病传播。
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绿色发展，促进入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第四节 中长期发展目标要与短期发展目标紧密结合
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做到循序渐进，切忌急于求成。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在经济发展上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急于求成，“左”的指导思想成为主体性错误，结果欲速则不达，使经济发展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就。出现这类问题，归根到底是在思想方法上没有使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我们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其中包括五年规划和远期目标展望，同时制定了年度计划又称年度宏观调控目标，目的就是要把中长期发展目标同短期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引导经济持续健康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连续制定和实施了九个五年规划，在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制定了不同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重点、方针政策和具体举措。同时，每年都制定了宏观调控目标，包括经济增长速度、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收支、货币发行、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指标，作为年度宏观调控的依据。通过中长期发展规划与年度宏观调控目标的有机结合，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这是40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
在不同发展阶段，我们总会遇到不同的矛盾和问题。2021年底和2022年底分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经济形势时都把“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作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出现这些问题，固然与连续三年新冠疫情影响有关，但实际上在新冠疫情之前这些问题已经出现。投资的增长速度特别是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已连续多年下降，消费的增长由于住房和汽车的部分城市限购也已经连续多年处于疲软状态。作为需求总闸门的货币发行即M2的增长速度比十年以前大幅下降。这是导致需求收缩的根本原因。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低碳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在新的清洁可再生能源供给能力尚未形成之前，原有的化石能源不能急于退出，前年一度出现煤炭和电力供给短缺，就是煤炭生产能力退出过急过多的结果。由于把长期任务短期化，把持久战打成攻坚战，导致能源供给冲击。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不断下滑，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导致企业和居民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减弱，信心不足。这又进一步制约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使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所以，近几年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的突出问题，究其原因是在经济工作中没有处理好长期和短期的辩证关系，把应当在十年或十五年干完的事情压缩在几年内完成，忽视了先立后破这一原则。也就是说，在新技术新产品尚未具备对传统技术和传统产品的完全替代能力之前，不能过早地把传统技术和传统产品淘汰掉。淘汰落后技术和落后产品，应当循序渐进，只能在确保供给稳定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充分表明我们的干部学习和应用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在处理长期和短期、供给和需求、政府和市场、速度和质量等问题上，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确保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第五节 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国民经济体系是一个完整的复杂的系统。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这就要求对反映经济运行状况的各种信息进行系统全面采集、分析、监控，并建立即时信息反馈机制。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运用财政、金融、价格等政策工具，适时适度地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以保持宏观经济的良好运行状态。
推动国民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为了圆满完成这一任务，应当把经济社会发展视为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予以合理调控。目前，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和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重点领域的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针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均衡、持续、强劲的拉动力，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经济总量的增长与质量的提升是紧密结合、不可分离的。总量的增长要靠需求来拉动，质量的提升需要结构的调整优化来实现。经济质量的提升，必然会体现在价值的提高上，因此最终必然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规模的扩大。而缺乏质量的经济增长，最终会因难以为继而导致经济泡沫化，不可能真正把总量做大。要通过增量的调节，实现质量的提升；通过质量的提升，促进经济增长。
要重视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个明晰的规划，同时把扩大内需同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年度调控措施同中长期结构调整目标保持一致。对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外部冲击要有应对预案。
要重视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找准制约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症结所在，抓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和优化结构的着力点，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精准发力。当前，消费需求疲软是经济循环中的堵点，而导致消费疲软的原因主要在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减缓，大宗商品的购买受到这样那样的政策限制，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尚未释放出来，发展型消费由于供给不足受到抑制。宏观经济政策应从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入手，出台一系列的调控措施。消费市场活跃起来，就会像打通人的任督二脉，整个经济循环就会活跃起来。
要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推动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有机结合。要根据对调控成效的动态评估，及时调整政策工具、政策组合和调控力度，进行适时适度调控，确保实现预期目标。宏观调控不是要代替和削弱市场的作用，而是要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宏观政策和经济杠杆引导微观经济活动，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如能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政府的宏观调控如果背离市场机制，则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事与愿违。
应继续把改善民生作为宏观调控的出发点。在近几年的宏观调控中，我们围绕改善民生，降低投资率、提高居民消费率，使投资与消费严重失衡的局面有所改变，既提高了人民的消费水平，增强了人民的获得感，又扩大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应当看到，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使用结构中比重明显偏低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提高居民消费率仍有较大空间。我国目前正处于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升级的阶段，人们对医疗、健康、教育、休闲、旅游、信息、文化、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消费需求旺盛。特别是农村居民的购买力有待提高，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2.5:1，城市已经饱和的消费品农村仍无钱购买，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消费市场潜在需求巨大，需要通过乡村振兴把潜在需求转变为有效需求。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要加快农业现代化、乡村建设步伐，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特色小镇和县城建设，激活农村蛰伏的发展潜能，释放出我国经济增长最大新动能。
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进一步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芯片等关键零部件和“卡脖子”技术，应采取新型举国体制，组织产业联盟，充分满足资金需求，实行协同攻关。加快建设泛在、安全、高效的移动网络，为发展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和数字经济提供支撑。大力发展和推广风能、光伏等清洁可再生能源。推广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尽快把环保产业打造为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我国高铁网、高速公路网已居全球首位，与发达国家相比，通用航空业明显落后。应把发展通用航空业作为军民两用产业的重点，突破有关空域管理等体制限制，使之尽快发展成为一个万亿元级的大产业。此外，城市群内的轨道交通、城市地下管廊、海绵城市、水利设施、冷链物流等工程，也应鼓励投资发展。
搞好宏观调控需要各个杠杆形成合力。过去40多年，我们不断改进宏观调控，从而有效克服了前20年经济周期性大起大落的困扰，实现了平稳持续发展。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宏观调控主要围绕年度经济增长速度、货币发行量、财政收支、居民收入、投资规模、物价、就业、国际收支等，搞好综合平衡。各项调控指标由国务院协调各部门反复讨论确定，经全国人大会议批准后，具有法律效力，各部门分工负责，确保调控目标的实现。对产业升级的重大任务，要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在科技创新上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措施，明确责任到人，不能流于口号。要坚持自立自强、锲而不舍、舍得投入。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必须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把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作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检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结构调整，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要适应经济发展需要，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带动力强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本文摘自郑新立等著《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第172-1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