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伟民:“冷战”的起源与终结——世界历史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7 次 更新时间:2013-05-19 21: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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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伟民  

  

  【内容提要】20世纪的世界体系经历了从“解构”到“局部重构”、再到“全面重构”的历史过程。冷战处于世界体系的“局部重构”阶段。这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形态既反映了世界体系结构的内在矛盾,也反映了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张力与互动。冷战史表达的结构性矛盾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竞争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之争,更具实质性的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斗争。冷战后的历史运动表明,冷战终结并非人类社会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最后结果。后冷战时代世界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升级和深化使国际社会面临诸多现实的挑战和风险。由于世界体系层面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缺乏公共产品支撑的国际体系面临失范的风险,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正呈现出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

  【关 键 词】世界体系/国际体系/冷战/后冷战

  

  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华约和经互会解散、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被看做一个时代——冷战结束的标志。20世纪的冷战是以苏联集团的变革和瓦解而宣告结束的,作为其对立面的美国及西方集团因此而产生了“胜利者”的自大心态,所谓“历史终结”论就是这种心态的一种理论表达。然而,冷战后的世界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美好,二十多年来,世界上各种冲突和危机接踵而至,人类面临严重的安全困境。后冷战时代发生的种种问题固然有其现实的根源,包括因冷战突然结束而导致的世界格局结构性失衡。但是,创造历史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试图“领导世界”的力量)忽略乃至忘记了由冷战时代的历史所构成的“既定的历史条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进入新世纪以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昨天和今天不能截然分开,当今世界发生的种种问题需要人们从刚刚过去的冷战时代寻找与现实密切关联的历史因素,要走出今天的困境,必须从昨天的经验中寻找历史的智慧。如果我们能够从历史的经验中洞悉冷战的本质及其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那么就会理解:20世纪下半叶以美苏两大集团对抗为主要形式的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当年形成冷战格局的深层历史因素并未离开今天的世界。

  

  冷战:20世纪世界体系重构运动的阶段性形态

  

  要考察冷战的终结,首先要考察冷战的发生。从方法论上看,冷战发生学可以从两个角度切入。一个是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的研究角度。作为现代世界的冷战,主要表现为对国际事务有支配力的大国及以大国为中心的国家集团间的对抗和冲突,因此在直接的表现形态上可以纳入国际政治的研究视域。“国际体系”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范畴,国际体系变动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内容。但是,如果要深入考察冷战的历史起源、社会历史意义及其影响,作为国际政治范畴的国际体系的角度还不够,还要再放宽视域,需要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就是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的角度。世界体系和国际体系的概念既有重合之处又有区别。就国际体系而言,一般是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看做第一个国际体系形成的标志。当时,率先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一批欧洲国家达成一种共识,在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基础上,承认彼此国家主权,由此形成与古代国家间关系不同的现代国际关系,这也就是现代国际社会的诞生,其结构就是国际体系。由于国际政治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外交和军事层面的国际关系,即所谓“高端政治”,因而对政治活动背后的社会历史运动缺乏解释力。近年来,以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为代表的英国学派的研究已经注意到,要对国际体系作世界历史的解释,认为“离开经济和社会维度,就难以理解国际体系的军事-政治维度”。①如果把国际体系放在世界历史中考察,显然需要将国际关系结构从军事-政治层面深入到经济-社会层面,而世界体系概念就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国际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在以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看来,所谓世界体系的形成,就是在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力量驱动下世界整体性建构的过程。从古代世界各个农业区域走自己道路的分散的历史运动,发展到工业文明历史阶段以后,通过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形成把整个世界联结在一起的现代世界历史运动,这个过程历史学界称之为“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运动”。②世界体系就是对应于现代世界历史运动的结构性概念。

  20世纪的世界体系经历了从“解构”到“局部重构”、再到“全面重构”的历史过程。冷战处于世界体系的“局部重构”阶段。这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形态既反映了世界体系结构的内在矛盾,也反映了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张力与互动。

  作为包含冷战阶段的特定历史运动周期的“20世纪”(霍布斯鲍姆称之为“短促的20世纪”③)开端于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于世纪末冷战的结束。其特殊性在世界体系结构变动的意义上可谓之“裂变—重构形态”,因为这种形态是介于前后两种整合度较高、但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的体系之间,以分化、变革、对抗为主要表现形式,并在裂变、动荡中重新积聚整合因素,最后完成体系结构升级的中间形态。如果我们对500年来世界体系的发展从结构形态上作一个划分,那么可以发现,16-19世纪是世界体系初步形成阶段。或者说,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以“欧洲体系”为骨架的“世界体系”的初级形态。这种形态的世界体系虽然已经具备一个辐射世界的经济体——欧洲资本运作的世界市场,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并未真正进入这个体系,它们是作为欧洲殖民帝国的扩张对象而被强制纳入世界体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初级的世界体系具有两重性质,它既是以资本的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又延续了传统的帝国式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将19世纪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看做“返祖性的,是一种过去时代的残存性特征”,因为“它不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组成部分”。④当广大的殖民地还不具备自主现代化因素以及欧洲殖民帝国还有足够的扩张空间时,这种形态的世界体系是比较稳定的。然而,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外化为世界体系的剧烈动荡乃至分裂。以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危机与革命、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主要内容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历史运动反映出世界体系初级形态的解构过程(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战后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但同时,这一否定性的历史进程所抛弃的并不是世界体系的本体,而是它的前现代因素。所以,看来似乎矛盾的现象是,恰恰在解构性运动中,世界历史的整体性进一步增强了,工业文明的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了,多种选择取向的出现及其斗争并没有背离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普遍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体系从解构走向重构的转折点,它通过消除最极端的体系内反主流运动(法西斯)和体系主导力量的转移(从西欧到美国)重新整合了体系的中心区域。但是,这种整合和重构是局部性的,二次大战没有完全解决导致体系分裂的结构性矛盾。战后,二战中崛起的另一种体系外反主流运动(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与体系中心区域的对抗开始了,一部分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在脱离殖民体系后试图从根本上脱离既有的世界体系,并在“世界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尝试建构一个取代性世界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并且在核武器的阴影下,形成了既是对抗性冲突,又止步于核战争门槛的两大国家集团的冷战格局。

  冷战格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一种“二元两极”为特征的世界体系一国际体系复合结构。所谓“二元”,是指这一阶段的世界发生了横向的结构性分裂,这种分裂与此前(16世纪以来)发生的纵向的发展性断层不同,它不是人类文明进化中因现代化进程的时序差异而自然形成的梯次结构,而是人类社会在应对现代性矛盾和危机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政治理念而追求不同的发展目标所导致的制度性裂变,这种裂变导致的对抗在世界体系层面展开。所谓两极,是指因制度性裂变而形成的两大国家集团各有一个支配性的力量中心,而且两者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从而构成了国际体系层面“两个世界”的对峙。所以,冷战史表达的结构性矛盾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竞争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之争,更具实质性的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梅尔文·莱夫勒(Melvyn P. Leffler)将美苏冷战称之为“人心之争”(For the Soul of Mankind)⑤,即制度认同和选择意义上的竞争和对抗。

  苏联作为一个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大国(Great Power)是在二次大战的特定条件下崛起的,但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面寻求另一种发展道路的新型国家制度建构早在一次大战中已经开始了,这就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的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联为首的国际共运是将理论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实践中的落后国家现代化及民族解放运动联结在一起的“世界革命”。其历史意义在于,针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外部冲突,尝试用后资本主义理念为非西方的落后国家提供替代性现代化模式,同时也推动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解构。十月革命的发生改变了俄国社会的发展路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体系裂变的向度和进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在制度建构上将自己与资本主义世界分离开来,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尽管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实践还只是局限在一国范围内,但其影响已经通过与各种反资本主义力量的联结扩散到全世界,成为解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导因素。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早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为在俄国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而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稳定状态,同时,因为有了外在的挑战者而进一步加剧了内在的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当裂变的资本主义世界以美国为中心开始重新组合时,由十月革命发展而来的苏联已经成为另一个建构中的“世界体系”的中心。这种“两个世界”对抗的格局虽然在历史的长时段中仍属于过渡形态,但毕竟改变了世界体系发展的自发性走向,并由此在战后40余年间影响了部分国家和部分地区的发展道路。可见,苏联在二战中崛起后没有延续反法西斯同盟的惯性进入既有的世界体系,而是另组一个针对西方的“社会主义阵营”并非国际政治范畴的政策行为使然,而是根源于十月革命启动的“世界革命”目标,因为“两个世界”的分裂自苏联和共产国际诞生已经表现在“世界革命”的实践中,只是当苏联国力强大后才得以显化为国际体系的“两个中心”格局。

  冷战格局对于推动世界体系的重构具有正面的历史作用,主要是加速了殖民体系的瓦解,为原殖民地国家和其他受制于西方的落后国家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和援助。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战后国际政治中的“第三世界”现象其实是东西方冷战的产物。正如冷战史学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所言,“美苏干涉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和国内结构,第三世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则孕育其中。若非冷战,当今的非洲、亚洲甚至拉丁美洲恐怕不会是这个样子”。“华盛顿和莫斯科都需要改造这个世界以证明它们意识形态的普世性,而新兴国家则为它们的竞争提供了场所”。⑥然而,从长时段来看,由国际政治层面的两极所造成的世界结构的二元性并不是世界历史本质的体现,它所反映的仍然是世界体系重构中的阶段性。世界历史整体运动的客观规律决定了世界体系只能建立在“世界经济体”即资本的劳动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只要世界市场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仍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下,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换言之,企图作为另一个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或地区如果不能在世界经济整体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那么它既不能摆脱既有世界体系的制约,更谈不上取而代之了。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所获得的历史合法性相比,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输出效应只具有短暂的竞争优势。在战后两种制度的竞赛中,以“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自居的苏联模式因拒斥市场经济而逐渐陷入经济效益低下的发展困境,推行苏联模式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竞争的压力下不得不先后走上回归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同时,在非殖民化运动中与社会主义结为同盟的民族主义既表现出对西方霸权的反抗,也表现出对苏联霸权的抵制。所以,即使在冷战过程中,世界体系的重构仍然按其固有的规律调整着世界历史运动的各个层面,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国际政治朝多极化方向的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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