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风云变幻，全球经济与政治形势遭遇强烈冲击，罗伯特·卡根关于“历史的回归”的预言似乎已经上演，地缘冲突和强权政治卷土重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陷入严重危机。然而，如果将当下的世界局势仅仅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政治的“回归”，那就大大低估了其复杂性。彼时的世界是由西方列强主导全球秩序，如今非西方大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二战后整合起来的西方阵营由于美国的“异化”而趋向解体。面对这场历史性“巨变”，西方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领军学者，除约翰·米尔斯海默外，均未给出相应的、人们期待的理论回应，原因在于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国家同质性或趋向同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现代国际体系自其形成之时起，就一直存在着同质性与异质性之间的张力，当异质性的增长已经从国际体系拓展进程中衍生的“副产品”演变成结构性变量时，国际关系理论同质性和趋向同质性的假设，就成了亟待超越的重大问题。
国际体系演进中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张力
所谓国际体系中的“同质性”，具体来说就是国际体系主导国之间在国家性质、运行机制、规则理解和文明归属等方面的相似性，而“异质性”指的则是国家间在这些方面的差异。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一方面，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就不断施加“同质性压力”，推动体系内国家在结构、制度与规范等方面趋同，从西欧到东欧，从欧洲到世界，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同质性压力的结果。另一方面，卷入国际体系的具有不同历史传统与发展路径的异质性国家则在吸纳同质性压力的同时又顽强地保持了异质性的底色。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可以被视为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同质性强化的开始。维也纳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欧洲列强之间在政体形式、战争规则和外交实践上具有了更高的同质性，但在发展路径方面依然存在诸多差异。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开始按照所谓的欧洲“文明标准”规制世界，对非欧洲国家形成日益强大的同质性压力。伴随着二战后亚非新兴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国际体系的异质性成分被显著地扩大了。冷战结束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曾进入一个短暂的“同质性高潮期”。进入21世纪，伴随着非西方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大国的崛起，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开始松动，国际体系的异质性力量大幅增强。国际体系的同质性压力既表现为制度输出、规范扩散和发展路径引导，也表现为武装入侵、殖民统治和制度化的遏制、制约与制裁。而西方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在国际体系同质化力量占据明显优势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三大理论在“同质性假设”上的纠结
国际体系中同质性与异质性之间的张力显而易见，但西方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国家之间同质性或趋向同质性的假设。新现实主义明确将国家假设为同质性的“类似单位”，认为无论国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何种差异，其在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都将安全视为国家的核心目标，奉行“自助原则”，从而建立起简约有力的国际关系理论阐释体系。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默认国家为“类似单位”，同样以“国家是理性行为体”为基本假设，认为国家在利益偏好和合作意愿上的差异最终可以在制度与规范上趋同。面对国家之间制度的分化和竞争日趋激烈，新现实主义对行为体的同质性假定使其在诠释当今世界时丧失了应有的深度，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国家之间制度与规范上的“趋同论”则显得过于“乐观”。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不同，温特的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并非先天给定的“共性特征”，而是通过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在共有观念的建构中形成的。建构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进化理论，温特虽然承认西方国家的同质性压力的结果可能事与愿违，但他对北大西洋地区从洛克无政府文化向康德无政府文化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对整个体系向康德无政府文化的转型抱有极大的期待。
总之，面对国际体系长期存在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张力，西方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处于一种混合了回避、弥合与过于乐观的“纠结”状态，这种状态或许是“大理论”之争近年来逐渐销声匿迹的原因之一。
在同质性与异质性的张力之间寻求新的超越
进入21世纪，伴随着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和西方大国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危机的深化，国际体系的同质性压力开始减弱，美国与其西方盟友之间的“背离”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
首先，冷战终结使得美欧之间的同盟关系有所松动，美国在“全球领导”与“战略收缩”之间反复调整、摇摆不定，甚至在许多关键问题上站在了其西方盟友的对立面，这不仅大大弱化了国际体系的同质性压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美国成为国际体系的异质性力量。其次，国际体系的非西方异质性持续增强，以不同发展模式、治理结构与文明传承为基础的国家，正在形成更为稳定的制度与观念体系，非西方大国在与西方大国的竞争中表现出新的“制度性优势”。这使异质性国家摆脱了在国际体系中的次要地位，并对国际体系形成了新的“同质性压力”。最后，在气候变化、贸易规则、安全秩序等关键议题上，国际体系的共识基础正在明显减弱，矛盾和冲突此起彼伏。当前，国际体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同质性不再扩展，异质性在不断积累和巩固的过程中逐步上升为结构性变量，国际体系的演进正在展现出与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预期不一样的前景。
在此背景下，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放弃一厢情愿的同质性或同质性趋向假设，在承认国际体系同质性与异质性张力的基础上认知一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在同质性和异质性之间寻求共存和转化之路。一是承认同质性与异质性的张力是国际体系的常态而非趋向同质性的过渡，不再以国家之间的“最终趋同”为隐含目标。二是承认多元发展模式，接受不同发展道路的合法性，国际体系正在从“同质性整合”转向“异质性共存”。三是构建“跨异质性共识”机制，这些机制不以消除差异为前提，而以管理差异为目标，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多样、包容和协调的世界。
总之，“历史的回归”并不能解释当前世界大变局的内在机理。我们正处于国际体系同质性与异质性之间的张力空前加大，同质性的西方自身也在“异化”的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不在于纠结“大理论”之争，而在于从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开始，在承认国际体系同质性与异质性张力的基础上重构对国家和国际体系的认识，从而为解读和阐释一个既高度分化又相互依存的世界提供新的理念、知识和理论，在已有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超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规律与国际秩序演进研究”（22VLS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