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博伊:父亲的遗“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4 次 更新时间:2012-05-30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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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博伊  

父亲病逝三年了,生前居住近四十年的老房子要腾出来,翻出不少父亲留下的手稿,看着这些墨迹,深陷于沉思之中。我看过不少传记,但没有一个普通人的。一个普通人在世上来去都是悄悄地,似乎没有必要留下什么让人们去记忆。然而自己又在不知不觉中走着父辈相似的道路,看着人生的轮回,受到嘲弄的感觉油然而生,猛然间感到一种惊醒,一种呐喊的欲望。关注自己吧!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也就是大多数人的一生,应该是人类社会的真实历史。

父亲留下不少份简历草稿,都是一次次填写履历或是交代材料的底稿。父亲是谨慎的,留下底稿可以使每次填表都一样,这对表白自己的历史是很重要的。最早的一份是解放初期写的,用铅笔复写,十分工整,另一份显然交了上去,躺在他的档案袋里,伴随了父亲的后半生。全部大约有三、四千字,这里只能摘抄一部分:

我就有王学儒一个名字,从小到现在没有乳名和其他别名化名。1912年9月生于河北省深泽县西固罗村一个初成的封建地主家庭里,自幼读书,最后毕业于天津北洋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毕业后即由校方介绍在京汉铁路局工作。依靠自己工资生活,一直到现在没有回过老家。

在我的幼年时代,家里有祖父母、父母、兄嫂、弟弟、妻及子侄等全家十几口人。种田一百二十亩,直接参加农业主要劳动的仅我哥一个人,所以还雇用两个长工,由于父兄的剥削得有余力供我读书,从七岁到二十五岁没有间断的读了十几年书。……1949年甘肃得到解放,很荣幸的参加了革命建设工作,待遇随着改善,工作有了保障,不再为衣食担心,能一心一意在岗位上工作。

……才知道祖父母全去世了,兄弟们早就分家了。家乡于48年土改完毕,哥哥评定为中农,侄子参加了解放军,现在朝鲜抗美,父亲评定为地主,我没有分到一点房屋和土地。……

1919年我在本村小学开始读书,是一个守纪律的学生,1923年考入邻村的高级小学读书。1925年五卅惨案引起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听到老师的宣传,同学们曾参加过乡村演讲,见商人有日货即为之焚烧,但那时在政治思想上没有一点认识。

1926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读书,仍然是一个守规矩不好交际读死书的学生。1928年国民党北伐打到了保定,气象为之一新,以为革命成功了,无军阀就可走向光明道路,由腐败贫弱转为富强的国家。但不久即见国民党的原形,打倒了旧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形成了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还是换汤不换药,比旧军阀还要厉害。当时对政治也有不满意的思想,单以为当学生应当好好读书,对政治认识是很薄弱的。

1930年中学毕业考入北洋工学院的高中部,准备学习工程。当时受“科学救国”的理论影响最深。……

毕业后,父亲从1936年起到1949年,先后在平汉铁路局、京赣铁路工程局、湘桂铁路工程处、滇缅铁路工程局、川滇东路工务局、西北公路工务局、天水铁路工程局工作。这里记录了一连串工作经历。

看来当时对个人的履历是很重视的,父亲在58年留下的底稿有这样一段:

我听了杨书记关于审干工作的报告对审查干部的意义有了进一步明确的认识。……号召我们群众性的和自发的搞好审干工作,使每一个人心情舒畅地来建设社会主义。我检查过去交待的履历中遗漏了两个月在四川水利局工作的履历。现在我坦白向组织交待一下,使我在过去的历史上无有丝毫的遗憾和不清楚。……几年来我总是以为自己过去没有参加过反动党派和反动组织,政治历史上没有问题。对这种隐瞒履历在新社会中就是对党对组织的不忠诚,没有认识。听了杨书记的报告,恍然悟到这是犯了对党对组织的不忠诚的错误,不但要对党无限忠诚,还必须听党的话,才能作为一个国家干部……。

父亲的一生都是在“国营企业”工作,但在49年以前变换单位时,多是辞职或遣散,没有留下什么凭证。但在解放后就不同了,在遗物中有不少给他下的“命令”,不仅换个单位有“令”,就是增加工资待遇也有“令”。大概是以前仅仅是一普通老百姓,如同今天的“打工族”,哪里有活干,哪里顺心,哪里能挣更多的钱,就到哪里去。而现在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是国家干部,“服从”是重要和最需要的。下面摘抄父亲遗留最早的一份“令”,时间是1949年:

郑州铁路管理局西安分局天兰工程处令 人字0259号 令副工程司兼定西工务总段第三分段长王学儒 兹暂调该员前往郑州铁路管理局工作 照支原薪叁佰陆拾元 自本年十一月一日起改在郑州铁路管理局列支 仰即赴调 此令 代理处长 刘宝善 副处长 潘学勤 陈遵平 军事代表李伯海

其余令的格式与此相同,50年的一份令是由局长阎揆要,政委白如冰等签发,而李伯海此时已是副局长的身份了。解放后大批军队干部到了国营企业,一方面使企业生产成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也使企业管理从开始就有军事化的“色彩”。为国营企业后来的大发展和最终由于政企不分而带来的困境埋下了伏笔。

父亲留下与业务有关的记载很少,有本四十多年前黑色硬皮的笔记本,里面是当时最好的道林纸,清楚的记录了不少施工的数据。字很小,但十分清秀整齐,父亲这辈人的书法还是很有功底的。父亲青年时代是在战乱中渡过的,新中国成立后,轰轰烈烈的大建设开始了,但除去陇海线的最后一段和兰新线开始一段,父亲再没有参与新的交通干线的建设,从他留下的“思想汇报”中,可以隐约看到父亲并不适应这种新的生产建设形式,没有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五、六十年代在西北工作的有专长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很多,父亲很早就评为主任工程师,工资待遇是普通工人的两、三倍。但他不少时间是用来“学习”,是“改造思想”,是参加“运动”。这大概这就是政治第一,生产第二吧。大跃进前期,父亲留下一份“检查少慢差费的右倾保守思想”的草稿,涂改很多,也很乱,只能摘抄一些片言支语。

……五气俱有,暮气尤重,是保守思想在作祟……一劳永逸,求全责备的思想。在工程上总想愈牢固愈好,没有看到养护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关于规章标准,认为最好一成不变,易于掌握,少出错误。……这都是对事物的发展无有认识,而事物是运动、变化的,脑子里存在着保守思想。死抠规章,过分强调手续。……机械地执行规章制度,而不从实际去审查是否可行,这都是阻碍大跃进的不负责的思想作风。绝对的平衡思想……什么计划得互相配合,稍有不慎,牵动全局。对计划的不平衡看得过重,不积极想办法找新的平衡。迷信书本,迷信教条。处理技术问题总要找到理论依据。……没有敢想、敢干、敢说的劲头。57年反冒进时,各段任务不紧,当时以为正是扭转设计落后施工的机会。今后就可设计文件齐全,按部就班地进行施工。殊不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直线上升,越来越快。

父亲的工作思路显然不适应大跃进式的建设,但“大跃进”带来的大后退有没有预感就不得而知了。父亲“检查”中留下这样一段文字,道出了早年对处世的一些看法:

在中学时期,受“科学救国”的论点和工科毕业找工作容易的现实,希望学工程。在资产阶级办的学校,功课繁重,只学习书本知识。只知埋头读书,考好,不问国家大事。这就养成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书呆子。毕业后,就有严重的单纯技术观点,靠技术吃饭,不问政治。从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的念头,解放前也没有遇到谁劝说我参加什么组织。

父亲的一生走完了,他的这种观点真给他带来幸福了吗?“是”还是“否”都不好回答,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父亲留下的手稿还有几页翻译的日本充电剃须刀英文说明书,有不少内容,让我暗暗吃惊,父亲在七、八十岁的时候还能翻译外文,可见英文功底是很深的。父亲连对儿女们也很少提及自己的外文水平,家中也没有一本外文书,只是偶尔提及在当学生时有些专业课是外籍教师上的。父亲很重视我们数理化的学习,但很少鼓励我们去学外语。看看父亲留下的“思想汇报”,才能领悟到父亲的苦衷,他的“谦虚”不知使他免去多少麻烦。

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在劝说专业人才参加革命时常有这样的对白:“我是…,不谈政治”,“你不谈政治,而政治偏要找你……”。父亲虽然抱定靠技术“吃饭”的思想,但对历史、社会、政治并不是没有看法,只是深知自己没有能力去在这方面评判“是非”,仅仅是想当一个“顺民”,和历代读书人一样只是把历史当作一门学问。但一次次运动无法使你摆脱“政治”,需要知识分子向党交心,改造思想,对运动表态。父亲也留不少这方面的手稿,大都冗长而重复,但对理解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普通知识分子是如何一步步放弃自己的思维是有帮助的。下面摘抄的仅是一小部分,其中自贱的话,今天读起来令人伤感,催人泪下。我们家八口人,全靠父亲的工资糊口渡日,父亲不仅要付出脑力和体力之外,还要用出卖一个人的尊严来换取。

自我检讨(51年的):思想意识及工作作风: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逐渐建立,有时还不能够忘我,顾虑到个人身体与生活方面,责任心重,能够服从组织遵守纪律,魄力小,果断性差,与群众容易接近,能够尊重群众意见,但不能发动群众的力量和积极性。对政府的政策与号召尚有认识和响应。认为过去国民党的封建社会使人民永不能翻身,阻碍了社会进步。(国民党)外结帝国主义,内则剥削人民积成官僚资本,形成黑暗腐败的统治集团,而人民痛苦万分。自解放后人民大翻身,施行新民主主义,组织联合政府,逐渐走向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康乐社会。两年来的国家经济政策和51年的三大号召是共产党英明领导下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统一的成功的铁证。工作态度及能力:能够老老实实的工作,很想把事情搞好,但最近表现的很忙乱,辛辛苦苦没有成绩,不会新的领导方式,总结不出经验,找不到教训。在过去15年的业务工作最初5年全是在外段测量施工,后6年全是在局内的科处办理施工手续审核表单等工作,最近又在外段,业务不够全面对那种工作专长也说不出来。群众关系:能与群众团结友爱,但具体帮助不够,有热情无勇气。学习情况:理论书籍看的很少,有进步心,不抱经验成见,对新的事物尚能学习接受。批评不够,很少批评别人,帮助别人不够。

下面大约是写于58年,较长,大部分抄录了下来。

从十个方面来检查过去的错误思想

1. 检查思想的深处首先接触到人生观问题,由于个人学习不够,改造不深,还是糊里糊涂的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没有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没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只知道跟着共产党走,当“顺民”。眼前也有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但没有想过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应负的责任,大有不劳而获的意思,检查起来,脑子里还深深的存在着些资产阶级的剥削思想,没有集体主义精神。因此不能够忘我的劳动,没有建设社会主义匹夫有责的事业心。不是无条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一种为个人活着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因此常常患得患失,对自己有利时就高高兴兴,对自己不利时就沉默寡言,在思想上受束缚,得不到解放。

2. 阶级立场问题。我是在旧社会地主家庭长大的,受资产阶级教育十几年,又在反动政府工程界工作了十几年。从个人利益来说,虽然是地主出身,但家里舍不得吃花,生活非常简单,是吃粗粮,穿粗布长大的。现在我的父母比原先生活好多了,常吃白面,穿细布衣服。我个人毕业后一年就开始抗战,那时一般职工的生活逐年下降,工资不够吃,不够穿。和现在生活来比较,真有天渊之别,对旧社会是毫无留恋,但剥削思想的影响还是存在着。

解放前在政治方面幼稚得很,反动政府的黑暗、腐化、丧权辱国是令人不满的,但这仅是从狭隘的民族爱国情绪出发,没有从反动统治阶级来分析认识。经过解放后几年的学习知道,那卖办资产阶级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腐朽垂死的阶级,是国破家亡的根源。非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没有幸福的生活,没有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走到社会主义。几年来的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足够令人兴奋和鼓舞。但在对阶级敌人的斗争面前就显得软弱无力,立场不够明确,由于阶级出身和缺少革命人生观的关系,内心产生不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在几次政治运动中表现的不积极,带有温情主义。三反运动开始后,我经过短时间的学习,交代清自己的问题就派到现场工作。对运动认识是教育人们不要贪污是对的,觉得旧社会贪污成风也应当整顿一下。但以后整风进入高潮,涉及人广,数字太大,又听说有打人吊人的,就产生了认为过火的看法。有几个“老虎”(当时把有贪污嫌疑的人叫“老虎”)向我借钱,我就打算借给他们,段上说不能帮“老虎”交赃,虽然钱是没借,但同情“老虎”就是敌我不分。

在肃反运动中情绪不高,发言很少,发言也是轻描淡写,认为做小事的交代清楚即可。在没有武器的敌人面前也不敢攻击,在有武器的敌人面前就更无斗志了,还谈什么革命工作和政治立场呢?

在右派分子嚣张向党进攻的时候,看到那些狂妄之言,分庭抗礼的谬论,当时认为共产党艰苦奋斗三十多年取得了政权,你们这些无聊的政客想凭几句话就得到政权,真是痴心做梦。但是没有从政治的嗅觉来分析,这种资产阶级复辟的反动言行有很大的危害性和腐蚀作用。在二段参加反右斗争,认为好说怪话,发牢骚,是闹个人主义,不见得是反党。同样不积极,没有发言,这都是自己对敌我分不清,立场不坚定的表现,这很容易走到“右”的路途。

3. 不甘落后,也不想争上游,总想站在大多数那一面,也是中庸之道的想法。解放初期也看过党章、党纲,觉得共产党员的标准太高,自己散漫惯了,距离要求太远,谈不上入党问题。自己又无特长,又无突出的办事能力,年岁大又多病,对革命不会有多大贡献。这些错误的想法实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祟,没有对革命负责的勇气。

4. 在日常工作中干劲不足,暮气沉沉。认为老老实实工作,内心无愧就够了。认为自己效率不低,没有自动加过班,对工作不积极主动,被动成性……

5. 责任心不强,怕负责任。不大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几年来领导常指示要大胆,不要怕。但我始终是谨小慎微,缩手缩脚,我不能说领导不相信我,主要是自己进步太慢,怕犯了错误无人撑腰。在监察工作中好机械地执行制度,愿意责任分明。……变更设计,检查验收工程,都要反复考虑是否自己的权限,技术理论是否有根据。总是想到个人责任问题,躲躲闪闪,不能痛快解决问题。二段李玉成给我写大字报,说到工地不发表个人意见,不愿变更设计也说不出理由,这充分说明了思想上个人主义太严重。

6. 存在着严重的自卑感。……有时候自认为是虚心,不会犯主观主义,实是妄自菲薄,畏难苟安的想法。……

7. 满足现状。由于自己身体多病,有气管炎的宿疾,怕冷怕热,不胜劳累,几年来都因此而什么都退一步想,没有奋斗勇气。感到身体不健康不但是个人的不幸,而且是革命工作中一件可耻的事,不能担当繁重艰巨的工作。因此在学习方面不经常,时有时无……。政治学习上也是抱着随大流的想法,买的书多,而看的少。尤其理论书不是不想看,而是看看不懂,不易理解,就放下了。所以思想改造很觉困难。总想在报纸或什么书上找到一把钥匙,使思想豁然开朗,顿开茅塞。但始终没有找到。今天初步认识到只有在自己工作中,运动中,通过实践逐步改造思想,才会真正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来。个人只要生活一天,就应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8. 怕困难,容易向困难低头,不愿得罪人……。举个例子,长江大桥派人学习的时候,由于无人提意见,无办法,结果用抽签决定的。这是无有批判能力的具体事例。

9.一团和气、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不愿批评他人,也经不起他人批评自己,自我批评也是肤浅。开会发言很少,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特别严重,气量小。受到批评或发现工作中的错误常是寝食不安。不是抱着改正错误的态度,而是沮丧消极,没有一点无产阶级及时改正错误的风格。领导问到某同志如何,总是答复还可以,不加分析批判,不负责,总以为自己看法不一定对,个人很难看全面,不要在组织面前乱说。

以上是几点检查。虽然几年来受党的教育,但改进不多。主要还是无产阶级立场不够明确,只以为跟着共产党走,就是参加了革命工作。……今后下定决心在工作实践中体现政治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自己,兴无灭资脱胎换骨尽快(将自己)改造成一个又红又专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知为什么只有9点)

初步检查很不够,很空泛,请各位同志和党多加帮助与批判。

交心、检查之后,还会有鉴定结论,父亲也摘抄下来,留为底稿。

1.阶级立场不够坚定,斗争性不强,表现在反右斗争中不积极不尖锐,阶级仇恨心不大。

2.对党比较有正确认识,但政治要求不积极,政治学习不主动,进步迟缓。

3.旧思想意识较浓厚,还遗留着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处世态度,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

4.工作中不够大胆,满足现状,有些暮气。

5.有工作能力,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6.一般群众关系较好。

7.整风后思想认识有进步。要求政治挂帅克服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鼓足干劲投入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洪流中去。

“成份”如何,对生活在五、六十年代的人影响是很大的,从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这一理论出发,每个人的“想法”、“内心认识”、“思想”都要用个人的经历和家庭情况来“证明”。 父亲留下很多关于家庭情况说明的草稿,内容不是很多,但写的遍数很多。一个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向组织表白自己的身世也是间接坦白个人的“思想意识”。对于父亲来讲,要谈思想的进步,就要承认“由于我出身万恶的地主家庭,吃人民的血汗长大的”,受到多年的资产阶级教育。由于这一点,父亲很少给我们谈论老家的情况,自己也很少回家乡,也没有让我们回去看看。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普通人家在社会大变动中的遭遇。

在我读书时期,家里种地约120亩,房16间,有两个牲畜,雇用两个长工,此外劳动力有我哥哥,祖父年迈,父亲和弟弟仅做些轻微劳动。同时在深泽县城有一个合股买卖棉花的生意,规模很小,只有一个人经营,占多大资金不太清楚。自芦沟桥事变后,平津失陷,国军南退,政府逃亡,冀中形成了无政府状态。当时兵匪不分,家里也遭抢劫,城中的生意也就倒闭了。38年春,共产党八路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遭劫后家里财产一空,父亲认为不能再维持原来的生活,将大部分土地就佃当给他人。剩下五、六十亩地由父兄们耕种,开始自食其力。1941年弟兄们又分开吃、耕。每人分地约20亩(包括佃当地)合喂一条牛。当时我爱人还在家,1943年才出来找到我。1945年施行土地政策,佃当地无偿转为死契。另外祖父病死,父亲又卖掉一部分土地。48年土改,父亲划为地主,哥哥和弟弟评为中农。我自1936年毕业后一直在外工作,个人家庭经济全靠个人工资生活,土改时我什么也没有分到。

祖父在文革中被诬陷是国民党员,年迈而不堪凌辱,服毒自尽。关于这一点父亲在文革中多次写过交代材料,但总是讲是患急性肠胃炎去世。在留下的底稿中写到:

……在批斗时,揭发他是国民党特务。关于此事我曾问过兄弟们,他们说不知道究竟,没有见过他有什么政治活动,也从不和不熟识的人来往。只是土改后公安方面把地主拘留了几个月(本村的地主不只他一人),回来时带回几本毛主席著作的小册子,也没说什么。我记得我读书时期他在乡村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不爱管闲事,只是想如何压迫剥削长工,多打粮食。1957年我回原籍一趟,主要是看看离别二十多年的老娘,那时我爹给合作社看场,做点轻微劳动。这是我能够知道关于我爹的问题,如实向组织交待。

祖父年青时也曾上过高等专科学校,学习法律,不习惯城市生活,难找到职业,家中缺少人手,于是回乡务农。这一点现在是无法理解的,巨大的城乡差异,人们毫无疑问会向城市单向流动,看来在二、三十年代城乡差别并不很大。祖父治家恪守“勤俭”二字,母亲经常提起在家乡的几年生活过得很俭朴,不仅经常吃玉米面,而且配搭不少薯类和蔬菜,而长工吃的粮食更多一点,原因是要干活。祖父十分注意搞好和乡邻们的关系,深知息事宁人对一个普通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生存是重要的,但也最终未能逃脱文革这一劫难。在我小学一、二年级时,祖父写信给我们,字迹十分秀丽,象印刷的一样,内容是孝敬父母之类的。父辈在家乡的财产是否如父亲交代的呢?地产是不能动的,大概如同所述。但祖父已看到社会的发展,在经营土地的同时,还在天津投资商业,规模不大,委托远亲经营。社会时局的巨变,尤其解放后更不便追究这笔投资的下落。祖父是很谨慎和吝啬的,总有一种忧患意识,希望给后代留下一定的物质基础。不知用什么方法,带给父亲一、二百元的大洋。父亲小心的藏匿着,在文革抄家风刮起时,这成了一块“心病”,每日为其担心受怕。于是转移到不引注意的一个亲戚家,想风头过后再取回来,事后这个亲戚讲,她们也害怕,就扔到垃圾箱了。我们晚辈最终也没有见过一堆银元是什么样。

从革命的理论上讲,国民党是代表地主阶级的,于是认为地主十有八九应是国民党员。在这种逻辑推理下,祖父被诬陷,父亲也没有逃脱。在父亲留下的底稿中,很多谈到他解放前后时的情况。

我是于1943年经同学介绍到伪天水西北公路公务局任帮工程司。45年人事机构变动,由于工作不顺,加上当时伪法币日跌,生活日感紧迫,遂于六月托老同学介绍到城固第二十九工程处任副工程司,九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飞机场停修,人员遣散,我交际不广在天水闲居。后遇到老同事,被介绍到天水铁路局工务处任帮工程司,……(一连串人名)这些人原来多不认识。伪天水铁路局是否有国民党的组织在外表看不出来,局大门是否有国民党的招牌记不清了。46年秋天,老同学潘学勤又回到伪天水铁路局任第七总段长,1947年4月间忽令我任第三分段长,我想这一定是潘学勤推荐的。……(这里是当时人员情况)总段是否有国民党组织我不清楚,看情形是没有,因为没有看到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听到这方面的议论。潘学勤是国民党的党员,相识以来从没有谈到这些。其他同事的政治身份同样不清楚。只是解放前夕在铁路小报见到王××退出国民党的启事。分段成立时间短,同样没有国民党组织和活动。如果有的话,我应当知道些,因为分段在工地租的民房只有一个办公室,同两个宿舍都在一个院里。每个人的政治面貌没有做过了解,在定西从1947年5月到1948年底这段时间,没有听到过谁有什么政治活动。解放时当时人员全部留用,……(当时人员后来的下落)。天水、定西、兰州解放战争时铁路机关均未遭炮火,解放军接管人员接收迅速。

父亲留下不少作证的底稿,内容都是讲与该人何时何地相识,当时他做什么工作,没见过有什么政治活动,不知是否国民党员。下面是其中的一段底稿:

兹提供以下有关×××的情况,请作参考。1.解放前定西总段系由原六、七、八总段裁撤合并而成,总段长是×××。因为早已停工,人们没有什么工作可做,生活日益艰难,人们的心情都是在等待解放,国民党和三青团在哪个时候没有看到有什么活动。2.1949年7月底8月初,定西人员有撤至兰州办事处的,上至段长下至工人都有走的,主要是避开火线,至于西逃青海的人员为数很少.听说有当时的局长张金品,总段长王志强等,铁路员工绝大部分未动。

父亲底下给我们讲,过去人们看不起所谓“吃党饭”的,谁是国民党员,自己也不会常挂在嘴边上,别人也不理会。但习惯于五、六十年代的人对此总不很相信,一个“段长”怎么能不是“党员”呢?但分析一下,国、共两党如果完全一样,国民党怎么能从大陆被赶到一个海岛上去呢?父亲在退休前的几年被这种逻辑害得吃了不少苦。下面是文革中期父亲的交代材料。

最高指示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林付主席教导 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就不懂得革命。

我来到加工排后,看到工人师傅们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对敌斗争的坚定立场,大公无私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以及艰苦朴素的作风,处处教育着我,思想很受感动.通过学习关于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的文件,我对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毛主席教导我们,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路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回忆过去,交待以下几个问题。

1. 在解放前夕(1949年8月)当时我在伪天水铁路局定西总段工作,在甘肃省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下,自己不是准备如何欢迎解放军,如何为人民服务而是私心作怪,怕战火,怕马匪败军奸淫掠夺,带着老婆孩子逃到兰州(当时兰州有办事处派汽车去定西接职工)。这种行动是十分错误的,是坚持反动立场的表现,兰州解放后军代表即令各回原单位工作,九月初即返定西。这一错误行动过去没有认识到,写自传时没有交代。

2.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具体时间记不清),当时我在北洋工学院读高中,曾随学校全体学生参加过“南京请愿”学生运动,当时人民公敌蒋介石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汉奸汪精卫在上海,学生们出于资产阶级狭隘的爱国主义赴京请愿,要求“蒋汪”合作一致抗日。结果由蒋匪作了一次极为荒谬的“读书救国”的讲话,同学们就返校了。

3. 我的反动父亲是在1967年春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地主分子进行批斗时得急性肠胃炎死的。……我是1936年春离开乡后,直至1957年我没回过原籍。抗日沦陷后连书信也不通,他在那段时间的罪恶活动我是不知道的,……我已写信去老家问清其具体组织、职务、时间与罪恶活动等,以便作进一步交代。

4. 我哥哥在土改中评为中农,在文化大革命中改为漏划地主。

由于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认真,不能活学活用,因此思想没有得到改造,私心严重,阶级斗争观念淡薄,远远赶不上革命形式的需要,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次组织上叫我到加工排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同时对自己的问题,给我一个“悔过自新”机会,这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政策,我抱着老实的态度做如上补充交代。容后再做进一步检查,愿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并要求组织上严加处理。

父亲刚满六十就申请退休了,也很快就批了下来。父亲众多手稿中,仅有一份向领导提出“请求”的文字: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兰局档案办公室工作,1968年冬到红古川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1969年5月派到白宝线指挥部工作。1970年5月初着回第三工程队,派到加工排劳动。5月底由三队党政组织人员审问三次,让交代历史问题。虽然我本人在旧社会都是在蒋管区反动政府统治下的伪铁路、公路等工程单位工作,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组织,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但六月初被看管,七月到302分队2班,群众监督劳动,并不准回家。1972年元月底调去营盘水农场劳动,1972年10月因农场合并,调回302分队,直至1973年4月初通知批准退休,从70年到73年4月三年来没有再问过一次,我的问题还没搞清楚。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清队工作清查出来不少隐藏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纯洁了我们的革命队伍,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成绩是伟大的,肯定的。对于我这个从地主家庭长大的,受资产阶级教育的旧知识分子进行审查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三队党组织会把问题搞清楚的。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尤为必要。三年来一面学习主席著作,一面向工人师傅们学习到了许多优良品质。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更感到这次对我审查的必要。不但没有丝毫反感,内心是欢迎的。

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的暂行规定要对年老体弱的职工妥善安置,准予退休以渡晚年。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对广大职工的关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很快办理了退休手续,所以我衷心感谢党和毛主席。

这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确实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通过做过细的工作和要调查研究,多年的悬案和多年的历史问题都能搞清楚,得到结果。我的历史为什么倒弄不清?大惑不解。历史不清不仅关系我个人的政治生活,还牵连到我的子女们的进步。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二十多年来,我虽然没有什么成绩可言,但总是心情舒畅的尽力工作,同时教育子女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为人民服务。所以希望组织能对我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做出结论,以利我们全家心情愉快的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

父亲的申请过了8个月终于有了结果。他抄下了装入档案中的结论:

二.结论意见

王学儒被检举在1946年至1948年8月间,在伪天兰铁路七总段,定西总段任分段长期间,曾任国民党区党部委员,区分部书记,调统组员,保密小组组员等反动职务。经调查,纯系检举人捏造事实,虚构情节,谎编假供。根据调查材料,党委讨论认为,对检举王学儒任上述反动职务予以否定。仍维持1955年7月18日铁道部第一基本建设分局对其历史清楚,政治无问题的结论。

文革是父亲经历的最大的政治运动,不仅要“改造”自己,而且要投身于运动之中,留下的印有林彪手迹“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六张稿纸上,但很零乱,不成篇,行话套话就更多了,从中可见一些当时的情况。今天看来是荒唐的,但还是值得深思。摘抄仅是些断句。

妄想浑水摸鱼,蒙混过关,干扰无产阶级大革命进展,最大恶极……如有的人闹派性破坏大联合,挣席位,组织二套班子,反对新生的革委会,私设公堂,严刑拷打,对抗毛主席的三结合指示,……无一不是充分反映了5.16吹什么号,这些人就唱什么调吗?要绝对服从党,不要有个人野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了防止修正主义主义复辟,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次史无前例的……批判“多中心论即无中心论” ……拿公家木板做箱子,家眷来了就把箱子带回家,大箱子套小箱子,还装水桶……无政府主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系统地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经验,科学地……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的代表者……

巴金老先生讲要建立文革纪念馆,这的确有必要,“文革”大概是古今中外最难理解的一段历史。当这场运动的参与者都不在世时,找一个能正确讲述这段历史的人我想是很困难的,只有任凭后人们随意去“描述”,去“戏说”。

父亲到六十就退休了,平常身体还好,但也没有去找什么事情去做,每日看看书报、电视,练练书法,闲渡时光。生活是孤独的,很少有交际应酬,偶有老同事来访叙旧。父亲很注意养身,看不少医书,对自己的支气管哮喘病史写了不少纪录,真有点是久病成医。但怎样努力,渐渐严重的肺心病还是夺走了他的生命,在近八十四高龄时撒手人寰。临终前只有一种渴求生存的欲望,“活着”大概就是最基本的人性,也是人生全部的目的。诗经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无罪无辜,谗口嚣嚣”;“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不知还能言中几代中国人的一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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