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博伊:文学艺术不是我们需要的“精神食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1 次 更新时间:2012-10-15 19:52:36

进入专题: 文学   莫言  

松博伊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人们的热议,文学艺术被政治“绑架”之日起,真文学在中国生存是极困难的,莫言能得奖,并得到各方面的认可,这的确是社会的进步。人们常把文学艺术称作“精神食粮”,文学家是这“精神食粮”的创造者,这种看法是荒谬的,不符合逻辑的。“人”不同于生物体最重要的一点是有更丰富的神经系统,所有生物体的神经系统都是包含“兴奋”和“抑制”两个过程,主要是天然的。获取食物和得到繁殖是“兴奋”过程;而睡眠是“抑制”过程。如果是这方面的“粮食”则应当是“兴奋剂”或者“镇定剂”。对于人类神经系统的升华,也就是所谓的“精神”,一定是非物质的,是自省的,是自我感受的。认为精神需要“粮食”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提法暗示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被控制,也需要“被控制”。文学艺术既不是人类物质生存所需求的,也不是精神世界所必须有的,仅仅是和人类所需求的文化有一点联系。把它作为“精神食粮”来看待,就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歪曲和否认。我们反省一下思想混乱的源头,不少是来自“文学艺术”的宣传。今天莫言先生获奖了,对待这一新闻事件要有清醒认识,今天中国是需要降低对文学艺术的“炒作”,认清最基本的精神需求是有自由言论的空间和文化的多样性。我想莫言先生是理解的。

  

  下面的文章就是围绕人的精神需求所写的。

  

  要重视人的精神需求

  

  人类一切活动概括说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人的肉体的生存,另一个是人的精神需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样,教育的目的也有两个,一是为了使受教育者得到一种技能或是谋生的手段,也就是围绕“物质”问题,是学“做事”;另一个是使受教育者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慰籍”,一种“享受”,也就是学“做人”。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学习“做事”比较简单,指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生产技术的掌握。“做人”包含的具体内容比较复杂,多是一个人有关精神和思想认识方面的。一个人学“做人”的过程也就是“修养”的过程,“修身养性”,“三省吾身”。绝大多数人不可能空洞地去学习“做人”,去修养,而是通过对文化的追求,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来达到目的。人类创造的极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就是为了人类的精神需求而发展起来的。

  

  早期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重视人的精神需求,论语中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不器”,“君子忧道不忧食”,都强调了这一点。对如何“做人”的研究远远超过了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但自隋代兴起的“科举制度”,将文化教育引入了歧途,使“文化”成了权力的“奴婢”。导致传统文化一千多年不能正常的传承,后果是社会屡出危机,到了清末就显现出严重危机。中国有识之士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不停的探索落后的原因,最先认为是科学技术的落后,而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又认为是政体的落后,于是有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革命。摆脱不了落后怪圈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发展的停滞,造成对人精神需求的轻视,是文化的落后造成“做人”环境的恶化,形成了一系列的落后。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但被接受而能传播的主要是“做事”的内容,西方对如何“做人”的研究在中国的传播遇到很大的阻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以说是一百多年来直到今天对西学东渐所抱态度。学西方“做事”,即引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在精神需求上,在“做人”上,要保持中国传统。而传统的文化并没有很好地传承下来,传来的又不能认真学习和吸收,人的精神需求,“做人”的教育和研究在中国可以说长期处于薄弱状态。今天人们对发展的徘徊不前,种种腐败和愚昧现象的泛滥,提出了不少原因,有提出是市场经济化程度不够,有提出是政治改革滞后,而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文化上出现的迷茫,是“做人”环境的恶化,是人们精神需求的匮乏。

  

  但凡生物,都要生存和繁衍,“食色”乃生物之通性。人类能在生物进化中异军突起,成为“人”,组建人类社会,所靠决非“食色”之性,而是在 “食色”之外找到更多的生存目的。于是人类社会有了道义、礼仪、秩序、规则、法律等“契约”;有了哲学、科学、宗教、文艺、体育种种文化现象。人对文化的追求,对精神的需求更体现了真正的“人性”。西方现代化的兴起,是从文化上和精神上的解放开始的,是从创建优良“做人”环境开始的,有了文化上的迅速发展,才发生诸次产业革命,有了今天的西方文明。但我们的革命是从民族危亡和人民极端贫穷开始的,首先提出的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避免无意义的政治运动,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论点,这都反映了长期以来我们对“物质文明”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精神文明”的重视。而缺少“精神文明”的社会,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也是一个找不到发展目标的混沌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对人精神需求的不重视自然极大的影响了教育的发展,完全可以说教育上出现的腐败,出现的争论,都是和“做人”环境的恶化有关。反过来,我们站在重视精神需求的角度来看问题,教育上的问题如何解决,洞若观火。

  

  在人类社会初期,经济不发达,人们对文化教育的需求不可能很多,“做事”、“做人”的区分是比较明显的,但随社会的进步两者相互渗透越来越多,人们靠文化来得到精神需求;文化的发展也促使了科学的进步,科技又促使了生产的发展。物质的丰裕也为人们更多获得精神修养提供了条件,甚至一些人可以不用考虑“物质”的匮乏。在一个不重视精神需求的环境下,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更容易造成对精神需求的忽视。今天的社会围绕文化教育形成了一大批“产业”,越来越多的人靠文化教育产业得到薪金,赖以生存,尤其学校就是知识分子生存的重要场所。在这种局面下,物质和精神两种文明相互紧密参合在了一起,注意区分这两种文明就显得特别重要。当今不少人对教育产业化持否定态度就是对教育的这两种作用分不清楚,从“做事”角度讲,“产业化”是高效的,学校这种形式就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腐败”是物欲恶性膨胀的结果,是在“做事”过程中不守规则,今天教育上集中争论的问题和矛盾都是围绕物质利益的争夺而展开的,当然解决的方法就是要规范教育产业化。求学、学术研究如果是为了精神需求,何谈“腐败”?一个好的“做人”环境与社会潜在的舆论导向有很密切的关系。要有好的舆论导向首先要准确使用语言,分清两种文明,不能用人人都有的“物质”欲望来亵渎文化的精神价值,来否定、掩盖、蔑视人们精神上的需求。

  

  人的精神需求是极其复杂的,这也和文化的宽泛性相吻合。宽容、多元、多样性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良好的“做人”环境就是有丰富的精神食粮,要求文化各方面得到充分地、自然地发展。考虑到教育文化与物质生产、与“做事”有密切的关系,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也与文化教育有一定关系,所以政府介入文化教育是不可避免,但绝不可以干预过多,干预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一定会阻碍文化教育的发展。同时人的精神需求几乎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只靠政府来管也是管不好的。人的精神需求并不能定位在文艺作品上,文艺在多数情况下只是初级的精神需求。物质生产完全实行计划经济并没有促进物质的丰裕,在文化教育上管得太多,也同样造成人的精神需求上的贫困。物质生产上我们应该尽可能实行“标准化”,这是实现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而在精神需求上和在文化教育上实行标准化,一定会破坏文化的发展,使“做人”环境恶化,使人们处于精神饥渴中。只有保证文化教育在自然发展状态下,文化教育上是非、荣辱的判断不存在“强制力”状态下,才能保持文化的多元性,提升人们的素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一所学校,尤其是一所大学,聚集了一大批“文化人”,这所学校要开设什么课程,学制如何,如何招生,如何发展等等,都应该是学校自己的事情,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怎么能交给政府来确定呢?在文化教育领域不应存在“强制”,也应与“法律”远离。大量的法律条文不过是为了维护人们的物质权益,解决人们在物质利益争夺上的冲突。“高考移民”、“考试作弊”等教育上的事都触犯“法律”,说明此时的“教育”已经远离人的精神需求,不过是争夺物质利益的工具。教育部每年举行的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教育当然是为了提升一个人的素质(包括“做人”和“做事”能力),从而提高一个民族的素质。而当政府干预,引入高考,教育成了争夺物质利益的“前奏”,继而引发“应试教育”泛滥,素质教育没有了,此时还有教育吗?应试教育不过是追求功利的教唆。

  

  文化的多元性要求在文化教育上的评价应当是宽松的,没有严格的界限。同时文化教育上的各种“荣誉”、“称谓”也应首先考虑到在精神层面上的作用,不宜和“物质”分配挂钩。既然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事情,也就不存在由政府来“认证”问题,它在社会中的确定应该是自然宽松的。良好的“做人”环境是谦和、礼让,而不是竞争,更不是“战斗”。每年的职称评审,不过是“为五斗米折腰”的表演,是赤裸裸对“清高”的打击,此时是不允许一点精神需求的存在。我们不能不生活在现实中,精神文明也不可能完全与“物质利益”脱钩,为了保证精神层面上的意义,解决的办法是政府不要过多干预,不要去制定种种详细标准,允许基层文化教育部门(如学校)和文化人都有一定的自己选择的空间。例如在学历管理上,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框架就可以了,而没有必要发放统一毕业证书,让社会自然形成对学校的认可。职称评定也是如此,都应该是各学校各单位自己的事情。政府应保证文化教育的自然发展,而没有必要亲自去评审、规划各个大学,要让各个大学自己去创造在社会上的“口碑”。

  

  所谓“文化”就是不直接为了人的生物性生存,而是产生思维,并引起快乐与种种联想。人们学习文化,受教育,很重要一点就是学会“思维”。在文化教育领域有一个好的“思维”环境,首先就是在文化教育领域个人有判断是非的权力,有充分的表达个人看法的空间。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很多问题上政府没有必要独霸“话语权”,维持自由讨论的空间,维持各种不同的声音,才是政府应做的工作。而当政府用权力将这一切揽了过去,去制定种种“标准”,人为制造“主流声音”,人们就用不着也不会去“思维”了。“思维”也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唯一动力,造成对“思维”的窒息,也就是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当前对传统文化是否需要发展,国学是否需要继承,如何发展,如何继承,等等问题,原本都是可以由喜欢和了解国学的知识分子们通过自由讨论,在社会发展中自然解决的,而一定由“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时,只能造成混乱,无益于使已经虚弱的传统文化和国学复苏。

  

  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是历届政府的既定政策,对此国家投入不少资金。办学校,发展文化事业是需要资金投入,但我们更要注意文化教育在精神文明中的作用。创造良好的“做人”环境,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让人们有一个沉思的空间,摆脱尘世的喧嚣,这更是政府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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