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下葬后,太阳也落进了江里,江面一片血红。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每年春天都要到长江边捕鱼苗。几个社员一组,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用一条黑褐色大裤管式的密网放在江边,“裤口”敞开,“裤脚”处通向同样密眼的方形箱网。顺江水而下的小鱼苗们,一进入“裤口”,就进入了公社的财产清单。落日的余晖下,父亲有时会蹲在江边,用胡壳油涂他皲裂的手。裂口里渗出的血,被他在手上的虎口处涂成了一小片晚霞。如今,他去了比日落处更远的地方,不再需要这条哺育了他一生的长江了。
简单的“白喜事”酒席草草收场。亲友们渐渐散去,但我叫住了大堂兄和三母舅,请他俩和我及哥哥、姐姐一起上楼,去打开父亲留下来的一直视如珍宝的那口红漆剥落的木箱,看看箱子里有什么遗产,让他俩见证并主持分配。大堂兄只比我父亲小几岁,我们虽然叫他“大哥”,但在我心里,他就和父亲一样。三舅是我母亲的堂兄,大学毕业生,在县城工作,是个局长,是家族里的“高干”。母亲去世时,哥哥最长,13岁,我刚5岁。对于我们这几个未成年就丧母的孩子来说,三舅一直就是一尊虽然身在远方,但遇难有求必应的菩萨。
“小爹爹可怜哦,哪有什么东西留下来啊,”大堂兄边上楼,边低声说。他口中的“小爹爹”,指的就是我父亲,他以他自己的孩子们的身份这样称呼,这是我故乡的习惯。
我相信大堂兄的话,父亲不会留下任何有价值的财产。但我从小到大从哥哥和姐姐的言谈话语里得到的印象是,他们有理由不这样认为,因为父亲也确实曾经阔过。父亲弟兄4人在当年号称小上海的大通镇上共同拥有过一爿小店,大概是挣了点钱,要不然,排行最小的父亲,也不会被街坊称为“小开(公子哥之意)”。虽然革命后,父亲被赶到河对岸捕鱼,分得根把金条压箱底,也不是不可能吧?
至于母亲,也有些来历。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在三、四十年代曾做过当地“高官”——乡长,说不准母亲的嫁妆里也会有点细软呢。这个猜想,还曾经获得过间接证据的支持。在公社做官的小家公(即排行最小的外公)看我们几个孩子没妈照顾,怪可怜的,就给我们家塞了个后妈。后妈是江北无为县来的,特别能干。她到我们家半年,做了一个家庭主妇所能做的所有事情,但只有一件事除外:让我父亲正眼看她一眼。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她在房间里洗澡,叫我姐姐让父亲给她送短裤汗衫进去,父亲没送,让姐姐送进去了。当天晚上,后妈就永远从我们家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一只母亲留下来的玉手镯。也许,被父亲珍藏的母亲的遗物不只那只手镯吧?看到父亲每次取出换洗衣服,便立即锁上那只红木箱,产生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
此外,隐隐约约地,还有对父亲积蓄的盘算。父亲所在的渔业公社六队的社员们常常在背后叫父亲“尖头棒”,意指父亲爱沾小便宜,而且小气,铁公鸡,一毛不拔。细水长流,父亲自己打鱼挣工分所得的钱,有时,还有哥哥做搬运工之后每月上交给他的钱,以及我大学毕业后有时寄给他的钱,在他省之又省的生活开支之后的结余,都会像小鱼苗一样,进入父亲大裤管式的密网,日积月累地被养进那只红木箱里的某个存折的小池塘里吧,鱼苗们会不会已长成大鱼?
我拿着钥匙打开木箱时,抬头看了一眼姐姐。令我惊奇的是,我并没有在她脸上看到预期中的渴望与期待,她的眼睛甚至看往别处,好像是窗外,嘴角向下撇着,一副漠不关心甚至带点嘲讽的样子。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哥哥曾在我回家探亲的日子里,有几次抱怨姐姐不该把父亲留在她那里几个月不让回来。我说姐姐愿意照顾父亲,不是挺好吗?
“挺好?”哥哥同情地看了我一眼,“书把你念孬了哦。她不让父亲回来,自己倒回来了,要给父亲拿换洗衣服……”
我仍然一头雾水地看着哥哥。哥哥开导说,拿换洗衣服,是不是要拿父亲开箱子的钥匙回来?开箱子仅仅是为了拿衣服吗,还不是想看看老头子在箱子里都藏了些什么宝贝嘛。拿衣服的时候,还拿走了什么,鬼才知道。如果哥哥所言不虚,那姐姐脸上的表情就可能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看到谜底之后,再看谜面的自然反应。
箱盖吱呀一声被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叠放着父亲打满补丁的长衫短裤,夹袄秋衣。爱干净整洁是父亲一生养成的与其职业身份不相称的习惯。同样的衣服,穿在父亲身上,看到的人,会啧啧称赞“清丝丝的”,穿在我身上,就显得“邋里邋遢的”。这些被父亲曾经清丝丝穿过、并被珍藏在箱子里的衣服们,此后最好的命运,大概就是被嫂子拿去纳鞋底了吧,如果她如今还需要纳鞋底的话。
两层衣服之下,有个布包,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布包并不大,包裹得却严实。打开三层包裹后,露出了一双很普通的手工制作的黑布布鞋,鞋底纳得很细密,针脚也匀称。一双布鞋值得如此宝贝,莫非鞋里面有玄机?我拿过布鞋,拿出塞在鞋帮里的旧棉花,手指伸进去探摸,好像什么也没有。
“别摸了,没东西,”哥哥突然发话,“这双鞋是姆妈生前给老头子做的,他一直舍不得穿……”
我和姐姐都疑惑地看着哥哥,因为这需要一个解释。
哥哥眼里似乎有东西闪烁,他把脸转向一边:“去年梅季,老头子晒梅,街坊看到这双鞋,说他老抱怨自己没有布鞋穿,干嘛年年晒这双鞋,又不穿……”哥哥哽咽了一下,“老头子说,这是他姆妈生前为他做的,穿了就没了……”
我遗憾在父亲下葬前不知道有这双鞋,否则会为他穿上。
拿出最后几件秋衣,露出了一个比较大的布包,非常重,似乎有货。打开布包,大家都呆了。里面包着的,基本都是我的东西:中学时代的几张奖状,成绩单,皱巴巴的几张与同学合影的照片,还有一大块——方砖!大堂兄和三母舅都困惑地看着我:
“用这砖压箱底?”
我摸了摸砖,解释说:“这是我上中学时用来练习毛笔字用的。”
这些东西本来应该是我的遗物,现在反而成了父亲的遗物了。几年前,我在北京出事,在见不到任何人的地方呆了三年,出来后,神经崩溃,一下吞了3瓶安眠药,志在必得。老友吴国光在海外报纸上还发表了悼念我的文章,没想到被救了回来。我的这些东西估计就在那个时候被父亲当作我的遗物收藏的。
大概是怕我们彻底失望,砖头底下有张存折,存折上有5000多块钱,这就是父亲留下的全部货币资产。我将存折递给哥哥:“你和姐姐两个分了吧。”我虽然没有要钱,但我分得了父亲留下的那份最尊贵的遗产——爱。
1994年初稿,2021年12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