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博伊:评“科举制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4 次 更新时间:2012-05-11 20: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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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博伊  

  

  内容提要:

  

  1.“科举制度”的本质和现代的“科举制度”。

  

  2.“科举制度”有进步作用吗?

  

  3.“科举制度”能选拔出人才吗?

  

  4.选拔人才值得重视吗?

  

  5.“科举制度”对文化教育的危害。

  

  6. 我们应怎样“竞争”

  

  评“科举制度”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讲到中日两国被列强刚入侵时,情况相差不多,甚至日本发愤图强要晚于中国,而日本很快就强盛起来,而且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打败中国。原因何在呢?他总结出四项,首推是“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柏杨先生全书的观点如何,仅就这一观点我是非常同意的。科举制度早在光绪年间就明令废止,但在人们思想上还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现实中很多现象从本质上讲同样是属于“科举制度”,进一步认识“科举制度”是有现实意义的。不少人认为“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有过很大作用,甚至认为是中国古代一大发明,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和四大发明一样是产生世界性影响的第五大发明创造(见《中国历代状元传略》)。“科举制度”显然是国粹无疑,但它带给国人的是福祉还是灾难呢?这就需要剖析一下。

  

  1.“科举制度”的本质和现代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始于隋代,明、清达到高峰。“科”是等级之意,“科举制度”通俗讲就是将读书人通过考试分为不同等级,选拔为各级政府的官员。简单说就是将文化教育与权力和等级“联姻”的现象。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如何选拔官吏,如何划分级别,可以有多种形式。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出现了“选举”这种形式的萌芽,但在中国出现了“科举”,用文化教育中的“考试”来确定“官吏”。

  

  我国五十年代随着计划经济的确立,工业开始大规模的国有化,同时文化教育事业也统一由国家管理,在这种体制下,政企、政事不分,产生了一个由企事业的管理人员、各类专业知识分子和“官员”形成的“干部阶层”,所囊括的人员远远高于普遍意义上的公务员。我国特有的“干部制度”是以“官本位制”为基础的,也造成了“级别”的无处不在。这个阶层包含了“官员”和准“官员”,有统一的调动录用制度和级别制度,全国的干部是在统一工资标准下生活,都是按“级别”来获取薪金。干部有了具有城市户口的“权力”,从而也有了可以获得固定的廉价粮油、免费医疗、退休保险等等的“权利”,同时也区别于工人,有了升迁的最基本条件。

  

  长期以来,“级别”的评定最常见和公开的规则是与文化程度相联系,五十年代初期,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都可以定为干部,后来随有文化人的增多,七、八十年代非大专毕业生不能当干部。评定职称政策更是体现了这一点,职称原本应该是学术水平的鉴定,但它与获取分配物质利益的权力“联姻”了,这不就是“科举”吗?科举制度明文废弃近百年了,也遭到过批判,但从没有彻底过,可以说一直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社会巨大的惯性使“科举”延续着。最近有些省市公开进行“考官”,并认为是改革的尝试,也得到舆论的赞赏。同时,政府出面划分各种等级的考试多不胜举,这都说明在中国抛弃科举制度是多么艰难。有不少人以英国文官考试来说明中国科举制度的合理性,但这两者有是有极大的本质区别。前者是仅限于政府机构中的“专业技术”公务员,不是掌握权力的“官员”;而“科举”是将这种方式普及到所有知识分子活动的范围,将文化教育和“官员”选拔相联系。“考试”在世界各国都存在,但不能说明中国的“科举”有合理性、普遍性。“科举”的要害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控制达到对文化的垄断,正如当年唐太宗看着文人进入科举考场时所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改革开放以来,工农商业开始走向市场经济,逐渐脱离了国家的直接管理。相当多事业单位还没有从国家行政中分离出来,“级别”现象处处可见,尤其是“职称”制度成了一种基本的人事制度,甚至要将技工领域也纳入范畴。各种行业不管需要不需要都在制订“级别”,由政府组织考试,颁发证书。不仅人定级,就是学校、医院、报纸、杂志等等也都划分等级,什么“国家级”、“省级”、“示范级”、几“星级”……名目繁多。“科举制度”的阴影可以讲是仍然顽强存在着。“科举制度”事实上的存在,和我们国家不能实现民主宪政也是直接相关的。我们是施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府直接管理行政和诸多“事业单位”。需要人数众多的“官员”,这些“官员”如何产生,又如何统一管理极其繁杂的各类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是两个现实中最大的问题,“科举制度”难以退出历史舞台也是情理之中。

  

  2.“科举制度”有进步作用吗?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打破了世袭贵族的一统天下,使平民有了晋级的可能,只是后来弊端太多。这个观点是缺少逻辑性的,是牵强附会的。在没有科举制度之前,也并不是没有英雄出世,大家都熟知的诸葛亮被举荐是个典型例子。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学术发展难有的高峰时期,也是各种人才层出不穷的时期,各阶层都有不少人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有些甚至是出身很“低贱”的,如所谓的鸡鸣狗盗之徒。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历朝历代,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从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到清朝的开国皇帝哪个是科举出身呢?清王朝在没有接受科举制度之前是何等“威风”,而后来确定了科举制度后是庸才满朝,导致内忧外患不止。在厚厚的一本《中国历代状元传略》中638名状元几乎无历史上重要人物,清代状元张謇所以有作为,是他抛弃“科举”而走了从商之路。清代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等著名人物早期都经过科举选拔,而曾的成功是由于“乱世”将他“拉出”科举之路的结果;康、梁是由于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才有了后来的政治壮举。中国历史上虽经多次改朝换代,科举制度都保留了下来,历史上出现过几次相对稳定二、三百年的王朝,这可能说明对维护专制王朝的官僚制度起了一定作用,但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作用吗!?

  

  柏杨先生把科举制度喻为阻碍中国前进的“暗礁”,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历史上就不用说了,从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来看,凡是改革中问题最多的领域,莫不是“科举制度”最多的地方;改革最成功的部门,也是没有或是很少有“科举制度”的地方。农村相对来说“干部”较少,最早进行农村改革的人也并没有被封为“人才”,但农村经济的改革为全国的改革奠定了基础。相反,国家企事业和国家行政部门几乎囊括了所有通过考试而选拔出的“人才”,但改革就困难得多。

  

  3.“科举制度”能选拔出人才吗?

  

  “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方法是“考试”,但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各方面的,靠几科考试是不可能选出真正的通用人才,这是简单的逻辑问题。古代用吟诗赋词好坏来选行政官员不就是很荒唐的吗?普遍意义上的“好官员”首要的是道德高尚,其次是有政治组织能力,而这两点肯定是不可能用考试来决定的。固定的考试内容很容易使人丧失主动性和创造力,缺少综合能力和办事能力,这样选出的人才如何能应付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呢?

  

  大家对“科举”的认可多是从“选拔人才”上考虑的,实际上这是多虑了,一个发展中的社会,无论是在乱世,还是在盛世,“人才”都会自然地脱颖而出,正如俗话所讲,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企图用某种标准去刻意选拔“人才”,结果只能是落空。仔细看看和想想,历史和今天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人物,你能讲出来他们的大部分是靠那项制度或规律选拔出的吗?俗话讲“乱世出英雄”,就说明在大部分“游戏规则”失效时,正是英雄出现和被淘汰最频繁的时期。科举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打着选拔出人才的幌子,其真实目的是为了遏制了人才的出现,维持自己的王朝统治。

  

  在漫长的历代王朝时期,“中举当官”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对读书人的愚弄和欺骗,不知多少儒生因此而潦倒一生。官僚体制所依靠的也并不完全是科举出身的“官”,而是依靠没有进入科举,或是仅仅得到起码功名的“吏”。这批人熟悉官僚体制,灵活掌握了成文或见不得人的“官场运行规律”,才有了历代专制王朝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可参考葛剑雄所著《统一与分裂》中“神通广大的吏”一节)。在现代,干部政策也从来都是强调“重视文凭,又不唯文凭论”,尤其在领导层更是如此。今天流传的民谣:“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现象。

  

  从科举出现以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历朝历代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人力物力,学子又不知付出多少情感和精力,选拔出“人才”又不一定被重用,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圈”。现今每年的各类考试几乎将同龄人或同类人全都进行了“排队”,而又经常喊“选拔人才”的重要,感到人才的缺乏,不停地制定新的选拔人才的条件,这都一再说明没有必要迷恋“科举制度”。

  

  同时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极易产生两种不良后果,一是大量增加“冗员”,古代庞大的王朝官僚机构不用说了,今天庞大的、缺乏工作效率的干部队伍也早已经使政府机构和国企事业不堪重负,成了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二是在“官吏”选拔中滋生腐败,“考试”是为了清廉公正,而考试存在的缺陷,不可能依赖考试结果,这使得选拔“官吏”的过程和制度变得模糊和不确定,为腐败埋下伏笔。历代王朝时期不乏卖官鬻爵的现象,今天也时有耳闻。这都说明了“科举”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

  

  4.选拔人才值得重视吗?

  

  在中国,重视“英雄”作用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如果社会进步,则认为是由于“人才在领导”,停滞不前是“坏人当道”。在《三国演义》和《水浒》这两部流行十分广的小说中对战争的总结,常归结为某人的作用,一次战争的获胜是某人将某人“斩于马下”的缘故。但略加分析,不难看出这是很幼稚和极片面的。大的战争无一例外是政治、经济等各种综合实力的较量,个人在其中所起作用只能是次要的。这种将社会发展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个人”作用的认识是“人治”思想的根源。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短处和长处,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是尊重每个人,调动每个人的积极主动性。刻意去强调人才问题,将人分成“普通人”和所谓的“精英”,也是对社会追求平等的一个挑战。区分等级意识的普遍存在,使民众习惯依赖“官员”,而逃避个人在社会中应负的责任。这种潜意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缺乏凝聚力,象盘散沙,这就是重要原因之一。这种依赖“精英”作用的社会风气助长了“科举制度”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陷入一次次的“选拔”换取了一次次“失望”的循环之中。

  

  行政官员的选拔是不可能摆脱“权力”的,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如何解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靠“科举制度”肯定是不可能解决的。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如果代表或是总理和部长是通过某种考试,而不是选举,可能吗?现代社会把这一问题建筑在“法制”的基础上,首先重视的是“制度”的确定和它的可行性。这样领导人的更迭就有了明确的程序,不至于对社会引起动荡。普通人也不会认为“官员”是什么“人才”,自己就一定低他一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社会极需“英雄”的出现,思贤若渴,那么说明了这个社会正常运行出了问题,缺少的不是“人才”,而是一种好的制度。今天我们提倡依法治国,如果认识不到“科举制度”带来的危害,不过是句空话。

  

  5.“科举制度”对文化教育的危害

  

  文化是否先进,反映了民众的理智和愚昧程度,是国家是否发达的标志,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同时文化也是人的需求,掌握文化是人生的目的之一。围绕文化而形成的种种行业,如教育、科研、出版、影视、体育、文艺等等,这些并不是社会的副业,而是和生产物质的工农业一样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科举制度”将文化与权力“联姻”,表面上看是对文化的重视,而实质上使文化成了依附“权力”的“奴婢”,使文化教育事业失去了自我繁衍的能力。久而久之,这些行业被认为是生产业的附属,从事这些行业的知识分子好象成了社会的“寄生物”,他们获得的物质利益也被看成是“恩赐”,有了所谓的“毛”、“皮”之论。

  

  中国近几百年来落后于先进国家,主要是文化教育落后的结果,而这原因完全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出现。“科举”对文化发展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腐蚀,“读书做官”是用名利去诱惑读书人,“考场”成了进入“官场”的前门。将追逐权利和依附于权利作为知识分子最终归宿,结果是知识分子忘记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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