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略论中国社会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8 次 更新时间:2009-05-17 13: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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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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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称身家国天下。人生各有身,又有家。家之上乃有国,有天下。人生不能离此四者以为生。身家国各有别,天下则尽人所同,故更无驾天下之上者。

  人生乃一会合。身有五官四肢六脏百骸,即是一复杂之组合。惟身之组合皆属物,可谓乃一自然人。家国天下,则人与人相会合,乃为文化人。凡其会合皆有统。身统于心,实则家国天下亦皆统于心,故人心乃人生最主要一统会。

  所谓家,乃由夫妇组合。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而父母以上,更可有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以上推于无极。子女下有孙子女,曾孙子女,以下递于无穷。而其历代皆可有兄弟姊妹,又各别成家。故中国人言家,则必言族。又婚配之女家为外家。内家谓之亲,外家谓之戚。家族亲戚,关系牵连,乃成人文一大群。如姬姜两族通婚,互为外家,家扩大而为国,国扩大而为天下,皆由夫妇之配合始。故曰夫妇人伦之始。夏禹时号称万国,其时疆土仅在黄河两岸。所谓国,盖仅一部落,古人所谓化家为国是也。

  虽万国林立,而同有一共同朝向归往之天子。列国有相争,每朝向此中央之天子而求其排难解纷,俾列国间常得和平相处。然此为万方诸侯排难解纷之天子,尚德不尚力,其势不可久。尧舜禅让,汤武征诛,众心朝向之此一中心,则常有代而起者,故中国人又必连称朝代。唐、虞、夏、商、周相代。商周之际,其时当尚有千数百诸侯,较之虞夏间国数大减,亦有兼并,多则和合。故生齿益增,治道益平。周初封建,兴灭国,继绝世,在当时,已有一历史大传统之存在,天下观念则常在国之观念之上。实即社会观念常在政府观念之上。中国乃一宗法社会,每一宗族之团结融和,则常赖其祖宗之有德者。亲亲尊尊,以宗族血统建其本。必使每一宗,每一族,凡其祖先之有德,则必使其存有一国而不亡。此乃西周封建之大义,而亦即中国文化大义之所存。稽考古史,此一义殆无可疑。

  西周东迁,中央失其众所朝向之地位,而无与代兴,乃有霸者。王霸之别,仍在其道,不在其力。迄至秦代,不再有封建,天下共戴一中央。秦始皇帝之大误,乃在其以为天子之位可以一世二世以至万世,永传不绝,而不知有代兴。岂得以一家永在万家之上,则秦始皇乃对宗法观念上有误。但亦终不得以帝国征服之西洋传统说之,则比较中西史迹而可知。

  秦以下,有朝有代,有分有合。而国之上有天下、国之下有家之一传统观念则无变。要之,身家国天下四阶层之递累而上,而人之各自之身则为之本。故中国人观念,自身以达之天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道一以贯之。而中国社会之宗法精神,则始终不变。

  故欲治中国之政治史,必先通中国之社会史。而欲通中国之社会史,则必先究中国之宗法史。由血统而政统而道统,此则为中国文化之大传统。今人一慕西化,身之上忽于家,国之上又不知有天下,乃惟知有法,不知有道,无可与旧传统相合矣。

  

  2

  

  中国本无社会一名称,家国天下皆即一社会。一家之中,必有亲有尊。推之一族,仍必有亲有尊。推之国与天下,亦各有亲有尊。最尊者称曰天子,此下则曰 王曰君。王者众所归往,君者群也,则亦以亲而尊。人同尊天,故天子乃为普天之下所同尊。

  人生在天之下,地之上。中国有社,乃土地神。十室之邑乃至三家村皆可有社。推而上之有城隍神。一国之神则称社稷。稷为五谷神。中国以农立国,故稷亦与社同亲同尊。中国人观念,凡共同和合相通处皆有神。故不仅天地有神,山川有神,禽兽草木金石万物亦各有神。人心最灵,最能和通会合,故亦有神,而与天地同称三才。则人群社会亦必有神可知。今可谓社会可分天下与地上之两种。西方社会为地上社会,非天下社会。故多分别性,而少共同性。

  佛法有世界观。世属时间,属天。界属空间,属地。故佛教之世界观近似中国人之天下观。西欧人独富地上观。所居住之地既各别,乃不相亲不相尊,故其社会组织有国而无天下,面其国亦各别为小国。近世英法德意,皆仅如中国之一省。其他诸国土地更小,有同一民族而分为异国,亦有异民族合成一国。其国不专以民族为本,亦不专以地理疆域为本,又不专以历史传统为本。其立国之本,殊难言。或马克思唯物史观,庶乃近之。

  犹太人不成国,乃似有一天下观。古代有耶稣,自称为上帝独生子,其教徒乃共同尊亲上帝与耶稣。近代有马克思,乃改从地上观。主唯物史观,分西方社会为农奴、封建、资本主义与共产四阶层,其所重尽在地上之物。但专言社会,不言国,虽亦不言神,而与耶稣有其共同相似处。西欧人独缺一和通共同观,故耶稣马克思乃同得西欧人崇奉。但亦多变质,仅成西欧传统中之一部分而已。

  中国人之社会观,乃使天下与地上共融为一,既信有神,亦重有物,而人为之主。如山川社稷,亦皆合天地神物而为一,乃各加祭拜,各加尊亲。故人必尚群,而无个人主义。群则本于人之德性。今人好分公德私德。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又曰:”天生德于予。”韩愈言德”足于己,无待于外”。则德乃私而即公,又何公私可分。中国观念不仅人有德性,天地万物亦各有其德性。德性则大同。人之有德,乃知有尊有亲,故能尊亲其家其群,又必尊天亲地,而人群乃可安可乐。此始为中国人之社会观。故中国人言社会必好言风,此乃一天下观。又好言俗,此乃一地上观。言社会,则必言风俗。犹之言人生,则必言天地。天地人三者之会合,即自然与人文之会合。耶稣教徒讥中国崇奉多神为迷信,更有人则讥中国为封建社会,此皆不得中国之真相。

  近人又多称政府为上层,社会为下层。实则中国乃以社会组成政府,非以政府组成社会。果其政府能知社会之在其上,则其政无不治。若使政府认为其乃高踞社会之上,则其政无不乱。人之于群,中国观念重职任,非权位,细读一部二十五史自知。即如蒙古满洲以外族入主中国,此乃中国社会暂时承认此两族之统治,而非此两族能来改造此社会。顾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言天下,即犹言社会,其地位尚远高出于政府之上,而一士人一匹夫可以直接负其责,而政府之事,可置之于不问。朱舜水流亡日本,亦犹如孔子之周游列国,欲居九夷,思行道于天下,亦犹顾亭林之所谓匹夫有责也。此乃中国文化传统之大义所在,岂仅知有国不知有天下者之所能知。

  近人又好言自由平等独立。但就中国观念言,个人处大群中,非可有德性外之自由。德有大德小德,知有大知小知,亦非平等。人生在大群中,亦非可有独立。伯夷叔齐可谓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之最高榜样,但孔子称之曰仁人。则伯夷叔齐乃在大群中独立,非离群以独立也。故中国社会最富和合性、共通性,乃有其大同之理想。大同乃得太平。人处太平世大同社会中,乃各有其自由平等独立之可言。

  西方人仅知有国际,不知有天下。最近始有国际联盟之组织。其下有一教育科学文化联合机构,此三者皆具有天下性。但近世只有国民教育,无天下人教育,此乃教育上一大病。有战争科学,无为天下保和平之科学,此又科学上一大病。有民族文化,无天下人之共同文化,此又文化上一大病。因此国际联盟下此一机构,亦仍趋于政治化。所谓政治化,乃仍保国别性,而无天下性。美国人最近乃主退出此机构。其实不仅此一机构难有实效,即整个国际联盟亦然。国际会议亦主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无财力无武力,岂能得少数服从。中国人则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少助。平天下有道,而其道则实从最少数之先知先觉者倡之,次多数之后知后觉者和之,而后绝大多数之不知不觉者乃相与从之。《大学》谓明明德于天下,此即平天下之道即从少数之先知先觉者起。曾国藩《原才》篇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一二人心之所向,此即一二人之明德。则天下大群社会之基本,乃在最少数一二人之心上。此则为中国最高之社会学。故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此义大可深思。

  

  3

  

  中国乃一氏族社会,或称宗法社会,其本则为家。家与家同处一地,曰乡党邻里,曰都邑。其上有国,有天下。家国天下,皆指人与人之关系。其关系或属天,或属地,而初无社会一名。社会一名,乃传译西方语。西方人在社会之下有个人,在社会之上有国,轻视家,又无天下观。

  中国之家,必有亲长。亲其亲,长其长,乃人之性情,出于自然,亦可谓乃天道。化家为国,其道亦只在亲亲长长。人之性情同,则道同,可推至于天下,为大同。同在此光天化日之下,同在大自然中,实无大不同可言。西方则认为个人结合为社会,社会结合成为国,皆赖法,其相互内在间之性情关系则较为淡薄。

  中国人为人,始于在家中为幼童时,曰孝曰弟。成年为家长,仍贵不忘其本初。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推而至于家之外,则曰忠曰信。孝弟忠信,乃中国人为人之大道,处家国天下皆然。

  西方人以个人处社会,不见有孝弟忠信共遵之道,故曰自由,曰平等,曰独立,实皆为个人言。中国观念,幼童处家中,皆赖父母亲长之教养,何得自由,亦不平等,更无独立可言。若如西方,则待成年而一变,人生割裂为两截。晚年又成一截。乃谓幼年如在天堂,中年如在战场,老年如在坟墓。此惟西方社会有此情况。

  今人好分个人与大群,此亦西方观念。若在中国,一家融成一体,即无个人与群体之分。乡国天下皆然。人之为人,有为一家之人,有为一乡一国之人,有为天下之人,独不得为个人。孟子分圣之任,圣之清,圣之和。但即伯夷之清,亦非个人主义。孔子恶乡愿,乡愿亦非个人主义。老子主小国寡民,各安其乡,乐其俗,老死不相往来,亦非个人主义。释氏主出世,但同样非个人主义。中国人只称人生天地间,不称人生社会中,此犹谓人生大自然中。即太古原始人,其时尚无家,尚无社会,但亦无个人主义。中国人称人生一家之中,则已为一文化人。必谓人生社会中,乃有个人主义。

  严格言之,亦可谓中国初无与西方人相似之社会观。近代国人,乃将西方人对其社会一切之意见与讨论移来中国,则宜其一无是处。尤甚者,莫如谓中国乃一封建社会。但迄今亦无议其非者,其他则复何言。

  

  4

  

  中国社会有两大义,一曰通财,一曰自治。其见之历代书籍记载者兹不详。晚清之末,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国人震于西化,乃倡实业建国。而江苏省之南通无锡两县,乃群誉为全国之模范。

  南通主持于张謇季直一人,季直状元及第,退而在野,提倡实业。自南通推及于近围之淮河流域,自煮盐植棉纺织碾砻创为种种工厂外,又兴办学校,设置图书馆戏院,以及育幼院养老院等,一县之文教设施,几乎全出张氏一人之手。地方长官承意惟谨,而江苏一省之督抚藩臬,亦不加干涉。

  同时无锡则并无如张季直其人。其西北乡多营小铁工业,在沪设厂为生。一日,有三四人同游西湖,晚宴于湖滨之楼外楼。席散下楼,夜已深,群丐围乞赏。诸人一时感动,谓无锡亦有此俗,倘能多设厂招群丐为劳工,岂非大佳事。乃归而各设工厂,或在沪,或在锡。营业有得,亦各办私立学校,或在城,或在乡。一时兴业办学之风,乃更驾南通而上之。

  余家无锡东南乡之荡口镇,镇上有华氏义庄,其庄主亦兴办一小学,余兄弟皆肄业于此。义庄始于北宋之范仲淹,一千年来,其风遍全国。此亦尚通财之一例。而通财不仅为济贫,又兼之以宏教。曰养曰教,皆社会自为主持。而其他一切自治,亦皆由此一意义推扩而来。

  无锡实业家之兴学建校,又不限于小学中学。唐蔚芝以清末邮传部大臣出长上海之交通大学,老而退休,无锡唐氏某家聘其来创办一国学专修馆,其规模乃似大学研究所。又特为建宅第。蔚芝昆山人,移家来,人遂误传蔚芝亦无锡人。抗日战争后,无锡荣氏又创立江南大学于太湖之滨,规模恢宏。共产政权起,始停办。

  专就南通无锡两县论,其兴业办学之盛,皆在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时代。果使政治安定于上,则其他县邑,不乏慕效而继起。历数十年,中国当可早臻于现代化。近代中国,实非社会乱于下,乃政治乱于上。乃政治使社会不长进,非社会使政治不安定。中国传统文化亦自有其安定向荣之一途,民初新文化运动乃主尽变其旧,而全国乃无宁静之望矣。

  余至香港,曾游新加坡与马来亚,乃见海外侨民社会之一斑。其地皆有会馆,国内以贫穷单身来者,皆得一暂时安身处,并为介绍职业。此亦社会通财之一端。经商赢利,亦竞办学校。新加坡初办私立大学,群情歆动。教授自外埠来,街上车夫拒不收车费,理发店拒不收理发费,店铺购物则廉价,社会重视教育之风有如此。但司教者则必尚西化,于国人加鄙耻。此诚为近代中国社会一悲剧。新加坡马来亚,皆在海外,非能受国家之庇护,而历明清两代五六百年之久,仍能保持一中国社会之风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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