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学术传统的人文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02 次 更新时间:2023-07-31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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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进入专栏)  

 

经学向认为是中国学术中最先起而又是最重要的一门学问。但经学只指对于中国古代相传几部经书之特有研究而言。

中国古代经籍,最先分为《诗》、《书》、《礼》、《易》、《春秋》五种,谓之“五经”。其实此五经之结集时代并不早,或当在秦未汉初之际。

汉人又称“六经”为“六艺”,而汉代并不曾有“乐”之一经,则六经、六艺之名只是虚设。

五经之后,又有七经、九经、十三经之汇集。此下中国经书则只限此十三种,并无再有增添。

但所谓“经学”,则确然成为中国各项学问中之最重要者,并可称为是中国学问之主要中心。

近代中国人开始和西方学术相接触,遂对中国传统中经学一部门发生了怀疑。或认为经学只是几部经书之结集,若把近代西方学术分类眼光加以分析。《诗经》应属文学,《尚书》、《春秋》应属史学,《易经》应属哲学,《仪礼》是一部记载有关古代社会风俗的书,应属史学与社会学范围。把中国古代五经如是分析了,便不该再有所谓经学之独立存在。惟就中国已往学术传统言,我们仍不能否认在中国已往学术史上确有一种经学之存在。

我们应本中国已往学术传统来说明中国经学之实际内容,及发挥其何以在中国学术传统上有其重要地位之意义所在。至于此后中国学术界是否仍可有此一项经学之存在,此属另一问题,我们应先能解答了上一问题,乃可继续讨论下一问题。

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有几项特殊的侧重点,此乃与中国文化传统之特殊精神所在,有甚深密之关系,应先指出。

一、中国传统文化,以“人文精神”为中心。远在殷商时代,中国人对天或上帝的信仰,本极重要。

此乃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与其他民族实无大异。但到周初开国,周公把以前的宗教信仰移转重心落实到人生实务上来,主要是在政治运用上。

周公认为“天心”只随“人心”而转移。而文学最是焕发人心、沟通人心的一个主要工具,因此《诗经》遂成为周公治国平天下的一部大经典。

周公“制礼作乐”的一切大纲目,都表现在《诗经》里。其次乃是《尚书·西周书》中的大部分,都是有关当时实际政治的,尤其在诰令方面,都是有关政治思想与理论方面的。

因此经学中《诗》和《书》两种,都保留着周公当时许多在政治和教育上的主张和措施。

孔子最崇拜周公,把周公当时的种种思想和实际措施,加以一番投深密的探讨和发挥,而完成了一种纯学术性的组织圆密的思想体系,此下才有所谓中国的儒家。

我们也可以说,周公开始把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转移运用到政治场合中来,而周公之政治运用又是极富教育意味的。

孔子则把周公的那一套政治和教育思想颠倒过来,想根据“理想的教育”来建立“理想的政治”。但在最后,周公与孔子两人,大体上仍保留着古代相传宗教信仰之最高一层即关于天和上帝的信仰。

中国后代人认为六经始于周公而成于孔子,群奉六经为一种主要典籍,认为六经乃政(政治)教(教育)之本,而六经实应以《诗》、《书》为本,此一源流是如此。故经学精神亦是偏重在人文实务,而古代相传的宗教信仰则愈后愈薄了。

二、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历史精神”的。既是看重了一切人文社会的实际措施,自然必会看重历史经验。因社会人文是在历史演变中完成,又须历史经验来作指导。

周公是一个有实际成效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成功的历史人物,孔子作《春秋》,成为中国第一部最有系统而又寓有甚深折理的历史书,此是孔子生平的唯一著作。即此可见中国学学里历史一项所占分量之重大。所以中国此下经史之学是密切相通的。

《尚书》中固然保留了当时许多历史文件,但《诗经》中所包有的当时许多的历史情实,更较《书经》为丰富。《诗经》可谓是中国古代一部史诗。因其诗中大部分内容,实即是历史。

至于《春秋》,则显然是有意于一种正式的历史编纂了。《仪礼》所载,是当时社会一切礼俗,亦得目为是一部历史书。惟其成书时代则尚在孔子之后。

如此说来,五经中四经全可说其是历史。只有《易经》,最早本不为儒家所传习,尤其是经中之“十传”部分,都完成在孔子之后,更应在战国晚年,其中融会入许多道家、阴阳家思想,显然与上四种不同。

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精神既不反宗教,也不反自然,中国人总想把自然律则和人文措施相融会合,这是中国传统理想中所谓的“天人合一”。

《易经》一书,尤其是“十翼”便是古人用来探讨自然与人文之相通律则的。因此《易经》也为后人重视而被列为经书之一了。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融和合一精神”的。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

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总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求。在中国学者看来,上述诸经书,常不认其是应该各自独立的。

四、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教育精神”的。中国古人看重由学来造成人,更看重过由人来造成学。因此,在中国学术传统下,看重每一个学者,更甚于其看重每一项学问。

中国古语有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若我们仅把经学当做一种学问来看,此一学者易近于一经师,即为某一项学同之师。若我们把经学当做一种作育人的学问来看,此一学者易近为人师,助是可以为人人之师了。

因此、中国人研究经学,其最高向往,实在周公与孔子其人。周公成为一大政治家,孔子成为一大教育家。

中国人认为只有会通综合以上诸经而加以研究,才能了解周公、孔子之为人及其在历史上之贡献与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对人文社会与历史演进之实际贡献。中国人爱说“通经致用”,或说“明体达用”。中国人看重经学,认为经学的伟大,其理想即在此。即由学问来完成一个人,再由此人来贡献社会。

所贡献的主要事业对象则为“政治”与“教育”。此等理想人格之最高境界,便是中国自古相传所谓的“圣人”。

因此,经学在中国,一向看为是一种“做人”之学,一种“成圣”之学。

要做一理想人,要做一圣人,便该在实际人生社会中去做,此便是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人文精神。要接受此种人文精神,必该通历史,又该兼有一种近似宗教的精神,即所谓“天人合一”的信仰。必该博闻多识,对一切自然界人生界的知识能贯通合一,而从此寻求出一套当前可以活用的学问来真实贡献于社会。此是中国经学所理想追求之大目标。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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