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54 次 更新时间:2022-09-09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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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进入专栏)  


我们可以说,近代的西方有三大精神:

一、个人自由主义精神,渊源于希腊,亦可称为希腊精神。

二、团体组织精神,或叫做国家精神,渊源于罗马,亦可称为罗马精神。

三、世界精神,或叫做宗教精神,亦可称为希伯来精神。

此三种精神配合成为今天的西方。英国、美国以宗教精神调和国家组织与个人自由的冲突;苏维埃只有一种国家精神,抹杀了个人自由,并将国家精神升化到带有宗教的色彩。

至于科学则仅是一种方法,一种技能。虽说科学也另有一套寻求真理的精神,但其运用到实际人生方面来,则仍必依随于上述三种精神之某一种或某两种,才能决定其真实的态度与价值,故不得与上述三大精神有平等齐列之地位。

有人问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呢?我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应称为“道德的精神”。中国历史乃由道德精神所形成,中国文化亦然。这一种道德精神乃是中国人所内心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乃是中国人所向前积极争取蕲向到达的一种“理想人格”。因此中国历史上、社会上、多方面各色各类的人物,都由这种道德精神而形成。换言之,中国文化乃以此种道德精神为中心。中国历史乃依此种道德精神而演进。正因为中国人物都由此种道德精神所陶铸。即如我们上面所讲,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教育的,各项事变乃及各种制度,以及主持此各项事变与创造此各种制度的各类人物,其所以到达此种境界者,完全必以这种道德精神为其最后的解释。因此,我称此种道德精神为“中国的历史精神”。即是没有了此种道德精神,也将不会有此种的历史。

我们所谓的中国道德精神与西方宗教精神不尽同,也与他们的团体精神与个人自由精神不尽合。我们常觉得自己既没有宗教,而在团体组织与个人自由两方面,其表现的精神力量也都不如人。实际这种看法,只是忘记了自己所特有的一套,而把别人的尺度来衡量自己,自然要感到自己的一无是处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既是以这一种道德精神来奠定了最先的基础,今天此一种精神堕落,自将显得一切无办法,都发生了困难。如果我们能再把为自己历史、文化、民族作基础的这一种道德精神“从新唤醒”,我想当前的很多问题,也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我所讲的道德精神,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此刻暂不为此“道德”二字下定义,也暂不为此道德二字定内容,我姑先举出两项重要的道德观念或道德理论来作具体的例子。第一个理论在孔子前,第二个理论在孔子后:

春秋时,鲁国上卿叔孙豹出使晋国,会见晋国上卿范宣子,在正式的使命任务外,谈到了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范宣子问叔孙穆子说如何可以做到人生不朽?”叔孙暂不直答,却反问说:“你如何看法呢?”范答:“我们范家,自尧、舜以来,经夏、商、周三代,直迄现在,相传两千余年,如此的家世,亦可算不朽了吧?”我们只看范宣子这一说法,便可推想,中国人在那时,已不信人死后有灵魂之说,而完全是一种站在现世间的看法。叔孙却告诉他说:“照我看,那只是世禄,不能谓之不朽。人生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这句话,二千多年来,深印在中国人心里,成为一个最高的道德理论和人生信条。信耶稣的人说:“我们是活在上帝的心里。”叔孙穆子的话,我们也可替他透进一层说人要活在别人的心里。”如果别人心里常有你,便是你的人生不朽。如果别人心里没有你,你也就等于没有活。正如儿子心里没有父亲,那末这个父亲等于没有做父亲。

孔子之后,孟子发明了“人性善”的理论。他说,每个人的天性都是向善的,“善”便是道德精神。我想我们可以用孟子的理论,来解释叔孙穆子的“三不朽”说。一个人活在世上,为何要为别人立德、立功、立言呢?这已显然不是一种个人主义了。但纵使别人心里常有了你的德、功、言,这于你究有何关系呢?我们若用孟子的话来回答此问题,正为人的天性是向善的,他情愿如此做,只有如此做了,他自己才感到快乐与满足。而且向善既是人类的天性,你的善,便一定可以得到别人心里的共鸣。你为人立德、立功、立言,别人必然会接受你、了解你,而且追随你、模仿你。我们试问:除却我们的行为,还在哪里去找我们的生命呢?行为存在,便是生命的存在;行为消失了,便是生命没有了。我们只有“向善”的行为,才能把握到人类“天性”之共同趋向,而可以长久地存在。我们也只有这一种生命,决不会白浪费、白牺牲,将会在别人的生命里永远共鸣、永远复活。身体不是我们的生命,身体只是拿来表现我们生命的一项工具。“身体”仅是一件东西,“生命”则是一些行为,行为一定要有目的,有对象。我们凭藉了身体这项工具,来表现行为,完成我们的生命。

譬如我现在在此讲演,这是我的行为,也即是我的生命。行为必然由此向彼,有一到达点。此到达点,即是所谓“目的”与“对象”。若果讲演没有人听,便等于没有讲,等于没有这行为,亦即等于没有了这一段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超出此生命所凭藉之工具身体,而到达另一心灵的世界。如讲话则必求达到听的人心里。身体则只是一工具,只限制在物的世界里。衣与食则仅是维持工具的一种手段,只是一种生活手段,却不能说衣食即是生命。衣与食的对象,限制在自己的身体上。身体坏了,一百年八十年的谋求衣食,吃辛吃苦,全浪费,全牺牲了。所以为自己身体谋求衣食,这决无所谓道德精神。除非是以衣食为手段,而別有生命的期图,这才说得上有道德的意味。

但如孟子说,人性既是共同向善的,社会上为什么还有很多罪恶呢?据孟子意见,罪恶的来源,不外两种原因:一是环境不好,一是教育不良。由这两条路,陷人于罪恶。这只是外面的事势逼迫人、引诱人,不是人天性爱好如此做。孟子之后有荀子,主张“人性恶”的理论,他说人的天性生来都是倾向于恶的,人类之所以能有善,由于师法教导和法制刑律的管束。倘使今天没有学校和教育,没有政府和法律,试问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代表孟子来回答荀子这一个质问。人类在最先,本无学校和教育的,怎样会产生学校和教育的呢?人类最先,也本无政府和法律的,又怎样能产生有政府和法律的呢?人类从“无”教育变成“有”教育,从“无”政府“无”法律产生“有”政府、“有”法律。这即证明人性之“向善”。荀子说:教育和法律,都由圣人而产生的。但圣人也是人,人类中有圣人出现,便可证人性之向善。

根据上述,我将再一提掇,中国人传统的两个很重要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理论:

一、人无论对自己,对别人,都该信仰人的天性总是向善的。

二、人生不朽,只有在现实世界里不朽,没有超越了人世间的另一种不朽。换言之,人类只有凭藉此肉体所表现的生命,而没有在肉体生命之外的另一种的灵魂生命。人类只有在此现实世界里的一切行为和道德精神,才是他真实的生命。

西方人认为肉体和灵魂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存在于两个世界里;而且又认为人类的天性,根本是罪恶。这两点,恰和中国人观念正相反。

我此下再将根据上述两点,来解释中国的道德精神。

今天共产主义最重要理论之一,便是要推翻“唯心论”,来建立他们的“唯物论”。“唯心论”是西方哲学思想中一派别,它的产生,在求弥补宗教上信仰之摇动与缺陷。自从哥伯尼的天文学,达尔文的生物学,连接着近代种种新科学的发现,把宗教传说里上帝创世的旧信心动摇了。但在西方世界里没有了上帝,全部人生将没有一归宿,于是乃有近代“唯心”哲学之产生。他们大多认为世间一切现象之形成与主宰者是人的“心”。进一步,则认为此宇宙之最先创始,亦是先有了心,然后再有物。马克思则不认此说,以为这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玄想。换言之,则是一种不合科学的空论。世界最先只是物质的,并无一个先于物而存在的心,所以说“存在先于意识”。马克思实是站在一种唯物哲学的立场而来提出他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的。马克思不信有上帝创世,也不说有另一种先于物或外于物的心或精神之存在。所以他自己说,他的历史观,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

至于十九世纪西方其他的科学家,亦大都抱有唯物的观念,他们大体也都抱一种反宗教的无神的主张。直到近三十年来,西方物理学家又发现了新的希望。他们研究物质,分析物质,到最后发现了原子能,他们对物质经过了长时期的严密考查之后,终于感到是没有物质那样东西之存在。于是又回头来想重新创造一种新神学,认为这个世界在其最后的本质上,或是最先创始的过程上,还是有一个非物质的神之存在。最近西方有很多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依然不断努力在研究此一问题之可能的进展。所以在他们的思想界,旧的唯心论,所谓上帝创造人类之旧迷信,已为科学所动摇。而新的唯心论,今天的科学界,还正在想创造。这是西方思想上一个大问题。

可是我们站在中国立场来讲,则问题并不在此。纵使新的宇宙原始的心发现了,这还是宇宙之心,并非我们所要讲的“人之心”,二者之间还是相去十万八千里。我所指出的中国历史上的所谓道德精神,则并不要讨论世界究从何处来?世界一切物质的最后本质是什么?这些全属宇宙问题,而非人生问题。道德精神则在人生问题中出现。它单要研究如何拿我们人类自己的心,来拯救我们的世界和人类的一切灾难,而努力领导此整个人世界得以不断的上进。

因此中国的“人性论”,根本和西方哲学上的“唯心”“唯物”之争辩无关。中国人只信仰或主张,人之生性都可以向善的路上跑。证据何在呢?能近取譬,只在人之心。人心最大要求是“爱”和“敬”,实际上二即是一,爱的中间包有敬,敬的中间包有爱。人生的最高满足,并不是锦衣玉食底一切物质享受,而在享受到人心之爱与敬。此又包括着两面,一是人爱我,人敬我。又一是我爱人,我敬人。应知此二者是同样能使我们感到最高快乐和满足的。这不是科学问题,也不是哲学问题,仅是人的生活上一种实际经验,人人皆知,毫不用得辩论。

任何一人从小到老,只有这“爱”与“敬”的心地,无论是你对人,或是人对你,只此最易使你感到满足。为何呢?正为爱与敬是一种人心的表现,这一种表现,不论是人对己或己对人,境界总是一样,总是使你亲自跑进这爱与敬的圈子,而感到一种“实获吾心”的无上快乐与满足。但我们要获得人家对我之爱敬,这好像不容易。若我们自己肯发心去爱人敬人,则其权操在我,并不困难。人爱我,固使我进入爱的境界,感到爱的享受。其实我爱人,何尝不是使我进入了爱的境界,感到了爱的享受呢?所得到的都是在同一境界中,都是人生最高的愉快,无上的满足。

我们此刻可不必接受耶稣教上帝创世的理论,但同样可以来体认耶稣钉死在十字架时的内心境界,确为耶稣生命上一种至高无上的满足。因为在那时,他的心已深入了“爱”的境界,获得了最高的享受。无论如何,他是在博爱人类而牺牲了自己。耶稣这一段生命,这一刹那时的生命,便可以“永世不朽”。所以耶教传说认为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忽然又复活了。这一复活,照中国观点看,是耶稣精神永远存留在世界上,复活在别人的心里。耶稣精神就是上述的那种爱的精神,也就是中国人观念中的“道德”精神。耶稣的信仰,人生根本是罪恶,人类的祖先犯了罪,才始堕落到人间,耶稣代表着上帝意旨降生到世间来传道,他对人类一切的爱,莫非是上帝的意志。这些意见,在不信耶稣的人,可以不接受。但耶稣那一段真实人生,尤其是他最后十字架上的一段生命,却十足象征了中国观念中所谓道德精神之表现。所以在道德精神里,可以欣赏到宗教精神,也可以包容有宗教精神。

人生问题里,人人都感到急要解决的,却是一个“人死”问题。因为死了,一切人生都完了。宗教里的上帝和天堂既不可恃,只有中国观念,认为人生仍可以“不朽”,可以永活在别人的心里。这不需宗教信仰来支撑,而近代科学的新发现,也并不能把这一观念推翻了。这是中国道德精神价值的高卓精深处。

以上述说了两个论点,“不朽论”和“性善论”,此两论题互相配合,才能发挥出中国道德精神之最高的涵义,这实在是中国思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我们必从此两理论出发,乃能把握到中国道德精神最深沉的渊泉。道德并非由外面给我们束缚,而是人类自己的内心要求。我们的天性,自要向那里发展,这是人类的最高自由。

孔子、孟子均教人孝,这不是孔孟存心要把“孝”的道德来束缚人,孝亦只是人心一种自然的要求。父母感受到儿子的孝,固是一种快乐;儿子发心孝父母,在儿子本身,同样是一种快乐。惟其如此,所以欲罢不能。父母生前要孝他,死后依然要孝他。葬祭之礼,并不站在人死有鬼的信仰上,亦非由风俗强制人,这还是人类“孝心”一种自然的要求,自然的趋向。古代人死了,并不懂得有葬礼,只把死尸扔弃野外即完了。有一天,偶有一人跑到郊外,忽然看见野狗在咬死尸的骨骼,蝇蚋在咕吸死尸的血,仔细一看,这尸却正是他的父母,这人不禁额上泚出了几滴汗。这几滴汗,并不是怕人家骂他不孝或是不道德,那时根本也还不懂有孝和道德呀!这几滴汗,正是证实了人类内心有此“向善”之天性。整个人类文化,便从这几滴汗中产生。他才立刻回家,取了一把锄头,再来死尸处,挖开土,把尸埋了,这即是古代葬礼的开始。决不是凭空来一个圣人,无端定下葬礼,来对他说服。也不是忽地来一个专制皇帝,定下一条法律,来加以限制。

即此一例,可证若非人类“天性”,决不会结出种种文化的美果。只要看人类社会上有善,便知是人类天性中有善;只要见人类文化中有爱,便知是人类天性中有爱。我们既喜欢此“善”与“爱”,便该把此善与爱尽量发展。这在西方是宗教。他们说:“上帝要我们善与爱,我们故该善与爱。”中国人却说:“你不是喜欢善与爱吗?我尽量教你善与爱。而且我自己也喜欢善与爱,我情愿对你善与爱,我不在求得你任何报酬,纵使对我有绝大牺牲也情愿。”这不就是一种宗教精神吗?故我说:中国文化中虽不创生宗教,却有一种最高的宗教精神。我无以名之,姑名之曰“人文教”,这是人类信仰人类自己天性的宗教。

人类的自然生命,只有几十年,最多百年上下,死了便完了。在这种人文宗教的精神之下,人类可从几十年的“自然生命”,转进为绵历千万年的“历史生命”,和“文化生命”。这几十年的自然生命,仅如一只船,或是一座桥,用来渡过这条汹涌河流而进入不朽的生命。所以我们在此短短几十年的自然生命中,应该好好利用,使它达到这“渡”的功能。不朽的生命,不单是大圣大贤可以获得,人人都可得。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最高的人生,谁都可得。人性最高的表现,无非在“爱”和“敬”。人心最高的要求,也无非是爱和敬。爱和敬是人人心中所有,也是人人心中所能。我们要达到这人生的最高理想和最高境界,只须从自己心上表现。

人类社会,常有两种行为相对立:一为自动性的“感”,一为被动性的“应”,人生要常能自动地感,不要尽是被动的应。小孩子打架,说他先骂了我,我才骂他;他先打我,我再打他,好像这是理该的。如此引伸,他今天偷了你东西,难道你也该偷他东西吗?如此做人,一切权都操在别人手里。要你骂人,要你做贼,都可以。可见人生真理,不能说人家怎样做,我便怎样“应”,必须自己开始发心去“感”。譬如你发心孝父母,父母却对你冷淡,你就觉得我已尽心尽力去孝,父母对我不欢,以后也莫怪我,我也只得不孝了。可见你的孝与不孝,你的人格,其权不在你,而操在你的父母。你做了不孝之子,你再想诿过于父母,其实是你丢弃了自己的人格。父母是父母的事,你是你的事。这正如射箭,一箭射去不中,是你射的技术差了呢?还是箭垛安放得不合你所射的去处呢?很多人都怪对面不好,却不自己反省,这是我做得不够,不到家。这决不是道德精神。

我们该有勇气做一个主动的“感”的人。君子以自强不息,国家乱,我们还得忠,要使它不乱。不能说我已经努力了,可是国家仍乱,那只有待换一个国家再忠吧!道德在我身上,在我心里,不能说道德在环境中。我们需凭道德精神来创造环境,不该由环境来排布生命,决定人格。道德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人格。这是人生真性情的流露,它有一个最高意志的要求,再加上方法技巧,便可以完成最高的理想。

再进一步言,完成不完成是另外一件事,只你在这样做,这便是你的生命你的人格了。我爱你,我敬你,你如何反应,这是另外一件事。耶稣纵上了十字架,耶稣还是敬天爱人。人生必该有一要求,没了要求,就没了人生。要求即是我们的生命,人类的最高要求在爱和敬。你说你要满屋的黄金,其实你还是在要求爱与敬。你只误会了黄金便可以获得爱与敬。你自不知道,爱与敬才是你的真要求,才是你的真生命。但这并非甚深妙理,大家可以自己了解,不烦详细讲。

今天我们似乎太重视了物质方面的一切,认为知识即系权力,认为知识与权力胜过了一切,其实知识只是生命使用的工具,权力也是生命使用的工具。为了要求生命满足,才使用知识和权力。生命所使用的,都只是外物,不是生命之本身。生命不能拿知识权力来衡量,只有人的行为和品格,道德精神,才是真生命。好在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即是我,我即是人。就生命言,实是融成一片的。所以有人误会了,还是有人不误会。有人放弃了,还是有人不放弃。这一种道德精神,永远会在人生界发扬光采。而中国人则明白提倡此一道德精神而确然成为中国的历史精神了,这是中国历史精神之最可宝贵处。

我今天想特举两个中国近代的圣人来证实我上文之所讲。

一是一百年前山东的武训,武训只是一乞丐,自己感到没受过教育,总希望别人家小孩子们都能受教育,不惜把行乞所得,节约复节约,积累复积累,倾其毕生行乞所得来捐办学校,并跪请当地有名的先生来为他学校教书。这种行为,便是一种道德精神的表现,便是中国的历史精神在武训身上之表现。

我这次到台湾,又新知道了中国近代第二位圣人,两百年前的吴凤。吴凤是台湾嘉义人,他原籍福建,跟随父亲来台,在阿里山高山族里做买卖,贸易度生。当吴凤二十余岁时,便做了高山族的通事,代表政府管理高山族。高山族人受他人格感染,都很敬爱他。高山族向例每年要杀一个人,环绕着人头来跳舞祭神。吴凤劝他们不要再杀人,高山族人说:“你吴凤是好人,你的话我们都肯听,但这件事却不能听。此乃我们祖先所遗,每年必须杀一个人,环绕着这人头跳舞祭神,否则一族都会要遭殃。”吴凤说:“你们去年与人家大械斗,杀了几十人,你们尽可拿那些被杀的头颅保留,逐年用一个上祭,不好吗?”高山族人听了他的话,大概过了三四十年,保存的死人头都用完了,又向吴凤说:“我们今年只得开始杀人了。”吴凤那时也已七十上下的年纪了,他说:“你们停了几十年不杀人,不是很好吗?我盼你们永远停止杀人祭神吧。”劝讲再三,终于无效。吴凤说:“你们定要杀人,我没法劝阻,但也不可乱杀,让我今年送一个人给你们,你们在某一天去某地看见有人头上披红巾的,你们杀他吧!”高山族答应了。吴凤回家安排后事,并嘱咐家人对高山族必须循循善诱,不该凭势欺负他们,也万不可报仇寻冤。那天到了,吴凤自己头上披了红巾,走到他所指定的那条路上去,高山族就用箭把来人射死,前往戮首,一看却是几十年来崇敬爱护的吴凤。于是才明白他因一再劝说无效,不得已亲以身殉。从此高山族人为所感动,也永不杀人了。自此以后,高山族与平地人相处融洽,双方皆崇奉吴凤为当地神圣,立庙敬事。即在日治时代,日本人也屡次为他建新庙宇,重立碑文,对吴凤道德人格一样推崇备至。

吴凤仅是一小小通译。杀人是高山族自古相传的风俗,吴凤既已再三劝说无效,已属尽心尽力,傥不身殉,亦并非吴凤之不道德,并无损于吴凤平日之人格,而吴凤却这样做,这全是吴凤的道德精神发自内心,并不在顾忌社会旁人批评,也并不想死后有何报酬。吴凤的内心希望,只盼感化到高山族从此不杀人,吴凤内心也享受到他一种高度的满足了。这不正像耶稣的十字架精神吗?耶稣复活了,吴凤一样复活了。耶稣永生了,吴凤也一样永生了。只要此地仍有人类,有文化,吴凤的生命,是始终活着不朽的。何以故?以人类同有像吴凤般的善心故。

上述的武训与吴凤,都不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何以有如此伟大的道德精神之表现?这不十足证明我上述中国观念人性善的理论吗?武训终身是一乞丐,吴凤终身是一高山族的通事,并没有其他了不得,何以今天讲到此两人,大家依然会肃然起敬,油然生爱,好像武训、吴凤立在我们面前,钻入我们心里的呢?这不十足证明我上述中国观念不朽的理论吗?中国这两百年来,是天地闭贤人隐的衰乱之世,何以在穷乡僻壤,忽然降生此两大圣人,这不十足证明我上述中国历史是一部道德精神的历史的理论吗?

今天我们因为环境关系,教育关系,以及其他种种的关系,大家感到生活不舒适,不痛快。但我想,我们终有一天可以过得极舒服极痛快,那就是发扬我们历史相传道德精神的时候。诸位试想!吴凤那天,披了红巾,走去他指定的路上,那时吴凤心里,我想是他一生生命中最痛快最高潮的时候吧!一个人在其遭遇生命之最痛苦最没有办法的时候,往往自杀了之,这也是他认为最痛快的。由其智识不够,遂出此下策。他不懂得只要我们一旦道德精神发扬,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什么闲难艰险都可以感到舒适与痛快。

我常听中国人在说甘地是近代东方的圣人,这不错。其实武训、吴凤,何尝不是近代东方圣人呢?或谓武训、吴凤所干事业,远不如甘地,不能相提并论。这又错了,圣人不从事业论。事业要看机会,哪能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大事业的呢?哪能每个人都著书立说成大学者的呢?所以中国观念中之立德、立功、立言,“德”为首,“功”“言”次之。陆象山先生曾说:“我虽不识一个字,也要堂堂地做一个人。”怎样才是堂堂地一个人呢?吴凤、武训才算是堂堂地一个人,但他们识字多少呢?我今天说他们是圣人,他们实在当之无愧的。将来的历史上一定要把武训、吴凤大书而特书的。

现在我们再讲一个历史人物,而为今天的中国人所大家知道,而且也奉之为神圣的。不仅中国大陆如此,我最近来台湾,也是如此。我从前去安南,也是如此。这是什么人呢?我所要讲的,是三国时代的关羽。关羽为什么遭受中国人如此般地崇拜呢?正因为关羽有他的道德精神。关羽跟从刘备,当时刘备不过是一个光棍军人,无地盘,无军队。同时的曹操则声势浩大,却又爱才如命。关羽是当时能文能武了不起的人物,曹操得到关羽,爱之殊深,锡以高爵,优礼备至。但关羽仍旧不忘情于刘备。曹操知道了,派关羽好友张辽去看他,探其意向。关羽说:“曹公待我厚,我岂不知?但刘备是我患难弟兄,我何能弃之。”辽又问他什么时候才走呢?他说:“我必有以报曹公,等我有机会报答了他就走。”张辽据实转告曹操,操叹曰:“是义士也,人各为其主,我不能强。”其后关羽杀了袁绍大将颜良,曹操忆及张辽之言,心知关羽要走,更加厚赐,但关羽封金挂印而去。曹操手下人说关羽无理,请派兵追拿,曹操止之不听。关羽后来为东吴吕蒙所杀,事业未成,而且失败了,但无损其道德精神之长存千古。中国一般老百姓,崇拜关公,直到今天。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如我所称,合于道德精神的人物,合于道德精神的故事,举不胜举,讲不胜讲。所以我说,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是一种道德的精神。

人总有一死,在此短短数十年间,总盼有能感到痛快舒服的一段。这决不是知识,也不是权力,又不是经济,又不是环境,而是将我内心中所蕴蓄的最高要求,能发挥出来,而成为道德精神的,这决然是人生中最舒服最痛快的一段。道德精神是无条件的,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发挥。因为,我们只有讲道德,才能使每个人发挥其最大的力量,尽其最大的责任,而享受到生命之最高快乐与满足。

救世界、救国家,不是几个人干的事,要大家干。如何能使大家来干呢?就要发扬道德精神。因为只有道德精神,是人人所具有,而又是人人所喜欢的。只要能道德精神发挥,一方面便完成了大家最大的责任,同时也满足了大家最高的要求。

中国民族经过千辛万苦,绵历四五千年的历史生命,直到现在,始终存在着,就是依靠这一种道德精神。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没有能像中国这样大,这样久,这因中国往往在最艰苦的时候,能发挥出它的道德精神来,挽救危机,这应即是我们的宗教。中国以往文化精神正在此,以后的光明前途也在此。

完了,谢谢诸位,风雨无阻,不厌不倦地,在公务百忙中,抽出这夜间唯一可供休息的宝贵光阴,来继续不断地听完我这七次的演讲。


原载《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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