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大用:实践自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 次 更新时间:2022-01-09 23: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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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大用  

   摘要:实践自觉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社会学表达,是在学习反思中国社会学发展经验基础上的一种总结、揭示和强调,是对文化自觉、理论自觉概念的有益补充。当前增强实践自觉,要求中国社会学者直面中国社会的实践巨变,科学分析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在贡献于世界社会学发展的同时不断扩大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影响力。置身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新阶段,中国社会学者应发挥社会学学科的比较优势,围绕实践中的重大社会学议题开展深入调查研究,贡献社会学的学科智慧,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优化学科建设实践,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社会学持续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综合能力。

  

   关键词:实践自觉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社会学  学科建设  学科能力

  

   作者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P22—P36

  

   现代化是一种世界性现象。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人口规模巨大、历史传统悠久、资源环境脆弱的国情基础上推进的以人民为中心并致力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条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深刻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社会学产生于现代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对现代性的拷问推动着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是中国社会学成长发展的肥沃土壤,直面实践并深入研究这一实践的规律性,分析研判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的重大社会学议题,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不仅是社会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安身立命的客观需要,而且可以增强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出更具一般意义的新概念、新知识、新范畴、新标准、新模式、新理论,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理论发展作出新贡献,不断提升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社会学的国际影响力。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从现象到本质、从特殊到一般、从知行分离到知行合一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实践自觉的核心内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表达”的一种基本素养。

  

   一、实践自觉的基本意涵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活的理论。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开启通向真理道路的钥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人类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他区分了物质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后来也被广义地理解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实践)和科学研究实践等主要的实践类型,揭示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复杂认识过程和知行统一观。实践与认识的复杂互动,在不断修正认识偏差和实践的未预期后果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

  

   西方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陷入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或者如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类)对立的方法论困境时,试图借鉴马克思“实践”概念,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研究策略和路径,其中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学者之一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布迪厄认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是最具破坏性的,并因此发展出一种“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无论主观主义还是客观主义,都“仅仅在抽象的、虚假的、主观的层面上来看待活生生的、流动的、具体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行动”,因此,只有采用实践的视角,通过分析相互关联的、处于关系网络中的实践者的行动策略,才能深入准确地把握社会现象的真正逻辑和本质。为此,布迪厄采用了阶层、惯习、场域、实践感等概念,试图解释实践者的实践特征。布迪厄的关系主义方法论虽部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影响,但其“实践”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全部内涵,更不是根本内涵。

  

   在我国,布迪厄等人对实践的关注也催生了有关实践社会(科)学的讨论,这些讨论富有启发性。例如,有学者针对当时制度和组织层面的市场转型研究,提出要重视市场转型的实践过程,将“实践”定义为“实践的参与者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种链接,一种粘合,是社会现象的再生过程”,“实践状态就是社会因素的实际运作过程”,并认为布迪厄的实践概念虽有启发性,但没有找到一种迈向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的途径,而是用一种非实践的精神与方式对待实践,将实践抽象化了,所以“弄死了实践”,需要“在把实践弄死的地方重新激活它”。由此,他倡导“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将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的研究概括为四个环节: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并提出要发展将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实践社会学。亦有学者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倡导“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对从理论和道德前提出发的社会科学提出批评,强调要借鉴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而不是从西方经典理论的预期出发。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前者在强调实践的过程性、动态性方面是有价值的,体现了布迪厄实践概念的部分意涵,其主张将社会现象的实践形态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有利于把握社会现象之动态、流变本质。但其批评布迪厄把实践抽象化时,似乎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另外,他关于实践的定义似乎表明其仍然局限于从个体行动出发,实践仅是个体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过程,这种对于个体行动过程的过分强调,客观上忽视了实践的宏观结构背景以及实践结果的客观存在。因而这种对于“实践社会学”的倡导更多是一种方法论的自省,是一种学术实践的反思。上述后者倡导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对布迪厄实践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化解读——从实践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再回到实践去检验,似乎存在着对布迪厄的某种误读。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内涵大体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也就是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由人们两种生产所创造的具有客观物质性的社会基础及其所决定的其他社会现象。这种意义上的实践或可理解为另类的不同于涂尔干所讲的“社会事实”,它对人们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是社会研究的对象和社会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社会认识真理性的尺度。离开社会实践就谈不上社会研究,更不能正确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第二个层面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也就是从人们鲜活的实践过程入手可以更好地揭示社会现象动态的、流变的和生成性、历史性等本质特征,化解结构与行动、主观与客观、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对立,避免极端视角对社会现象本质的误读,更好地把握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性。第三个层面是价值论意义上的,也就是强调社会认识的实践性,主张社会研究不只是为了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广大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强大理论支撑,并在理论付诸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它。这种意义上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

  

   基于以上对实践的分析和理解,同时受费孝通“文化自觉”和郑杭生“理论自觉”概念的启发,近年来,笔者尝试提出“实践自觉”的概念。实践自觉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社会学表达,是在学习反思中国社会学发展经验基础上的一种总结、揭示和强调,是面对中国社会实践巨变的一种学术倡导,是对文化自觉、理论自觉概念的有益补充。我们可以说,实践自觉是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又指导、促进着实践自觉,为实践自觉提供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虽然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的概念是由社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倡导的,但其对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可以说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之一。

  

   关于实践自觉概念的核心内涵,我们可以做进一步阐述。第一,实践自觉强调理论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社会学产生于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实践,同时这门学科的发展又以特定的方式影响、建构乃至形塑了现代化进程,我们从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互动发展中可以认识到这一点。第二,社会学学科发展和知识建构自身也是一种科学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重要内涵之一,反映了一种专业化的社会认识过程,应当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一般认识规律。我们应对此保持自觉,反对各种形式的本本主义、经验主义。第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我们从抽象的个人或者外在于个体的所谓社会事实出发,都不能深刻全面准确地揭示社会运行发展的本质规律。因此,实践自觉强调要从作为群体性、关系性存在的人们之间具有创造性的相互作用中分析认识社会现象,要深入鲜活的社会实践中揭示社会运行发展规律。第四,与孕育和催生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转型不一样,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实践具有不同的时空、主体和任务特征,在具有既往现代化之一般性的同时,更加鲜明地具有中国自身的特色,实践自觉强调中国社会学要关注中国社会实践巨变的现实性、急迫性、特殊性、创造性及其所展示出的新的一般性,要更加积极主动地“从实求知”。第五,从理论与实践的一般关系看,中国社会学需要注重养成知识社会学的素质和视角,对西方学者认识、反映和建构西方社会现象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概念与方法进行理性省思和解构,在学习借鉴的同时予以必要的批判和重构。第六,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本身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者不是社会实践的旁观者、局外人,要自觉其学术行动、社会行动的客观后果,注重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为更好地参与实践创新、增进人民福祉作出有自身学科特点的贡献。

  

  

   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核心社会学议题

   基于对快速推进并已取得重大进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自觉,着眼于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创造性、特殊性及其所展示的新的一般性,中国社会学在一段时间内需要集中力量关注以下核心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产出高水准成果。

  

一是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取得成就、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密码。无疑,这归因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创造,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无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但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如何创造,其过程和机制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在呈现中国特色时,又具有什么样的一般社会学意义?这些都值得继续深究。比如说,使命驱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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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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