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文化中的最高信仰与终极理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8 次 更新时间:2022-12-12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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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进入专栏)  


诸位:今天讲題是“中国文化中的最高信仰与终极理想”。文化是指某一大群人经过长期的生活积集而得的结晶。此项结晶,成为此一群人各方面生活之一个总体系,其中必然有他们共同的信仰与理想,否则不能成其集体性与传统性。今天我讲中国文化中之最高信仰与其终极理想,乃是要从文化全体系中而获得此认识。

中国文化有一特质值得我们注意者,乃是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展衍出宗教。佛教、回教、耶教都在中国社会传布,佛教尤其盛行。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也有其甚大之贡献与影响,但中国文化自身却没有产生一种宗教。古代各民族,差不多文化一开始就有他们的宗教,而中国一向没有。但中国人虽无宗教,而确有其所信仰。为什么中国人自己有一套共同信仰而却不产生宗教?为什么各种宗教都能跑进中国社会,而且跑进中国社会以后,其相互间会不发生冲突?在其他民族中,常因两个宗教碰头引起冲突,甚至发生战争,那些战争可以蔓延扩大,历久不得解决,而在中国独不然。中国人可以有信仰而无宗教,中国社会可以异宗教并存而不起冲突,这些都是极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

我们今天简单来讲中国人的最高信仰,乃是天、地、人三者之合一。借用耶教术语来说,便是天、地、人之“三位一体”。在中国,天地可合称为天,人与天地合一,便是所谓“天人合一”。《中庸》上说: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

这说明了中国人最高信仰之所在。人能“赞天地之化”,还能“赞天地之育”。一切宗教只说人要服从天;佛教则说人要皈依法;现代科学则要凭人的智慧来征服自然;都不说是要来“赞助天地之化育”。中国人理想,则人在天地间,要能赞助天地来化育,这就是我们人参加了这个天地,与天地鼎足而三,故曰“与天地参”。而最后成为天、地、人之三位一体。

天地有一项工作,就是化育万物。人类便是万物中之一。但中国人认为人不只是被化育,也该能帮助天地来化育。在宇宙间,有三个能化育的,一是天,一是地,其三便是我们人。这一信念,似乎为其他各大宗教所没有。我常说,世界任何一民族,任何一宗教,他们之所信仰,总认为有两个世界之存在。一个是我们“人”的世界,或者说是地上的世界,物质的世界,肉体的世界;另有一个是灵的世界,或说“灵魂”的世界,天上的世界,或说天堂。耶稣教就这样说,人在天上世界犯了罪,被罚到这个世界来,所以这个世界有它的“原始罪恶性”,它终会有一个最后末日,我们信了耶稣就得救。所谓救,是救我们的灵魂,重回天堂去。这个世界,则似乎是没有救的。这岂不是清楚地分了两个世界吗?回教和耶教差不多。佛教里讲的诸天,其地位尚在佛法之下,诸天同人一般,亦要来听佛法。皈依佛法可入涅槃界,至于这个人世界,则是一轮回界,由人类自己造业而起。如是则佛耶教、回教都一般,都说有两个世界。即如西方哲学似乎亦都有两个世界的想法。若他们只承认一个世界,则此一世界便成为唯物的,无神的。多数西方人认为此世界要不得。至于中国人所讲所信仰的世界,则衹有一个,而又不是唯物的。

中国人也信有天,在中国人的原始信仰中,也许这个“天”和耶教回教所信仰的“上帝”差不多。后来演变,常把“天地”连在一起,便和现代科学只认为是一“自然”的讲法差不多。就中国人观念讲,天地是一自然,有物性,同时也具神性。天地是一神,但同时也具物性。天地生万物,此世界中之万物虽各具物性,但也有神性,而人类尤然。此世界是物而神,神而物的。非唯物,亦非无神。《中庸》上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人与万物都有性,此性禀赋自天,则天即在人与万物中。人与万物率性而行便是道。庄子说:

惟虫能虫,惟虫能天。

天叫它做一虫,它实实地做一虫;在虫之中便有天,那虫也便就是天。人则有了文化,远离自然,也便是远离了天。此是庄子道家说法。孟子则说: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是乃“人神合一”,人即是神,也可说人即是天,主要在人实有此善’而此善实即是天赋之性,人能尽此性之善,即是圣是神。其实即是“性道合一”,“人天合一”,人的文化与宇宙大自然之最高真理合一。此乃是孟子儒家见解。

说到此处,不仅是中国文化之最高信仰,也即是中国文化之终极理想。人的一切即代表着天。整个人生即代表着天道。说部《水浒传》中的忠义堂一百零八好汉,也是在替天行道。“忠义”是人性,所行之道则是天道,此亦是中国文化之最高信仰与其终极理想深入民间,沦浃心髄,为一般社会共同所接受。

现在再进一步讲,天是阴阳大气,但有一个神,即是上帝,或称天帝。天上有日月星,天下有地,地上有江河山岳,一切莫不有神。即如土、石、草、木皆有神。在中国人观念中,一物即一自然,同时即寓有一天,或一神。中国人观念中之自然界,乃一“神”与“物”之交凝合一体。可知者乃是形而下之物,不可知者乃其形而上之天与神。神亦有等别,有大神、小神、正神、邪神。如天是大神,日月星便比天神为小。地是大神,河岳山川便比地神为小。各地有城隍神、土地神,比河岳山川诸神又小。诸神间之等级,却如人间政治组织般。又如古有社稷,社是地神,稷是五谷神。天地生万物,不烦天地亲自处理,物各自然,即物各自生,因此物各有神。五谷与人生最密切,故特奉稷神与社神同祭。人之大原出于天,故人崇祀天地,却不再有一最早之人当奉祀。但各民族各有最早之祖先,由各民族各别奉祀。亦如各一家各有祖先,由各一家各自奉祀之例。在中国人观念里,“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非常密切,亦可说“天人合一”,即是我们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我们的终极理想。

因此在中国社会中之神世界,其实皆由人来建立。不仅五谷有神,即一棵大树,生长了几百年以上,我们即封他为神,并由它来代表土地神,那树便不许斩伐,并得每年去祭祀。明代有一部小说称《封神榜》,“封神”正是我们文化中几千年来一传统。神由人封,那不奇怪吗?但大家视之为平常,其实这即是我们中国人的信仰。神可由人封,也可由人免。一个国家亡了,那国家的社神稷神也随而变了。可见神由人封,在中国自古即然。所以天、地、人并列为三才,人可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可替天行道,那么自可由人封神。天神地神不由人封,但人可封一人神去参赞天地,此即所谓配天地。如泰山神,如洞庭湖神,那些神,不全是自然神,有时由人神去当。某一人死了,他可以当泰山神,当洞庭湖神。

诸位定会说,这不是迷信吗?若诸位定要说这是迷信,那么耶稣是上帝独生子,是不是迷信呢?诸位说这是宗教信仰,这是高级的一神教;中国人的是迷信,是低级的多神教。然而从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上帝只生了一个儿子耶稣?穆罕默德不答应此说,两个儿子打起来,是为宗教战争。诸位当知,我并不在此反对耶稣教,耶稣教自有它一套道理。我此刻是在讲中国文化,讲些中国人所信,其中也自有他的一套道理。道理不同,演出文化之不同。我们暂时也无法赞成某一套,或反对某一套。

中国人称“神”又称“灵”,动物中龙、凤、龟、麟称四灵。龟为其能寿,中国人便也封它为灵了。活时称灵,死后应可为神。物各有灵,故物各可以为神。人为万物之灵,那么人死后得为神更属自然。其灵何在?灵便灵在“性”上。性由天赋,故灵由天得,神由天成。中国人观念中,此大自然之统体,便具有一最高“性灵”。物各有性,所以物各有灵。能发挥此灵性之最高可能而对此自然界有最大功德者,中国人便称之为神。所以中国人的“神”,还是在这一世界中,上帝也是在这一世界上,其他日月、星宿、河岳、山川诸神,也都在此一世界上。诸神之等级,则由其所蕴之“灵性”与其所显之“功德”而分。

人的灵性与其功德,有时比不上日月、星宿与河岳、山川,但有时也能德并天地,功参造化。那便人而可以配天了。只要功德在社会,其人虽死,其神常存,即存在此社会上。如就台湾言,有孔庙,即如孔子仍在此社会上。日月潭有文武庙,即如关羽仍在此社会上。台南有郑成功祠,嘉义有吴凤庙,即如此两人仍在此社会上。又如泰山、长江为什么都有一个神,因泰山长江都对人类有功德、有贡献。但为何泰山华山不并为一山神,长江黄河不并为一水神,则因河岳山川各有个性。泰山与华山个性不同,长江和黄河个性不同,因此其灵气不同,而功德也不同。便各封一神来奉祀。在人亦然。个性不同,便成人格不同。关羽和岳飞不同,郑成功和吴凤不同,但各有他们的人格影响。影响流传,便即是神。

比神降一级者称做鬼,鬼亦分等级,鬼之最高级者便是神。我们各有祖先,人之父母,虽无功于整个社会,但于我有功,我该对他有崇报,所以父母死后,便为他立神位。父母之于我们,内有德而外有功,我们便该崇之为神,别人则称之为鬼。别人各有父母,在他亦奉之为神,在我亦称之为鬼。鬼之在人心,狭小而短暂。神之在人心,则广大而悠久。不要认为人一死就没有了,至少为父母的,在其子女心中还是有。人之死后留存广大而悠久的便为神。所以中国人观念中的神,并不是进入另一世界去了,再不与此世界有关系。所以我要说,其他民族信仰有两个世界,而中国人则只信仰“一个世界”。

人不是在此世界中一死就完了。此世界有过去、有未来,但仍是一体而相通。人死而为神,则是直通此世界之去、来、今三世,而有其长久之存在。纵使人死不能成神,但我有父母,则我之生便与前代相通;我有子女,则我之死又与后代相通。世界各民族所创建之宗教,都信人死则到另一世界去。中国人观念中这一个“自然界”,与人类所创立之“人文界”,交凝相通,合而为一。故在我们的人文界中乃到处有神。抗战期间,我到成都灌县看二王庙,那是秦代治水有功的。治水是件大事,有大功德,二王庙便是封那治水有功的为神。甚至如唱京戏,也崇奉一神,五代时的梁庄宗便是他们的神。做木匠的也有一神,战国时的公输般便是他们的神。

若照中国人想法,现代西方科学界凡有大发明大成绩的,即如开始建摩天大厦,开始筑跨海长桥的,都可奉之为神。此神长在人文社会中,亦即长在自然界中,人文界和自然界不必划分为二,大可融通合一。西方人建一铜像来纪念某一人物,在西方观念中,此人并不尚在此世,只是死了而仍为人类纪念,这就与中国人观念有同有不同。

上面讲了人文界与自然界之合一,其次要讲死人世界和活人世界的合一。中国人认为死人并没到别一世界去,有些人死了,还在我们活人社会里,而被封为神。这也是一种信仰,或说是一种文化表现,不能定说它是迷信。没有这事而硬信有这事,那才是迷信。天有日月星宿,而我们奉之为神;地有河岳山川,而我们奉之为神,人有圣贤功德,而我们奉之为神;那都是事实,是我们的文化表现,如何说它是迷信?如中国历史上有孔子,孔子对后代历史有大功德,后代人相传崇祀孔子为神,那些全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哪里是迷信?所以我说,中国人虽无宗教,而有信仰,信此大自然之统体不是一唯物的,而同时有其灵性;且信我们人类的灵性,较其他一切有生无生为高;信此活人世界能与过去死人世界相通。活人从哪里来?岂不是紧跟着死人世界而来。没有已死的人,就没有我们活人。俗语说死人在阴间,活人在阳间,人死了到阴间去,那么还是先有阴而后有阳,还是先有阳而后有阴的呢?中国人说,一阴一阳如循环之无端。黑夜就是阴,日间就是阳,阴阳虽分而实合,则阴间阳间还不是一个世界吗?

再说到中国的社会风俗,这里面也显然有“三位一体”的信仰之存在。如言时令,有二十四个节气,但同时有人造的节日。中国人把此二项混合看待,不加区别,如清明、冬至是自然节,端午、中秋、重阳是人造节。中国人在节日中,又多增添一些神话故事,使得人文自然益加亲密配合,社会礼俗随着天时节气而多彩多姿。这亦是一种天人相应,把我们的日常生活推衍到大自然变化中而与之呼应。最显著的如新年有除夕与元旦,使我们认为这是天地的日新与不断的开始,人生亦随着日新,随着有不断的开始。冬天去了,春天来了,除旧布新,人生随着天地而欣欣向荣。这个节日是人造的,但极自然,不觉有人造的痕迹。这就是那人文参加进自然里面而演化成为一体了。此中有信仰、有希望、有娱乐,极富礼乐意义,极富艺术性,亦极富传统性,极富有关于民族文化信仰之启示性与教育性。但到最近,大家对自己文化无了解、无信心,因此对此种节日亦觉无趣味、无意义。中国社会上之新年节日不废而渐废,生活干枯,耶诞节日代之而兴。中国社会并非一耶教社会,中国文化亦非一耶教文化,而中国人则追步西方,来过耶诞节日。这里面自不免夹杂着许多无情无理之盲目效颦。

我此次去东港演讲,适遇那里大拜拜,搭有一个大牌坊,上面写着“代天巡狩圣驾”,意思是说有一神巡狩到那里,其他诸神都来汇合,向他报告。这一个拜拜,隔几年又转换到别一地去集合。这里却还是保存着些中国文化之情味与意义。巡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为求政治统一而传说有此礼。台湾拜拜亦采用了巡狩制度,实可为往年台湾各地社会融和有些贡献。我到嘉义时,特去北港看妈祖庙。传说妈祖是南宋时代一位有功德于人的女孩子,后来被封为神,为她立庙奉祀。福州、漳州人来到嘉义,就把此神也带过来了。直到今天,香火还很旺盛。我们当知,那时在此荒凉寂寞的海岛上,一批批的移民,怀念乡邦,想望祖国,此一妈祖庙,实使大陆与此海岛有其心灵上之相通,故乃习俗相承,香火不衰。我曾历南洋各埠,像此妈祖庙一类之崇祀,到处有之。此等纵说它是迷信,但亦从文化传统之最高信仰中流衍而出。神总得与人相亲。

今天的非洲人也在说他们要一上帝,但要一黑面孔的,不要白面孔。此乃人类内心一种自然呼声。中国是一大国,古代的中国人即已拥有广大的地区,中国人自然也要有一个上帝。但中国古人想法,在此一上帝之下,还可有五方上帝。若把此想法应用到今天,派一个黄面孔的上帝在中国,一白面孔上帝在欧洲,一黑面孔上帝在非洲,那许多上帝统受一最高上帝之管辖。岂不也很好吗?中国文化理想中有齐家、有治国、有平天下。在齐家理想下,各自祭其祖先。在治国理想下,可有五方上帝,下面有河岳山川之神。在平天下理想下,则可有一昊天上帝。中国古人把政治理想和宗教信仰配合,诸邦国之下还有各乡社,各有奉祀。中国人信仰中之“天、地、人三位一体”,乃亦由此诸神分列下表示出来。现在定要说它是一种低级的下等的多神教,必要信仰一神教始是高等的上级的合理的信仰。但既有耶稣,又有穆罕默德,单是一神,至少暂时不能统治此大地。经过不断的宗教战争,而生出信教自由之呼声来。但虽自由,仍有壁垒。各自分隔,不相融和。其实宗教不同也只是一种文化不同。

我以上所讲,只是说明了中国文化中之所信仰,并不是要来提起宗教论战,此层则请大家辨。

上面说过,在中国社会上有天神、地神、人神。说到人神,即便渗透到人的历史。历史不是一层平面,而是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其时间深度的。即说到眼前的社会,也有其时间深度,而不是一平面。同时有小孩、有青年、有中年、有老年,正如一片园林,有几百几千年的老树,有十年几年的新树,有花有草,或春生秋凋,或晨开夕萎,空间平面上融进了时间深度而参差不齐。清夜仰视,有些星光从几亿万光年外射进我眼,有些则仅是顷刻之光入我视线。中国社会尽量把此“时空”合一,即“天地”合一,又浑化进人生而成为“天地人”合一。

在中国,每一地方必保留很多古迹,如祠堂坟墓、如碑、如庙,历史上人物只要和此地方有关系,尽量把它来装点上,教人一瞻仰间,即觉吾人乃在此天地人之融和一体中存在。中国的全部历史,即在全国社会上分别保留,分别显示。

我初到台湾来,一听到吴凤的故事,就深为感动。后来亲自去拜谒吴凤庙,台湾历史上有光辉之一页,即在我瞻谒之下显示在我心。台湾同胞之同是中国人,台湾社会之同是中国文化所孕育成长之一社会,即在吴凤庙一拜谒间,一切自可心领神会。我最近到北港,又去瞻谒顾思齐的纪念碑。顾思齐是明末福建人,第一个带领一批人来到北港的拓荒者。我在南洋各埠,在马六甲、在槟榔屿、在新加坡,在其他地区,也看到了不少类似的纪念碑庙。

中国人总是爱把死人拉进活人世界来,把各地的历史性加深,文化性加厚,因此使各地生人之德性也随之更加传统化。若你尽说这些都是迷信,都是中国人守旧顽固,都是中国人之乡土观念、宗族观念在作祟,那也无可奈何,辩无可辩。但在中国人的想法,总是要把我们人生在仰有天,俯有地,上有千古,下有千古中,觉得此世界不是薄薄一平面。各人过了一辈子,即与草木同腐。而要人感到此世界之可爱,此世界之积累深厚而有其意义。此一种要求与情意,却不该尽加以嗤笑与鄙薄。

我在美国,喜欢去看他们的小城小镇,虽是寥落几家,定有一个礼拜堂,使我想象到他们祖宗几百年前跨海远来新大陆时的心情与景象。现在我们要把自己社会上一切旧的风俗习惯、礼教信仰一起去掉,或者置之不理,让其自生自灭。要把中国社会赶向一无神、无信仰、无历史传统的,纯物质、纯功利的,只在此一层薄薄的现世生活面上你争我夺,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耶稣教到今天,已经近有两千年,可是中国人信耶稣教却是很幼稚,不像西方人那么深厚,要把中国社会变成一耶教的社会,此事非咄嗟可期。要把中国文化变成一耶教文化,其事更难。中国社会上佛教比较最深厚,回教历史也久,但也不能把中国社会变成一佛教回教的社会。民初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全盘西化的人,只提出了“民主”与“科学”,却把宗教抛弃一旁,不仅抛弃不理,还常有极浓厚的反宗教倾向,于是打倒了孔家店,冷落了释迦牟尼,又不请耶稣、穆罕默德来,那么马克斯便乘虚而入,此乃眼前教训。可见讲文化,宗教信仰也该郑重考虑讨论才是。

现在我再讲中国的艺术,来说明中国人的想象。专举画来讲,一幅山水画,就是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一种结构。一幅画上定有空白,有春、夏、秋、冬四季分别,那都是天。一座山、一溪水、一栋房子、一座亭榭,那都是地。中间画着一渔翁,或是赶着骡子做生意的,或是读书弹琴的,或是倚着一杖在那里看天看地的,这都是人。这是画中之主。天有气象,地有境界,人有风格。在此气象境界之中有此风格,配合起来,这是一个艺术的世界。中国画便要此“气象”“境界”与“风格”之三者合一。倘使没有画进人,就是画一双燕子,一枝杨柳,风吹柳动,这一双燕子便是主,杨柳是地,风是天。如画一雁,便有一丛芦苇在水边,那是地,周围空处是天,这一雁便是画中一个主。中国人不大喜欢画静物,如一只茶杯放在一张桌子上,那也可以画,但此种画风在中国不盛行。中国画家喜欢画出有生气的,如画一朵花,总不画它的阴影。画了阴影,等如画一静物。中国画也不愿酷肖自然,而要把人文意境融入,另成一天地。如画梅、兰、竹、菊,只是自然,但有生命,而且有人文理想作衬托,故称“四君子”。天地大自然,一切是景,里面有了主人,有了生意,便有了“情”。中国画要求在画中见性情。画中有性情,则此画家之性情自会跃然出现。而欣赏此画者之性情也从而唤起。因此即看壁上一株柳,一双燕,只觉我心无上愉快,那即是我性情获得恰到好处。则作画虽是一种自然描写,却也在画中画出了一个人文之道来。

我之所讲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天、地、人合一。世界则只是这一个世界,在此世界之外,更没有第二个世界,而此一世界则是直贯古今的。我们从这一点再来讲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究竟人类理想最后要达到一个怎样的境界去?耶稣教说,世界末日到来,能上天堂的就上天堂,不能上天堂的就下地狱,上帝不能天天老在爱着这世界。佛教讲最后的清静寂灭,一个无余涅槃的世界,到此便超脱了轮回众生界。中国人则只讲“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其终极理想还是在这个世界上。

我今问,现在的欧洲人美国人,科学发展到如此地步,他们有没有想到像中国人所想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呢?上一世纪的英国人,似乎只想这个世界是他们的。他们兵舰所到,国旗永远有太阳照着,殖民地则永远由他们统治。若能让殖民地人也信了耶稣,死后同上天堂,那是他们的义务。至于在此世界上之帝国主义以及殖民政策,则像不复与耶稣相干。耶稣的终极理想,似乎并不在此世界上。中国人则只认有这一世界,因此只在此世界上作安排、作期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地、人三者合一,便是一止境。

但最近的我们又要笑自己说,中国人地理知识太缺乏,不知天下那般大。但至少古代中国人也知道了这个国家之外还有一“天下”,所以不仅要治国,还要“平天下”。此一理想,在春秋战国时就有,那时有很多国家,所以想治国,便要连带想平天下。到秦汉一统,四外蛮夷比较不成大问题,一个国家即等于是天下了,那亦不足深怪。可是今天,看这世界,看联合国的种种情形,才觉得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这一理想,还得要再宣扬。单凭军事武力,不能叫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回教教主穆罕默德,右手一把刀,左手一部《可兰经》,凭武力来宣扬教义,究竟有限度。若论经济方面,单凭货财交流,也不能使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法律更不能使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一切不详论,最难的还是宗教问題。佛教、回教、耶稣教、印度教、一切宗教,似乎都没有统一世界之可能。中国人所想象的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似乎最伟大、最实际,但讲起来,诸位或许会觉得其很荒唐、很玄虚、很迂腐。《大学》上说:

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是则一切皆从“个人本位”做起,从自己“德性”上做起。诸位,不会觉得这些话太迂腐吗?但我问诸位,是不是能想出另一条快捷方式呢?军事、经济、政治、法律纵使能统治此世界,但不能使世界大同,天下太平。这些只是在人类之上再加上一番力量,叫人不得不从。中国人却最看不起这个力量。要把这个力量大而化之为道为天,小而纳之于各个人的德性,使各人的“德性”能与“天”与“道”合而“为一”,则各人便是一枢纽,一中心。此身即是一自然,亦即是一天地,与大群合一之天地。但此不是西方哲学中之唯心论。

中国文化最着重“人”,要叫每一人成为天地中心,作天地主宰。纵不是作全天地的主宰,却能作我一小天地的主宰。泰山神只能主宰泰山,黄河神只能主宰黄河,吴凤成了神,其实吴凤也只能主宰吴凤自己。但诸位不要认为我说一个人能做天地中心作天地主宰的话太夸大了。宋代的理学家说:

万物一太极,物物一太极。

其为太极则一。我们每一个人,要能与天地参,要能“天、地、人”三位一体,则此人便是圆满无亏一太极。宋代理学家张横渠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天地像是没有心。我们替天行道,便是为天地立心。此所行之道,在我仅是修身,若仅是一小道。但道能大能小,只要不违天,那道就大。上帝生我此身,或者上帝当时也未想到如何来运用我此身。此刻我们要为天地立心,我的心就是天地心。上帝只是要生万物,此刻我对上帝说,这里栽一朵牡丹好不好?上帝会答应我说,你栽吧。我在此把那乱草除掉,栽一株牡丹,也是为天地立心。我们的命运像是掌握于天地,但天地并不管,治乱兴亡一由我们自己。我们为生民立命,要使其长治久安,上帝也不来反对。但此中有大道理、大学问,中国古代圣人早已讲过,我此刻来“为往圣继绝学”,也即是“为万世开太平”。这即是为实现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开一路。

此刻我再提出大家都知道的两句话。在《三字经》的开始说:

人之初,性本善。

“性本善”三字,即是中国人的最高信仰。人性本来都是善的,即是万物之性也未尝不善。耶稣教原始罪恶论,说人是带着罪恶而来此世的。佛法有造业说,人生造业,免不了轮回。所谓善恶,由佛教看来全是业。中国古人说,人性禀赋自天,人人可以善,人人愿向善的路上跑。“人皆可以为舜尧”,此不是指的作为政治上领袖,而是说每一人的人格德性都可做得一理想至高的善人。人人做一善人,才是世界大同,才是天下太平。不是说大家有饭吃,大家在法律之下有平等,永远不打仗,便是天下大同了。中国人想法不这样简单,还要有更高的“文化融和”,还要“天、地、人三位一体”,那才能真到达大同太平的境界。此一世界即变成为一个神圣的世界,人类是神圣的,连草木鸟兽都变成神圣。我想圣人家里养一狗,一定带点神圣性。圣人家里栽一花,也必带点神圣性。我们全世界人类,都能到达一最高人格的话,那世界就自然会大同。这是最民主、最平等、最独立、最自由的。各人各做他各人。天地只生了这人,却不是生他作圣人,圣人要人自己做。自己做了圣人,天地会点头,说你做得实合我心。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最高信仰,同时亦是我们中国人的最后理想。

这一套理想,不需要任何宗教,但亦不会拒绝任何宗教。佛教来了,释迦牟尼来到中国,中国人也尊之为圣,一部分人并学习了佛教。耶教来了,耶稣来到中国,中国人一样尊之为圣,一部分人井亦学习了耶稣教。你若讲耶稣教的道理,会讲不通佛教。讲佛教的道理,会讲不通耶稣教。若把中国人的一套加进去,就能大而化之,道并行而不相悖。诸位或说,我此一套讲法不科学,但我想,将来的科学,也会融和到此一套讲法中来。到那时,我们人类一切工作是合作了、和平了,距离大同太平的世界更近了。

原载《警备通讯》一四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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