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岽: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中西差异论要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80 次 更新时间:2026-11-19 23:46

进入专题: 自主知识体系   中西差异  

● 杨增岽  

作者简介:杨增岽,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路径研究”(23&ZD007)阶段性成果。

摘 要: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置于宏阔的中西思想文化视野中比照,有助于我们审思中西知识体系发展的差异,更好理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知识体系的构建逻辑是由历史方位、价值立场、生产机制、文明逻辑决定的,不同文明语境与发展取向孕育了差异化的知识体系构建范式。大体上看,西方知识体系是在扬弃中世纪思想遗产基础上走出一条“内源开创型”的构建路径;根植于中华文明深厚底蕴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立足后发赶超、自主突围的独特历史方位,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核,以国家主导、自觉规划、系统集成的构建机制,实现知识体系的守正创新、博采众长,彰显着胸怀天下、兼容并蓄的新型文明逻辑。深刻辨析二者差异,把握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特质、制度优势与文明底蕴,能够为破解西方学术话语垄断、更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筑牢理论根基。

关键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西差异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无疑是当前备受学界关注的议题之一。当我们讨论“自主”时,一个前置性问题却容易被忽视:究竟要从何种状态中“自主”出来?或者说,“自主”的难点到底何在?倘若将这一问题置于全球知识生产的大格局中审视,便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知识体系的“自主性”问题,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传统中几乎不曾作为一个自觉的、全局性的理论命题被提出过。西方学界固然讨论知识社会学、范式革命、话语权力,但他们很少追问“如何构建一套摆脱外部霸权约束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源于西方知识体系本来就是从自身历史中生长出来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比较视角:中国与西方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存在哪些深层次的不同?学界对此讨论大多集中于“中国如何构建”,而鲜有将中西两种构建逻辑并置一处加以比较研究。因此,笔者尝试围绕二者在知识体系构建上的差异,立足历史方位、价值立场、生产机制与文明逻辑四个层面,揭示二者“从何而来”“为谁生成”“如何生成”“指向何方”等相互关联的重要命题。

一、“内源开创”与“后发突围”的历史方位之别

知识体系构建的路径受制于它所处的历史方位。当追问中西方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上何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路径时,需要先回溯它们各自的原初境况。这一差异可以用“内源开创”与“后发突围”来概括,它决定了两种知识生产从一开始就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境况之中。

第一,作为现代性的先行者,西方国家是在扬弃中世纪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构建现代知识体系,不需要摆脱先在的、外部的知识话语权。

西方是现代性秩序的早先孕育者与标准制定者,并在依托自身文明脉络自主演化、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完成了知识体系的建立,这是属于从文明内部生长出的“内源开创型”构建。古希腊时期,从泰勒斯对宇宙本原的理性追问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建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与学科分类体系,知识生产依托城邦的公共辩论与思想自由,这是海洋商业文明与城邦民主政治内生的理性觉醒。中世纪时期,欧洲思想文化长期处于神学的主导之下,知识的科学化体系化尚在孕育过程中。从奥古斯丁的“光照说”到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整套思想和知识体系的构建是民族文化传统、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遗产与基督教信仰在西欧疆域内的融合与重构。文艺复兴运动一定意义上是西方文明对自身古典源头的回溯,通过重新发掘“人”的价值与“自然”的规律,确立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核,推动艺术、天文学、医学、哲学等多领域蓬勃发展,为近代科学的诞生筑牢了思想根基。后续的近代科学革命根植于文艺复兴的古典理性传统,并进一步驱动了启蒙运动的兴起。理性主义、归纳演绎法、经验主义、自然法等思想,皆是西方思想传统历经千年积淀、内部长期酝酿和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天然地包含知识世界,即西方知识体系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自我展开的内在环节。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法学、实证科学等一系列学科逐步成型,它们的概念框架、学科分类和真理性判准,与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权利架构和资本增殖逻辑是历史性同构的。

纵观历史脉络,西方知识体系的生成演化扎根于自身文明的历史土壤,是以自我扬弃的辩证方式逐步塑造成形的,也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就是在其自身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等历史大飞跃和大转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不存在一个先在的、外部的知识体系作为其构建的参照物。它需要克服的,只是其自身内部不合时宜的“传统”,即神学的束缚、形而上学思辨的空洞。这种“内源开创型”的生成逻辑,赋予了西方知识体系双重历史品格。一方面,它带来了原生的理论,使其天然具有普遍主义的自我认知;另一方面,这种“无他者”的自我生长也使其难以意识到自身知识体系的历史局限性,即常常将地域性的经验装扮成普世性的真理,将自身的价值尺度默认为人类的共同尺度。

第二,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在西方现代性成为全球主导观念、西方知识体系掌握全球话语霸权的历史条件下,被迫开启的“后发”以及“自觉”的历程。

与西方“原生创制、无霸可破”位势形成对照,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属于“外源式”的应激求变。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的状态。与经济上的半殖民相伴随的,是知识上的依附。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诸如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是伴随着船坚炮利和西学东渐而被引入中国的。近代中国从概念框架到问题意识,从研究方法到学术规范,无不效法西方。到20世纪后半叶,尽管中国取得民族独立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全球知识格局中,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垄断局面并未得到根本动摇。冷战结束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这种论调本身就是西方知识话语的典型形态。它宣称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现代性方案是人类历史的哲学社会科学终点,从而在逻辑上消解了一切替代性知识体系的合法性。

这意味着,中国开启现代化知识探索的原初环境,早已被一个强大的、裹挟着权力意志的西方知识话语体系所笼罩和定义。这一“后发”处境,本质上是面对既有知识霸权而进行的“突围”。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功利性学习,到“全盘西化”的激进否定,再到“古今中西”的百年论争,无不折射出中国知识界在西方现代性这一参照系下的焦虑与求索。这恰恰构成后发国家通往知识现代性的普遍宿命,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这句话后来被萨义德在《东方学》中用作卷首题记‌而广为人知,借此批判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霸权。

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这一论断的深刻之处在于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学科建设的一个环节,而是整个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存在论和价值论的基础。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深沉厚重的“根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在五千多年深厚文明基础上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同时这也是打破西方在学术话语体系上垄断,并推动学术自主创新的必然选择。

二、“资本主导”与“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之分

历史方位的差异,必然导致价值立场的分野。知识体系不是价值中立的产物,而是内在指向一个服务对象,总有一个隐而不彰的“为谁”问题。为谁服务、以谁为中心,决定了知识体系的性质与方向。在此,西方知识体系的“资本”属性与中国知识体系的“人民”属性泾渭分明。

第一,西方知识体系的构建主体是资产阶级,根本目的是服务于资本增殖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其知识体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西方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生成,与资产阶级的崛起、壮大“同频共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直抵要害地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正是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过程中的精神产物,其全部概念、范畴与逻辑体系,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观念层面的投射与升华。

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知识体系本质上代表资产阶级意志。启蒙运动高扬的自由、平等、私有财产权的主张,分别对应资本流动自由、商品交换平等与资产阶级财产权保护,整套思想体系精准适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求,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导。待到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知识体系进一步演化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与资本增殖的工具。譬如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对于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建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的“庸俗性”进行了批判,强调前者的根本缺点之一在于“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后者“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而在政治学领域,从洛克的政府论到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再到当代的多元民主理论,重点都是围绕如何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合法性展开。在法学领域,西方法学体系以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权为核心构建起来,是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刚性规则。

为了掩盖自身的阶级属性,西方知识体系往往标榜“价值中立”,将自身装扮成客观、中立的科学知识。这种“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将资产阶级的价值预设当作不言自明的客观前提,比如将私有财产权、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当成天然合理的东西,在此基础上进行所谓的“中立”研究,实际上是将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偷偷塞进了知识生产的前提之中。

概而言之,西方知识体系从诞生到当代演化,始终围绕着资本增殖这一轴线展开。不可否认,它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革命的、进步的作用,也在具体学科领域积累了大量可借鉴的实证知识与技术方法。但就其整体的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本质而言,它终究是为资产阶级少数人服务的知识体系。

第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知识体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知识体系,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与西方知识体系服务于资本逻辑截然不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天然有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领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完全适用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 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决定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

“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进一步转化为知识体系构建的具体要求和衡量标准。这一贯通首先体现在问题意识的价值定向上,即将问题意识从“资本增殖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转变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引导理论研究直面高质量发展、文化繁荣、生态文明、共同富裕、社会治理等扎根中国大地、关乎人民切身利益的鲜活实践。与之相应,研究对象必然从抽象的“经济人”、原子式个体,转向处于具体历史关系中的、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大众。随之而来的评价体系则是从纯粹的“学术市场”回报,转向解决人民关切、增进人民福祉的实际效能,继而要求知识表达的“话语形态”必须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这种对于“大众主体性”的高扬,指向真理的普遍性从来不是通过话语的晦涩性来证明的,只有在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中,才能焕发出作为“批判的武器”的磅礴伟力。

循此思路构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呈现出与西方知识体系迥然相异的理论状貌。在经济学领域,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破了西方经济学“资本效率至上”的信条,构建起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政治学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民主的形式主义窠臼,从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特征出发,构建起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相统一的民主理论体系。在法学领域,将保障人民权益作为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法学对私有财产权的首要核心原则。这些以人民为中心的议题,在西方知识体系中,或是被边缘化,或是被以扭曲的方式予以处理,始终无法获得独立且完整的理论表达。

三、“自发演进”与“自觉引领”的生产机制之异

价值立场的差异,必然外化为知识生产机制的不同。资本主导的价值属性,决定了西方知识体系必然沿着自发演进的路径发展;而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则要求我们必须通过自觉的、有组织的方式来系统推进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由此,二者在生产机制上呈现出“自发演进”与“自觉引领”的显著分化。

第一,西方知识体系的生成、发展与整体演化进程,本质上是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知识生产。

西方知识体系的生成与演化,更多的是一个内生于知识分子推动的自发演进过程。黑格尔指出,“特殊性必然以普遍性为其条件”。这一论断暗含着理解西方现代知识生产逻辑的线索,“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个体以自身的特殊利益为出发点,将他人视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却在特殊利益的相互博弈与普遍交往中,自发生成了市场、法律与公共舆论等普遍性的社会秩序。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正是这一自发秩序在精神生产领域的具象化体现。从启蒙时代的哲人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德国古典哲学家到后世学院建制中的各类学者,大多是以自由思想者与独立职业者的身份从事知识生产。这些人只是在各自的思想领域中回应着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却在无形的思想碰撞与学术传承中,共同筑就了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整体大厦。

从生产机制层面剖析,西方知识生产呈现出去中心化、市场化、逐利化的典型特征。其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学术团队、智库体系大多依托私人资本、财团基金、企业赞助等方式维系运转,知识创新的选题方向、研究资源分配、成果转化路径、学术评价标准,均由市场收益与资本回报主导。换言之,通常情况下凡是符合资本利益、能够促进资本增殖的知识,就会得到资本的青睐,就能够快速发展壮大。比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有着不同的需求,知识体系也随之发生相应的演化。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资本需要自由的市场环境,于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就成为主流;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需要国家干预来缓解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就应运而生;到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随之席卷全球。

正因如此,西方知识生产容易摆脱公共利益的刚性约束,形成由资本逻辑主导的无引领自发演化格局。这里的“无引领”,并非指其知识发展毫无驱动力与秩序,而是指没有以社会整体利益、人类长远利益发展、大众公共福祉为核心的公共政治引领。在现实中,西方学者个人的思想创见一旦符合资产阶级政党利益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要求,很快就会转化为整体的国家层面的观点,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中,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即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已取得历史的终结性胜利,很快受到了美西方国家权力层的渲染和推崇,成为影响极大的思想理论观念,进入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这种知识生产模式让西方知识体系催生了许多适配资本主义制度的知识成果,但也自带内生缺陷。比如,知识结构单一,存在学科壁垒,公共理论滞后,知识创新与社会公平、民生发展、公共治理的适配性不足,指导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缺乏,甚至出现技术异化、理论偏颇、价值失衡等问题。

第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的自觉、系统、有组织的过程。

与自发演进判然有别,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知识生产,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自觉同构。这种自觉性首先体现在指导思想层面的根本引领。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本身正是以一种高度“自觉”的、集全党智慧与人民实践经验于一体的知识创造,为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知识生产提供思想遵循与价值标尺。其中,“六个必须坚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具体知识生产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人民至上确立了知识生产的价值立场,坚持自信自立确立了知识生产的主体意识,坚持守正创新确立了知识生产的发展逻辑,坚持问题导向确立了知识生产的生成路径,坚持系统观念确立了知识生产的思维方式,坚持胸怀天下确立了知识生产的世界视野,由此形成立场、主体、逻辑、方法、思维、视野环环相扣、层层贯通的完整支撑链条,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一套融价值论、本体论、方法论于一体的整体性架构。

自觉性还体现为知识建构的方法自觉。因为知识体系的自主,首先不是结论的自主,而是方法的自主。没有方法上的独立,任何概念、范畴或理论都只能是其他知识范式的延伸或移植。“两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原创性成果,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以辩证思维澄清知识建构中“普遍与特殊”“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复杂关系,既防止将外来理论范式抽象化为绝对真理的理论盲从,又规避割裂历史文脉的文化虚无与故步自封的文化保守。“第一个结合”要求知识生产必须扎根中国实践,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实践基础。“第二个结合”为自主知识体系注入了深厚文明底蕴,确立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主体性。由此,“两个结合”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辩证态度,使得当代中国的知识创造不是无根之木,而是在与五千多年文明智慧的深层对话中获得历史纵深与价值定向,从而在更深层次上确立了有别于西方文明叙事的知识框架。它使知识生产第一次有可能成为一种真正“为了人”的自觉实践,而不是被匿名的资本逻辑所支配的自发过程。

当然,自觉引领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如何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同时充分激发学术活力,如何在有组织的科研中保护自由探索的空间,这些都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问题。同时,自觉引领相对于自发演进的优越性是不容否认的,特别当外来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作为话语“压势”客观存在之下,“上下联动”的自觉自为构建行动,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至关重要。

四、“霸权扩张”与“胸怀天下”的文明逻辑之疏

中西知识体系基于不同的历史方位、价值立场与生产机制,最终形成了文明逻辑与世界图景的明显界分。西方知识体系走的是由“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的霸权扩张之路,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则是坚持胸怀天下的文明理念,二者在文明逻辑上呈现出“霸权扩张”与“胸怀天下”的本原分疏。

第一,西方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逻辑,是“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的霸权逻辑。

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从诞生之初,便存在着普遍主义的认知预设。它从不把自己视为一种地域性知识,而是以人类理性的最高实现者自居,坚信自身所敞开的真理维度具有跨越民族、社会与文化边界的普遍有效性。这种由“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的逻辑,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获得了最为精致的哲学表达。通过将世界历史把握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辩证过程,他把空间上的文明差异转化为时间上的历史层级,刻意划定东西文明的历史位阶,以此断言“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并宣称“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这种以西方为主体、以非西方为客体的历史叙事,为西方的知识霸权提供了深层依据。

正因如此,西方国家在面对第三世界国家时,这种霸权逻辑就自然转化为“文明开化”的叙事。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列强正是打着“传播文明”“教化野蛮”的旗号,对殖民地进行军事征服与政治统治,将西方的知识体系、教育制度、法律规范强行移植到殖民地,从思想文化上巩固殖民统治。进入后殖民时代,西方的霸权逻辑从赤裸裸的军事干预转向了更为隐蔽的话语霸权与文化殖民。西方凭借其先发优势,掌控全球学术评价体系、顶级学术期刊、国际学术组织,并制定全球学术生产的规则与标准。第三世界国家的学术研究,如果不符合西方的理论范式与评价标准,就难以进入国际学术主流。

第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逻辑,是基于文化主体性的“胸怀天下、和而不同”的文明逻辑。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所依凭的文明逻辑,同脱胎于资本扩张进程的西方一元霸权逻辑形成根本分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胸怀天下”是深嵌于中华文明绵延赓续历程的精神基因。从《礼记·礼运》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到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志向,再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一以贯之的天下情怀沉淀为中华民族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思想底色。这种天下观是“以天下观天下”(《道德经》),它不预设任何一个特殊实体为中心,而是以天地万物的一体之仁为胸怀,追求的是“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文明格局。这份历经数千年淬炼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文明指向必然是多元共生、合作共赢,而非霸权扩张、零和博弈。

正是在这样的文明逻辑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获得了世界历史定位。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又立足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又坚持自身文化主体性;既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又胸怀天下回应人类共同课题。在21世纪,气候变化、公共健康、网络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绝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学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四大全球倡议”等全球公共产品与知识方案,其出发点不是要将中国模式强加于人,而是基于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深切体认,贡献源自中国实践、具有世界意义的智慧与方案。马克思曾展望未来社会,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胸怀着人类解放的壮阔愿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体现了人类解放逻辑在当代的自觉承续与创造性转化,它不仅回应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也为人类知识宝库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中国智慧。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俯瞰中西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历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二者在历史方位上的“内源”与“后发”之别,奠定了它们走向世界的不同姿态;在价值立场上的“资本”与“人民”之分,决定了它们服务于截然不同的社会对象;在生产机制上的“自发”与“自觉”之异,塑造了二者迥然不同的演化图景与理论效能;在文明逻辑上的“霸权”与“天下”之疏,最终标定了它们将引领世界走向冲突还是走向共生的历史归宿。审辨其异,是为了揭示一个道理:知识体系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社会结构与文明形态的观念凝结。每一种知识体系都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语境、服务的特定社会利益、遵循的特定构建逻辑、指向的特定文明方向。唯有真正领会这一点,我们才能走出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盲目迷信与机械照搬,从文化主体性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高度,真切体悟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必然与时代意义。马克思曾援引但丁的诗句激励探求真理者:“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场容不得半点犹豫与怯懦的伟大征途,需要我们以全部的理论勇气与学术赤诚,担负起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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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6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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