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深刻领会并践行“两个结合”,充分认识中国美学的独特性、世界性和适时性。在中国哲学“一分为三”的本体论框架中,审美和艺术所涉及领域是介于“道”“器”之间的“象”。“象”及其相关的意象、意境、气韵等中国美学概念,有别于“美”及其相关的优美、崇高、滑稽、荒诞等西方美学概念。关注“人”的中国美学侧重艺术人格的养成,关注“物”的西方美学侧重艺术特征的识别。在西方美学无法摆脱艺术终结和人工智能挑战带来的困境、无力化解相关挑战的背景下,以“象”为中心建构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回应这一系列难题提供新路径,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中国美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独具自身特色的范畴和命题,充分反映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和文艺实践。在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中,中国美学根植于深厚的本土传统,坚守文化主体性,同时保持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与吸收。今天的中国美学,兼顾中国性、现代性和现实性,是深刻领会并践行“两个结合”、主动开展理论创新的产物。构建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更好践行“两个结合”的基础上,更加充分认识中国美学的独特性、世界性和适时性。
中国美学的独特性
中国美学独特性的最直观体现,是其体量和深度。在做比较研究时,学者经常选择中国与整个西方作对照,而不是以中国与西方某个国家作对照,原因在于中国不仅是民族国家,而且是自成体系的文明类型。于连(Fran?ois Jullien)在反思自己的比较研究时指出,“通过中国——这是一种策略上的迂回,目的是为了对隐藏在欧洲理性中的成见重新进行质疑,为的是发现我们西方人没有注意的事情,打开思想的可能性……惟一拥有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异域’,只有中国”。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类型化比较只是方法论工具,不能将西方视为同质化的实体,也不能将中国与西方简单对立起来。
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美学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看,首先是研究对象不同。尽管美学在西语中的字面意思是感性认识,但是不可否认,西方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美”。事实上,将这个学科命名为aesthetica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加通(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明确将其解释为“美的科学”。aesthetica在汉语中被译为美学而非感性学,但是中国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并非“美”。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叶朗指出:“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美’并不是中心的范畴,也不是最高层次的范畴。‘美’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地位远不如在西方美学中那样重要。如果仅仅抓住‘美’字来研究中国美学史,或者以‘美’这个范畴为中心来研究中国美学史,那么一部中国美学史就将变得十分单调、贫乏,索然无味。”
如果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不是“美”,那会是什么呢?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叶朗列举了一系列中国美学范畴。而在《现代美学体系》中,叶朗开始聚焦“意象”这一范畴,随后得出“美在意象”的命题。同样,卜寿珊和时学颜研究指出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不是“美”,而是“象”,他们还发现,“象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易传》,在画论中常被英译为image(形象)、representation(再现)或者form(形式)……作为名词的象,指的是各类现象可见的外化显现,这些现象既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象的;作为动词的象,则是一种行动,它将这类现象显现为可见的且具备物质形态的存在。象意在象征,而非描绘”。
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在美学基本理论的核心层面取得突破。以意象、意境、气韵等中国美学概念家族为核心建构的美学理论,不同于以优美、崇高、悲剧、喜剧等西方美学概念家族为核心建构的美学理论。这种不同是内核的差异,而非仅是外表的不同。中国美学概念家族的核心是“象”,西方美学概念家族的核心是“美”。“象”不是风格,而是本体和思维。对“象”及其相关美学概念家族的研究和发掘,并非以“美”及其概念家族为参照,而是自主的理论发现。依托“象”建构的中国美学,有机会摆脱“半自主的”理论形态,实现中国美学知识体系的完全自主建构。
中国美学的世界性
以“美”为中心的西方美学传统不仅与中国美学水土不服,而且遭到西方当代美学的挑战。为摆脱“美”的局限,一些美学家主张用艺术哲学来取代美学。例如,美国哲学家、艺术批评家丹托(Arthur C. Danto)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前卫艺术拒绝了美学,其态度之坚决几乎和那个时期的前卫哲学拒绝一切一样。这二者都追求‘酷’。我认为这是艺术哲学中迈出的健康一步。它有助于把艺术哲学与美学分开,因为美学曾经总是一团糟”。
当然,并非所有美学家都主张用艺术哲学来取代美学。多数美学家仍然像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那样,尽管认识到美学的恰当名称是艺术哲学,但还是按照习惯沿用美学之名。不过,“美”不是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已经成为当代美学的共识。丹托主张用“艺术卓越性”来取代“审美之美”,认为“审美之美”可能与艺术没有任何关系。退一步说,即使“美”与艺术有关,它也不是使某物成为艺术的唯一因素。艺术的风格多种多样,除了美之外,还可以有雄浑、冲淡,等等。除了“艺术卓越性”之外,一些美学家主张以“审美价值”“审美对象”等取代“审美之美”作为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叶朗建议区分“狭义的美”与“广义的美”。狭义的美是指优美,广义的美是指包括优美在内的一切审美对象。在叶朗那里,广义的美、审美对象和意象世界是一回事。他说:“这个意象世界,就是审美对象,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广义的美(包括各种审美形态)。”
艺术本体论或者审美存在论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美学的重要议题。根据托马森(Amie L.Thomasson)的概括,“艺术本体论研究的主要议题有:艺术作品是哪种实体?它们是物理对象、理念种类、想象性实体或别的什么吗?”艺术本体论和审美存在论的主要任务,是澄清艺术作品和审美对象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它们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心理的还是物理的,等等。这种研究既不涉及风格,也不涉及评价,可以避免某些主观性的干扰;更可贵的是,这种研究可以从根本上将艺术作品与其他物品区别开来,从而极大地加深我们对艺术作品和审美对象的理解。
西方的艺术本体论研究虽提出了问题,却未能找到答案。这源于西方的本体论框架是一分为二或者主客二分的,而艺术作品和审美对象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在一分为二的本体论框架中难以找到其位置,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始终无法得到准确刻画。这构成所谓的艺术本体论难题,而要解决艺术本体论难题,需要修正一分为二的本体论框架,发展一种颗粒更加细密的本体论框架,以容纳那些介于主客体之间的事物。艺术本体论难题在西方美学中难以解决,在中国美学框架下却可得到化解,这源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框架不是一分为二或者主客二分,而是一分为三或者天人合一。庞朴用一分为三来刻画中国本体论框架,他说:“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外或之间,更有一个‘形而中’者,它谓之象!”与西方一分为二的本体论框架相比,中国一分为三的本体论框架的颗粒体更加细密。如果说“道”相当于精神,“器”相当于物质,那么“象”就介于精神与物质之间。西方本体论框架无法解决艺术本体论问题,正在于二分的本体论框架无法言说“之间”。“象”的居间性,使其能够填补二分本体论框架的缺陷,言说介于主客之间的艺术。
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在《中国艺术史》中分析中国艺术得到世界人民喜爱的原因:“和谐感是中国思想的基础……历史上最崇高的理想常常是发现万物的秩序,并与之相和谐。随着本书逐步展开中国艺术史,我们将发现,其特性和独具之美就在于和谐感的表达。这是否就是那些对中国文明其他方面兴趣寡然的西方人也会狂热地收藏和推崇中国艺术的原因之一呢?也许,他们也能感觉到中国艺术家和工匠所创造的乃是‘自然’的形式——借助艺术家的手表达的对自然韵律的本能回应?中国艺术没有像印度艺术一样,要求我们致力于沟通物质形态和暗喻内容两个看起来不可沟通的极端,也没有像西方艺术一样,蕴含了亚洲思维难以领会的形式和思想等预设观念。因为身处最广泛、最深刻的和谐感之中,中国艺术的形式极度妍美,我们之所以能够欣赏它们,是因为我们也能感觉到自身周围的自然韵律,并且能够本能地回应它们。”苏立文不仅指出中国艺术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而且明确其原因在于中国艺术表达了易于为大众所感知的自然和谐,与之不同,印度与西方艺术往往带有偏向性,若不理解其预设的思想观念,便难以进入欣赏语境。这不是说西方没有艺术,而是说即使西方存在艺术,其艺术的艺术性也不够明显。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中国艺术的审美追求更具有世界性。
中国美学的适时性
艺术的终结。社会的变迁和新技术的发明会导致艺术和审美的重大变革,自照相技术发明以来,不少美学家对相关问题做过严肃思考,但没有任何美学理论能够成功应对有可能出现的艺术终结问题。19世纪,就有人提出艺术终结的问题。据说法国画家德拉罗什(Hippolyte-Paul Delaroche)在1839年看到用银版照相术制作出来的照片时便宣称:从今天开始,绘画已死。与德拉罗什担心绘画终结类似,密尔(John Stuart Mill)担心音乐终结,他认为因为音乐的组合方式有限,美妙动听的音乐“几乎都被人发现了,因此,其他人不太可能像莫扎特或韦伯一样,再创造出如此清新可人、内涵丰富的音乐了”。
西方现有的各种艺术终结理论宣告的都是艺术品的终结,如果我们将关注点由艺术品转向艺术人,那么艺术只是发生转向,并没有终结,因为一种艺术行为除了生产艺术品之外还可塑造艺术家。机械复制和更先进的人工智能仅能够复制和生成艺术品,无法复制和生成艺术家。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今天的艺术和美学处在临界点上,在围绕艺术品的叙事难以为继之后,围绕艺术家的叙事将成为美学的主题。西方现有的美学理论之所以无法应对艺术的终结,原因在于它们源于资本主义艺术体制。资本主义艺术体制在根本上无法摆脱对艺术品的拜物教崇拜,艺术最终都得成为可以交换的商品。围绕“象”建立起来的中国美学没有对艺术品的拜物教崇拜,“象”的居间性和不可限定性使艺术品的内涵难以附着于作品,体现艺术内涵的与其说是物质性的艺术品,不如说是艺术家的人格魅力。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侧重展现人民的美好生活,而非仅关注艺术品的商品属性。在资本主义艺术体制中,美学的主要目的是替艺术品背书,其主要功能是艺术鉴别和等级区分;在社会主义艺术体制中,美学的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学的主要功能是美育。美育是欣赏美、感知美、创造美的过程,既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只有将美学关注的焦点由物转向人,才能形成一种全新的美学理论。无论是中国传统美学还是当代中国的美育实践,都支持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美学理论。
人工智能的挑战。以往的机械复制技术,如摄影和录音等多半用于作品的传播,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复制艺术品,而且能够生成艺术品,从而给人类艺术创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认同人工智能艺术?这是今天的美学需要回答的问题。无论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品多么完美,其始终无法完全取代人类艺术,就像无论自然造化出来的天然物多么完美,其亦无法完全取代人类艺术一样。要澄清人类艺术的独特性,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涵盖自然、人类和人工智能的三分框架。在这个三分框架中,人类处于自然与人工智能之间。只有通过向下与自然对比,向上与人工智能对比,我们才能把握人类艺术的独特性。
人工智能诞生并实现广泛应用后,人类对自身有了新的认知:智能认知被认为是离身认知,人类认知被认为是具身认知。但是,如果将人类纳入地球生态系统来考量,尤其是考虑到动植物也可能具有某种形式的“认知”,那么自然认知才是真正的具身认知。人与自然的最大不同,在于人类发明了符号系统。借助符号,人类就有可能获得离身认知。人类通过离身认知可以扩大和深化自己的认知,这是离身认知的优点。但是,离身认知也有缺点,其无法赋予人真的知识。如果我们将自然、人类和人工智能放在一起来比较,自然认知是典型的具身认知,人工智能认知是典型的离身认知,人类认知则介于具身认知与离身认知之间,或者兼具具身和离身认知,我们权且称其为“间身”认知。
西方美学在总体上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区别,因此强调审美和艺术具有生产离身认知的潜力。鲍姆加通将美学视为完善的感性认识,进而将其等同于“类理性”,目的是要将具身的感性认识提升为离身的理性认识。尽管西方美学也有一些流派如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分析美学和现象学美学作出向下挖掘的努力,力图揭示审美和艺术的感性基础,强调感性基础的非理性、丰富性、混乱性、不可言说性,等等,但西方美学总体上是向上超越,将感性提升到理性的水平。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分析的方法渗透到美学之中,精确的理性对丰富的感性的剥夺成为潮流。与西方美学力图将感性上升为理性不同,中国美学力图将理性还原为感性。《红楼梦》第48回,写到香菱读王维的诗的感受:“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这种“口里说不出来”“想去却是逼真的”诗意,正是真正的诗意。中国美学推崇在这种诗意中的持留,无须上升为理性认识,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这种处于理性与无意识之中的认知,我们称作间性认知,其所处的领域就是具有间性的“象”的领域。
人工智能将全部知识“蒸馏”为离身知识,这些知识的确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是无助于维持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生存方式。借用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术语来说,只有感性与理性处于游戏状态时,人才是真正的人。在人工智能对人的生存方式形成挑战的今天,维持“之间”状态的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对于确保人的诗意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无论是艺术终结还是人工智能挑战,最终都会呼唤一种新型美学——以人即艺术家为中心的美学,而非以物即艺术品为中心的美学。换句话说,美学的主要目的不是对艺术品的鉴别,而是对艺术人的培养。美学除了艺术批评功能之外,其成就人格的美育功能将得以凸显。就应对美学的挑战来说,以“象”为中心建构中国自主美学知识体系可谓恰逢其时。
彭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艺术哲学、艺术批评、美学原理、中国古典美学、西方当代美学、中西比较美学,主要著作有《现代意象理论与意象绘画》《西方美学与艺术》《美学的意蕴》等。
原文有删减,《学术前沿》2026年第18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