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新华,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集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福建厦门,361005。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公共政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2025JZDZ046)阶段性成果。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经历了从知识引进到知识生产的转型。西方公共政策理论内蕴的普遍主义预设与中国治理情境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错位,引发的系统性解释乏力与深层次主体性焦虑,催生了自主构建中国公共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强烈诉求。自主构建是一项涵盖价值、概念、理论与方法的体系性知识工程,需要标识性概念的整合提炼、特色化理论的原创阐释和多元方法的融合创新,并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价值观。构建中国公共政策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着特殊经验与一般理论的对话难题、经验凝练与理论跃升之间的内在张力,必须敏锐捕捉治理变革中的新知识增长点,拓展其理论边界与现实解释力。从知识引进到自主构建,全球公共政策知识生态的重塑具有着崭新的可能。
关键词:公共政策;知识引进;自主构建;知识体系;生成逻辑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十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公共政策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工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呈现出从知识引进到自主构建的历史性转型。构建中国公共政策自主知识体系,蕴含着深远的学术价值与紧迫的现实需求。
一、西方公共政策知识的引进及其内在局限
1951年,哈罗德·拉斯韦尔与丹尼尔·勒纳合著的《政策科学:范围与方法之最近发展》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公共政策学科的诞生。此后数十年间,该学科在西方国家逐步衍生出政策过程分析、政策评估、政策工具选择、政策执行与反馈等核心领域,并最终形成了一套以代议制民主为隐性制度蓝本、以理性选择与制度约束为基本理论的知识传统。
(一)西方公共政策知识引进的学科构建效应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启了大规模引介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进程,公共政策被正式引入学术场域。通过系统译介原著、编写教材、开设课程、举办学术研讨会等,西方政策科学的核心概念、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被整体纳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为政策研究提供了大量初始的知识资源,推动了公共政策的学科化与规范化。西方政策科学中蕴含的程序理性与后果导向等思维,也影响了中国政策的实践场域,促使政策治理的重心逐步从单纯的政治动员与行政命令,转向程序规范、工具择优与效果评估的复合优化。
在公共政策知识舶来与内化的进程中,原本分散于各部门、各层级的社会问题,逐步被纳入系统化的公共事务范畴,进入政策分析视野。这一转变产生了深远的知识社会效应,对于学科建制初创阶段的中国而言,催生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学术分支,公共政策开始作为独立的知识领域,参与中国社会转型和国家治理体系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公共政策知识的引进,是中国现代化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提供了观察、描述与分析中国公共政策现象的初始语料。
肯定知识引进的价值,并不能从逻辑上推导出知识引进等同于理论有效的结论。社会科学理论本质上是嵌入其诞生语境的解释性知识,它的概念预设、因果机制与解释边界,无不根植于理论源出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价值秩序之中。西方公共政策理论的分析框架,普遍将代议制民主、权力制衡、政党政治与理性官僚体系作为其默认的制度参数,当这套参数被移植到中国治理情境中时,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张力不可能仅凭局部的技术性修正来消弭,且必然引发对西方理论普遍性预设的根本性反思。这种反思不是文化保守主义意义上的排外,而是知识引进走向深化的内在要求。它所追问的不是西方理论能否有效解释中国经验,而是究竟什么样的理论才能真正透彻地解释中国之治。
(二)西方理论预设与中国治理情境的结构性错位
作为国家治理经验的理论抽象,西方公共政策理论内含着若干核心预设,即国家与社会相对分化的二元结构,政府权力受到制衡与约束,政党通过竞争性选举实现利益综合与政治轮替,政策主体被设定为利益集团、行政部门、立法机构、智库与新闻媒体等多元行动者,它们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通过博弈、游说、协商与妥协,最终形成政策产出, 这些预设构成了解释西方政策过程的基础。置于中国治理情境下,这些预设面临着源于不同制度逻辑的结构性错位。中国公共政策过程,嵌入由党政领导、央地关系、条块结构、试点探索以及战略规划等多元机制构成的治理场域,是在一个具有纵深层级和多重逻辑的制度体系中生成演化的。将西方公共政策知识移植到中国场景,极易产生解释的无力感。这种结构性错位,突出地表现在政党角色、央地关系与政策目标三个核心层面上。
从政党角色看,西方理论将政党界定为竞争性政治中的利益综合者、政策纲领的提供者与选举动员的主体,政府则作为政党利益综合结果的政策执行机构,二者在功能与组织上呈相对分立的状态。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与西方政党存在本质差异,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政党理论来分析中国政策过程。 在中国政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央组织、议事协调、归口管理、党组嵌入、纪检监察等制度化机制,实现对政策从酝酿、制定到执行、评估全过程的塑造。 党委的决策权、政府的执行权以及贯穿各级各部门的党组织系统,共同构成一套组织网络高度整合的政策生成机制。重大公共政策的出台,是在党的战略判断、国家发展目标、社会治理需要与地方实践反馈互动中,经过顶层设计形成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忽视这一根本性的制度结构,就无法解释中国政策议程的形成机制、政策目标的优先确立以及政策执行的跨层级动员等实质性问题。
从央地关系看,西方理论大多建立在联邦制、地方自治或严格的层级行政控制等制度经验之上,但这种分析框架难以有效解释中国各级政府间关系的运行逻辑。中国的央地关系是兼具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目标传导、政策试验与经验反馈的复合治理结构,中央与地方之间不是分立的竞争性权力关系,而是在制度统一性与治理灵活性的交互中,中央通过战略规划、绩效考核和制度授权,塑造整体政策方向;地方则在资源配置的现实约束、发展差异与治理压力的多重条件下,进行政策执行、试点创新与策略性调适。政策目标分解是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决策部署落实的重要机制。这实为民主集中制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统一性与灵活性间保持必要张力,实现超大规模国家有效治理所必需的组织弹性与制度韧性。机械套用西方理论,容易把地方立足实际的创造性执行误判为偏离中央意图。
从政策目标看,西方理论倾向于在一个或几个可测量价值目标或政策函数中展开讨论,假定存在一个明确可排序的目标体系,并据此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中国公共政策目标体系展现出独特的多重性,同时承载着发展、安全、稳定、公平、秩序等多项任务,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多层级、多任务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政策都需要在多重目标之间审慎地寻求动态平衡。西方政策分析所预设的单一或可通约的目标函数,在面对中国政策中常见的统筹逻辑时,既难以被精准量化,也难以被有效移植,常常陷入解释失语境地。
结构性错位表明,西方公共政策知识在被移植到中国场景时,面临的问题并非局部变量或细节的遗漏,而是其理论预设与中国治理情境之间的不匹配。这种不匹配使理论的解释力大打折扣,研究者要么以刻意忽略关键变量为代价来维持形式上的解释完整性,要么在对关键变量进行调整的过程中走向理论自身的内在矛盾。正是这种理论与经验之间反复的摩擦,为学科知识自主性意识的萌发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持久的刺激。
(三)方法移植中的“命题悬置”与双重阐释危机
除了理论层面的结构性错位,知识引进中的困境还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在知识消费阶段,学界普遍认为研究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具有价值中立性与跨语境适用性,引入定量模型、案例设计、变量操作化与假设检验等方法体系,可以迅速提升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化水平。客观而言,方法移植推动了中国公共政策学科从人文感悟式的思辨,走向实证导向的科学。然而,方法从来不是纯粹中立于理论的工具。研究方法承载着特定理论前提与关于世界的因果想象,当方法脱离原生理论被作为工具箱移植时,极易引发“命题悬置”困境。
命题悬置是指研究借用了西方理论的术语和分析模型,却忽略了使这些术语和模型具有解释力的前提假设与因果机制,从而使理论沦为描述性工具。从方法借用滑向命题悬置,表面上方法的精致化提升了研究的学术规范性,实质上却陷入了概念繁荣而解释贫困的境地。借用西方概念和模型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中国公共政策的表层特征,却无法揭示政策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它虽然在形式上具备了学术规范面貌,本质上却难以形成真正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命题。由此引发的后果,是在政策过程与政策现象层面同时出现深度的阐释乏力。
在政策过程层面,最突出的问题是制度约束与政策选择之间因果链条的弱化乃至断裂。长期以来,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普遍保留了制度环境、制度安排等概念,却未能深入分析制度如何通过特定的中介机制转化为行动者的行为预期和政策方案,尤其是政策执行的可能空间与约束边界。制度分析由此沦为宽泛的背景陈述,而非进入因果解释的核心变量。政策反馈与政策变迁之间的动态机制被遮蔽了,研究难以揭示驱动政策运行的内部动力。在政策现象层面,公共政策研究不应停留于经验事实的简单归纳与重新命名,而应揭示现象的内在逻辑。然而,命题悬置导致研究者对现象的理论属性识别不足,只能依据表面特征对政策现象进行浅层的分类和标签化操作,无法判断其深层属性,研究重描述事实,而非科学说明政策现象产生的原因,难以解释为何在相同的宏观制度环境下不同领域的政策绩效会呈现出显著差异。
对政策过程与政策对象的阐释乏力,弱化了对中国丰富政策经验事实的理论识别,使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在学科规模快速扩张的繁荣表象之下,虽然获得了现代学科的理论外观与建制形式,却未能形成稳定强大的自主理论内核,知识积累呈现出形式上高速增长、实质上突破迟缓的非均衡状态。
(四)从阐释焦虑到理论自觉的内生突破
阐释乏力与解释失灵的持续积累,催生出深层的主体性焦虑,即西方的概念与理论体系难以被用来解释中国公共政策实践。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知识格局中,西方国家凭借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向处于边缘或半边缘位置的国家输出管理经验与制度模式,并形塑后者的学科范式、问题意识乃至学术评价标准。这种不平等的知识生产结构,使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一度处于理论消费者的位置。中国政策实践主要被用作验证、修正或补充西方理论的案例库,未能上升为概念创新、命题构建和理论生产的自主进程。
中国拥有丰富的政策经验宝库。从数千年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先辈治理智慧,到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与波澜壮阔的建设和改革时期所进行的一系列创造性政策实践,再到新时代以来公共政策领域展现出的新理念、新形态与新面貌,中国积累了丰富多彩且独一无二的治理实践,然而在过往长期的全球知识生产中却较少贡献具有普遍对话意义的原创性概念与理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丰饶的实践与贫困的理论,构成了深刻的主体性焦虑。这种焦虑并非文化防御意义上的知识排斥,也不是民族主义情绪在学术领域的非理性投射,而是学科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必然萌生的理论自觉。公共政策是以实践为导向的知识形态,知识的有效性取决于能否解释真实的政策过程,揭示政策运行的内在规律。停留于理论移植和方法模仿,导致知识生产与治理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
知识引进从来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照单全收的过程。理论引进与中国经验之间的结构性错位,最终促成了学科主体性的觉醒。中国学者意识到,西方理论并非普遍适用的标准答案,其概念与命题的解释边界,需要在迥异的经验场域中得到严格检视与重新界定。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批学者便开始呼吁构建扎根本土的政策科学,初步系统论证了其研究意义、内容、方法、原则、学科体系与学术规范,力求将中国之治的实践密码,升华为中国之理的学理表达。
二、迈向自主构建的中国公共政策知识体系
从知识引进迈向自主构建,西方公共政策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可以作为知识参照系,但不能成为裁剪中国经验的先验标尺。必须在开放吸收中保持理论自觉,在比较视野中凸显问题意识,在经验总结中提炼出能够丰富人类公共政策的知识库存,才能在全球公共政策的知识谱系中,确立中国理论的位置,发出中国理论的声音。
(一)标识性概念的整合提炼: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
概念是对现象本质属性的抽象与凝练。自主构建中国公共政策知识体系,要将治理实践中反复出现并具有跨情境迁移性的经验,通过严格的学术程序提炼为标识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承担着将零散的治理经验转化为可积累知识的枢纽功能,是从经验世界通往理论世界的关键中介。必须确立标识性概念的遴选标准,防止将一般性的政策口号或零散的经验标签,误认为具有原创学术意义的概念。遴选标准具体如下。
一是情境性标准。公共政策是高度情境化的产物,标识性概念必须由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行政生态和社会结构所塑造,并嵌入中国的制度结构、历史路径与文化语境之中。二是解释效能标准。标识性概念应清晰无歧义,能够对中国政策现象具有解释力,并展现出明显的知识增量。三是规范引导标准。标识性概念必须承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伦理,体现政策的正当性基础,引导政策行动者的认知方向与策略选择。四是话语共识标准。标识性概念必须能够获得广泛认可与持续使用,通过与其他概念的有机联结,衍生出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概念网络,产生知识整合的乘数效应。
概念提炼不是简单命名活动,而是螺旋式上升的复杂认知过程。要以中国实践为逻辑起点,聚焦治理场景中的重大问题,从纷繁的表层经验深入至决定现象生成的制度逻辑,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概念的历史文脉与治理基因,通过多维的溯源对话,明晰中西方认识的差异,最终确立新概念的学理坐标。标识性概念确立后,仍需随着制度变迁与实践创新进行修正与完善,才能完成从经验现象到学术话语的全面升华。
单个标识性概念,仅构成知识网络中离散的节点,若缺乏深度的网络化联结,则难以对高度复杂的中国公共政策实践予以整体性解释。因此,必须借助场域嵌入、谱系定位、结构耦合与叙事贯通等环节,将离散的概念结构化为有机的概念谱系,推动“概念孤儿”向“概念家族”转变。场域嵌入是将概念置于其生成和发挥作用的治理实践中,明晰其依凭的场域语境与权力关系。谱系定位是明确单个概念在概念网络中的层级坐标与独特功能。结构耦合围绕概念间的横向功能互补与纵向逻辑递进展开,使离散的概念凝结为具有内在逻辑的结构骨架。叙事贯通则是将已经结构化耦合的概念群,升华为能够阐释宏大治理变迁的叙事体系,使概念谱系成为对中国治理经验进行意义阐释的强大系统。
(二)特色化理论的原创阐释:标识性概念的体系化联结
理论的功能在于联结标识性概念,完成从事实描述到学理构建的跨越。所谓特色化理论,是指根植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实践,对公共政策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情境中所展现出的独特运行规律、价值秩序与制度逻辑,进行学理表达后形成的具有一定通约性的理论。理论阐释的核心任务,是将标识性概念捕捉到的政策现象之间的逻辑关联,转化为具有因果解释力和比较对话能力的理论命题,完成从经验叙述向理论构建的转换。
对特色化理论进行原创性阐释,同样需要确立学术评判标准。高质量的原创阐释,应同时满足四项标准。一是问题导向的原创性。必须瞄准西方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甚至产生系统性误读的中国重大政策现象,通过深度剖析丰富既有理论体系。二是概念构建的清晰性。必须具备创造清晰概念的能力,提炼出具有分析穿透力的核心范畴,而非仅仅停留于现象层面的描述。三是因果机制的穿透性。必须能够揭示政策运行背后的因果机制,回答政策究竟需要依托何种制度才能有效运转的问题。四是理论对话的开放性。必须具备展开平等对话的能力,通过对中国经验的升华,实现对一般性政策理论的修正、补充或重构。
理论构建必须扎根中国大地,不能将政策仅仅视为最优方案选择的技术性过程,而应将其理解为国家实现目标整合、协调利益与风险管控的综合治理机制,并妥善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协同关系、中央统筹与地方探索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换言之,对中国公共政策理论的原创阐释,应摒弃用西方理论框架来阐释中国案例,进行机械验证的知识消费思维,要以问题导向取代范式导向,进行逆向的扎实理论推演,建立具有因果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为确保理论解释的完整性,必须构建整合性理论框架,界定政策演进依托的结构性制度安排,厘清从议题设置、方案形成到试点授权、执行反馈的动态政策过程,并全面评估政策结果,使标识性概念捕捉的局部经验,能够在统一自洽的逻辑中得到系统化阐释,从而确立中国公共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内核。理论构建并非一劳永逸的终结性活动,而是在实践中持续修正的往复过程。只有不断审视理论阐释的适当性与完备性,才能形成符合中国实践的原创性理论。
(三)多元方法的融合创新:概念提炼与理论检验的方法论
方法是贯穿于概念发现、理论构建与实践验证过程的工具。方法的科学性,决定着概念提炼的信度与理论命题的效度。西方实证主义范式,强调事实与价值分离、知识可验证性以及对现象的量化测量,并预设了一个由多元利益集团自由博弈的政策环境,将个体效用最大化假设作为微观基础。而中国政策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党政体制逻辑及其中的复杂责任伦理,无法被高度简化的模型所刻画。此外,基于回归分析的政策评估,往往将复杂的政策过程简化为一个黑箱,从而忽略了中国政策执行中至关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微观机制。
脱嵌于具体情境的实证范式,移植到中国语境中产生的严重脱节,催生出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后者从对西方范式的跟随转向基于本土需求的融合创新。公共政策知识不仅包含因果解释,也包含对行动者主观世界的意义理解。量化研究对普遍性规律的探寻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但必须与质性研究功能互补,前者提供宏观层面的相关性证据与趋势判断,后者则将政策行动者的主观意图、制度文化规范以及大量的非正式运作逻辑纳入分析框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创新,正在推动着定性与定量方法的深度融合。
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为多元方法的交叉融合开辟了新空间。依托海量非结构化政策文本数据,借助自然语言处理与动态主题模型,能够将政府注意力的长期变迁从零散的政策表述中系统提取出来,形成可量化追溯的时间序列,从而超越传统案例研究的片段化局限。对于政策主体间互动关系的测量,也由此摆脱了对经验直觉和有限访谈的依赖,转而通过共词网络、事件响应图谱等途径,将权力协同、议题博弈等复杂过程转化为可检验的结构性指标,使主观判断让位于客观映射。但是,计算社会科学并不足以替代对政策意义及其制度语境的深刻理解,必须将技术赋能与质性解释有机衔接,在技术效度与理论效度之间建立平衡。这种双向互构的融合路径,是中国公共政策方法创新的重要维度。
在概念的操作化层面,中国语境下的许多概念承载着独特的文化与制度意涵,套用西方现成的测量量表,容易导致经验失真与效度丧失。对本土概念的操作化进行审慎的创造性适配,是方法创新的重要一环。同时,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方法创新不能停留在纯粹的解释与认知层面,必须借助政策实验,在政策仿真中动态、系统地收集数据,科学地评估政策的效果,生成关于政策为何奏效以及如何动态调适的知识。
(四)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价值观:概念、理论与方法的根本遵循
标识性概念的整合提炼、特色化理论的原创阐释以及多元方法的融合创新,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然而缺少政策价值观的指引,概念可能沦为价值无涉的技术标签,理论可能滑向脱离人民立场的抽象推演,方法则可能退化为纯粹的工具理性。公共政策的本质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知识体系的构建不能脱离其赖以存在的特定政治语境与鲜明价值立场。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价值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治理语境融合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对西方政策科学长期奉行的价值中立立场的批判性超越。西方政策科学试图剥离事实与价值,将复杂的政策过程简化为纯粹的技术操作,不仅掩盖了政策背后隐含的利益导向,也导致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遮蔽。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价值观,将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策知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完成了知识体系在本体论上的重塑,决定了概念的标准设定、理论的问题意识与方法的运用方向。
政策价值观对知识体系的统摄作用,体现在对政策过程核心环节的重构上。在政策目标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根本参照。政策问题必须源自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将人民的诉求转化为政策议题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元目标,必须服从并服务于人民福祉的持续提升。在政策评估上,以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核心,将评估维度从经济量化指标,拓展至政策结果在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区域间的分配效应。在伦理约束上,从程序正义迈向实质公平,将公共利益作为最高的伦理准则,致力于通过公共政策消除结构性不平等,并对弱势群体进行倾斜性的保护,通过再分配机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综上所述,迈向自主构建的中国公共政策知识体系,是一个由价值提供方向、概念奠定基石、理论搭建骨架、方法提供保障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以人民为中心是政策的价值指引,标识性概念从本土实践中提炼,特色化理论将概念联结为具有因果解释力的命题,多元方法则提供坚实的保障。但四者之间并非线性推进的机械流程,而是有机互动的共生关系。理论构建牵引方法创新,方法突破反哺概念生成与理论修正,治理实践经由方法检验反馈给概念与理论,价值立场则确保知识生产不偏离人民的根本立场,也不脱离复杂的治理实践。
三、构建中国公共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张力与生长空间
构建中国公共政策自主知识体系,是回应中国之治何以可能、何以有效这一时代之问的理论自觉。中国公共政策实践积累了世所罕见的治理经验,然而对这一经验的理论化努力,在较长时期内不得不依赖外来的知识范式,特殊经验与一般理论之间,形成了充满创造潜能的张力。这一张力是从本体论深处萌发,经认识论陷阱放大,在方法论层面凝滞的知识生产困境。只有冲破困境,敏锐捕捉新治理变革带来的理论生长点,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才能从宏大学术愿景稳步走向坚实的知识现实。
(一)本体论张力:复合治理经验的理论化两难
我国政策实践呈现出高度复合性。这种复合性首先体现在制度逻辑的深度交织上,我国的治理结构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统领,党的领导贯穿政策酝酿、决策、实施和评估的全过程,党政之间职责协同、上下贯通,各类治理主体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一致、各司其职,形成了政治领导与行政执行有机衔接、相互促进的治理格局。其次,以政策试验与政策扩散为核心的改革路径,展现出由点及面、渐进调适、迭代升级的演化逻辑,政策变迁过程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与动态调适性。最后,公共政策的目标具有多重性,承载着推动发展、维护稳定、促进公平、实现社会整合与塑造长远战略等多项任务,对其进行高效的统筹协调是政策过程的核心。如此高度复合的治理经验,使中国公共政策研究面临着极为复杂的理论化对象。因此,当研究者试图从经验中提炼出一般性的理论命题时,本体论层面的两难便骤然显现。
一方面,理论构建要求对丰富的经验进行有选择性的取舍,剥离那些被视为偶然或特殊的情境因素,以追求逻辑的简洁性、理论的普遍性与体系的自洽性。但过度地剥离中国经验所嵌入的制度语境、历史路径与文化基因,势必抽空经验的本质属性,理论构建将成为无源之水。另一方面,如果沉湎于经验无限丰富的细节之中,拒绝必要的概念化提炼,就无法完成从经验积累到理论构建的跃迁,一些个案虽具备生动性与真实性,却缺乏跨情境可迁移的解释力,不能为知识增量做出贡献。这一两难意味着,中国治理经验越是内蕴深刻的理论潜能,对其进行一般化抽象的风险就越大。因为抽象化越是彻底,被舍弃的情境要素就越多,但因畏惧风险而回避抽象,这些宝贵的理论潜能就只能被封存于特殊性之内,无法进入人类公共政策的知识库。
(二)认识论陷阱:本土特殊论与西方中心论的双重困局
上述本体论张力在认识论层面,集中投射为两种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逻辑前提的取向,即本土特殊论与西方中心论。它们看似提供了两条知识生产策略,实则陷入了同一个认识论误区,即把经验现象上的特殊性等同于理论逻辑上的不可通约性,其结果是要么在封闭中丧失与外界对话的可能,要么在依附中从根本上消解自主的根基。
本土特殊论倾向于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本质化,维护本土经验的完整性,但却极易滑向自说自话的话语循环。其中,在经验层面,它将特定历史时期与制度条件下的政策实践,固化为一个不可剖析的封闭实体,拒绝以社会科学的通用分析工具对其进行解构与逻辑重组。在解释层面,它认为任何外部的理论都无法解释中国经验,学术研究只能进行循环往复的自我论证,不能通过与异质经验的严肃对话来产生知识增量。在理论层面,它从根本上放弃了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具有世界意义的一般性理论的追求,既不能为全球公共政策知识贡献应有的增量,也难以在国际学术场域中赢得与自身实践体量相称的话语权。
西方中心论则把在西方特定语境中生成的政策理论,预设为普遍性的标准衡量评判中国政策现实,同样存在致命的认识论陷阱。一是理论预设的先验化。它将西方理论视为无须检验的公理,当中西经验发生错位时,被质疑的是中国现实的不规范性或特殊性,而非西方理论自身的适用限度。二是经验现实的裁剪化。为迎合既有分析框架的变量结构,对中国政策现实进行削足适履式的取舍,使得本土经验沦为验证西方理论的注脚,而非孕育理论创新的源泉。三是知识生产的依附化。问题意识的形成、概念工具的选择乃至研究范式的确立,形成了对西方学术传统的路径依赖,丧失了从本土实践中生成理论问题的能力。
本土特殊论与西方中心论的双重陷阱,虽然在方向上截然相反,却共同捍卫了同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预设,仿佛在特殊与一般之间,横亘着无法逾越的鸿沟。正是这种错误预设,使两种路径错失了在特殊与一般之间建立辩证转化机制的可能性。而真正具有强大原创性的理论,恰恰诞生于经验的特殊性之中。
(三)话语瓶颈与概念困境:从经验描述到理论构建的断裂
特殊经验与一般理论的对话难题,在学术话语层面,凸显为自主概念的供给匮乏与话语体系的被动依附。概念是知识体系最基础的单元,没有自主强大的概念体系,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知识体系。当前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在核心概念的运用上仍然大量依赖西方的学术供给,由此形成的概念落差 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更是一个深层的结构问题,它意味着中国的政策研究在用什么术语进行思考上尚未实现充分的自主。
从中国丰富的特殊经验中提炼出具有一般理论潜力的本土概念,需要具备对经验事实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将具体经验抽象为一般性理论范畴的强大逻辑能力。更重要的是,生成的概念必须超越具体情境限制,具备与其他理论展开对话的能力。这两重要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张力。如果仅仅停留在提出若干仅适用于中国特定情境的概念,而无法进行学理层面的抽象与逻辑转化,那么依然无法摆脱本土特殊论的认知局限。但若为了追求理论的可通约性,强行将鲜活的本土经验塞入西方概念的既定框架之中,又会重蹈西方中心论的覆辙。概念供给的结构性匮乏,构成了特殊经验与一般理论对话的核心瓶颈。
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在概念化层面所面临的困境,并非简单的概念数量太少,而是概念化能力的整体性不足。一是概念生成的现象化。许多被贴上本土概念标签的术语,不过是对特定政策现象的直观概括,缺乏严格的学理界定,其内涵与外延模糊不清,无法转化为可测量可证伪的分析变量并也无法充当严谨理论推演的逻辑支点。二是概念提炼的文件化。政策文件中的政治话语或行政术语,不经严谨的学术转译,被直接移植为学术概念。然而,政治话语与学术概念分属不同的社会功能系统,前者服务于政治动员与行政指令,后者则致力于学理解释与因果推断。三是概念体系的碎片化。诸多本土概念之间没有形成清晰的逻辑层级与功能分工,无法形成结构化的概念网络。碎片化的概念供给,只能对政策过程的某一横截面进行局部的静态解释,不能为政策过程提供系统性的理论支撑。
概念是构建知识体系的基础。 概念化能力不足会阻碍理论跃升。理论跃升是从特殊经验向一般性理论命题的跨越,要求摆脱制度语境与因果机制的缠绕,辨识情境专属要素与超越语境的结构性逻辑。中国政策经验具有高度情境依赖性,概念化过程如果不能完成这种摆脱,生成的理论命题便难以经受一般性检验并有效解释其他国家的政策现象。局限于特定政策场域生成的理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静态经验切片缺乏穿透力,面对制度变迁与政策演化,也无法迁移至其他领域,不能为长周期演变提供解释与预判。
(四)突破路径:在辩证转化中构建理论话语体系
要化解上述困境,不能依赖局部修补或方法引进,必须完成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自觉重构,在本土特殊与西方中心之外开辟第三条道路。这条路径不将特殊与一般视为不可通约的对立,而视之为可在理论构建中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特殊经验内含一般性逻辑的萌芽,一般理论亦需在与特殊经验的对话中获得生命力。
重构的第一步,是要将认知从现象描述推向机制追踪层面。经验凝练并非对政策过程的文字复刻,而是要穿透表象深入因果机制,剖析行动者的互动逻辑、微观权力运作与制度激励结构,并借助科学抽象,将散布于经验中的关键要素提炼为边界清晰的概念。机制追踪不仅要还原“如何发生”,更须追问“为何如此”,精准识别持续驱动政策轨迹的因果力量。由此形成的概念,就不会悬浮于经验之上,而是扎根于因果机制的理论表达。
概念扎根之后,还要构建中层理论。中层理论聚焦于可清晰界定的经验问题,揭示特定制度情境下可辨识的因果机制与运行逻辑。它使标识性概念获得系统性的理论依托,不再沦为孤立的话语碎片,构筑起由特殊性通向一般性的知识阶梯。中层理论承认情境约束而不将其绝对化,追求机制性解释而不宣称普遍性,因此既能规避直接跃升至宏大理论所带来的抽象悬空,又能克服因沉溺于具体细节所造成的理论化不足。
但是归根结底,理论的生命力终究取决于解释效能,若止步于特定情境下的中层构建,便难以突破解释力的外溢不足。必须引入比较历史分析,将中国政策经验置于跨时空的比较视野中,识别不同制度语境下政策过程的共性与差异,逐步检验、筛选并提炼出具有普遍参照价值的深层因果机制。比较分析不仅可以严格检验本土概念与中层理论的可迁移性,更能在与异质经验的持续对话中,不断修正完善既有命题,最终辨识出哪些是情境专属的产物,哪些是超越特定情境的一般性治理机制。经由从经验到概念、从中层到一般、从本土到比较的系统性重构,特殊经验与一般理论之间的张力才能得到实质性的缓解。
(五)生长空间:新治理变革中催生的知识增长点
挑战的另一面,始终是机遇。中国当代治理实践的深刻变革,开辟了自主知识体系广阔的生长空间。数字化转型、风险社会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参与,不仅拓展了公共政策的场域,催生出新的知识形态,更为突破理论化困境提供了丰沛的概念与理论源泉。公共政策天然具有跨学科特征,回应治理变革的实践,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应主动拥抱跨学科而不拘泥于学科边界。
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着国家治理的政策环境和运行机制。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技术工具更新,更引发了政策运行逻辑的重构。 在议程设置上,基于大数据感知的知识形态,正在取代传统的经验判断,社会诉求借助数据流的形式,能被即时捕捉与智能识别。在政策执行上,算法治理催生的精准匹配与动态调整的政策工具组合,引发了权力重构、责任归属与算法黑箱等一系列全新问题。在政策评估上,全周期动态监测与反事实推断技术的日益成熟,改变了传统评估依赖滞后性数据和线性因果假设的方法论基础。数字化转型所催生的不仅是新的研究议题,更是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范式,公共政策研究必须从根本上更新关于议程设置、政策执行与效果评估的理论模型。
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使中国步入了风险社会,不确定性风险已经成为政策治理面临的常态。传统公共政策理论的线性决策逻辑,在风险社会中往往失灵,这种失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必须重构政策决策中的注意力分配机制,重新理解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政策理性。必须提炼出政策系统抵御冲击、维持核心功能,并在恢复中实现适应性进化的知识,提升政策系统的抗脆弱性。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的应急协调机制,同样构成了亟待理论化的新命题。科层制下的条块分割在面对复合风险时,常常陷入协调失灵的困境,而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扁平化、网络化应急指挥体系,则蕴含着关于跨界协调的宝贵新知识。
全球治理的深度参与,更是催生了交互性政策知识的新形态。西方公共政策的知识范式,难以解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独特理念。在全球治理平台上,需要将中国的治理经验,提炼为具有跨文化穿透力与感召力的政策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治理倡议,也需要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国际规则。中国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的政策设计逻辑,蕴含的跨国合作激励机制、成本分担模式与利益协调机制等,更需从政策知识的维度进行系统化的学理提炼与理论构建。
这些实践驱动的新知识形态,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增长点,为超越本土特殊论与西方中心论提供了最新鲜的经验。这些经验既不是西方实践的简单翻版,也不是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自然延续,需要在开放吸收与批判反思中,构建新的解释框架,从而为缓解经验凝练与理论跃升之间的内在张力,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更重要的是,新实践尚处于理论化的初始阶段,可以在经验与理论的双向互动中,同步推进概念提炼、机制揭示与理论构建,避免先入为主的范式框定。对这些新知识生长点进行深度挖掘与系统整合,实现从概念供给到理论创新、从本土解释到跨语境对话的跃升,将为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贡献兼具中国智慧与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成果,使中国之治的经验密码真正转化为人类公共政策知识宝库中的共享财富。
四、结语
构建中国公共政策自主知识体系,是从知识引进到自主构建的范式转换。透视这一转换的内在机理,可以看出一套由三个环节串联而成的生成逻辑:批判性反思、系统性构建与辩证性超越。批判性反思揭示了自主构建的必然性,在精准识别理论边界的基础上,确证了从中国经验出发生产自主知识的合法性。系统性构建形成了概念奠基、理论联结、方法支撑、价值引领的互动框架,使知识生产走向自觉的体系化构建。辩证性超越在本土特殊论与西方中心论之外开辟第三条道路,敏锐捕捉治理变革实践所催生的新知识生长空间,使自主知识体系在回应时代之问中,实现自我更新与超越。
在西方政策科学范式解释力出现系统性衰减的背景下,构建中国公共政策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意义正在不断彰显。这一体系展现了一条非西方的政策知识生成路径,促使全球知识生产重新审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推动知识生态从单一格局走向多元共生与平等对话。中国政策过程中形成的试点推广机制与适应性学习能力,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实践认识论,即通过反复试错、积累、提炼与反馈,形成螺旋式上升的知识生产模式。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治理中,这一模式可被系统化为可交流传授的方法论知识,为全球政策科学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工具。面对跨界治理挑战,以方法论个体主义和部门专业分工作为核心的西方政策思维常陷入协调失灵,中国政策传统所蕴含的统筹兼顾理念与底线思维,经严谨的学理提炼后,也能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和跨国危机的协同治理,提供极具启发性的替代方案。
这一正在生成中的自主知识体系,呈现出区别于西方政策科学的鲜明品格。自主构建的中国公共政策知识体系,始终以丰厚的本土经验为根基,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的制度演进中,持续完成着对知识的积累、检验与更新。对西方理论中的有效工具,应采取批判性审视、创造性转化的态度,积极吸收其合理成分,使之成为服务于本土问题解释的知识资源。这种吸纳在坚定的主体性与开放的包容性之间,为知识创新提供了制度化的通道。这是一场以中国治理实践为根基、以反思全球知识生产格局为起点、以构建自主开放的理论体系为目标的知识创造运动。它既回应了如何解释中国之治的内在理论需求,也承载着如何贡献世界的外向学术抱负。从知识引进到自主构建,为全球公共政策知识生态的重塑提供了崭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