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深化中观层面的方法论自觉。以历史为方法(纵向根基)、以他者为方法(横向视野)、以人类为方法(原则高度)、以生态为方法(涵养土壤)是实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中观方法论自觉的一种有效路径。借鉴近代德国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发展史的经验,超越抽象思辨与功利化倾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将能更好迈向自为自觉的成熟建构形态,为人类文明贡献独特而普遍的思想方案。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方法论;德国古典哲学;学术生态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方法绝非价值中立的纯粹工具,而是内蕴特定价值立场的认识论基石。任何一种成熟的知识体系,其最深层的结构并非概念、命题或学科分类,而是一套隐而不彰的“认识论预设”,即关于“何种知识有效”“凭何获得真知”的底层判断前提。这些预设虽常常未被研究者自觉意识到,却时刻规约着知识、思想生产的方向与品质。对于任何成熟的知识体系或致力于构建成熟知识体系的学术事业而言,其各类研究方法总是呈现出系统性和层次性,具有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级。“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重要论述,就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总指引,是解答“如何构建”这一根本问题的总钥匙。在坚持这一根本遵循之下,学界仍有诸多具有解释空间的中观分析方法值得深挖细究,以助我们探幽发微、增益洞见。譬如,肇始于20世纪日本学者竹内好、沟口雄三所提出的“以XX为方法”的话语范式,近些年来在国内学术界已成为一种颇为显著的方法论话语。尤其是“以中国为方法”的理论命题,高度契合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导向。尽管这一话语范式在中国已呈泛化趋势,但这也恰恰表明两点:一是它具备强大的理论解释力;二是它正在逐步内化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学术自觉。总体而言,“以XX为方法”,不仅意味着将原本被边缘化、被对象化的研究对象提升为合法的认知视角,更关键的在于承认其在研究过程中的能动性与建构力,进而使这种视角与主体性深度介入“如何设问”“如何分析”“如何建构理论”的根本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其中的“立”“通”“发”三字,本质上关涉方法论的核心,要求我们从事学术研究必须“选准立场”“用对眼光”。这一整体性要求也正是“以XX为方法”这套分析范式蕴含的方法论要义所在。
以下将沿用“以XX为方法”的话语范式,从历史、他者、人类、生态四个相互支撑的维度出发,结合近代德国思想学术特别是哲学发展脉络,提炼适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中观方法启示。选择近代德国思想学术发展史作为参照,原因有二:一是近代德国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体性繁荣,本质上是德国作为后发国家突破英法知识体系话语垄断、立足自身实践完成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二是更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一思想谱系孕育的最高理论成果,并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性超越。这对于我们今天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极其深刻的借鉴意义。
一、以历史为方法
“以历史为方法”,核心在于拒斥脱离历史场域的抽象、架空思辨,它要求研究者自觉认知自身兼具历史产物与实践参与者的双重角色,立足整体性历史视域观照现实,进而为文明发展厘清方向。在此意义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然是“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
要精准诊断时代症结,让现实矛盾驱动理论创新。德国古典哲学之所以能构建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知识体系,首要原因就在于它从不满足于对现象的表面解释,而是始终抓住时代最根本、最尖锐的内在矛盾并将其作为理论创新的原生驱动力。诚然,思辨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鲜明特质,但这种思辨本质上服务于以思想的方式把握时代。康德一生未曾离开他出生的柯尼斯堡,但他对“何为启蒙”、“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即“普遍有效的理性何以可能”的追问,并非书斋中的遐想与玄思,而是直面启蒙运动的内在精神困境:在理性力量全面扩张的时代,理性自身的有效边界应当如何界定?黑格尔深刻揭示市民社会内部所蕴含的张力,阐发个体私利与公共秩序的现代性分裂,精准捕捉到了自由资本主义兴起阶段最为核心的社会结构性矛盾。马克思不仅在全新理论高度指明“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而且真正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从而迎来了人类思想史上最壮丽的日出。《莱茵报》时期遭遇的“物质利益难题”,促使马克思发现现实物质利益逻辑与固有国家理性认知之间存在根本冲突,进而完成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根本性转向;正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深刻而彻底的剖判,催生了剩余价值学说这一里程碑式的原创理论。这些德国思想家始终走在时代前沿,率先自觉将“时代诊断”确立为一切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这段思想史深刻启示我们,任何具备持久生命力的知识体系,都绝非既有概念的逻辑推演游戏,而是扎根时代深层矛盾、回应时代呼唤的理论创造。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重要立场观点方法。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其中的“问”字意蕴深邃,它宣告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不是预设的答案,而是无法回避的时代性根本问题。
要辩证激活文明传统,让过去成为认识现在与未来的思想钥匙。温故知新、返本开新,可以说是贯穿各文明思想史、为历史反复验证的认识论法则。这一法则的核心在于,传统并非与当下隔绝的异质遗存,而是当代理论建构赖以立足的思想地基。德国古典哲学将自身置于希腊—罗马—基督教—文艺复兴—启蒙的漫长谱系中,以批判赋予古典思想新的理论内涵。黑格尔从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康德、费希特的思想中提炼辩证法的核心要义,谢林依托神话哲学回溯精神意识的终极本原。在他们看来,溯源并非复古,而是从那里发掘被遮蔽的思想可能性。马克思更是这一思想路径的集大成者,他植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沃土,又以“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方式拯救其合理内核,最终立足自身文明传统吸纳异质思想资源,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传统绝非现成的教条,而是需要在新的历史地基上加以重审与创造性转化的思想资源。可以说,从黑格尔、谢林到马克思,隐含着一个基本共识,即唯有通过批判性阐释与创造性重构,才能激活传统的内在潜能。今天,“第二个结合”实现了又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也使得返本开新的人文研究范式上升到文明发展规律的科学高度。“第二个结合”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单拼接为静态“拼盘”,而是通过深刻的“化学反应”熔铸新的文化生命体。所谓“阐旧邦以辅新命”,过往文明积淀既非仅供供奉的历史遗产,亦非应当抛弃的包袱,而是认知当下、理解未来的思想利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时代与传统在此并非对立的两极。时代是正在生成的历史,传统是仍然在场的历史。以历史为方法,核心是摒弃一切超历史的、绝对化的方法论崇拜,将知识、思想放回具体生动的历史语境之中。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历史使命,正是要通过“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这也是“以历史为方法”的最高体现形态。
二、以他者为方法
“以他者为方法”意味着,不能仅靠自我审视来完成主体的自我认知,而是要自觉地通过对异质他者的深度理解来反观自身,以他者为镜像来确立稳固、成熟的理论主体性。一个民族的理论主体性,是其文化主体性在思想理论层面的系统化、规范化的表征。
他者是自我认识的必要中介。“自主”绝不能被误读为“自足”。脱离他者参照,自我便无法形成完整的自我认知——这是社会学、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同样,一套知识体系也无法仅仅依靠内部自我循环来确立真正的理论自觉。这里所说的“他者”,不仅指异质文明意义上的“外在他者”,更指同一思想传统内部具有否定性张力的差异化思想资源,可称之为“内在他者”。外在他者带来跨文明体系的视野冲击,内在他者则提供同一思想地基上的批判性反诘,二者共同构成理论突破的重要动力源泉。近代德国哲学的范例极具说服力。康德正是因英国哲学家休谟的怀疑论挑战而从独断论迷梦中惊醒,但他并未简单接受或拒斥,而是消化挑战、重构体系,将经验论的合理内核纳入其先验论哲学的框架。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吸纳,同样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在深入理解这些理论、揭示其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它们的根本性超越。这些异质的思想资源的精华最终被转化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之所以成为马克思思想转向的关键节点,根源正在于这场批判发生于德国古典哲学内部,费尔巴哈思想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内在他者。一方面,二者共享同一套问题域和概念体系,属于同一思想脉络;另一方面,费尔巴哈以唯物主义立场对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展开根本性颠覆,成为体系内部的批判者。这种生发于体系之内、直指体系核心矛盾的内在批判,能够直击黑格尔哲学的核心症结。这正是“以他者为方法”的核心要义。
要超越防御性自主,构建关系性自主认知。在处理与他者的关系上,学界观点总体上是理性、妥当的。但毋庸讳言,学界也存在一种隐性的可称为“防御性自主”的思维倾向,担心吸纳西方学术资源会冲淡“中国特色”,显得不够“自主”。这种倾向看似捍卫自主性,实则削弱自主性,因为它回避了诸多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最初发源于西方以及当代中国知识、思想生产已深度嵌入全球学术网络的基本事实。刻意遮蔽、无视外来思想资源,并不能使我们变得更自主,只会让我们停留于朴素的自我肯定层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绝不意味着不分学科、一刀切地从零开始进行“重建”与“发明”。真正的自主是关系性自主,是主体间性意义上的自主,是在与他者的持续对话、碰撞中确认的自主。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也要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理论。 自主知识体系之所以“自主”,不在于拒绝了多少外来思想,而在于守住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保持消化、转化标准的批判性自觉,在消化、转化中实现对外来思想的超越。
三、以人类为方法
“以人类为方法”意味着,不将中国经验仅仅视为特殊案例,而是自觉地以人类共同命运为尺度来统筹知识、思想生产,让中国理论经受“能否回应人类普遍性难题”的检验,超越狭义的“以中国为方法”。
必须明确的是,普遍性不是理论陷阱,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合法性的核心依据。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所宣称的抽象普遍性,我们所理解和追求的普遍性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具体的普遍性,是扎根于现实历史实践、内含差异与矛盾、通过文明对话而生成的普遍性。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若要彰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本土特色,便应当弱化乃至规避普遍性议题,单纯停留于地方性的特殊经验阐释。这种认知割裂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在理论逻辑与现实实践层面均是错误的。德国近代哲学的世界影响力,恰恰在于其从未局限于解答单一“德国本土问题”:康德论证“永久和平”的可能性;黑格尔阐发世界历史的辩证进程;马克思更是自觉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为立脚点,把实现全人类解放确立为全部理论的终极价值旨归。马克思的“人类”概念绝非费尔巴哈式的抽象“类”,而是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之中、为实践活动所结构化的人的总体存在形态,其“人类解放”也不是抽象的道德呼吁,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分析、指向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他们的理论成功之道在于,深度剖析地方性经验,同时保有回应人类普遍议题的能力。我们今天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指导,而且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不能创造普遍性就无法实现特殊性”的阶段,又适逢人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整体范式转型,客观条件相当完备,“创造普遍性”已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必须主动担当的学术使命。
进而言之,党的创新理论不仅明确了“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且其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正是“具体的普遍性”的当代典范。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最生动的实践印证。它立足全人类共同利益与长远发展,是回应“世界之问”提出的原创性重大理论。依托这一核心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得以系统阐发。另外,“新质生产力”“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标识性概念同样兼具双重理论属性,一方面根植中国式现代化鲜活实践,另一方面具备阐释人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普遍性议题的理论张力。这些概念之所以能够获得国际对话空间,根源在于其为破解人类社会发展难题提供了全新解答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思路时明确强调必须“关怀人类”,要求我们在“把中国实践总结好”的同时,“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 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为全球提供可平等对话的普遍性理论标尺。
四、以生态为方法
“以生态为方法”意味着,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要摒弃将学术研究视作可标准化施工的项目式认知,而将知识、思想生产视作具备生命代谢功能、内在发展节奏的有机学术生态系统,以培育学术沃土的长期耐心,替代追逐短期标志性成果的功利化冲动。“以生态为方法”,不仅是培育学术沃土的制度性隐喻,更是一种抵制“知识GDP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前述三个方面的方法,唯有在健康的学术生态中才能获得完整的实现。
德国近代思想学术发展史提供了很好的生态镜鉴。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体繁荣,绝非少数天才人物灵感迸发的偶然结果。诚然,当时的德国在政治经济上处于落后状态,国家制度也存在诸多突出缺陷,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制约,但以洪堡大学改革(1810年)为核心的大学制度创新,确立了“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办学理念,为教授群体提供了相对充分的学术空间;各高校形成了多元学派争鸣共生的良性格局;国家层面虽时有政治审查与宗教约束,但总体维持了比较稳定的经费保障与制度支持。这些条件共同孕育了19世纪德国哲学的辉煌。与此同时,有序的学术代际传承与理性批判文化,构成这套学术制度生态的内在灵魂。从康德到费希特、谢林,再到黑格尔、马克思,数代学者接续推进一条完整的思想运动脉络。这种尊重学术传承、包容理性批判的代际长效机制,使德国哲学始终保有自我革新、持续生长的理论活力。马克思本人的研究实践,更是长期主义治学范式的典范。譬如,他严格区分“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前者要求充分占有现实材料,经由分析穿透表象、提炼事物的内在本质;后者则遵循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路径,在思维中完成对现实总体的逻辑再现——这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对思想生成复杂性的深刻敬畏。再如,马克思撰写《资本论》历时近四十年,成书前后持续结合社会调研与理论前沿不断完善修订。这种深耕细作的长期治学范式,是任何短期项目化管理都无法比拟的。
这对我们至少有两方面的重要启示。一方面,要转向知识、思想生产的生态思维。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采取一些“工程化”的举措本身很有必要,事实也证明很有成效。但是,如果这种思维成为主导模式,便可能催生标准化平庸,挤压长周期原创的生存空间。与之不同,生态思维则尊重学术发展复杂性、包容研究的不确定性、遵循思想生长自然节奏,坚持学术土壤质量决定思想生长高度的底层逻辑。以生态为方法,要求我们放弃“知识增长=成果数量”的线性幻觉,敬畏思想生成的复杂性与季节性。另一方面,要系统优化学术制度生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中央及相关职能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为学术制度生态建设提供了顶层设计指引。推动学术制度生态的系统优化,在实操层面亟需四重变革。一是革新评价体系,推行长周期考核与代表作制,为“十年磨一剑”留足空间;二是培育批评文化,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鼓励严谨、平等的学术商榷,让良性争鸣成为学术生态的免疫系统;三是健全代际机制,打破资源垄断,强化同行评议在学术评价中的主导地位,让青年学者敢于坐冷板凳;四是改变管控惯性,纠治形式主义顽疾,在全行业、全链条真正涵养潜心治学的定力。可以说,这也是在学术领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
综上所述,以历史为方法是纵向根基,解决理论从何而来、如何扎根文明与时代实践的本源问题;以他者为方法是横向视野,在历史根基之上通过与内外异质思想对话破除理论封闭,确立成熟的理论主体性;以人类为方法是原则高度,在扎根本土、对话他者的基础上跳出地方性视角,赋予中国理论回应人类共同议题的普遍性品格;以生态为方法则是土壤涵养,为前三种方法的真正落地培育可持续、良性循环的学术环境。这四者,是实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中观方法论自觉的有效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理论勇气与原创意识,更需要自信自觉地以历史为方法厚植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重根基,以他者为方法敞开学术胸怀、保持批判性转化自觉,以人类为方法提升理论格局、建构“具体的普遍性”,以生态为方法涵养学术定力、夯实制度底座。惟其如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真正迈向自为自觉的成熟建构形态,为人类文明贡献独特而普遍的思想方案。